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和邓小平都是四川人，但是他们不仅年龄相差大，1892年出生的刘伯承比1904年出生的邓小平大了12岁，而且他们的在外貌、性格等方面，他们的差别也很大。然而，无论是年龄的差别，还是外貌、性格等方面的差别，都没有影响到他们之间的友谊，他们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共同战斗深刻地影响了中国革命的进程。所以有人说“刘邓之间难以放进一个逗号”。
1938年到1950年，这十二年间，刘伯承和邓小平所指挥的部队由一万人左右增长到了几十万人，从最初的太行山区到解放战争的最后阶段所解放的云贵川地区。他们不仅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作出了巨大贡献，还为我国在解放初期的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接下来就分享一下刘伯承和邓小平共同战斗的十二年的那些事。
1938年，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领八路军129师在敌后辗转机动，积极开辟抗日敌后根据地，在此期间发生的神头岭伏击战可以说是最精彩的一战。
129师师部制定的作战方案是“声东击西”，即以第769团一部袭击黎城，吸引长治、涉县日军来援；将该团主力置于黎城东北的东、西黄须地区，伏击涉县来援之敌；陈赓率第386旅辖第771团、第772团及补充团于神头岭设伏，伏击潞城来援之敌。3月16日凌晨，负责佯攻的第769团1营按计划潜入黎城，与日军展开激战。由于事发突然，日军指挥官不知我军虚实，在反击的同时迅速向附近的潞城、涉县日军请求支援。3月16日上午，潞城日军抽调步骑兵1500余人增援黎城，待敌援军主力全部进入神头岭伏击圈，陈赓果断命令部队开始攻击。第386旅3个主力团从三面向敌发起突袭，各伏击分队大胆穿插割裂，将敌截为数段，经过2小时激战，除100余名日军仓皇逃回潞城外，其余日军皆被歼灭。当日下午，从涉县驰援的日军也被我军痛击，伤亡惨重，不得不原路返回。第二天，潞城日军1000余人在飞机的掩护下经过1小时炮击后，再次进入神头村，但我军部队早已转移。在这场战斗中，129师以伤亡240余人的代价，歼灭日军1500余人，缴获长短枪550余支和骡马600余匹，以及其他大批军用物资，给入侵晋东南的日军以沉重打击。
1938年4月，日军在在晋东南地区进行九路围攻，第2战区东路军以八路军129是为主力对日军的九路围攻进行反击。其中，八路军第129师一部兵力在地方游击队配合下，在内线牵制、消耗日军；第129师以第386旅及第385旅第769团和八路军第115师第344旅第689团由辽县以南东进至日军合击线外的涉县以北地区。其他各部队按预定部署阻击当面进攻的日军。1938年4月10日前后，日军从东、西、北三面相继侵入抗日根据地，中国军队对日军进行了顽强地抗击。日军第108师团1个联队由平定进占和顺迫近辽县城，沿途遭第129师独立支队、汪支队、第115师第5支队多次袭击。日军第108师团一部向辽县进犯，一部向沁县、武乡进犯，均受到了顽强阻击，而此时以129师为主力的反“九路围攻”的部队就进入了反攻状态。1938年4月15日黄昏，日军第117联队放弃武乡，连夜沿浊漳河向襄垣方向撤退。第129师主力及第689团沿该河两岸平行追击，于4月16日拂晓将日军夹击于武乡以东长乐村地区，毙伤日军1500余人。长乐村战斗后，中国军队乘胜追击，至4月29日，彻底粉碎了日军的九路围攻，此役共毙伤日军4000余人，收复县城19座，八路军伤亡2000余人。
在1945年9月至10月，抗日战争刚刚胜利，内战还没有全面爆发，刘伯承和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军区部队与华北的国民党军队发生了数次冲突，其中主要是上党战役和平汉战役（亦称“邯郸战役”）。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国民党的第19军在军长史泽波的指挥下，以4个步兵师及1个挺进纵队（相当师），连同收编长治地区（古称上党郡）的伪军共1.7万余人，乘晋冀鲁豫军区部队正在向日伪军举行全面反攻之际，袭占长治及其周围地区，并修筑工事，加强守备，并积极在晋东南地区扩张，企图控制整个晋东南地区。为保卫抗战胜利果实，得到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后，晋冀鲁豫军区进行了自卫反击。9月10日，战役正式发起，太行纵队首攻屯留，至12日，屯留被攻克。9月17日，冀南纵队攻克潞城，截断了长治与太原的联系。9月19日，太岳纵队和太行军区部队分别攻克长子、壶关，使长治守军陷于孤立。当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开始夺取长治外围各城时，阎锡山唯恐长治兵力不济，于9月15日令第7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率第23、第83军等部，由祁县东观镇经沁县南下增援。但这支增援部队不仅没能帮史泽波解长治之围，还基本上被歼灭，彭毓斌也被击毙。国民党援军被歼灭后，长治守军待援无望，于10月8日向西突围，企图横穿太岳区，逃回浮山、翼城。但是刘伯承、邓小平、陈赓等晋冀鲁豫军区将领不会任史泽波的残部逃跑，所以积极地进行了追击和截击，于10月12日将突围的国民党军全部歼灭在沁河以东将军岭及桃川村地区，俘史泽波。
