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官，也就是负责监察百官和劝谏皇帝的官员，到了明朝，由于未设谏官，所以言官就等于监官，监察是言官群体唯一需要负责的工作。明朝的言官系统比较发达，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六科给事中（吏、户、礼、兵、刑、工六科，分别对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进行监察）和都察院御史。
在明朝前期，言官讲究人格气节，总体上能恪尽职守，积极发挥自身的职能，因此有效地发挥了对内廷、外朝、中央和地方的各级官署的监察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整肃吏治，遏制官员的腐败。但是到了明朝中后期，言官制度出现了异化。一方面，言官群体日渐腐朽的朝堂之中，愈演愈烈党争的环境之中也难以独善其身；另一方面，言路风气大变，“言官各立门户以相角”。在这两方面的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言官们纷纷拉帮结派，参与到旷日持久的党争中。
关于明朝的言官制度为什么会异化，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此，对于这一问题，就仅论述至此，下面将转回正题：言官制度异化的表现及其后果。
言官制度的异化应当从嘉靖朝说起，因为嘉靖朝的大礼议事件拉开了言官分化的序幕，此后，明代言官之间产生了门户之分从而相互攻讦倾轧。请看以下事件。
礼部侍郎王瓒因支持观政进士张璁上疏议礼尊嘉靖皇帝朱厚熜生父兴献王为皇考，而时任内阁首辅的杨廷和认为嘉靖皇帝朱厚熜应该认明孝宗朱祐樘为自己的父亲，对他的作为藩王的亲生父亲兴献王朱祐杬只能称为“叔”，杨廷和等当权派为朱祐杬拟的称号为“皇叔考兴献大王”，所以杨廷和授意言官弹劾王瓒，将其外放为南京礼部侍郎。杨廷和有自己的同党，自己的利益集团，所以就会党同伐异，王瓒就是他党同伐异的一个对象，但是杨廷和并不是一个坏人。
嘉靖朝的言官门户之争，为嘉靖以后，主要是嘉靖、隆庆和万历三朝的言官争斗定下了一个基调，那便是以内阁之间的争权夺利为主。至于宦官，要等到天启、崇祯时期才崛起，在嘉靖、隆庆和万历三朝还没有参加党争的资格。以下事件反映了言官在内阁之间的权力斗争中所扮演的角色。
徐阶与严嵩两位内阁大佬的斗争也少不了言官的身影。1558年（嘉靖三十七年）三月，刑科给事中吴时来、刑部主事张翀、董传策上疏弹劾严嵩纳贿误国而获罪充军。吴时来、张翀是徐阶门生，董传策为徐阶同乡，严嵩怀疑三人同日劾奏实为徐阶主使，但拷问后没有得到证据，便就此作罢。1562年（嘉靖四十一年）五月，御史邹应龙劾奏大学士严嵩之子工部侍郎严世蕃倚仗父势，受贿弄权，得到世宗批准，严嵩被勒令致仕，严世蕃被判处流放至今天的广东雷州。徐阶继任内阁首辅。1564年（嘉靖四十三年），御史林润弹劾严世蕃通倭寇、图谋不轨，明世宗大怒，将严世蕃逮捕下狱。次年案结，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三月二十四日，53岁的严世蕃与党羽罗龙文一同被处斩，刑前两人抱头大哭。1567年（隆庆元年），寄食于墓舍的严嵩在贫病交加中去世，严嵩去世后没有棺木下葬，更没有前去吊唁的人。
万历朝最开始的首辅是张居正。张居正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首辅。他主持的变法，让日暮西山的大明王朝又焕发出了一丝生机。张居正担任首辅期间，朝廷上的言官斗争居然实现了短暂地停息。朝廷中的各方势力，都被张居正压得抬不起头来。由此可以看出，张居正是一个真正的权臣。而到了张居正去世后，各方势力便开始重新抬头。朝廷上的言官斗争卷土重来之后，进化升级成了最终导致明朝灭亡的党争。
万历以后，言官成了宦官的代言人。接下来，就是言官独立结党，与东林党针锋相对的时期了。万历中后期形成的齐、楚、浙三党是典型的地域性帮派团体，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是科道官员。以后，又出现宣、昆二党。宣党首领为汤宾尹，宣城人，字嘉宾，1595年（万历二十三年）进士。昆党首领顾天峻，昆山人，字升伯，1592年（万历二十年）进士。
