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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 Capital and Financial Development: Firm-Level Interactions and Macroeconomic Implications
Lian Allub, Pedro Gomes, Zoë Kuehn
The Economic Journal（EJ-2024年4月）
摘要
生产中的资本-技能互补性意味着人力资本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非对称的相互作用。与不受融资约束的企业相比，受融资约束的企业雇佣技术工人的比例较低。相反，人力资本的缺乏会增加技术工人的工资，进一步降低企业的资本密集度。为了评估这种企业层面的互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本文建立了一个生产中资本-技能互补的职业选择模型，并根据美国数据进行了校准。通过改变各国的金融摩擦、教育程度和全要素生产率，量化了金融市场自由化和教育程度提高对总产出、工资不平等和创业的影响。就总产出而言，金融发展与人力资本进步的共同影响比单独影响的总和高30%。在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人比例微乎其微且全要素生产率较低的国家，金融发展对总产出的影响很小。
以下为正文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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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经济学家看来，物质资本的缺乏及其分配不当，再加上人力资本水平低下，是造成各国收入差距的两个主要原因。尽管金融摩擦对各国总产出的影响通常与人力资本的影响分开分析，但我们认为，应将经济发展的这两个来源结合起来分析。首先，大量经验证据表明，资本和熟练劳动力在生产中是互补的，这一观点已被宏观经济学广泛接受。其次，如图 1 所示，教育程度和国内信贷水平都与人均GDP呈正相关，对于金融市场更发达和教育程度更高的国家而言，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
本文旨在定量评估当企业生产具有资本-技能互补性时，发展金融市场与提高受教育程度对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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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本文建立了一个职业选择模型，在该模型中，拥有不同管理能力和财富水平的熟练和非熟练个人决定成立公司或作为雇员工作。个人可以积累资产，但只能借贷其财富的一部分。生产使用资本、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作为投入。该模型的特点是金融摩擦与教育之间的双向互动。一方面，在资本与技能互补的情况下，受到融资限制的企业与未受限制的企业相比，投资较少，雇佣熟练劳动力的比例也较低。在购买新设备的资金有限的情况下，企业会减少聘用工程师。另一方面，人力资本的稀缺性会对技术工人的工资产生压力，降低企业期望的资本密集度，从而放松有效的财务约束。即使企业能够获得资金，如果工程师稀缺，企业也会减少投资，因为雇用熟练劳动力操作设备的成本很高。在完善的金融市场下，只有技能水平和管理能力决定个人的职业选择，而在不完善的金融市场下，资产持有量也会发挥作用。
通过美国数据对模型参数进行了校准，求解具有不同金融摩擦水平的经济体的模型。图2显示根据个人资产和管理能力选择成为企业家还是工人的职业图。为了说明金融摩擦与职业选择之间的相互作用，我们考虑了两个不同的经济体：一个是金融市场完全发达的基线经济体，如图(a)和(b)所示；另一个是金融摩擦适度的经济体，如图(c)和(d)所示。左侧显示的是非熟练人员的职业分布图，右侧显示的是熟练人员的职业分布图。在没有金融摩擦的情况下，选择成为企业家还是工人只取决于个人的管理能力，而不取决于其资产。而在存在适度的金融摩擦下，职业选择也取决于个人的资产。在这种环境下，缺乏资产会导致管理能力强的个人成为工人，而一些管理能力差的富裕个人则成为企业家，从而产生资本和人才的错配。
图2 有金融摩擦和无金融摩擦经济体的职业分布图
在主要的反事实分析中，文章对129个国家的金融摩擦、教育程度和全要素生产率（TFP）进行了调整，并量化了消除金融摩擦（发展金融市场）和提高教育程度对总产出、工资不平等和创业的影响。本文分别计算了拥有完善的金融市场或提高教育程度所带来的产出收益，以及同时进行这两项改革所带来的产出收益。
图2(a)显示如果所有国家都充分发展其金融市场，总产出的增加情况。平均产出增幅接近10%，介于0%与30%之间。图2(b)显示了在金融市场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将各国教育水平提高到美国水平所产生的影响。产出收益平均为9%，但最高可达50%。这种变化的差异是由于各国教育程度、金融市场发展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初始差异造成的。在图2(c)中，同时放开金融市场并将教育程度提高到美国的水平。产出收益平均为24.7%。这比单独进行每项改革的总和（19%）要大，放大了30%。
图2 金融发展、教育程度及其相互作用的影响。
这一结果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国家（如东亚国家）的金融发展比其他国家（如拉丁美洲国家）更成功。同样，当金融摩擦较高时，我们的模型会产生较低的教育扩张产出收益。当获得信贷受到限制，企业无法投资新设备时，增加大学毕业生人数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就相当有限。
在我们的模型中，我们预期改变企业资本密集度的金融发展会对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的工资产生不同的影响，最终影响工资不平等。图11显示了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工资的百分比变化柱状图。熟练工人的工资平均增加了31%，有些国家没有影响，有些国家则几乎翻了一番。而非熟练工人的工资平均只增加4.9%，最多增加15%。因此，金融发展既增加了熟练工资，也增加了非熟练工资，但对熟练工资的影响要大得多。当金融发展在很少有人拥有大学学位的国家进行时，工资不平等的加剧程度更大。
图3 金融发展对工资不平等的影响
