宋教仁既然被称作为“中国宪政之父”，他的理想肯定是在中国实现宪政，而他理想的宪政模式是英国式的宪政模式。讨论宋教仁何以成为理想主义者既要讨论他是什么使他成为了理想主义者，又要讨论他为什么希望在中国推行英国式的宪政模式。
宋教仁的家乡在湖南省桃源县，湖南在中国近代史上走出了很多人才，桃源县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也是一个民风古朴、强悍，名人辈出的地方。桃源县在中国近代百年历史中出了三个杰出人物，即宋教仁、覃振、胡瑛，人称“桃源三杰”。宋教仁是一个受到湖湘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湖湘文化是一种底蕴深厚、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宋教仁考中秀才。次年，宋教仁赴武昌投考美国圣公会文华书院普通中学堂（现华中师范大学），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翌年入学，在校期间，由吴禄贞等人组织的革命团体在武昌花园山的聚会吸引了他，此后便常与同学议论时政。
由此可以看出，宋教仁虽然在接受传统教育后取得了功名，但是他还是向往新式教育，并在接受了新式教育后产生了革命思想。
1904年（光绪三十年）2月25日，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宗旨的华兴会在长沙西园正式成立，黄兴被选举为会长，宋教仁被选举为副会长；7月，在武昌发起创建“科学补习所”；11月，计划在长沙进行起义反抗清朝政府，但事泄未遂，宋教仁潜赴日本，于12月13日抵达日本。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6月，宋教仁创办革命杂志《二十世纪之支那》，并入读日本法政大学。同年8月，支持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加入并担任司法部检事长（司法部的二把手），这也是他的一个追求理想的平台。同时将《二十世纪之支那》改为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在留日期间，他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特别感兴趣，广泛地阅读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学说和社会制度方面的书籍。他还翻译了各种文稿，有《日本宪法》《俄国之革命》《英国制度要览》《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各国警察制度》《世界史年表解》《俄国制度要览》《澳大利、匈牙利制度要览》《比利时、澳匈国、俄国财政制度》《美国制度概要》等等。宋教仁从这些翻译工作中，系统地掌握了理论知识，对当时世界重要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各种制度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他的政治思想也由此形成。
宋教仁主张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采取单一制，即中央集权，并制定宪法予以保证。主张通过全国大选产生国会，由国会自主制定宪法，既不受外力干涉，也不要被居心叵测之人操纵，否则，宪法就不能代表“共和之精义”。但考虑到中国地域辽阔，各地情形各异，武昌首义后各省都督均由地方选举产生，宋教仁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了一定的灵活性（实际上也是为了反袁斗争的需要），认为各地行政长官可由地方选举再由中央委任，并且各省有一定的立法权限，但地方立法不得与中央立法相抵触，他认为可以下放到地方的权限有：①地方财政；②地方实业；③地方交通业；④地方工程；⑤地方学校；⑥慈善公益事业。这些权利，中央不应干预。
在中央国家机构的权力架构上，宋教仁主张“责任内阁制”。宋教仁坚持责任内阁制的一个重要的现实目的就是要限制大总统的权力。有论者认为孙宋二人向来不睦，宋不愿看到孙任总统后大权独揽，而坚持责任内阁制而对其进行掣肘。但是，从当时的情形看，很大程度上还是存在着防范袁世凯的意图。因为当时革命党高层已经商定，如果清帝退位，袁世凯表示赞成共和，临时大总统的位置就要拱手让与袁世凯。宋教仁对袁世凯素无好感，不相信袁世凯真心赞成民主共和，而当时革命党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通过实行责任内阁制。当时，举袁世凯为总统几乎成为无法改变的事实，若实行总统制，政权则掌握在袁世凯手中；若实行责任内阁制，政权将集中于内阁，革命党人还有机会通过议会竞选来控制内阁。
宋教仁坚持责任内阁制的另一个原因是想借此排除旧官僚在新政府中的势力。他深知，要建立一个民主共和的政权，必须保证革命党人在政府中的绝对领导权。可是武昌起义后，宣布独立的各省有很多在旧官僚、立宪派人的控制之下。对此宋教仁很不甘心，在组织临时中央政府初期，他还采取措施试图削弱黎元洪的影响。他希望确立责任内阁制，这样一来，如果革命党一直占据国会的多数席位，就能使革命党实现长期执政，将中央政府的实际权力牢牢掌握在革命党手中。
需要注意的是，宋教仁在政党制度上主张两党制，在1912年8月发表的《国民党宣言》中就宣称，“一国政党之兴，只宜二大对峙，不宜小群分立”，成立国民党，目的就是“借以引起一国只宜二大对峙之观念”。这与法国的责任内阁制下的多党竞争是不同的，而与英国的责任内阁制相似。实际上，宋教仁所主张的是英国式的责任内阁制，而不是法国式的责任内阁制。这一点，宋教仁在遇刺前几天所作的《代国民党之大政见》中进行了阐述。
