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诰》是明太祖朱元璋亲自写定的刑典，是一部刑事特别法，于1385年（洪武十八年）十一月公布并施行。《大诰》是一部既包括朱元璋亲自审理的案件，又包括朱元璋对臣民的训导以及新颁布的重刑法令的法律文件，其法律效力在《大明律》之上，对于《大明律》中原有的罪名一般都加重处罚，贪赃枉法的官吏是《大诰》的主要打击对象。《大诰》分为《御制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四编以诰文的形式向全国发布，告诫官吏们，不要重蹈覆辙。本文所论述的《大诰》的能量包括《大诰》的严厉程度和在民间的普及程度，其中尤以在民间的普及程度为重。
朱元璋（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大诰》中规定了很多酷刑，例如“墨面文身挑筋去指”、“墨面文身挑筋去膝盖”、族诛、凌迟等酷刑，还有更为残忍，更为令人毛骨悚然的酷刑，如“剥皮实草”。这与朱元璋确立的立法指导思想“刑乱国用重典”、“明刑弼教”有关。
“刑乱国用重典”从字面来看，就可以看出其对严厉的刑罚的强调。而自南宋以后，“明刑弼教”经朱熹的阐释后，实质上是借“弼教”之名为重典治国提供理论依据。也就是说，无论是“刑乱国用重典”，还是“明刑弼教”最终都要求重典治国。
《大诰》作为一部法律文件，在中国历史上的普及程度是空前的。
朱元璋十分重视其亲自编纂的四编《大诰》，他将之作为对天下臣民进行政治教育的课本，《大诰》颁行时，他宣告：“朕出是诰，昭示祸福，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徙流罪名，每减一等，无者每加一等，所在臣民，熟观为戒。”颁行《大诰续编》时又进一步说：“斯上下之本，臣民之至宝，发布天下，务必家家有之，敢有不敬而不收者，非吾治化之民，迁居化令归，的不虚不。”颁发《大诰三编》时又重申：“此诰前后三编，凡朕臣民，务要家藏人育，以为鉴戒，倘有不遵，迁于化外，的不虚示。”朱元璋又要求军官们全家老小都要背熟《大诰武臣》：“不听不信呵，家里有小孩儿每不记呵，犯法到官，从头儿计较将来，将家下儿男都问过：你决得这文书里几件？若还说不省得，那其间长幼都得治以罪”。
《大诰》在特殊情形下，还能起到“路引”的作用。“路引”是由当地官府发给一种类似介绍信、通行证之类的公文，《大明律》规定：“若军民出百里之外不给引者，军以逃军论，民以私渡关津论。”而明朝曾出现过百姓没有获得路引而手持《大诰》进京告状的事，联系到朱元璋的性格和他在年少时的经历来看，允许百姓在无法获得官府发给的路引的情况下，手持《大诰》向上级官府告状申冤甚至进京告状申冤便很容易理解了。朱元璋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对官吏和地主的剥削有很深的体会，自然就十分痛恨鱼肉百姓的贪官污吏，他也明白，百姓要从那些贪官污吏手里获得路引往往需要向他们行贿，而且他们肯定不希望百姓上级官府告状申冤甚至进京告状申冤，所以向百姓如果是因为需要告状申冤而申请路引的话，他们是肯定不会发放的，所以，朱元璋就会允许百姓手持《大诰》向上级官府告状申冤甚至进京告状申冤。
为了扩大四编《大诰》的影响，朱元璋将其列为全国各级学校的必修课程，科举考试从中出题。行文国子监正官，严督诸生熟读讲解，以资录用，有不遵者则以违制论处。学校课士和科举策试也以《大诰》为题。据说其时各地讲读《大诰》的师生来京朝见者达十九万余人。朱元璋把这几篇东西列为全国各级学校的必修课程，规定科举高试从中出题，并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开展全民性的讲读活动。据《国榷》记载，1387年（洪武十九年）正月，朱元璋“颁《大诰》于国子生及各儒学”。到了1388年（洪武二十年），当《大诰》前三编均已先后刊行后，《明太祖实录》记载到：（《大诰》）“皆颁学宫以课士”，“令天下府州县民每里置塾，塾置师，聚生徒，教诵《御制大诰》”。
但是，《大诰》只适用于天下大定之初，只能是一部临时推行的刑事特别法，在朱元璋驾崩后，其长孙朱允炆即位，朱允炆在登基诏书中说：“今后官民有犯五刑者，法司一依《大明律》科断，无深文。军民词讼今后务要自下而上陈告,敢有越诉紊乱者罪。”朱棣登基后同样要求不许“深文周纳”，明代中叶，陆容说：“国初惩元之弊，用重典以新天下，故令行禁止，若风草然。然有面从于一时而收违于身后者，如洪武钱、大明宝钞，《大诰》、《洪武韵》是已。《大诰》惟法司拟罪云有《大诰》减一等云尔，民间实未之见，况复有讲读者乎！”
1527年（嘉靖六年），霍韬向皇帝上疏说：洪武中令天下生员兼读诰、律、教民榜文，又言民间子弟早令讲读《大诰》三编，今生儒不知诰、律久矣，临民莅政，惟皆以吏为师。宜申明旧令，学校生员兼试以律，仍令礼部以御制《大诰》诸书刊行天下。
到了清军入关之时，大诰中的表述牵涉到一些敏感问题，因此，有清一代，《大诰》在民间事实上已经成为了禁书，修《明史》时，对之叙述多有谬误。近代，有些专门研究《大诰》或者在其研究中涉及到《大诰》的学者对其广为搜罗，结果是“北方合公私所藏始得全帙，南中仅有范氏天一阁所藏《大诰初编》而已。”
虽然《大诰》作为一部法律文件，其基本原则“刑乱国用重典”与我们现代刑法所主张的包括“罪刑法定”在内的诸多理念相违背，是落后的、过于残忍的、不人道的，但是《大诰》在明初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是不能被忽略的，朱元璋大力推行《大诰》的初心也是不能被忽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