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9年10月1日(宋太宗端拱二年八月丁丑日),范仲淹出生在其父亲范墉任职地徐州的节度掌书记官舍。范仲淹先祖是唐朝宰相范履冰,世居邠州。范仲淹高祖范隋,唐懿宗时渡江南下,任丽水县丞,时逢中原兵乱,遂定居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五代时,曾祖和祖父均仕吴越,父亲范墉早年亦在吴越为官。北宋建国后便进行了争取统一全国的战争,978年(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北宋的统一对象推进到了吴越,范墉追随吴越王钱俶归降宋朝,任武宁军节度掌书记。天有不测风云,990年(淳化元年),范墉因病卒于任所,范仲淹的母亲谢夫人不是范墉的正妻,在范墉去世后贫困无依,只得抱着年幼的范仲淹,改嫁淄州长山(淄州治所在今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辖境相当今山东省邹平、高青、淄博及桓台、博兴部分地,长山在今邹平境内)人朱文翰,范仲淹也改从其姓,取名朱说。范仲淹少年时期在家附近的长白山醴泉寺(这里的长白山是山东的长白山,不是吉林的长白山)学习。范仲淹之所以选择在长白山醴泉寺来学习是因为山势险峻,寺庙又盖在山腰,绿树掩映其间,环境十分幽雅。除了一年少有的几次佛会,人们很少上山,实在是读书人的理想之地。范仲淹在十一二岁时约了一位姓刘的好朋友来到寺院,向长老借了一间僧房,专心读书,生活相当清苦。他住在庙里读书期间,生活很清贫,昼夜不息。在严冬季节,有时读书实在读得疲乏了,便以冷水浇面,头脑清醒后再读下去。他日常生活十分艰苦,每日总是以两升小米煮粥,隔夜后粥凝固了,便用刀将粥一切为四,早晚各吃两块,再切一些腌菜佐食,就这样过了三年。这就是成语断齑画粥的来历。1011年(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范仲淹得知家世,伤感不已,毅然辞别母亲,前往南都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求学。数年寒窗生涯后,范仲淹已博通儒家经典的要义,有慷慨兼济天下的抱负。1015年(大中祥符八年),范仲淹以“朱说”之名参见科举考试,登蔡齐榜,中乙科第九十七名,由一介“寒儒”成为进士,被任为广德军司理参军,掌管讼狱、案件事宜,官居九品。鉴于已有朝廷俸禄,范仲淹便把母亲接来奉养。而且,科举登第也意味着他获得了创业平台。范仲淹在地方上任职时,做出了很多突出的成绩,比如泰州(今江苏泰州)治堰。1021年(宋真宗天禧五年),范仲淹调任泰州西溪盐仓监,负责监督淮盐贮运及转销。他发现,濒临黄海之滨的西溪有一处唐时李承修筑的旧海堤,但因年久失修,多处溃决,海潮倒灌、卤水充斥,淹没良田、毁坏盐灶,人民苦难深重。于是范仲淹上书江淮漕运张纶,痛陈海堤利害,建议沿海筑堤,重修捍海堰。1025年(天圣三年),张纶奏明朝廷,仁宗调范仲淹为兴化(今江苏泰州代管的县级兴化市)县令,全面负责修堰工程。1026(天圣四年)八月,母亲谢氏病逝,范仲淹辞官守丧,工程由张纶主持完成。关于范仲淹何时归宗复姓,恢复范仲淹之名,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1017年(天禧七年),范仲淹因治狱廉平、刚正不阿,升为文林郎、集庆军节度推官。随后他便向皇帝请旨归宗复姓,恢复范仲淹之名。第二种说法是1028年(天圣六年),范仲淹服母丧后方更名。范仲淹虽然功成名就,恢复了范姓,但是没有忘记朱家继父的养育之恩。他后来奏请朝廷追赠继父为太常博士,朱家的三个子弟也因此受到了封官。