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信息
Alma Cohen, Rajeev H. Dehejia
Judges Judging Judges: Partisanship And Politics In The Federal Circuit Courts Of Appeals
NBER Working Paper（2024.9）
摘要
本文研究了政治化和极化如何影响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的司法审查。通过分析1985年至2020年间的40多万件案件，我们发现，法官与初审法官的政治立场是否一致，越来越多地影响着他们的裁决，尤其是在过去二十年里。这种趋势在具有先例意义的案件中尤为显著：由民主党任命的法官组成的小组，比共和党初审法官更有可能推翻其裁决，几率高出6.9个百分点；而共和党法官小组则比推翻民主党法官的几率低3.6个百分点。这种效应在意识形态和非意识形态的案件中均有体现，即使是那些2000年之前任命的法官也表现出了这种趋势。
以下为正文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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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美国乃至全球，政治化和极化正日益成为许多决策领域的常见现象（Kastellac，2011；Coffey & Joseph，2013；Epstein et al.，2013；Pew Research Center，2014；Gentzkow，2016；Allcott et al.，2020；Boxell，Gentzkow & Shapiro，2021；Duchin et al.，2023；Cohen，2024）。我们将“政治化”定义为政治立场对决策的影响，而“极化”则指观点分歧及其对决策的影响。这些现象在司法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意识形态分歧似乎正在加剧。最近，最高法院向保守派超级多数的转变，以及一系列有争议的判决（如堕胎、总统豁免权和环境法）引发了关于这种趋势的讨论。然而，这种现象并不仅限于最高法院。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在限制联邦监管权力和支持限制性投票法等政治敏感议题上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文关注巡回上诉法院，它们在司法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处理的案件量远超过选择性受理的最高法院（每年70到80件）。巡回上诉法院因其广泛的案件覆盖范围（每年处理数万件）而更值得单独研究。
本文的贡献在于两个方面。首先，我们分析了联邦上诉法院中尚未受到广泛关注的一个特点，即上诉法院法官的政治差异及其与初审法官的政治立场是否一致对推翻判决的影响。研究表明，联邦法官的裁决确实表现出极化现象，并且在我们研究的整个时期中，这种现象在2000年后更加显著。其次，初审法官与上诉法院法官之间的政治一致性可能源于意识形态或政治动机。通过分别分析意识形态和非意识形态案件，我们可以区分这两种情况。结果表明，这些现象在两类案件中均有体现，这意味着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观察到的是政治极化的增加。
美国联邦法院体系是美国联邦法律执行和解释的基石。联邦法院处理民事案件（如违约和歧视）、破产、联邦犯罪、国际贸易和监管事务。其裁决塑造了美国的经济、监管和社会环境。例如，微软反垄断案、ATT案以及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等重大案件均出自该体系。巡回上诉法院负责审理来自联邦地方法院和联邦机构的上诉案件，因此它们通常处理的是尤为复杂或重要的案件。因此，法院体系的政治化和极化可能通过改变监管解释和执行等方式，影响其一致性、可预测性和有效性。
我们借鉴了有关司法系统政治化的文献，形成了本文的实证策略。相关研究表明，法官小组的政治构成影响着判决的推翻率。Songer & Davis（1990）研究了特定问题（如劳动关系、刑事上诉、第一修正案和民权）和时间段内的案件，发现法官的投票存在显著的党派差异。Epstein、Landes & Posner（2013）也发现上诉法院小组中民主党法官较多时，推翻率显著高于共和党法官较多的小组。Kastellec（2011）证实了法官小组的政治构成随时间变化的显著差异，并发现这种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加明显。本文研究表明，这种关联不仅限于之前研究的特定类型案件，而是广泛存在于各种案件中。Berdejo & Chen（2017）指出了选举周期在法官决策中的作用。
本文通过以下方式对现有文献做出了贡献：首先，我们分析了1985年至2020年间的所有案件，包括公开和未公开的判决。这一广泛样本使我们能够跟踪同一法官小组和初审法官组合的长期变化，避免了选样偏差。其次，我们使用了细致的控制和固定效应处理潜在的混淆因素。最后，我们通过研究上诉小组与初审法官之间的政治一致性，揭示了这种现象对司法行为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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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一）制度背景