此外，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关于临时大总统的权利的规定中也可以看出“中华民国”所实行的责任内阁制更类似于英国的责任内阁制。因为，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临时大总统的权力更多是象征性的权力，如“临时大总统代表全国接受外国之大使、公使”（第37条）“ 临时大总统得颁给勋章并其他荣典”（第39条），其他实际性的权力，基本都要求临时参议院同意。而且。临时大总统也没有解散代议机构（参议院）的权力。
如果将宋教仁主张的责任内阁制与二战后各国的世界政体相比较，可以看出，宋教仁主张的责任内阁制与二战后德国、意大利的议会内阁制极为相似，按照“马工程”宪法学教材（2020年第二版，第118页）的观点，二战后德国、意大利的议会内阁制与以英国为代表的立宪君主制国家的议会内阁制的区别是，德国、意大利的议会内阁是共和制下的议会内阁制，英国为代表的立宪君主制国家的议会内阁制不是共和制下的责任内阁制，而是立宪君主制下的责任内阁制，实质上是国家元首的类型不同（具体体现在产生方式、有无任期限制、能否世袭等方面）。宋教仁早在二战结束前30多年就提出并努力实现共和制下虚位元首的责任内阁制，可见他是一名优秀的制度设计者。
1910年（宣统二年）底，宋教仁从日本回到上海，任《民立报》主笔，以“渔父”笔名撰写大量了宣传革命的文章。1911年（宣统三年），宋教仁赴香港参加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7月，宋教仁与谭人凤、陈其美在上海组建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亲任总务干事。
1911年（宣统三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0月28日，宋教仁与黄兴一同抵达武昌，参加革命政府的法律工作，参与起草《鄂州临时约法草案》，这是他起草宪法性文件的第一次实践。11月13日，离开武昌，赴上海；12月初，抵达南京。
1912年（民国元年）1月1日，中华民国在南京成立，宋教仁被任命为法制院院长，起草了宪法草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4月27日，出任唐绍仪内阁的农林总长；7月，因不满袁世凯破坏《临时约法》，辞去农林总长之职；7月21日，当选为同盟会总务部主任干事，主持同盟会工作。
1912年（民国元年）8月13日，在宋教仁的组织下，中国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和共和实进会联合组建中国国民党，以孙中山为理事长，宋教仁为代理事长。同盟会本部总务部以中国同盟会的名义向海内外发布通告宣布了这个消息。8月25日，国民党在北京宣告成立，宋教仁当选为理事，并被孙中山委为代理理事长。
1913年（民国二年）2月13日，宋教仁自汉口沿江东下，2月15日抵达上海，寄住在同孚路21号黄兴家中。此时，虽然国会大选结果还没出来，国民党在国会大选中取得胜利已经没有悬念了，并且有望组织责任内阁。在这样的背景下，孙中山并没有与宋教仁就相关事宜进行直接磋商，反而经过与袁世凯中央政府的密电协商，2月10日乘山城丸赴日本进行并不急切的考察访问；2月19日，宋教仁在国民党上海交通部发表演讲，明确地撇开孙中山发明的五权宪法而大讲他自己三权分立的宪政设想：“讨论宪法，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应如何分配，中央与地方之关系及权限应如何规定，是皆当依法理，据事实，以极细密心思研究者”。接下来，他再一次以激烈言辞全盘否定袁世凯政府当局的内政外交，认为只有国民党方面出面组织的议会政党责任内阁，才是救治“不良政府”的“医生”；3月，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基本结束，在宋教仁的主持经营下，国民党取得重大胜利。众议院议员596人，国民党得269议席，共和党得120议席，统一党得18议席，民主党得16议席，跨党者得147议席，无党派26席。参议院议员274人，国民党得123席，共和党得55席，统一党得6席，民主党得8席，跨党者38席，无党派44席。国民党在参、众两院870议席中占有392席，虽然没有超过半数，但由于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加起来只有223席，国民党依然可以凭借其优势地位影响控制参、众两院。国民党的选举胜利，进一步抬高了宋教仁的政权预期和政治热情。
国民党在国会大选中取得胜利后，宋教仁踌躇满志，准备按照欧洲各国的惯例，以多数党党首身份组阁。1913年（民国二年）3🈷月20日，他来到上海火车站（老北站，现上海铁路博物馆）准备北上组阁，但是遭遇枪击，子弹从宋教仁后背射入体内，射中其右肋，斜入腹部，凶手开枪后逃逸。宋教仁疼痛难忍，趴在一张椅子上，用手把于右任的头拉到嘴边，喘息地说：“我痛得厉害，起不来了……”，当时在火车站送行的黄兴、于右任、廖仲恺等将宋教仁送往沪宁铁路医院急救。在医院中他向于右任留下遗嘱，并授意黄兴代拟电报给袁世凯，讲述自己的中弹经过和革命生涯，最后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就是希望袁世凯能够竭力保障民权。
宋教仁在医院进行了手术后，宋教仁的情况没有好转，大小便中出血严重；21日下午，宋教仁再次被送进手术室，延至22日凌晨4时48分不治身亡，年仅31岁。
宋教仁虽然在还未实现自己的理想时就遇刺身亡，他的理想最终也没有实现，但是他无论是作为革命先驱，还是作为理想主义者，都值得后人尊敬，而不应该对他以成败论英雄。
参考学术论文：
[1]双立珍.宋教仁精神的形成及其时代价值[J].西部学刊,2021,(06):131-134.
[2]迟云飞.宪政法治的理想者宋教仁[J].决策与信息,2013(04):53-55.
[3]谢俊美.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简论[J].历史教学问题,2013(06):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