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日前，澳门城市大学校长、常熟乡贤刘骏先生在澳门与奥运冠军们互动交流时提出以全额奖学金引进全红婵，上演现场“抢人”；并且他还入选了2024福布斯中国·最具影响力华人精英TOP100，在网上轰动一时（关联链接：《常熟骄傲！澳门城市大学“男神”校长刘骏入选福布斯中国TOP100！》）

令人欣喜的是，刘骏教授不仅是常熟人、省熟中的学子，而且是省熟中英语名师刘志坤先生的儿子，真可谓“有其父必有其子”也！

碰巧的是，常熟乡贤、亚投行行长金立群先生在省熟中读书时得到刘志坤先生帮助良多，当他在北京读研究生时，著名英文教授许国璋先生曾议论涚：“金立群一定得到过名师指点”，金立群说名师“就是刘志坤老师”！

现在，本号特编发金立群先生在纪念省熟中成立七十周年时在《蟠虞情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出版）撰写的文章《追忆省中求学岁月》，以资感谢刘志坤等老师的不倦教诲！

追忆省中求学岁月

文 / 金立群

（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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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1962年考入江苏省常熟中学，这是我的第一志愿。我在省中读了三年初中，65年初中毕业后，我离开省中，到江苏省南菁高级中学求学。至今，四十多年过去了。人的记忆有着很大的选择性，一生中重大的经历，会反复在大脑中回旋，深深地印在记忆的模版上，从而无法忘怀。

我上小学时，就决意要报考省中。考上省中，实现了我懂事以来人生的第一个愿望。我家在常熟虞山镇的南端，而省中在北端，步行到学校至少要半个多小时。早上，从家里出门，一路小街小巷，曲曲折折，穿过狭窄的书院弄之后，就来到了北门大街。

记忆中的北门大街非常宽畅、清静，除了省中和县三中学生早上上学和下午放学时稍稍热闹一阵外，平时几乎无人打扰它。北门大街幽静，但是有值得人细细琢磨的地方。从南向北，首先看到的是敬道堂，一座基督教堂，紧接着就是言子墓。从言子墓道往山上爬，可直到辛峰亭。

那时，我还无法体会到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不明白是西方的信仰和文化想借这座基督教堂来挤掉代表中国思想文化的儒家基地呢，还是儒家基地牢牢顶住祖传的地盘，不肯相让。但是，至少这是西方文明闯入中国之后，在这个江南中小城镇上留下的最为明显的遗产。

再走几步是一个奶牛场，里边的荷兰种奶牛哞哞叫着，想来这是在中国落户之后的好几代了，不见得是发思乡之情。再往前，还要在北门大街上走相当一段路，经过一些高墙深宅，单位或民居，走过县三中，才来到省中。

短短的一段路，竟然把这些属性迥然不同的事物依次排列在一起，实在是匪夷所思。这每天上学往返必不可免的徒步是我少年时期遐想的黄金时段。我很想知道外面的世界，也想了解自己国家的过去。但更多的，总是模模糊地憧憬着未来。

省中的对面是虞山脚下的人民公园，穿过公园到桃源涧好象只有一箭之地。北面是一条大河，叫菱荡堰。春天，山泉顺着桃源涧奔腾而下，泄入河中。河水绝对是清的，除了从山上带下来的泥沙，没有想到过会有什么化学殘留物。河那边则是大片桑园和其他农田。“蓝蓝的天上白云飞”不只是歌词，而是我们习以为常的现实。

学校依山傍水，环境优美。想当年建校时，创业者选择在此安营扎寨，建立与当时“常熟市中学”并列的最高学府，确实很有见地。多年以后，到国外看到很多名校也都是建在僻静的郊外，目的是远离尘嚣，让学生能潜心读书。这和接触实际，了解社会并不矛盾。省中那几排朴素的灰砖教学楼、那藏书丰富的图书馆，还有大礼堂、操场等等，永远留在记忆之中，常常会闯入梦中。

一所好的学校，固然要有好的领导，但是，优质师资和生源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常熟是江南历史文化重镇，仅晚清就出过不少状元。作为省立中学，名师想来此传道授业，学生慕名来此求学，顺理成章。我报考省中，是冲着学校一大批优质师资力量来的。同时，我也相信，来自虞山镇上各个小学校里的拔尖生云集于此，无疑增加了挑战性，也会很有意思。