本文的研究聚焦于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系统中的党派关系和政治因素对司法行为的影响。理解这一系统的运行机制、历史背景及其法官任命的政治性对于全面分析法官裁决的政治化倾向至关重要。本部分将详细介绍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历史沿革、结构特点以及法官任命过程中的政治考量。
1.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历史背景
联邦巡回上诉法院（U.S. Courts of Appeals）是美国联邦司法体系中的中级法院，共设有13个巡回法院，分为12个区域法院和一个专门处理特定领域案件（如专利法和贸易法）的联邦巡回法院。联邦上诉法院自1891年成立以来，随着司法案件的增多和联邦法律体系的扩展，逐渐成为美国司法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职责是审理由下级联邦地区法院（District Courts）或联邦行政机构上诉的案件，其裁决对法律解释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每个巡回法院由多个法官组成，他们共同负责对所辖区域的案件进行审理。与最高法院相比，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案件数量要多得多，每年处理数万起案件，涵盖广泛的法律领域。
2.法官的任命与政治背景
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官由总统提名，并须经过参议院的批准。尽管法律要求法官应当公正无偏地裁决案件，但总统在提名法官时往往会考虑党派背景、政治倾向以及法官的法律哲学。正因为如此，联邦上诉法院的法官任命过程一直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在政治极化加剧的背景下，法官的党派背景对其裁决倾向的影响变得愈加明显。民主党和共和党总统所提名的法官在司法哲学上通常存在明显差异，这种差异体现在具体案件的审理中，特别是在涉及政治敏感问题（如民权、环境法、行政权力等）时尤为显著。
3.法官小组的组成及其影响
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案件通常由三名法官组成的审理小组进行裁决。小组法官的政治构成对裁决结果具有重要影响，尤其在上诉审查和裁决推翻（reversal）的过程中更为明显。研究发现，当审理小组中的法官与原审法官具有相同的党派背景时，裁决被推翻的几率显著降低。此外，上诉法院还具有一定的内部机制来确保法官小组的组成尽可能地平衡。例如，法院在安排法官参与案件审理时会尽量避免所有法官都来自同一党派，从而保证审理过程的多样性和公正性。然而，即便如此，研究数据仍表明法官的党派倾向在裁决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4.司法审查与政治化的挑战
在美国司法体系中，联邦上诉法院的判决对法律解释和应用具有重要的先例意义（precedential value），其裁决不仅直接影响当事人的权益，还通过确立法律原则对未来案件的审理产生深远影响。然而，近年来，由于法官政治化倾向的加剧，联邦上诉法院的司法审查面临严峻挑战。
随着法官裁决的政治化，法院在审理涉及政治敏感议题（如选举法、移民政策、环境保护等）的案件时，法官的个人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越来越成为影响裁决结果的重要因素，不仅削弱了司法独立性，还导致了社会公众对司法体系的信任度下降。
5.案件分配的随机性
法官和案件的随机分配是许多实证研究的基础，特别是在分析党派关系和政治极化对司法行为的影响时。理论上，随机分配确保了法官和案件之间的匹配不受人为因素的干扰，从而保证了对法官裁决行为的因果分析的有效性。本文引用了多项研究（如Tiller & Cross, 1999；Sunstein et al., 2004, 2006；Abramowicz & Stearns, 2005；Epstein et al., 2011；Kastellec, 2011；Chen & Sethi, 2018）来支持随机分配假设。研究发现，在数据中，尽管法官分配存在一些技术性偏差（如法官的服务年限、案件性质等），但这些偏差总体上与政治极化无关，因此不影响对法官党派倾向的分析。为了进一步克服这一问题，本文通过回归模型检验法官小组组成对案件裁决的影响，分析中包括了固定效应（如巡回区 × 年度固定效应）和控制变量（如初审法官的党派背景、案件类型等），从而排除非随机因素的干扰。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构建
本文的数据来自美国联邦司法中心（Federal Judicial Center）和美国法院管理办公室（Administrative Office of the U.S. Courts）的公开数据库。这些数据涵盖了1985年至2020年间所有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案件信息，为研究法官裁决中的党派关系和政治因素提供了详实的实证基础。
