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
——陶渊明
在如何评价宋教仁的这个问题上，必须坚持一分为二的分析方法，既要看到他对中国社会进步的作用，也要看到他的历史局限。最后，从是否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方面看，应该肯定宋教仁是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推动社会进步的杰出人物。以下是具体分析。
宋教仁是“中国宪政之父”，《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受到了他的宪政思想的很大的影响。宋教仁的政治思想的核心是责任内阁制，而宋教仁坚持责任内阁制的目的是为了限制总统的权力，而使国会成为国家的权力中心。所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不仅在总统一章、国务员一章中分别体现了总统实权小，以国务员组成的内阁实权大的理念。而且在参议院一章中也体现了参议院作为临时国会对大总统的制约。所以，将宋教仁称为“中国宪政之父”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是中国近代史上推动法治实现的开创者和具体实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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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试
宋教仁主张的政党政治的认识也是超越了大多数中国人，包括很多同盟会会员的。
首先，多数同盟会员并没有真正理解在孙中山提出的民族主义、民主主义、民生主义“三民主义”的纲领。许多同盟会会员的认识都是相似的，他们的理解是，民族主义与排满并无区别，民权主义也仅被视为把皇帝赶下台，建立一个共和政体，至于民生主义，则更是不知所云的玄谈。思想认识的缺陷，给辛亥革命带来了严重的影响。由于没有把满清贵族视为封建阶级的政治代表，所以"革命党人一经推翻满清政府，便多数认为民族主义革命已告成功"，民主主义也已实现。
对此，宋教仁指出：“今革命虽告成功，然亦只可指种族革命而言，而政治革命之目的尚未达也。推翻专制政体，为政治革命着手之第一步，而大要在建设共和政体。今究其实，则共和政体未尝真正建设也。故今而欲察吾国今日为何种政体，未能避断。”
其次，许多同盟会成员没有对袁世凯有足够的警惕，或是基于慕强心理或对荣华富贵的追求转而支持袁世凯。
对此，宋教仁指出：“以前是旧的破坏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宋教仁这里的敌党，指代的不是立宪派，而是以袁世凯为首的旧官僚势力，他们虽然表面上赞成共和，但是显然没有接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共和思想。
最后，孙中山本人对同盟会的人心涣散和衰落的加剧是有责任的。让位于袁世凯后，孙中山宣布“十年不预政治”，并专注实业建设和民生主义的宣传，实际上是放弃了政治斗争，放弃了对同盟会的政治领导，没有尽自己的力量将同盟会从一个革命党改造成有执政能力的党。
于是，熟悉西方政治的宋教仁就担负起了一个政党领袖的责任。他先是将中国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和共和实进会组织起来，联合组建中国国民党，然后便开始积极准备国会大选。关于国会大选，宋教仁一语道出了他理想的选举竞争，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选举的重要特点，即“选举的竞争是公开的，光明正大的，用不着避什么嫌疑，讲甚么客气的”。宋教仁也确实以这种当仁不让的姿态，驰骋于各选区，参加各种会议，发表演说，揭露独裁专制，鼓吹政党内阁。宋教仁他对展现出了民主的追求，展现出了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深刻理解，他的出色表现使中国国民党赢得了国会大选。
因此，宋教仁的政党思想的积极影响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宋教仁的政党思想像一束光，照进专制主义的中国，为中国的政党政治的形成和发展提供理论基础；二，启迪了民智，使民主共和思想在中国进一步传播；三，对袁世凯起到了震慑作用，是袁世凯不敢小觑中国国民党，宋教仁政党思想的传播也决定了袁世凯、张勋的复辟最终失败的必然结局。
宋教仁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主张单一制是符合中国的国情的。中国自秦以来，一直都是中央集权制的国家，虽然也有过分裂的时期，但统一一直都是主流。宋教仁的单一制思想成熟于“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当时，南京临时政府并没有完成全国统一，并且面临多重压力，深陷困境，因此如果搞联邦制，不搞单一制，不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能够集中领导革命的中央政权，就无法应对最重要的问题，突破困境。此外，宋教仁的务实自信的态度使他再通过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和观察中国国情后得出了的中国应该走单一制道路的结论，并坚持和发展了这一理论，
那么，宋教仁的理想和实现理想的途径的历史局限性体现在哪里呢？
