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发展的狄仁杰之总结与评价
民生
2024-01-15 23:42
重庆
狄仁杰的主要才华可以概括为断案、统兵、平乱、安抚民心、劝谏皇帝、善于识人这几项。![]()
从狄仁杰在大理寺丞任上一年内秉公处理涉及一万七千人的数量庞大的积压案件并无一人对判决不服的成绩（《唐狄梁公碑》第四段）以及越王李贞叛乱被平定后狄仁杰上书武则天请求赦免因为被卷入越王之乱中的百姓的死罪的事件（《唐狄梁公碑》第六段）可以看出，狄仁杰有很强的断案能力，他的优秀的断案能力为他带来了出色断案成绩，他的断案成绩用现在的话评价：兼顾情理法，兼顾公平与效率。狄仁杰曾两次抗御外族入侵（《唐狄梁公碑》第九段），一次是冀州被契丹攻陷之时，他临危受命担任魏州刺史，统兵击退了契丹军队；一次是在前事过后不久，契丹人再次入侵赵州与定州之间的广大地区，他受任河北道元帅，统兵抵御契丹军队，结果契丹人又听狄仁杰挂帅，就自动退去。狄仁杰曾多次承担安抚民心的工作：在宁州刺史任上的安抚戎夏（《唐狄梁公碑》第六段），在河北道安抚大使的对被迫协助契丹进犯的唐人的宽赦（《唐狄梁公碑》第九段）。狄仁杰是唐朝大臣中出将入相的代表，他之所以能够成为唐朝大臣中出将入相的代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同时具有很强的平乱和安抚民心的能力。能够出将入相的人一定是能够安天下的人，而安天下不仅要能够统兵平内乱，御外敌，还要能够在战后安抚百姓。狄仁杰不仅敢于劝谏皇帝，而且善于劝谏皇帝，所以他在劝谏皇帝方面是有才华的。劝谏高宗李治以“盗园陵草木罪”这一轻罪处罚权善才（《唐狄梁公碑》第四段）、劝谏高宗李治不要害怕妒女祠的传说而让地方百姓专门修御道（《唐狄梁公碑》第五段）、劝谏武则天立李显为太子（《唐狄梁公碑》第十段），这些事迹都说明了狄仁杰不仅敢于劝谏皇帝，而且善于劝谏皇帝，有劝谏皇帝的才华。狄仁杰之所以能够名垂青史，不仅是因为他有着覆盖了很多方面的才华，还因为他有着高尚的品格，有人格魅力。狄仁杰的同事、上级（包括皇帝），以及后世之人对狄仁杰的品格、人格魅力留下了很多的评价。狄仁杰在担任并州法曹参军时，曾向他的上级并州都督府长史蔺仁基请求代替母亲正在生病的同事郑崇质出使边远绝域，蔺仁基对此十分感动，也促进了他与副手，也就是都督府长史李孝廉的和解，他在李孝廉交谈时，对狄仁杰评价道：“狄公之贤，北斗以南，一人而已。”蔺仁基的这句话的意思是意思是天下只此一人，用以形容一个人的品德和才学在当时是人人敬服，首屈一指。武则天在授予狄仁杰内史一职时，按例作了一篇《授狄仁杰内史制》，此文写到：“地华簪组，材标栋干。城府凝深，宫墙峻邈。有八龙之艺术，兼三冬之文史。雅达政方，早膺朝寄。出移节传，播良守之风；入践台阁，得名臣之体。岂惟怀道佐明，见期于管乐；故以谒诚匡主，思致于尧舜。九重肃侍，则深陈可否；百辟在庭，则显言得失。虽从容顾问，礼被于皇闱，而基酌轻重，事隆于紫诰。”其中，对狄仁杰评价的部分可以理解为：文艺皆精，通晓古今，为人谦和，政务处理能力强，是高洁的名臣和良臣，才能可以与管仲、乐毅相提并论。![]()
杜甫写了一首七言律诗《狄明府》来表达对狄仁杰的敬仰：“狄公执政在末年，浊河终不污清济。国嗣初将付诸武，公独廷诤守丹陛。禁中决册请房陵，前朝长老皆流涕。太宗社稷一朝正，汉官威仪重昭洗。”杜甫在这首诗中表达了他对武则天时代的评价——污浊混乱（需要注意的是，武则天时代并不是污浊混乱的时代，杜甫的评价带有历史局限性），而他对狄仁杰的评价是污浊时代的一股清流，并且为终结污浊时代，恢复大唐盛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五代时期的政治家，后晋宰相刘昫（音同“叙”）对狄仁杰评价道：“天子有诤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致庐陵复位，唐祚中兴，诤由狄公，一人以蔽。或曰：许之太甚。答曰：当革命之时，朋邪甚众，非推诚竭力，致身忘家者，孰能与于此乎！狄仁杰流死不避，骨鲠有彰，虽逢好杀无辜，能使终畏大义。竟存天下，岂不然乎！”刘昫的这段评价的关键词是诤臣，即能直言规劝国君缺失的臣子，在他看来，狄仁杰是一个有大义的诤臣。苏轼对狄仁杰评价道：“如汉汲黯、萧望之、李固，吴张昭，唐魏郑公、狄梁公，皆以身徇义，招之不来，麾之不去。正色而立于朝，则豺狼狐狸，自相吞噬，故能消祸于未形，救危于将亡。”苏轼把狄仁杰与历代敢于直谏的正直的忠臣并列，并指出像狄仁杰一样的忠臣的正直的这一品格是可以使奸佞自乱阵脚，挽救危亡局面的。![]()