范仲淹在执教治学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他在受南京留守晏殊之邀执掌应天书院教习在教学和以身作则,树立道德风尚方面取得的成绩让他声名远扬,属于古人所说的“三不朽”(出自《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的“立德”和“立言”。范仲淹还是一个敢于直谏皇帝、批评宰相的忠臣。他敢于劝谏刘太后(即宋真宗的第三任皇后刘娥)还政于仁宗;敢于劝谏仁宗皇帝派出大臣视察灾情,安抚并赈济灾民(1033年(明道二年)七月);敢于劝谏仁宗不要废黜郭皇后(因为郭皇后误伤了仁宗)并与支持废黜郭皇后的宰相吕夷简辩论(1033年(明道二年)冬);敢于批评宰相吕夷简把持朝政,培植党羽,任用亲信的行为,劝说仁宗制定制度、亲自掌握官吏升迁之事(1036年(景祐三年))。北宋军队在三川口大败于西夏后,集兵于延州城下,准备攻城。消息传至京师,朝野震惊。于是,1040年(康定元年)三月,因边事吃紧,仁宗以范仲淹众望所归,召回京师,担任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七月,升为龙图阁直学士,与韩琦一同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担任安抚使夏竦的副手。八月,范仲淹兼知延州(今陕西延安)。在延州任上,范仲淹修建了新的军事据点,恢复了12处旧寨,在与西夏的多次交锋中取得了胜利;他召回了流亡的百姓,开垦了几千顷荒地,恢复了经济;他积极训练士兵,淘汰了大批懦弱无能的将官,另选良将,让每个将领统领三千士兵,改变了过去兵将不相识的状况。所以,西夏军私下互相告诫说:“以后别想打延州的主意了,现在的小范老子(范仲淹)胸中有数万甲兵,不像大范老子(范雍)好欺负。”范仲淹手书嘉岭山(图片来源:公众号“延安宝塔山景区”文章《延安宝塔山摩崖石刻记》,嘉岭山就是今天陕西省延安市的宝塔山,范仲淹的《渔家傲·秋思》就是在今天的延安写的)在西北战场上,范仲淹发现了许多人才。年轻气盛的张载酷爱军事武学,希望能在疆场上有所作为,范冲淹却发现他真正的才能不在于军事,而在于儒学。张载听取了他的建议,发愤读书,终成一代理学大师。他还提拔了许多有勇有谋的将领,比如种世衡、狄青、郭逵。种世衡修筑了很多军事要塞,在去世前担任过六品官东染院使,虽然品级不高,但是他的后代却出了很多名将,北宋有“杨家将”流传千古,但是种世衡家族的“种家军”对北宋王朝的贡献丝毫不亚于“杨家将”。狄青他原本是地位很低的下级士兵,范仲淹赠书劝读,悉心栽培,使狄青很快成长为北宋不可多得的一代名将。郭逵不仅善战,而且善于安抚百姓,再加上范仲淹等名臣的提携,最终成为了一位大将军。范仲淹在西北戍边的经历让他成就了“三不朽”中的“立功”。在宋夏议和后,范仲淹、富弼、韩琦同时执政,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同为谏官。仁宗多次召见范仲淹、富弼等人,征询天下大事。韩琦(公众号“韩氏文化交流”文章《【人物】辅佐“三朝”皇帝著名宰相韩琦》)1043年(庆历三年)至1044年(庆历四年),范仲淹、富弼二人于是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谏官欧阳修等人也纷纷上疏言事,宋仁宗大都予以采纳,并渐次颁布实施,颁发全国。富弼(公众号“历史人物传记”文章《北宋富弼,历史中的外交天才:他的一张嘴,能敌千军万马》)庆历新政的改革举措涵盖澄清吏治、富国强兵、厉行法治三个大的方面。其中,澄清吏治方面的改革举措有:明黜陟(严明官吏升降)、抑侥幸(限制官僚滥进,对于“恩荫”制度的限制)、精贡举(改革科举考试内容,使科举考试的内容实务化,严密科举取士)、择长官(慎选地方长官)、均公田(公田是指职田,北宋地方官的定额收入之一);富国强兵方面的举措有:厚农桑(重视农业生产)、减徭役、修武备(整治军备);厉行法治方面的举措有:重命令(严肃对待和慎重发布朝廷号令);推恩信(落实朝廷的惠政和信义)。