京察是明代考核京官的一种制度，规定六年一次，称职者予奖或晋升，不称职者处罚或斥退。东林党与其他朋党的“争京察”就是重要的党争事件，明熹宗朱由校即位后，因为东林党支持熹宗继位，有拥立之功，受到了重用，因此在1623年（天启三年）的京察中，东林党取得了主导地位，当时东林党人叶向高是首辅，赵南星则以左都御史身份参与主持京察，他痛斥齐党亓（音同“齐”）诗教、楚党官应震等人，坚决罢了他们的官。
在东林党打败了齐党、浙党宣党、昆党等敌对的朋党后，这些朋党与权宦魏忠贤结合，如崔呈秀、徐兆魁、乔应甲、王绍徽等人都纷纷投靠到魏忠贤门下。魏忠贤及其党羽遂利用诬陷赵南星等人“朋谋结党”而尽融东林士人，以徐兆魁、乔应甲、王绍徽等反东林派的官员代之。
在这样的情况下，魏忠贤的权势越来越大，对于不附自己的官员，魏忠贤寻找口实一一打击。天启四年，魏忠贤及其党羽以汪文言狱案将东林派的魏大中、左光斗、杨链等官员连坐。在这种情况下，天启四年六月，杨链上《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状》。他引用“内官不许干预外事，只供掖廷扫洒，违者法无赦”之律，揭露魏忠贤违反此律干预政事。1624年（天启四年）六月一日，杨涟将写好的奏疏藏在怀里，准备趁早朝时面奏朱由校，当场揭露魏忠贤。不巧当日免朝，杨涟“恐再宿机泄”，只好交会极门转呈朱由校。杨涟在奏疏中列举了魏忠贤的二十四条罪状，揭露他迫害先帝旧臣、干预朝政，逼死后宫贤妃，操纵东厂滥施淫威等罪行，最后指出魏忠贤专权的恶果是“致掖廷之中，但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都城之内，亦但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请求朱由校“大奋雷霆，集文武勋戚，敕刑部严讯，以正国法”。
杨涟此疏，字字句句，如雷霆万钧，击中魏忠贤的要害。魏忠贤闻疏后惊恐万状，慌忙跑到朱由校面前哭诉其冤，并利用朱由校不识字的缘故，削减罪状。弄得朱由校真假难辨，好坏不分，反而温言抚慰魏忠贤，“严旨切责”杨涟。自此以后，魏忠贤对杨涟恨之入骨。同年十月，魏忠贤矫旨责杨涟“大不敬”、“无人臣礼”。将杨涟革职为民。
魏忠贤及其党羽借汪文言案与“封疆案”罗织东林党人受贿的罪名，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赵南星、王之菜、李三才等人皆被牵连。接着又逮捕了杨链、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将他们投入诏狱，诏狱是一个进去了基本上就不可能再出来的地方，他们也不例外。到1626年（天启六年）又发生了所谓“东林七君子”之狱，魏忠贤下令逮捕高攀龙、周宗建、谬昌期、李应升、周顺昌、周起元。除了高攀龙在逮捕前投水自尽之外，其他六人也未能活着走出诏狱。从1624年十月到朱由校死去的两年多时间里，东林官员为这场党争付出生命的的有十余人，下狱遣戍者百人以上，其他被革职、贬黜者达千人以上。
最后来谈谈言官制度异化的后果。
言官本是监察百官的官员，但是却热衷于党争，因此加剧了统治集团的内耗，导致党争成为了明朝末年一个难解的问题。
言官制度的异化也体现在精神层面，即言官集团集体抛弃了思想信仰，从而影响了明朝中后期整个文官集团的思想气节。所以，就会使大明王朝的吏治败坏达到了积重难返的程度。
在这种情况下，大明王朝何以平定农民起义，战胜外患？所以说，好的制度的生命在于落实，大明王朝没有使言官制度永葆生命力的同时也使自己失去了永葆生命力的机会。
参考学术论文：
[1]朱子彦.论明代监察制度[J].探索与争鸣,2015(04):84-89+2.
[2]俞琛. 明中后期言官门户之争研究[D].复旦大学,2013.
[3]翟爱玲.“大礼议”事件的政治意义与嘉靖前期的政治局势[J].史学集刊,2013(04):112-121.
[4]刘中兴. 晚明舆论传播与东林运动[D].华中师范大学,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