1.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1）案件数据：包含了1985年至2020年间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所有案件信息，包括案件编号、法院巡回区、案件提交和裁决日期、案件性质（如民事或刑事）、以及最终裁决结果（如维持、推翻或其他形式的裁决）。数据还包括每个案件的原审法官（District Court Judge）和上诉法院法官（Appellate Court Judges）的信息，特别是法官的任命总统及其党派背景。这些信息有助于分析法官党派背景对裁决的影响。
（2）法官背景信息：数据集中详细记录了参与案件审理的所有法官的个人信息，包括法官的姓名、任命日期、任命总统及其党派背景、所在法院及巡回区、服务年限等。法官的政治背景信息特别重要，因为它可以帮助分析法官在审理案件时是否受到党派倾向的影响。
2.数据处理与标准化
为了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和一致性，本文对原始数据进行了标准化处理。例如，对于不同巡回区、不同年份的数据采用了统一的格式，并将法官的党派背景信息与具体案件记录进行了匹配。本文还删除了重复案件、去除缺失值较多的记录，以及将裁决结果分为明确的类别（如“维持原判”、“推翻”或“部分推翻”）以便于统计分析。
3.变量构造
（1）案件级变量
案件类型：包括民事、刑事和行政案件。每种案件类型又细分为不同的子类别，如在民事案件中包括合同纠纷、知识产权、劳动法等。
裁决结果：本文将裁决结果分为维持（Affirmed）、推翻（Reversed）、部分推翻（Partially Reversed）和其他（Other）几类，以便对不同裁决行为的差异进行分析。在描述性统计中，上诉小组有18%的概率会推翻初审法院的裁决。
初审法官背景：包括原审法官的任命总统及其党派背景，用以研究初审法官与上诉法院法官党派一致性对裁决的影响。
（2）法官级变量：
党派背景：根据法官的任命总统，法官被归类为共和党任命（Republican-Appointed）或民主党任命（Democratic-Appointed）。三人法官小组的范围从共和党总统统一提名（RRR）到民主党总统统一提名（DDD）。DDD所占比例为20%，RRR为16%，混合小组的频率相似。
法官小组的党派构成：每个案件通常由三名法官组成，本文记录了每个法官小组中的党派构成情况（例如，三名法官中两名为共和党任命、一名为民主党任命）。
4.案件是否随机分配
图1绘制了在1985年到2020年期间，不同党派背景的法官组成的小组在推翻原审法官裁决时的行为模式。当小组中的法官与初审法官的党派背景不一致时，推翻原审裁决的可能性显著增加，尤其是在政治敏感性案件中，这一差异更加明显。自2000年后，党派因素对裁决的影响在显著上升，并且，党派因素对裁决的影响集中在民事案件，对刑事案件的影响相对较小。
（三）估计结果
1.基准估计结果
在表2中展示了主要的回归分析结果。回归模型以上诉法院推翻初审法官裁决的可能性为因变量，独立变量包括上诉法院法官小组的政治构成（如“RRR”、“RDD”、“DDD”等）以及与初审法官党派背景的交互项。
（1）党派构成对裁决的影响
本文关注的核心结果是“RRD ×”、“RDD ×”和“DDD × Trial Judge Democratic”这些交互项的系数，即上诉法院小组的党派构成与原审法官党派背景的一致性对推翻率的影响。列1展示了完整样本的结果，列2到列5展示了在不同时间（2000年前后）和不同案件类型（公开/未公开）下的结果组合。
结果表明，初审法官的党派背景会显著影响上诉裁决的推翻率。在所有样本（1985-2020年所有案件）中，民主党法官相比于共和党法官，更倾向于推翻由共和党任命的原审法官的裁决。推翻率呈现出递增的趋势，即从“RRD”（两名共和党法官、一名民主党法官）到“RDD”（两名民主党法官、一名共和党法官），再到“DDD”（三名民主党法官）的小组构成中，推翻率逐渐上升。在2000年后发表的案件中，党派背景对推翻率的影响更为显著。民主党法官的小组更倾向于推翻共和党法官的裁决，而共和党法官的小组则相对保守，更倾向于维持原判。添加一名共和党法官到由民主党法官主导的小组中（如从“DDD”到“RDD”，或从“RRR”到“RRD”），会显著影响推翻率。这种影响在2000年后发表的案件中更为显著，尤其在“DDD”小组中，推翻率提高了13.4个百分点（在2000年前的未公开案件中，推翻率为4.4个百分点）。党派平衡的小组（如“RRD”）与纯党派小组（如“RRR”或“DDD”）相比，在裁决时表现出更复杂的行为模式。
本文的研究结果与现有文献（如Kastellec 2011，Epstein, Landes, 和 Posner 2013）相一致，这些文献也发现了类似的党派影响模式。不过，本文的数据样本更大，涵盖了所有案件（而非选取的小样本），并且控制了更多的混淆因素（如巡回区 × 年份固定效应），从而提供了更加全面的分析。
（2）党派与初审法官背景的交互影响
本文研究了，如果初审法院法官是由本党总统提名的，那么，民主党或共和党法官在推翻初审法院裁决时，是否有显著差异。作者在2000年之后公开的案件中发现了这种模式。在表3的第（5）列中，当上诉小组在政治上和地方法院法官保持一致时，推翻的次数较少。当上诉法院的小组中为RRR类型时，如果初审法官是民主党（D）任命的，则推翻率相对较高。具体系数为0.036（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这表明相对于基线值0.37而言，大约有10个百分点的推翻率增加。如果上诉法院的小组中只有一名民主党法官，那么当初审法官也是由民主党总统任命时，相较于初审法官由共和党总统任命的情况，推翻率降低了0.031个百分点。当上诉法院的小组中有两名民主党法官时，推翻率的增加（通常为6.7个百分点）在初审法官也是民主党法官的情况下，下降了一半（即降低了3.35个百分点）。当上诉法院的小组中有三名民主党法官时，推翻率通常增加13.7个百分点。然而，如果初审法官也是民主党法官，推翻率的增加将减少超过6.85个百分点。综合而言，当初审法官是民主党法官时，上诉小组从完全共和党（RRR）到完全民主党（DDD）时的推翻率会在+3到-7个百分点之间波动。
