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信息
Opening up in the 21st century: A quantitative accounting of Chinese export growth
Loren Brandt, Kevin Li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JIE-2024年7月）
摘要
已有研究广泛关注中国出口的快速增长对其他经济体的影响，但对中国出口增长及2007年后中国出口放缓的原因却不甚了解。本文利用详细的贸易和生产数据量化中国出口增长的驱动因素，反映了不同出口目的地、企业所有权类型、生产地点和行业之间丰富的异质性。研究发现中国出口增长的三个主要驱动因素是外国需求的增长、进口中间品准入渠道的改善和中国国内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外需减弱和进口中间品限制进一步改善的缺失可以很大程度上解释 2007 年后出口放缓的原因。此外，这种影响在不同行业和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之间存在较大差异。
以下为正文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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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三十年来，中国在世界商品和服务贸易市场中参与度不断提高，促进中国经济的告诉增长，并成为全球经济的焦点。1995年至2019年，中国出口年增长率为15%，而全球出口年增长率为7%，经合组织国家出口年增长率为5%。中国占世界出口的份额翻了两番，从 3% 增长到 12%。伴随着这些发展，有关中国对外贸易的研究激增。已有研究集中在中国出口增长对其他国家的影响，例如，部分学者聚焦于中国进口竞争对其他国家劳动力市场的影响（Pierce & Schott，2016；Feenstra & Sasahara，2018；Bloom et al.，2019），还有部分学者关注中国贸易对其他地区实际收入的影响（di Giovanni et al.，2014；Hsieh & Ossa，2016）。鉴于中国出口对其他经济体的影响以及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受到广泛关注，对中国对外贸易增长的原因却不甚了解，而深入了解中国贸易扩张的原因同样重要。在本文中，我们将通过定量分析中国出口驱动因素的来提供这方面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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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一）特征事实
本文通过2000 年至 2013 年中国企业的详细贸易和生产数据，分析这一时期中国总体出口贸易的变化与特征事实，特别关注中国出口贸易中的四个关键特征：出口的目的地市场、出口企业的所有权、出口商品的行业、出口产品在中国的生产地点。我们发现了以下五个有关中国出口的典型事实：
第一，总体动态。如图1所示，2000年至2007年，中国出口总值快速增长，出口企业数量和出口企业平均出口值也同步高速增长。2007年后，伴随着出口企业数量增长的急剧下降，出口增长出现回落。
第二，按目的地划分的出口特征。如图2(a)所示，中国出口的大部分产品销往北美、西欧和东亚的发达国家市场。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出口明显转向中低收入国家市场。
第三，按企业所有权划分的出口特征。如图2(b)所示，外商投资企业是中国大部分出口产品的来源，其次是私人投资企业，最后是国有企业。随着时间的推移，私人投资企业的份额不断增加，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国有企业的出口份额都在下降。外商投资企业和私人投资企业的出口倾向下降。
第四，按行业划分的出口特征。如图2(c)所示，中国出口的大部分产品是机械和纺织品及服装。外商投资企业在机械行业占主导地位，而中国企业在纺织品和服装行业占主导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纺织品和服装逐渐转向机械。
第五，按生产地划分的出口特征。如图2(d)所示，中国的出口产品生产地高度集中于沿海省份，尤其是广东。然而，出口到不同目的地、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以及不同行业的出口产品在地理分布上存在很大的异质性。
总之，中国出口的动态和构成在这些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2000 年代中期以后，出口总增长速度明显放缓；从发达国家市场转向新兴经济体市场；外资企业的出口份额先升后降，中国民营企业的出口开始与外资企业竞争；从纺织品和服装转向机械。同时，中国出口产品的地理分布因目的地、企业所有制类型和行业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异。
（二）理论模型与量化分析
通过建立一个中国贸易结构模型，以研究中国出口模式及典型事实的内在驱动因素。该模型有两个作用。首先，提供了一个能够在一般均衡的背景下考虑中国出口的多种驱动因素框架。这些驱动因素包括进口中间品准入改善、生产率增长、企业进入、投资效率与资本积累、就业增长。每个驱动因素都将映射到模型中的一组结构参数，然后本文利用现实数据对这些参数进行估算。最后，通过反事实模拟对该理论模型来量化每个驱动因素对中国出口变化的贡献。
为了量化每个因素对总体出口增长的贡献，我们模拟了基于模型的反事实，预测在每个因素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中国的出口模式。
表5汇报了反事实模拟下中国总体出口增长的驱动因素。出口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是外国需求的增长（平均每年6.8个百分点）、进口中间产品渠道的改善（每年5.0个百分点）和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每年4.0个百分点），资本增长的贡献较小（每年3.3个百分点）。四个时期总出口增长的根本不同来源：2000年至2004年的高增长，主要由外国需求和进口投入品准入驱动；2004年至2007年的持续增长，主要由外国需求和中国要素生产率增长驱动；2007年至2010年的增长明显放缓，主要原因是外国需求下降和贸易平衡恶化；2010年至2013年的增长停滞，主要原因是生产率增长等内部因素的消散抵消了外国需求的恢复。
表6显示了出口到不同目的地的出口增长驱动因素的贡献率。可以看到2007年后不同目的地因外国需求而产生的出口增长贡献存在一些异质性。西欧和东欧需求的贡献率急剧下降。相比之下，东亚需求增长对出口做出积极贡献。
表 7 显示了驱动因素对出口增长在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中的贡献。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的出口增长来源存在很大的异质性。首先，2007年后外需对出口增长贡献的下降主要影响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即外商投资企业在此期间倾向于更多地向需求下降的市场（特别是北美和西欧）出口，而私人企业和国有企业则相对更多地向外国需求仍然强劲的市场（如东南亚）出口。其次，2007年之前，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私人企业和国有企业出口更为重要，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机械等关键出口部门，私人企业和国有企业生产率相对于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率的赶超。而2007年以后，生产率增长对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变得更加重要，对私人投资企业出口变得不那么重要。第三，2007 年之前，资本增长因素对外商投资企业和私人企业出口增长的贡献类似，但 2007 年之后，这些贡献急剧分化，对私人企业出口的贡献为正数，而对外商投资企业出口的贡献为负。这种差异可能是由于2007年后中国政府旨在改善私营企业增加资本积累的政策。