金融市场发展、消除金融摩擦也会对创业产生影响。金融发展有助于将成为企业家的选择与个人财富分离开来。金融发展还能让现有创业者雇佣到最合适的资本，并发展到最佳规模。图 12 显示了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熟练企业家和非熟练企业家平均管理能力的变化柱状图。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熟练企业家的平均管理能力也会提高。相比之下，许多国家非熟练企业家的平均能力却在下降，这是工资不平等加剧的直接结果。技术型企业家的管理能力较高，这一结果与有关金融市场发展（以信贷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衡量）与受过高等教育的个人自主创业的选择性之间的跨国正相关关系的提示性证据相吻合。在信贷与国内生产总值比率较高的国家，成为企业家的高学历者是一个被正向选择的群体。
图4 金融发展对创业能力的影响
通过观察世界银行企业调查的微观数据，本文为模型中企业层面的互动关系在数据中的存在提供了支持。Table 4显示企业中受过教育的员工比例与企业的资产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国内信贷与国内生产总值比率较高的国家，企业资产的正向显著系数较小。这一结果表明，拥有更多资产的企业雇用的受过教育的工人比例更高。特别是在金融市场欠发达的国家。
我们的模型侧重于从企业需求方的角度来研究金融摩擦与人力资本之间的相互作用，将一个国家的教育程度作为给定值。这种方法不同于更广泛研究的机制，后者强调的是供给方的相互作用，即金融摩擦限制了人力资本的积累并产生贫困陷阱。在我们的模型中，金融发展对工资不平等有很大影响。我们的直觉是，通过提高企业层面的资本密集度，对熟练工人的需求比对非熟练工人的需求增加得更多，因此熟练工人的工资比非熟练工人的工资提高得更多。因此，在一个内生教育的模型中，我们预期金融发展不仅能促进未来大学生获得信贷，还能提高教育回报，从而提高教育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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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论
生产中的资本-技能互补性意味着企业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之间存在着差异化的相互作用。这一特征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使得金融市场发展带来的收益取决于各国的教育程度。本文的研究表明，当教育程度和全要素生产率较低时，金融发展对宏观经济总量的收益非常小。此外，我们还发现，同步推动教育普及和金融自由化改革会对宏观经济产生巨大的协同效应。但是本文的结果并不表明一种改革优于另一种改革。要做出这样的判断，需要精确的成本估算，这类分析可以在今后的工作中进行。
本文的研究结果还表明，金融发展是工资不平等的重要驱动因素。已有宏观经济研究工资不平等的因素将工资不平等的加剧与技术和熟练劳动力之间的互补性联系起来，鲜少关注由于金融市场的发展导致的工资不平等。
此外，本文中始终将教育程度和金融摩擦视为外生变量。但金融摩擦是工资不平等背后的重要驱动因素意味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可能会直接影响个人接受教育的选择。因此，受教育程度对熟练工资和非熟练工资变化的响应程度是未来研究的一个有趣领域。
(选文，整理：陆森）
ABSTRACT
Capital-skill complementarity in production implies non-trivial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availability of human capital and financial constraints. Firms that are constrained in their access to finance hire a lower proportion of skilled workers than do unconstrained firms. Conversely, a lack of human capital increases skilled wages, reducing firms’ desired capital intensity and thus loosening firms’ effective financial constraints. To assess the macro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such firm-level interactions, we build an occupational-choice model with capital-skill complementarity in production, which we calibrate to US data. We vary financial frictions,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n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cross countries, and we quantify how aggregate output, wage inequality and entrepreneurship are affected by financial market liberalizations and increases i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For aggregate output, the joint effect of both factors is, on average, 30% larger than the sum of the individual effects. Taking the educational attainment of the population as given, in countries with a negligible share of tertiary-educated workers and low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financial development has only small effects on aggregate out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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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刘彦杉
来源 《E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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