2.结果的稳健性检验
（1）不同类型案件的分析
本文将案件分为意识形态案件（如涉及宪法、民权等问题）和非意识形态案件（如商业、合同纠纷等）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党派倾向在意识形态案件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推翻率显著高于非意识形态案件。
（2）时间维度的分析
数据按2000年前后进行分组分析，发现党派影响在2000年后显著增加。
（3）法官特征的影响**：
本文还考虑了法官的性别和种族因素，并分析了这些特征与党派背景的交互作用。结果显示，党派背景对女性和少数族裔法官的裁决行为也有显著影响，且在不同类型案件中表现出不同的裁决倾向。
3.分组回归结果
研究进一步将数据分为公开发表的案件和未公开发表的案件，以检验法官在不同公开度下的裁决行为差异：在公开发表的案件中，党派因素对裁决结果的影响更为显著。民主党法官小组推翻共和党初审法官裁决的几率显著高于未公开案件，显示出在公开场合法官更可能表现出党派倾向。在未公开的案件中，虽然党派因素的影响依然存在，但其显著性和程度均低于公开发表的案件。这表明，法官在未公开的案件中更倾向于保持中立，减少党派因素对裁决的干扰。
4.党派背景对司法行为的长期影响
研究还分析了党派背景对法官裁决行为的长期影响，特别是在不同任期法官中表现出的裁决倾向差异。主要发现如下：法官的任期长短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党派倾向的表现。任期较长的法官在裁决中表现出更强的党派倾向，而任期较短的法官则较为谨慎，裁决中党派因素的影响较小。研究还发现，不同任命总统对法官裁决行为的影响也存在显著差异。共和党总统任命的法官更倾向于维持共和党初审法官的裁决，而民主党总统任命的法官则倾向于推翻共和党初审法官的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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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我们记录了美国巡回上诉法院的政治化和极化现象显著增加。
政治化和极化有时带有负面的规范意义，但本文采用的是描述性角度。不同的政治观点意味着不同的司法理念，判决差异不一定反映出错误的决策。同样，上诉小组更倾向于支持与其政治立场一致的初审法官的判决，可能反映了党派内部更加一致的政治和司法理念分歧。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观察到的这种一致性是基于政治立场的，而不是性别或少数族裔身份的。
我们认为有两种机制可能导致这一结果：一是初审法官行为的变化，二是巡回法院法官行为的变化。更加极化的初审法官可能会做出与巡回法院法官更加一致的裁决，从而导致较低的推翻率；或者巡回法院法官对与其政治立场一致的法官表现出更大的认同感，从而更少推翻其裁决。由于初审法官无法预知他们的裁决是否会被上诉，因此，如果前一种机制存在，我们预期会在公开和未公开的案件中都能观察到。然而，我们只在公开案件中观察到这种极化效应，这表明后一种机制更加显著。
我们的研究结果有几个重要意义。首先，这表明法院裁决结果的不确定性增加，判决结果可能因法官的政治派别而有所不同。其次，这突显了司法任命的政治趋势对法院行为的重大影响。最后，这为理解决策过程的政治化和极化提供了独特视角。
未来的研究将进一步探讨法官间的互动，特别是是否存在策略性行为或依赖于历史的决策模式，以及除了政治、性别和种族以外的其他因素是否会影响法官的投票行为。
(选文、整理：寇明珠)
ABSTRACT
We examine how politicization and polarization influence judicial review within U.S. Federal appellate courts. Analyzing over 400,000 cases from 1985 to 2020, we find that judges' political alignment or misalignment with trial judges increasingly affect their decisions, particularly in the last two decades. This trend is significant in precedential cases: panels of Democratic judges are 6.9 percentage points more likely to reverse Republican trial judges compared to Democratic ones, whereas Republican panels are 3.6 percentage points less likely to reverse fellow Republican judges. This effect persists across ideological and non-ideological cases and even among judges appointed before 2000.
编辑 葛秋江
来源《N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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