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级期刊目录｜《经济研究》2024年第8期

•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丨以深化改革推动形成与数字经济时代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货币政策、企业金融资产配置与资本收入份额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模式探究：经济与民生的视角

•税收任务、征管裁量权与税收优惠落地

•增值税税率下调、税收成本权衡与企业盈余管理策略

•贸易政策冲击下的跨国供应链断裂与重构研究

•平台经济中的跨业并购与杠杆传导：个性化定价的视角

•高技术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激励效应——基于扩展的“反事实”模型

•高端人才空间集聚与后发国家创新发展——来自中国个体专利数据的证据

•生产网络视角下的服务业增长与经济波动

•收入分配、产能利用率与经济增长

作者：

高蓓 杨翼 张明 李欣明

摘要   

为探究经济转型过程中资本和劳动两大要素在货币政策影响下的收入差异，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2007—2019年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非房地产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货币政策对企业资本收入份额的影响，以及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在货币政策影响企业资本收入份额中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宽松的货币政策显著提升了企业资本要素的收入份额，且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加剧了宽松货币政策对企业资本收入份额的影响。货币政策对企业资本收入份额的影响主要通过推动企业资本深化和推高其股票价格实现。异质性分析显示，规模小、融资约束高、劳动密集型企业，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以及银行流动性囤积较低时期的企业，其资本收入份额在宽松货币政策影响下呈现更快的上升趋势。

作者：

曾燕 查佳婧 杨海生 杨存奕

摘要   

党的二十大强调要实现人民共同富裕，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发挥着关键作用。现阶段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已取得显著成果，但数字普惠金融新风险显现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仍然严峻，这要求深入剖析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脉络，从发展模式中总结经验教训，为未来数字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找到切入点。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是其供给因素和需求因素长期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从供需角度考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因素，利用有限混合模型客观分组的功能理清其发展模式及模式转换过程，并基于高维中介模型深入探究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经济基础、设施基础、民生需求和政府能力是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2）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因素存在动态演变，即经济基础与民生需求分别在不同阶段发挥主要驱动作用，呈现出“经济基础主导（供给推动）—民生需求主导（需求拉动）—经济基础主导（供给推动）”的增长模式转换特征。（3）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模式的差异和模式转换来源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作用机制转变。本文的重要发现在于揭示中国部分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资源的错配现象，即处在瓶颈阶段的地区往往拥有更丰富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资源，而其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需求却显著低于其他地区，发展成本也高于其他地区。研究结论能够为数字普惠金融的高质量发展战略制定提供参考。

作者：

田彬彬 张欢 林超 李文健

摘要   

税收优惠是否落地直接关系到减税政策的有效性，是税制体系设计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已有研究着重从企业层面讨论了影响优惠落地的因素，忽视了税务部门行为激励的潜在影响。本文的研究基于政治经济学视角，从税收任务这一我国税务部门的核心激励机制入手，讨论其对税收优惠落地的影响。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基于2008—2015年间全国层面的宏微观数据，以小微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作为主要的优惠政策背景，从实证层面考察了税收任务对于税收优惠落地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一方面，任务压力的存在显著抑制了税收优惠落地；另一方面，征管裁量权是构成上述关系的重要制度基础，裁量权的压缩显著弱化了任务对于优惠落地的抑制作用。本文的研究对于理解我国减税政策的效应，以及征管体制的长期改革提供了有益启示。

作者：

刘行 赵弈超

摘要   

税收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是学界和业界长期关注的重要话题。然而，已有文献主要关注以企业所得税为代表的直接税对盈余管理的影响，还极少有研究从间接税视角展开分析。以中国于2017年开始实施的系列增值税税率下调改革为契机，文章使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间接税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增值税税率的下调改变了企业盈余管理活动的增值税与所得税的相对成本，促使企业调整了自身盈余管理策略。具体表现为：企业在改革后显著增加了基于增值税类损益科目的盈余管理活动，而显著降低了基于非增值税类损益科目的盈余管理活动。但整体上，企业的盈余管理活动趋于下降。进一步分析发现，增值税对企业盈余管理策略调整的影响在税负转嫁能力较弱的企业、所得税率较高的企业、不存在出口业务的企业以及实施向上盈余管理的企业中更加显著。最后，投资者对于及时调整盈余管理策略的企业给予了积极评价。本文研究结论填补了间接税税收成本驱动下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文献空白，丰富了增值税影响企业会计行为的研究成果。

作者：

丁浩员 董文娟 余心玎

摘要   

近年来各类贸易政策冲击使全球产业链步入深度调整期，“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成为当前经济工作的重点。本文基于FactSet Revere全球供应链数据，对中国上市公司的海外供应链关系进行追踪，考察了美国对华加征关税这一贸易政策冲击下中国上市公司海外供应链的变迁动态与重构模式。研究表明：贸易政策冲击显著提高了“断链”风险，但当产品难以替代、契约成本较高或双方具有长期合作基础时，供应链表现出更强韧性。进一步研究供应链重构模式发现，中美企业间“断链”难以在短期内恢复，但中国企业会通过将供应链转移至近岸、本土以及其他欧美国家以实现风险规避，同时调整产业范围完成供应链重构，这一过程在企业具备较高的信息搜寻效率和较强的多元化布局能力时更易实现。在当前全球产业分工格局深刻调整背景下，本文研究结论可以为中国有效应对外部经贸冲击、提升供应链韧性，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提供决策参考。