苏辙在《狄仁杰论》一文中对狄仁杰评价道：“王陵、裴炎迎祸乱之锋，欲以一言折之，故不废则死。陈平、狄仁杰待其已衰而徐正之，故身与国俱全。惟吕后无子，亲止于侄，故没身而后变。武后有子，母子之爱，人情之所同，故老而自复。由此观之，陈、狄之所以成功者，皆以缓得之也。”苏辙的这段评价聚焦于劝谏皇帝的策略，就一个字：缓，在他看来，狄仁杰在劝谏皇帝方面有智慧、有才华。![]()
两宋之际的名臣、宰相李纲对狄仁杰评价道：“或谓平勃从吕后，而卒安刘氏，与狄仁杰从武后，而卒正唐室异世而同科，此不然。平勃亲与高帝之盟，当诸吕术王时，可止而不止，其后乃以计灭之。仁杰晩相武后，以至诚感悟后意，遂返中宗，仁杰其为优欤。”李纲将狄仁杰用至诚的劝谏促使李唐王朝得以恢复的事迹与陈平、周勃用暴力灭吕安刘的事迹相比较，得出了狄仁杰的做法更优的结论，这与《孙子兵法·谋攻篇》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相契合。金代后期文学家、诗人赵秉文对狄仁杰评价道：“若汉之汲黯、萧望之、杨震、李固、杜乔，唐之狄仁杰、颜真卿、段秀实，招之不来，麾之不去，生以理全，死与义合，国存与存，国亡与亡，斯可谓社稷之臣矣。”赵秉文的这段评价与苏轼的评价在事例运用上有相似之处（他在七言诗的创作上以苏轼为师），但是他的观点与苏轼并不完全一致，在他看来，狄仁杰这样的忠臣，生是为了理，死是为了义，能够与国家共存亡。元代大儒，杰出的理学家、经学家、教育家吴澄在《跋张葛狄范四公传》（“跋”就是后记）对狄仁杰评价道：“韩司徒张文成侯、汉丞相诸葛忠武侯、唐司徒狄文惠公、宋参知政事范文正公，四人之功业不尽同，而其为百代殊绝之人物则一。文成身事汉而心在报韩仇，文惠身仕周而心在复唐祚，常人莫能测知，卒能克遂其志。故邵子称其忠，且言忠武扶汉于末造，文正佐宋于盛际，而器局公平广大，设施精审详密，心事如青天白日。遘时虽异，易地则皆然。故朱子称其磊磊落落，无纤芥之可疑也。”吴澄说狄仁杰的复唐志向不能为其他人所察觉，但是却能最终实现，虽然他没能看到这一志向的实现，这正如“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和“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所言，说明了狄仁杰的大智慧，劝谏武则天立李显为太子的事迹就证明了这一点。明初晋王府（第一代晋王是明太祖朱元璋第三子朱棡）右长史朱右（“唐宋八大家”的说法的提出与朱右有很大关系）对狄仁杰评价道：“伊尹志在致君，卒肇商祀；张良志在报韩，卒成汉业；邓禹志垂竹帛，卒兴南阳；狄仁杰志复唐室，卒摧僭周。数子者，志立于事，为之先志，遂乎功成之后，非志前定，其孰能成盖天之功，以信天下后世乎。”朱右的这段话不仅对狄仁杰所立的恢复李唐王朝的志向进行了高度评价，而且还说明了后人的成功离不开前人的铺垫的道理。明中叶散文家归有光对狄仁杰评价道：“君德赖以培养，生民赖以滋息，社稷赖以镇定，此忠厚之臣也。其在于古，若偿金、脱骖、翻羹、唾面之类，皆可以言忠厚也。其大者，则如曹参、周勃、丙吉、狄仁杰、郭子仪、裴度、吕端、王旦、韩琦之徒是也。”归有光的这段话说明了狄仁杰是忠厚之臣，符合了能为君主所倚重、造福百姓、安定天下的成为忠厚之臣的条件。清康熙帝爱新觉罗·玄烨在《阅史绪论·狄仁杰卒太后泣云朝堂空矣》中对狄仁杰评价道：“狄仁杰在当时为诸臣第一，武后亦以第一流目之，人臣特患不能竭忠为国尔，若果尽诚无二，不以身家为念，虽当艰危之际，亦可深防主眷，况朝廷清明乎？”康熙帝的这段话对狄仁杰的忠与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清代学者任启运对狄仁杰评价道：“汉之诸葛武侯、唐之狄梁公、李邺侯、陆宣公、宋之韩魏公、李忠定公、明之于忠肃公、王文成公，其人皆具旋乾转坤之力。武侯固以管仲自比，其实狄梁公以下诸贤，其经世之学，皆深于仲者也。”任启运的这段话是对狄仁杰的治国利民的学问的高度评价，经世之学，指中国儒学中讲求治国利民之道的学问，兴起于明清时期，所以“狄梁公以下诸贤”的经世之学的学问之深，深于管仲，是必然的。一个能够名垂青史的大臣一定是德才兼备的，狄仁杰就是这样的大臣，他有覆盖全面的才，也有优秀的品德，他在做人、做事、做官方面都是优秀的，所以，后人才会敬仰他，将他评价为与管仲、诸葛亮等一样的贤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