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藏有清康熙十年（1671）刻本《正字通》一部，共6函60册。其中第6函最后1册为空白册，是前人为装满函套而制作的垫册。
一、《正字通》作者、版本及其价值
《正字通》著述家或题“国朝廖文英撰”，或题“明张自烈撰”，或题“自烈文英同撰”。据日本学者古屋昭弘《<正字通>版本及作者考》一文，此书真正的作者是张自烈。所谓的“连阳廖文英百子辑”是冒名行为。廖文英的冒名行为不久被人发现，所以后来的几个版本其著作权重新归为张自烈。四库馆臣等认为此书为廖文英重金买来，掩为已有。这也是说不通的，身为朝廷命官，不可能公然行此有违名节之事。此书张自烈自定名原为《字汇辨》，廖文英改为《正字通》，书前所列满文12字母也为廖文英所加。张自烈（1597-1673），字尔公，号芑山，江西宜春人，一说江西南昌人。崇祯年间为南京国子监生,明亡后不仕,后隐居庐山白鹿洞书院,著有《四书大全辨》《古今文辨》等。廖文英,字百子,号昆湖，连州(今广东连县)人。本是明末南康府推官，投降清朝后，康熙年间曾任江西南康府知府并管理白鹿洞书院。
《正字通》最早的版本，就是由建阳书商成万材刊刻于康熙十年的白鹿洞书院本。此本国内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南京图书馆、甘肃省图书馆等有藏。后来又有康熙年间弘文书院刊本、吴源起清畏堂刊本及秀水王氏芥子园重刻本。
《正字通》之前的一部字书是明代梅膺祚的《字汇》。《正字通》所分卷集部首与梅膺祚《字汇》相同，按12地支分为12集12卷，每集又分其上、中、下，共分214个字部，收字33000多个。《字汇》注释比较简单，而《正字通》针对《字汇》的缺漏、错误而作，补编、正误不少，故繁博得多。其中保存了大量俗字异体，有助于了解当时的社会用字状况。惟引书有的失注篇名，一字又有重见于两部者，是其缺点。清代修《康熙字典》即根据《正字通》而加以详备。《正字通》中所出方言俗语的意义，《康熙字典》有时不取,所以《正字通》在字典史上仍有一定的地位。
二、家藏本《正字通》简介
扉页题“廖百子先生辑/正字通/潭阳成万材梓行”。前有8篇序文，分别是康熙九年（1670）张贞生序，康熙十年史彪古、尹源进、王震生、陈年谷、姚子庄、文德翼、黎元宽序。接下来是康熙九年廖纶玑12字头引、满文12字头19页，这是建阳刻本中目前知道唯一刻有满文的古籍（建阳刻本论见后文）。续之以正字通凡例、正字通引证书目、字汇旧本首卷、正字通卷1直至卷12。每集首有本集目录。卷1题“卷一/连阳廖文英百子辑”。开本高26厘米，宽17厘米。半框高20.5厘米，宽13.7厘米。四周粗细双边，单黑鱼尾。半页8行，小字双行行23字，大字1当小字2。书上钤有朱印4方，分别是“溥济堂”鬲印，“刘嘉琛”方印、“庆源李氏家藏”方印、“细草和烟尚绿”方印。刘嘉琛（1861-1936），字赓南，直隶天津县人，进士出身。2016年8月中鸿信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曾拍出有相同“刘嘉琛”印的《归田录》2卷。其它藏印暂无考。
经与日本内阁文库本比对，两者为同一版本。这就是《正字通》最早的白鹿洞书院本了。内阁本扉页钤有“白鹿/书院/藏板”朱印，而家藏本扉页钤有“本衙藏板/翻刻必究”朱印。内阁本有5篇序，家藏本有8篇序。内阁本有廖文英序，家藏本无；家藏本比内阁本多出史彪古、王震生、陈年谷、文德翼4篇序文。家藏本缺正字通总目15页，缺十二字头大题页、十二字头引第1页，缺卷1子集下集厂部最后1页及后面的厶、又部共12页。卷1子集下集页码本应至“一百二十七”，最后字到又部“叢”字；而家本到“一百十五”，最后字仅到厂部“厱”字。检其“正字通子集目录”并与内阁本比对，发现此页板栏线断处相同，次面内阁本仍为半页8行，而家藏本为半页7行。细看为书板被铲去含有厶、又2部的第7行，又将第8行拼接上，拼接略低，错位可见。据此可知家藏本后印于内阁本。原因是建阳书商在印此本时，发现厶、又2部书板损失，只好撤去总目（因为总目上有厶、又2部之名），篡改子集目录，让购书者以为这是全本。