从小学升入初中，是很大的跳跃。书包沉了，课程多了。而这又是我们青少年关键的性格形成时期。在这个时期能上一所好学校，结识一批好同学，有好老师上课，自己将会终生受益。

的确，省中求学三年，是我人生的重要起点。人生犹如登山，大家都能看到山顶，但是不一定都能找到很好的路径，且需一步一个脚印往上攀登，关键的一步踩中且踩得很踏实，就有继续向上的可能。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省中这三年奠定的基础，恐怕我以后的人生轨迹需要重新划定。

在离开省中之后的四十年期间，我先后在农村务农，从事乡镇企业，在农村中学当民办教师等等，共达十年之久。1978年全国恢复研究生制度以后，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攻读研究生课程。毕业后到财政部，旋即被派到美国华盛顿世界银行工作。此后，又有机会到美国波士顿大学经济系研究生院进修，再回国工作。这一段经历，就象当年在北门大街上徒步上学一样，看到各种不同的东西；换言之，是北门大街上步行上学的过程在时间和空间上放大了的版本。

在北外和国外大学上学和做研究，我结识了很多学者、专家，得益于中外很多名教授指点。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可能冲淡省中许多优秀教师对我一生中重要时期的影响。

在我的记忆中，更多的可能不是具体的哪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是省中教师给我一种整体性的、系统性的育人授业的传统的震撼力量。在我的印象中，梅影校长说话不多，非常威严，但又很慈祥，是一个严谨的学府的象征。教导主任李声信是一位典型的文人雅士，说话温和。

省中教师兢兢业业，诲人不倦的职业感，关心爱护学生的真情，扎实的专业功底和丰富的知识面等等，都很难用几个故事来描述。给我印象很深的一点是，我们在课余时间会到老师的办公室去请教。遇到比较复杂的问题，老师们也会当着学生的面互相切磋，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表现了诚实、严谨的治学态度。

初中三年，先后有好几位老师担任过我们班的班主任。我印象最深的当推徐家骥老师和何承熙老师这两位班主任。徐老师教历史，何老师教数学，涉及文理科不同的领域，但就他们教学方法而言，却颇为相似。

何老师教数学，重在开发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打基础。我不记得他给我们布置很多很多习题，他不搞题海战术。作为班主任，何老师强调全面发展，尽管作为数学教师，他对数学有着执着的偏爱，总是希望我们热爱数学。毫不奇怪，多少年之后当我因为学习西方现代经济学而需要学习高等数学时，何老师当年讲授数学的种种情景又浮现在眼前。

金立群为江苏省常熟中学校庆题辞

徐家骥老师重在培养我们好学不倦的习惯，而不是只抓考分。他又特别善解人意。初一暑期，我得了胸膜炎。徐老师接任班主任之后，亲自到我家，跟我父母商量，想让我休学一年。我哪里肯浪费一年时间。最后，徐老师同意我先在家休息一个月，视身体康复情况再定。我回到学校之后，他非常关心我，劝我注意休息，使我十分感动。徐老师的古汉语和英语造诣很高，历史是他的本行。我们去请教他时，他经常指导我们读有关文史方面的各类书籍。

记得他对我说过，学中国历史不能只注意二十四史这类正史，还要读笔记小说，这样才能对中国博大精深的历史真有所了解。我工作之后，有了条件，遵照他当年的指点，购置了中华书局出版的全套唐宋元明清笔记小说。闲暇时信手从书架上取下一本浏览，总是难忘当年恩师指点。

徐家骥老师讲解历史，娓娓动听，语调平静，但你能感受到中外重大历史事件的跌宕起伏。然而，他又不只是讲故事，他是讲一种哲理。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达芬奇名画蒙娜丽莎的分析。他讲解了这幅画创作的历史时代背景，点出了画面上意大利田园风光的寓意，以及蒙娜丽莎嘴角上一丝淡淡的、不显不露的微笑，揭示了这幅画实现了从先前宗教题材到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题材的跨越。二十五年之后，当我站在巴黎罗浮宫这幅举世无双的真品面前时，我惊叹了！惊叹这幅巨擘，惊叹徐老师当年讲解的深度。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戴逸先生的大儿子戴寅（右一）、女儿戴珂（左二）和女婿廖京生（左一）奉命在常熟拜访戴先生发小、同学徐家骥先生