表 8 显示了不同行业下各类驱动因素对中国出口增长的贡献。可以发现，2007 年之前，各部门出口增长的来源更加对称。在此期间，更强劲的外国需求、进口投入品准入条件的改善以及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大多数部门出口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主要的例外情况是，外需对运输业的贡献较弱，进口投入品准入对纺织服装业和运输业的作用略有减弱，要素生产率增长对金属业的贡献为负。2007 年以后，进口投入品准入对所有部门的积极贡献也基本消失，这也是这一时期出口增长整体放缓的一个重要原因。
表9显示了中国不同生产地下各类驱动因素对出口增长的贡献。不同生产地出口增长的驱动因素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在2007年之前，江苏和上海与其他生产地相比，要素生产率增长对出口增长的贡献要大得多；而在2007年之后，山东和前五名以外的生产地的出口从生产率增长中获益更多。在整个样本期间，江苏和浙江的资本增长对出口增长的影响往往大于其他地区。
总之，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出口总体增长的三个主要驱动因素是外需的增长、进口中间产品渠道的改善以及中国国内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然而，外需减弱和进口投入品准入缺乏进一步改善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2007年后出口放缓的原因。在这些综合研究结果的基础上，不同目的地、企业所有制类型、行业和生产地点的出口增长驱动因素之间也存在丰富的异质性，这就提醒我们不要用任何单一的说法来解释所观察到的中国出口动态。
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的分析为2000年至2013年，但出口扩张的驱动因素可以广泛反映中国在更长时期内的出口动态。中国出口总量的快速增长早在2000年之前就已出现，1993年至2000年间，出口年均增长率为19.5%。同样，纺织品作用的下降以及2000年至2007年间出口构成向机械的转变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外资企业和中国民营企业在出口中的作用日益增强也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相反，综合数据表明，2007 年后出现的中国出口增长驱动力的关键转变一直持续到最近，这可能是 2013-2019 年间年出口增长率急剧下降至仅 2% 的原因。例如，外资企业在中国出口总额中所占份额进一步下降，2019 年降至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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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文梳理了2000年至2013年中国出口动态及其构成的重大变化。为了理解这些复杂的特征事实，我们建立了一个中国出口结构模型，该模型可以在一般均衡框架下解释出口增长的多重驱动因素。我们的反事实模拟表明，2000年至2007年中国出口增长的三个主要驱动因素是外需增长、进口中间产品渠道的改善以及中国国内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然而，外需减弱和进口中间品渠道改善的减弱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2007年后出口增长放缓的原因。同时，出口增长的驱动因素在不同的出口目的地、企业所有权类型、行业和生产地之间存在很大的异质性。
2013-2019年间出口年增长率仅为2%，本文关于中国出口增长驱动因素的结论可以持续解释至2019年。例如，制造业进口中间品在制造业中所占的份额在此期间基本保持不变、2019年新进入中国制造业的外商投资企业有所减少、制造业的就业增长也将大幅放缓。这些趋势可以有其他解释。一种可能的原因是，2007年后的增长放缓反映了中国经济在一系列内外部改革中获得的制度红利已经耗尽，未来快速增长的机会较少。全球金融危机后几年贸易和投资流量的减少以及发达国家制造业生产率增长的下降，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趋势。
我们发现，即使在样本末期，外商投资企业与中国企业之间的生产率差距也很明显，因此中国企业的生产率仍有继续增长的空间。此外，即使在出口增长急剧下降的情况下，中国的 GDP 增长率仍然远高于发达经济体和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企业和外国企业未来的增长机会其实是存在的，只是没有得到实现。中国的经济政策也是一个可能的原因。从 2000 年代中期开始，我们观察到中国的发展战略发生了明显的转变，政策变得更加集中化和自上而下，重新关注进口替代、本土创新以及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打造国家领军企业。要解释中国当前的宏观经济轨迹及其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理清这些替代解释至关重要。
最后，我们的分析对中国冲击对其他国家福利的影响具有潜在的重要意义。不同行业、不同所有制类型、不同目的地以及不同时期的出口增长驱动因素存在显著差异。其他国家的福利变化很可能取决于究竟是哪个增长因素解释了观察到的中国出口增长水平，进一步扩展考虑本文研究的中国出口增长驱动因素对世界其他国家福利的影响。
（选文、整理：陆森）
ABSTRACT
China’s rapid export growth has spurred extensive research investigating its effects on other economies. The exact causes of the boom as well as the slowdown in Chinese exporting after 2007 are less well-understood. We quantify the drivers of Chinese export growth using a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estimated with detailed trade and production data that capture rich heterogeneity across destinations, firm ownership types, production locations, and sectors. We find that the three key drivers of Chinese export growth overall are rising foreign demand, improvements in access to imported intermediates, and factor productivity growth within China. Weakening foreign demand and a lack of further improvements in imported inputs access largely explain the slowdown in exporting after 2007. Furthermore, important differences especially across sectors and firms of different ownership types caution against any single nar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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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王静萱
来源 《J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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