作者：

刘航 李东阳 孙宝文

摘要   

本文通过构建动态博弈模型，分析了平台经济中普遍存在的跨业并购行为，以及由此产生的市场势力在不同市场之间的杠杆传导效应。本文假设存在两个在线市场：市场I拥有一家垄断性平台企业；市场II由两家平台企业形成了双寡头的市场结构。假设市场I的垄断企业同时拥有信息优势与技术优势。那么，当垄断平台对市场II的某家企业发起并购时，垄断平台可能利用自身拥有的竞争优势将市场势力从市场I传导到市场II。本文证明存在两类均衡：市场统合均衡与市场划分均衡。在市场统合均衡中，并购后市场II的价格竞争会更加激烈，因而出现强化竞争的均衡结果；与之相反，市场划分均衡则会导致市场II的价格上升，由此产生出弱化竞争的均衡效果。本文的理论分析对我国在平台经济中并购审查的反垄断实践有着重要的政策意涵：平台企业跨业并购既可能促进竞争，也可能通过杠杆传导引致竞争损害；具体出现何种结果取决于并购后会产生哪一类均衡——只有出现市场划分均衡的结果时，监管部门才需介入以减少因杠杆传导所导致的消费者福利损失。

作者：

朱平芳 纪园园 姚琦伟 王永水

摘要   

长期以来，中国借鉴众多国家发展经验对高技术产业的研发活动实施了一系列科技激励政策，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是其中的代表性政策之一，本文聚焦评估其对非国有高技术产业的宽度与深度激励效应。在研究设计中，本文注意到常用的“反事实”分析框架面对只有处理组而缺乏对照组的方法困境，尝试性地利用“政策无关和结果相关”变量筛选原则进行探索研究。研究发现，加计扣除政策对非国有高技术产业研发经费投入与专利产出的规模扩张产生了显著宽度效应；政策对投入与专利产出的结构优化和新产品销售收入相对增速提升这些显示创新质量的深度效应存在但较弱。采用多种方法进行检验表明，主要研究结果稳健。本文进一步对主要发现的内在动因与发展逻辑进行了探讨，并据此提出对策建议。

作者：

余振 李锦坡 蒋盛君

摘要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后发国家受限于人才资源约束，可依托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创新高端人才，从而实现创新发展。中国作为当前拥有新增专利数量最多的国家，是创新后发国家的重要代表。本文基于2001—2019年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个体专利数据，从国家创新发展阶段差异入手拓展传统集聚经济理论，从创新个体集聚的微观视角，定量分析了后发国家创新高端人才集聚对个体创新产出的影响和机制，并利用反事实分析了人才空间分布差异对整体创新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其一，后发国家创新高端人才的集聚可以有效提升个体创新数量和质量，该提升主要通过建立更紧密的本地知识网络、合作知识溢出、国际知识网络，以及市场化集聚等渠道实现；其二，优化创新高端人才空间分布能够有效提升后发国家的整体创新产出。创新高端人才完全平均化分布会导致后发国家整体创新产出下降，将人才高度集中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集聚城市则可有效提升后发国家的整体创新产出。本文为后发国家制定更有效的科创政策、人才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提供了来自中国的参考。

作者：

程大中 唐雨桐 邵心怡

摘要   

本文从全球生产网络的视角研究服务业增长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我们通过构建生产网络一般均衡模型分析这一影响机制，并利用近30年的全球投入—产出数据与联立方程模型进行经验检验。结果显示：服务业初始投入占比、最终消费占比上升10%，将导致生产网络稀疏度降低0.42%—1.34%；生产网络稀疏度降低10%，将导致经济波动幅度下降0.79—1.56个单位。这表明，与服务业增长相伴随的服务业初始投入和最终消费占比的上升使得生产网络关联稀疏度趋于下降，进而有助于熨平经济波动。反事实分析表明，如果将中国的服务业占比、行业中间投入占比与服务业生产率波动分别替换为美国的相应数据，则中国的总体经济波动均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但改变服务业占比和行业中间投入占比的贡献率最大（69.8%和73.6%）。本项研究意味着，积极采取措施促进服务业发展，对于中国经济的稳增长、调结构、降波动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作者：

李帮喜 夏锦清 冯志轩

摘要   

本文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功能性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和产能利用率的关系及其演变，构建了可体现固定资本投资、中间投入品投资、居民消费、政府消费、非生产性活动和出口等需求的六部类模型，阐明了在不同类型需求和生产的交互影响下，形成增长机制的可能方式。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了一个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利用1981—2018年37个部门的RUCiod中国时间序列投入产出表，测度了样本期间中国六个部类以及整体的增长机制。结果发现：中国存在明显的冲突型增长机制，在部类层面和经济总体层面都存在增长率是利润引导型而产能利用率是工资引导型的情况。这意味着通过调整收入分配来调节总需求面临权衡取舍，在“保增长”和“去库存”的目标间存在两难困境。要解决这种困境，需要提高企业对市场价值的实现程度以及降低企业对利润率的敏感程度。这需要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两方面的优势：一是发挥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二是抑制以价值增殖为目的的资本积累过程产生的负面影响。通过解决这种困境，中国将在宏观层面更好实现改善收入分配与促进经济增长的统一，在更高水平上实现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