国民党反动派在日本投降后，假北上受降之名，以十四个军分经同蒲、平汉、津浦各铁路向华北各解放区进行攻击，控制了平汉线。沿平汉线北进的国民党军的第一梯队为三十军、四十军及新八军，统一归第十一战区的副司令长官马法五、高树勋指挥，总兵力约四万五千人。这几支部队都是出自旧西北军（即冯玉祥领导的西北军），并且武器装备优于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其中的三十军还是半美械部队。但是平汉线附近国民党军忽视了我军部队善于近战、夜战而他们不善于近战、夜战的事实，遂以三个军沿滏阳河轻装急进，而自由进入邯郸、邢台，接上石家庄的第三军、第十六军，不需要飞机、坦克的配合，不需要其他兵团的直接策应，而把我军撇在两侧，尤其撇开磁县与邯郸间平汉路西之侧击。晋冀鲁豫军区将这些孤军深入、的国民党部队逐步歼灭。10月30日，高树勋在我军打击和政治争取下，深明大义，响应我党号召，率部约1万人在马头镇起义，宣布退出内战。高树勋起义后，平汉战役进入了收尾阶段，至11月2日，在平汉线附近进攻我军的国民党军残余部队基本上被歼灭，平汉战役结束。
1947年的千里跃进大别山是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最经典的一次军事行动。1946年6月内战全面爆发后，蒋介石以人数和武器装备上的优势对各解放区展开了“全面进攻”，但很快，人民解放军就粉碎了蒋介石率领的国民党军队（以下简称“蒋军”）的“全面进攻”，蒋介石转而对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即集中兵力进攻某几个解放区，此时，蒋军正把拳头挥向山东、陕北的解放区，而对于华中的统治区的兵力部署较为薄弱，我军打到外线去已经成了必然的选择。1947年6月30日，刘邓大军12万人马强渡黄河，开进鲁西南，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1947年7月29日，刘伯承、邓小平刚结束鲁西南战役，又接到了毛泽东的电报，毛泽东在电报里表示希望刘邓大军能够率先打到外线去。于是，1947年8月7日的黄昏，刘邓大军便在100多里宽的广阔地面上，悄悄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行动。刘邓大军首先不顾疲惫，急行军闯过了被称为“死亡区”，沼泽遍布的黄泛区，然后渡过了沙河，向汝河挺进。此时，蒋介石才察觉到刘邓大军南进华中的战略意图，立即调集大军南阻北追，并亲自赴前线督战，为把刘邓大军阻击在汝河以北，蒋介石急急调来整编85师，驻守在汝河南岸，全力收缴或砸烂汝河上的所有渡船。8月24号晚，刘邓率指挥部到达汝河北岸，此时前面的敌人火力阻击很猛，后面的追兵距离只有30里。面对这种情况，刘伯承和邓小平要求部队坚决地打过汝河去。刘邓大军的指战员们不分昼夜地与敌人展开战斗，看到敌人就打，打完就往前插，并要求先头部队过后，沿途不留一个敌据点和一个敌人。就这样，到第二天下午，刘邓大军终于渡过了汝河。至此，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仅剩最后一道险关——淮河。8月，正值雨季，淮河的水情变化无常，刘邓大军缺少渡船，被阻北岸。此时，敌人追兵的先头部队已经和刘邓的后卫部队接上了火，形势再次变得危急起来。幸运地是，刘伯承探了河水的深度，水深在脖子下，刚刚可以过人，刘邓大军迅速渡过了淮河，当大部队刚刚冒死渡过淮河，敌人追兵就赶到了淮河北岸。此时河水突然暴涨，数十万蒋军就只能“望河兴叹”了。
1948年11月6日，华东野战军向黄百韬的第7兵团发起攻击，淮海战役开始，战役第一阶段，在歼灭黄百韬兵团的同时，刘伯承和邓小平、陈毅根据战场实际情况，果断地指挥部队截断徐蚌铁路，使徐州之敌完全陷入孤立。尔后，刘伯承指挥中原野战军，集中兵力，准备围歼黄维的第12兵团，1948年11月25日，中原野战军7个纵队将国军第12兵团包围于宿县西南之双堆集。11月27日，黄维决定全力突围，其中第85军第110师师长、中共地下党员廖运周率部阵前倒戈，使黄维突围计划失败，不久，黄维兵团被全部歼灭，黄维也被俘虏，至1949年1月6日，徐蚌地区的蒋军基本上被消灭，淮海战役结束。
淮海战役后，刘伯承和邓小平先是参与指挥了渡江战役，然后又同贺龙一起指挥二野主力及第一、四野战军各一部，在地方武装配合下进军大西南，在解放大西南后又参与到了建设大西南的伟大事业中去（《大进军：席卷大西南》很好地反映了这段历史）。
1949年11月1日，进军川黔的作战发起，解放大西南的战役拉开了帷幕。11月15日，杨勇指挥第5兵团和第10军解放了贵阳，16日，二野第3兵团主力和四野第47军占领了彭水，并会同四野第42军、第50军歼灭了宋希濂集团大部。此时，入川作战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剑指重庆、成都。1949年11月28日，重庆地区的蒋军主力在南川以北地区被歼灭。11月29日，国民党蒋介石集团逃往成都，30日人民解放军占领重庆。12月9日，国民党军云南省政府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国民党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率所部分别在云南昆明、西康雅安、四川彭县通电起义。12月26日至27日在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压力和政治争取下，被围之蒋军第7、第15、第16、第20兵团宣布起义，蒋军第18兵团在成都以东地区宣布起义，当日，人民解放军占领成都，西南战役结束。
1950年6月，邓小平十分关心的成渝铁路全线开工，11月，刘伯承与邓小平等战友们告别，赴南京创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
希望今年毕业的同学们的友谊都能像刘邓之间一样“不加逗号”，不可分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