首先是脱离文化土壤来谈制度移植。儒家文化在古代中国独领风骚数千年，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适应了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需要。它的“天人合一”、“君权至上”、“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重义轻利”的政治文化，为君主巩固其政治统治地位提供了思想文化的支撑，在这种政治文化环境中，君主的权力被神化，人们遵循一个天子居于最高地位的政治等级秩序，从而使传统政治体制得到了延续。反观近代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体制，其形成依赖于自由、平等、人权等民主政治文化氛围的塑造。近代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文化是在奴隶制民主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反对神学，主张以人为中心的，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三权分立学说、社会契约论等民主思想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直接的理论依据。
没有适合民主政治的思想基础和社会环境就不会成功建立民主政治体制。虽说西方的资本主义民主思想已经在中华大地上传播了几十年，但是中国的启蒙运动还没有真正开始，然而，革命的胜利，尤其是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的大获全胜，给宋教仁造成了一种文化启蒙已经完成的假象。遗憾的是，宋教仁生前没有看到中国的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如果他没有在1913年遇刺，而看到了新文化运动中中国的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的真知灼见，他应该会发现他对思想启蒙的忽视吧。
其次是政治革命的方针脱离了中国的实际，违反了政治革命的一般规律。宋教仁过高估计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前景，对当时中国政治发展的阶段缺乏深刻的理解，对近代中国政治实现由专制向民主转型任务的复杂和艰巨认识不清，具体来说就是宋教仁并不清楚当时的中国并不具备发展西式民主政治三项条件：经济基础、政治环境、阶级和群众基础。在经济基础方面，自然经济尚未完全解体，在中国的广大农村以及很多小城镇不属于商业社会，而是自给自足的社会，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不仅从农村获得劳动力、土地和原材料等发展所必须具备的生产要素，还要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早在清末就已出现，按照吕振羽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书中提出的观点，清政府创办的“国营事业的萌芽”统称为官僚资本）的夹缝中生存。在政治环境方面，民初以袁世凯为首的反民主力量异常强大，压制了民主政治的发展，虽然孙中山、宋教仁等许多同盟会中的领导人物并不信任袁世凯，但同盟会的实力不足以与袁世凯抗衡，虽然武昌起义后，全国各地纷纷爆发了反清武装起义（尤其是南方地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同盟会掌握了各省的武装力量，而枪杆子没能为同盟会牢固掌握的后果就是向袁世凯妥协，从而使同盟会以及后来的国民党的政治斗争没有强有力的保障。在阶级和群众基础方面，由于中国的资本主义没有得到充分发展，而且同盟会和后来的国民党没有争取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尤其是农民阶级的支持，所以既没有强大的阶级基础，又没有强大群众基础。
最后是错误的判断了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低估了在中国推行政党政治的难度。由于宋教仁组建的国民党鱼龙混杂，而且他对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对立势力的估计太过乐观，再加上枪杆子没能为国民党所掌握，而且宋教仁也仅重视政治斗争，而反对军事斗争，是国民党没有掌握压制专制独裁的最重要的手段，因此，尽管国民党在最后的国会选举中获得胜利，但是宋教仁却为此葬送了年轻的生命。
本文开头所引用的两句诗出自陶渊明的《咏荆轲》。宋教仁与荆轲是有相似之处的，他们都是独行者，并且他们在面对强大的对手依然勇往直前，去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虽然他们以失败告终，但他们依旧是名垂青史的英雄。所以，的宋教仁虽然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并且他的理想和实现理想的途径存在历史局限性，但是他对中国最大的贡献就是推动中国的政治近代化，推动中国从专制走向民主，故宋教仁虽然逝去已久，但即使千年以后他的豪情、他的英雄气依旧回荡。
参考学术论文：
[1]刘树雨.宋教仁政党思想研究[D].吉林大学,2005.
[2]李立嘉.宋教仁政党思想探析[J].池州学院学报,2014,28(01):31-33.
[3]周若清,杨小云.从单一集权到单一均权——宋教仁对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探索[J].渝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06):77-80.
[4]姜春丽.政党中心主义视角下宋教仁政治思想研究[D].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