三、此本当刊板于建阳书坊
古屋昭弘认为，此书“是南康府知府廖文英管理庐山白鹿洞书院时在福建建阳的书贾成万材的协助下出版的”。笔者认为，其刊板地也当在建阳书坊。
1、书前扉页题“潭阳成万材梓”，说明此书刊板于建阳书坊。建阳古有潭阳之名，刻书题潭阳的非常多。内阁本廖文英序说：“以上符功令，下裨承学，盖公诸寓内，俾有志者广其传也。顾予俸薄，安能遽授剞劂，会坊人鸠资，就版于白鹿洞，因名曰正字通”。“坊人鸠资”自然是指成万材等潭阳人出资雕印。所谓“就版于白鹿洞”，书本得到刊印，并送缴若干部到白鹿洞书院，自然算是了。古代文人出书，往往将书稿交付建阳书商刊刻，并事前约定不出刊印成本，只要印缴多少数量，书板归书商所有。这就是《正字通》的出版方式。书上题写“潭阳成万材梓”，目的是让其他人看到此书后，知道书板在建阳，可以到建阳来买。而缴交的那部分书本，书院方只能在上面钤印“白鹿书院藏板”，以示这书是书院安排刊刻的。假设书板刊于白鹿洞书院，建阳书商脱离书坊一条龙的雕印系统，经济上是不上算的。再者，后期印刷也是一门技术活，不是谁都可以胜任的，总不能常常要求建阳书商派人前去印书。
2、书板刊于白鹿洞书院，廖文英怎敢公然冒名顶替？反证刊板地在建阳书坊。康熙十年（1671）起，张自烈受廖文英的邀请，生活在白鹿洞书院，一直到康熙十二年病死在白鹿洞书院。据古屋昭弘文，康熙十一年一月张自烈曾写《赠廖季子序》，文中有“会昆湖公《正字通》成”句。昆湖就是廖文英。说明张自烈生前就知道《正字通》的出版，也说明此书《字汇辨》易名《正字通》他是知情的。据易根生先生《一代大儒张自烈》一文，张自烈于崇祯十七年（1644）曾旅居福建潭阳。他一生购书数十万卷，他此行一定是来建阳书坊买书的。顺治六年（1649），张自烈所撰《四书大全辨》书稿完成，他与家弟张自勋携带书稿，不顾兵荒马乱，远涉千里，经3天3夜赶到福建潭阳，立即付梓印刷，终于完成《四书大全辩》删本的刊行。他曾两次驻足建阳书坊，对此地的刻书风貌应当是非常熟悉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康熙十年他受廖文英之邀主讲白鹿洞书院之前，身体每况愈下，再也无力安排《字汇辨》的出版工作，只好寻求南康知府管理白鹿洞书院的廖文英帮助，请求派人到建阳书坊安排刊刻。谁知廖文英身居要职，居然是个小人。他与建阳书商合作刊印此书时，变更书名，竟然将著作权据为己有。其序言中说他自己“慨于字学之未全”“阅三年粗成定本”，对张自烈只字不题。廖文英这样做的目的是踩着别人的肩膀向上爬。序言上这段话暴露了他的心思，“今上经筵稽古，设科吁俊，每见奏疏偶误者必议制议。字伪者不录，正字一书，盖斯时之急务欤！”若书板在白鹿洞书院雕印，张自烈不可能不临场检视，书院师生也不可能不知道，廖文英何来胆子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冒题“廖百子先生辑”。万一有人将冒名之事上奏朝廷，弄得不好可能是死罪一条。廖文英自以为两地相隔千里，暗中行此冒名之事无人知晓，虽瞒过了张自烈，但终被后人发现并诟病不已。
家藏本全6函
家藏本扉页
日本内阁文库本扉页
家藏本满文十二字头
家藏本满文十二字头
家藏本满文十二字头
家藏本满文十二字头
家藏本满文十二字头
家藏本卷一，卷前目录缺一行到厂部，缺厶、又2部
日本内阁文库本卷一，前目录满8行，有厶、又2部
书内对每个字的注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