省中集各科精英教员，人才济济，可谓群贤毕至。当时，象我们这样的初中生，根本无法体会到学富五车的老师们的博学多才。据我所知，张育才老师对杜甫深有研究，而象教汉语的徐鳌老师和教物理的丁维桓老师等，都有极高的英语造诣，不是一般英语老师可以望其项背的。丁老师专门教过我班的英语，但还给我们讲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徐鳌有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法学学位，说英语乃一口纯真地道的美国口音。我常到徐鳌老师家登门求教，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徐鳌老师博古通今，中西合璧，并写得一手脱胎于怀素体的好字。当他从罗曼罗兰的大作《约汉克里斯多夫》谈到中国的元曲，你感觉不到时代和文化的跳跃，你感受到的只是全人类不同文化艺术的灵犀之通。至于后来我成了他的女婿，那是另外一回事，当时我连做这个梦的可能都没有。

当年实在是很少有人肯下功夫去学外语，因为看不到有何用处。哪象今天的年轻人学习英语如此疯狂。由于受家庭的影响，我从小偏爱文史哲，并由此延伸至对英美语言文学的爱好。开始时，父亲曾辅导过我一阵子英语，但是他的主要功夫是在中国的金石、书法、古典文学和历史方面。我到了中学后，他很快就顺手把我转交给省中的英语老师去管，自己可以轻松了。

进入省中，可得益于其强势外语师资力量。要论省中最资深的英语教员，当推北京师范大学科班出身的陆希绩老师。陆老师从未教授过我班，他一直教高三，而我直到毕业也充其量不过是初中三年级生，根本无缘听他的课。有几次我到办公室去，看到别的英语老师不在，也会斗胆直接向他请教，他会放下手中在我看来是高深莫测的英语书，耐心解答我的问题。他是我们省中的英语泰斗，最高权威。

后来，他在给高三毕业班部分同学上课外辅导班时，也邀请我去旁听。我直到现在甚至还记得他当时讲解从《北京周报》上选的一段关于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宫本显治的报导。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县南街县图书馆前。当时，我已经报考南菁高级中学，升学考试结束不久。一年之后，“文革”爆发，我得知他遭受迫害遇难的消息，十分悲痛。

金立群在1962年考入江苏省常熟中学，在这里接受了三年的初中学习，直到1965年毕业。当时，金立群就读于初三（2）班，座位是54号。

在英语学习上，领我入门，帮我打下扎实基础的，自然是恩师刘志坤老师。刘老师是我初一的英语老师，之后他再也没有给我们班上过课。但是，在以后漫长的岁月中，他始终是我请教最多、最接近的英语老师。每当寒暑假，我都经常去刘老师家拜访，在他家一呆就是半天。他每次都给我沏茶，还经常因为安排的书没有读完，必须留我吃饭。

他给我的指导是系统性的，从英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的主要代表作，到著名的英语语言学家的重要著作，给我一一介绍。他从一开始就强调，要阅读原著，并以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的名言，来说明读书不能钻牛角尖，要从大处着眼，某些地方实在搞不明白，不必计较。语言是一种现象，见得多了，自然心领神会，豁然开朗。凡是他让我阅读的书，他都要求我认真读序言，因为序言是门面，作者总要使出浑身解数，先把它写好。

金立群（右）与刘志坤老师之子刘骏

初中三年，刘老师给我拓宽视野，指点迷津，使我的英语水平大幅度提高。我考入南菁高级中学之后，得到廖慕禹、何吉人两位二级老师的指导。廖慕禹老师还是当时全国中学英语教材编写组的专家。那时，江苏省仅有几位英语二级教师，二级教师的含金量可是不一般。