新政实施后,恩荫减少、磨勘严密,希图侥幸的人深感不便,于是毁谤新政的言论逐渐增多,指责范仲淹等是“朋党”的议论再度兴起。 六月,边事再起,范仲淹请求外出巡守,仁宗任命为陕西、河东宣抚使。1045年(庆历五年)正月二十八日,范仲淹被罢去参知政事,知邠州、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同一天,富弼亦被罢去枢密副使,改任京东西路安抚使、知郓州。第二天,杜衍被罢为尚书左丞,出知兖州。三月初五日,韩琦罢枢密副使,加资政殿学士,知扬州。至此,主持变法改革的主要人物,全被逐出朝廷。八月二十一日,欧阳修也遭到了贬官,由河北都转运使贬为滁州知府(州)。范仲淹、富弼等改革派大臣离京或离任要职的同时,历时仅一年有余的新政也逐渐被废止,改革以失败告终。范仲淹不仅有治理好国这个大家的能力,也有治理好自己的小家的能力。1049年(皇祐元年),范仲淹来到杭州,期间在家乡苏州会见了范氏亲族。历经几十载艰苦奋斗,范仲淹深知家族团结、互相帮扶的重要性。故而在部分族人的支持下,范仲淹自掏腰包在苏州吴县、长洲等地购入千余亩农田,作以家族的“义田”,建立起范氏“义庄”。用得来的地租帮扶范氏家族之中的贫困户。范仲淹对“义庄”规定了严格的制度,要求各房族人共同遵守这些规定,不得违反:苏州原籍的族人不分贫富,都可发放,但是,在外做官的人不能领取;同时,他细化了发放物品的数量,在义米的发放方面,凡各房五岁以上的男女,每天每人发给一升白米,如果是发糙米的话,另行折算;在布匹的发放方面,每人一匹布,五岁到十岁的孩子给半匹;在婚嫁丧葬方面,嫁女给三十贯,再嫁给十贯,娶妻给二十贯,再娶不给,尊长丧葬补贴十五至二十五贯,十岁至十九岁丧葬补给三至七贯;在领取义米方面,规定诸房各置米历子,每月末向掌管人领取,掌管人登记造册,按实际人口发放。后来,经过族人的不断捐献,义田达到了3000亩,规模如此之大,就需要更好的管理朝廷的支持,否则,极易出现问题。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便向朝廷如实汇报了范氏义庄的情况,并请求官府能够按照国家法律处理损害义庄权益的人。宋英宗接到奏请后,批准了这一请求,命令苏州地方官府对范氏义庄进行登记备案,严格保护。范仲淹是一个靠读书功成名就的士大夫,他自然很重视教育,于是,他创建了“义学”,鼓励范氏子弟努力读书,参加科举考试。范仲淹通过创办“义学”,对族中子弟实行免费教育,激劝“读书之美”。“义学”不仅是一个学习场所,一种教育体系,更是一种精神。范仲淹的求学精神深刻影响着数代范氏子弟,因此即便义庄因时代的更迭而收到损坏或打压,范氏子弟也未丢下好学之心,勤勤恳恳的绵延家族的好学之风。这也是“义庄”“义学”绵延八百年,直到封建社会末期的原因。而且不仅范氏子弟深受影响,在范仲淹之后,全国各地也逐渐出现其他义学。整个社会修书院、重教育蔚然成风,直至封建社会结束也未曾断绝。可以说,“义庄”“义学”是范仲淹守业的两只手,而且他的这两只手都很硬。创业不易,守业更难,范仲淹作为创业者,当为我们在创业和守业所要学习的榜样。范仲淹曾在《岳阳楼记》中写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事实证明,他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是优秀的创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