他们对我这个新来的高一学生已能读《毛选》英文版，并掌握系统的关于英美语言、文学方面的知识，感到非常惊讶，深感江苏省常熟中学英语师资力量非同一般。“文革”以后，我下乡务农，抽空继续学习。刘老师帮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等于把我送上了一趟高速列车，我可以凭仗着其巨大的惯性不断前进。

1978年，我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幸运地成为王佐良、许国璋一代名教授的研究生。因为我没有上过本科，故算是“自学成才”。其实，我心里明白，我既谈不上“无师自通”，更说不上“成才”。据我北外的一位同班同学告，有一次许国璋教授和别人谈起我时说：“金立群一定得到过名师指点。”这位名师是谁呢？不少人问我。许国璋教授所猜测的这位名师，就是刘志坤老师。

刘志坤老师之子、澳门城市大学校长刘骏题字

省中的老一代教师堪称为人师表的楷模。在接近“文革”的年代，极左思潮泛滥，老师想督促学生认真学习，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接班人这样天经地义的事情，说起来都已经是很不容易了。他们往往忍受着巨大的压力，甚至要冒“培养只专不红”的学生的风险。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辅导学生要收钱。

1977年，恢复高考时期，我曾经向吴昌汉老师请教过数学，高度近视的他，满腔热情，恨不得把他所有数学知识的库存，全部倾倒给我。对省中的许多老一代教师来说，能把知识尽可能传授给学生，就是最大的报酬，最大的收获。此外别无所求。他们任劳任怨，诲人不倦的精神和业绩，是不可能论斤计量地划价的。如果这样做，那无疑是对被他们视为神圣天职的一种亵渎。

今天，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地时代和世界了。年轻一代的理想和追求和我们当年有很大的差别。但是，有很多基本的信念不能变。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理想仍然应该是激励青年一代前进的动力。

我在读初中的三年，正是我国克服三年自然灾害，国民经济进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阶段，生活还是相当艰苦的。今天的青少年很难想象，正在发育阶段的我们常常处于半饥半饱的状态之中，不必惦念着今天还有几千大卡需要烧掉；母亲亲手缝做的衣服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名牌；条件好的同学穿了一双新的高帮球鞋，会令大家羡慕大半天。冬天，手脚冰凉，布满冻疮，在北门大街上顶着呼啸的西北风上学，我们犹如飞机或导弹在经受风洞试验；汉语辞典还没有收“空调”两字，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更不存在；梅雨季节，到学校时衣服全部湿透，鞋子象是沉到河底的小船。

但是在当时，也有我们的乐事。春天或秋天，能到剑门或兴福寺去远足，也算是很大的享受。课余时间下棋、打篮球、踢足球、都是常规活动。不知是谁突然发现了学校对面体育场的一个泄洪道，全长五百多米，于是用蓖麻子做了火把，从头到底在里面钻了一圈。结果许多同学都成群结队去探索，担心出事的老师不得不出来干预。这可能是在电子游戏机时代不会发生的冒险活动。

1965年7月金立群毕业证书的存根

当年不乏令人振奋的喜庆大事。每天中午，教室里的广播喇叭里播放着学生自己编排的节目。也是在这个喇叭里，我们听到了中国乒乓球队连续获得世界冠军的消息，中国和法国建交的新闻，中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特大喜讯等等。我们一起唱革命歌曲，一起欢庆。

今天的物质条件和当年不可同日而语，回想当年，仍然有那么多美好的往事值得回忆，因为生活的美好毕竟不只取决于物质条件。我们不要轻易让有些美好的东西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而退居二线，甚至于完全被排斥在心灵世界之外。

我想引用《诗经·卫风·淇奥》来结束此文。且把菱荡堰比作淇水，回忆省中，瞻彼淇奥，绿竹猗猗，绿竹青青，绿竹如箦；想当年一代老师，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充耳琇莹，会弁如星，如金如锡，如圭如璧，终不可兮！

作者：金立群，江苏常熟人，1949年8月出生，江苏省常熟中学65届校友，1968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并参加工作，曾任财政部原副部长、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中投公司监事长、中金公司董事长。

2014年，参与筹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2016年1月16日，在亚投行理事会成立大会上，当选亚投行首任行长；2021年1月16日就任第二任行长，任期5年。现任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董事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