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戴逸先生作为赵珍的博导，拟开的博士论文题目竟是环境问题，至今不仅是前沿课题，而且是理工科的课题，况且所指还是边疆问题！从赵珍先生追忆看，此一问题还被不少同仁不看好！在此情此景之下，戴逸先生的高瞻远瞩为赵珍的史学人生奠定了重要基础……
如果从赵珍追忆再看看戴逸先生的为人为师为文，那真正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了……
追思吾师点滴
文 / 赵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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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逸老师走啦！
戴逸教授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杰出历史学家，新中国清史学科奠基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北京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
2024年1月24日上午8时12分，戴逸老师永远离开了我们！
戴逸，江苏常熟人（1926.9.10—2024.1.24），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新中国清史学科奠基人，当代中国少有的能兼通清代前后期历史的清史大家。曾担任中国史学会会长（第四届、第五届）。2002年8月，受命担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中国第25史《清史》工程如今接近尾声）。2011年，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深切缅怀恩师
恩师，平易近人，德高望重，学术风范，永垂学林，是国家记忆的大先生！
二十多年前，我拜师门下，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必须要声明的是，戴逸老师从不将学院分配给自己直接指导的学生视为己出，而是从来都是视清史所的所有学生为自己的学生，没有区别。以致于由恩师直接指导的我们这些学生，也从来不敢称自己为“戴门”弟子，下意识中也没有师门的概念，也很少由谁组织聚会之类的活动，即如现在很时髦的那种以师门为中心的聚餐活动等。
作者与恩师戴逸先生
回忆我拜师门下，有一种被天上掉馅饼砸中的机遇。
2000年3月下旬，我先是经过博士生考录的笔试，几天后，又参与了面试。按当时的惯例，面试后基本就能知道是否被录取与已分配的导师，只是还不会公布。
我面试顺序排的靠前，面试后就在清史所楼下的花园边（即今学校崇德楼A座下的停车场边）等消息，快到饭点时，看到老师从楼里出来。
记忆犹新的是，当时老师脚穿一双黑色灯芯绒的黑皮包边的棕色底的“北京懒汉鞋”，之所以注意到老师脚下，一来是当时老师年已七十多岁，这种塑料底的鞋容易打滑，我有点担心。
二来这种北京牌的“懒汉鞋”在八十年代时很时髦，尤其是白色包边的那种，深受青年人喜欢。年轻时的我就曾托跑北京的列车员捎过两双，鞋的白色包边时间久了，洗不出来时，就涂上白色漂白粉，显得很潮很浪。
段祺瑞执政府旧址，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办公地
此时，头发几近半白的老师，左臂较右臂摆动的更有力，一步一步很轻捷的走近了我所站立处。我赶紧上前行礼问好！老师点点头，走过去啦！我心想，戴老师也不认识我，那么多学生，肯定记不住呗！正思忖间，见老师又折回来，走向楼的方向。临近我时，我赶紧上前说，戴老师，您要上楼吧！需要我帮忙吗！
我想的是，他老人家可能是把报纸啥的落在办公室啦，返回来拿，所以这样问的。
老师听我言后，摆摆右手，说：不上楼。紧接着问，“你是青海来考试的吗？”我立刻点头并说是，一时间心提到嗓子眼啦！那时候尽管自己觉得笔试和面试的效果不错，但毕竟是已有副教授职称又来读书，年龄也不小了,没有年轻人的优势。另外，我之前在所里访学时，已入王思治老师门下，是王老师多次鼓励和劝说我来攻读学位，而那年报考王老师的有2人，都已经过线并参与面试，至于我能否被录取，心里还是很忐忑。孰知接下来，天上掉下的馅饼就砸中了我！
老师问：你愿不愿意跟我读。我当即回答：愿意，当然愿意。老师笑笑，转身向学校东门红楼方向走去。后来我才知道，那边是他老人家的休息室，在那里老师给所里挂了电话，经商议后，录取了我。而这句问话和这一情节，很多年后，我还常给老师提起，以示感恩！顺便说一下，来京报到后，我去拜见了王老师，老师说：“你跟老戴读更好，这是我同意的”。我很幸运，在清史所得到两位老师的指导教育，受益匪浅！
入学后不几天的一个下午，去铁狮子胡同第一次拜见戴老师，有邓文峰和我。老师在所资料室隔壁的办公室给我们上课后，又请我们共进晚餐，记得那次已经毕业的师兄于庆祥也参加了。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82届研究生毕业留念（前排左四为戴逸先生）
搜寻我脑海中对恩师的诸多记忆，其中感受很深刻，且永远抹不去的，是老师指导培育学生过程中总是饱含尊重、倾听、呵护与信任的那种慈爱，与老师在一起时，学生们毫无局促不安之感。
老师身上总是散发着唯有国之大先生、学术之大师才有的那种对待晚辈后学慈祥和蔼的亲切感。
这些年，这种感受愈来愈深，尤其在清史编纂的各种学术讨论与研究座谈中，不论是编纂专家、还是学生发言，或者有人随意表达观点时，老师的注意力总是寻着声音而去，然后聚精会神倾听，生怕漏掉某一句。
经常是一个上午的会议或研讨，年届耄耋的老师从不离席，也不走动，坐在位置上，就那么以其充沛的精气神、全神贯注的听着，时而落笔记录。恩师永远抱有唯他老人家独有的那种谦逊风范。深切缅怀！
戴逸与省立第七中学（抗战前叫常熟孝友中学）的杨毅庵老师等师生在毕业后8年合影
恩师的学术理念
恩师的学术思想与理念，总是走在史学研究前沿，引领研究方向，极具有前瞻性与创新性，对学科建设贡献极大。这可以从史学研究的跨区域、环境史研究中探寻。
老师所著《步入近代的历程》（1993年版），收录了一组撰写于上世纪80年代的论文，主旨为区域与边疆史研究的内容，有三篇。第一篇是“加强边疆开发史的研究”（1986年）；第二篇是“开展边疆史地研究，为现代化建设服务”（1988年）；第三篇是“边疆开发活动中的人和环境”（1988年）。
其中第一篇“加强边疆开发史的研究”，刊载《新疆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在该文结尾，老师呼吁：“我相信：边疆开发史这一研究课题，将会吸引全国各方面的专家来参加，努力以赴，携手前进，开辟出一个多学科交叉渗透的新局面，创造出对现实富有意义的研究成果”。
这其中关键句“多学科交叉渗透”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在历史学中国史学学科建设中，极具有前瞻性和创新性。时隔30多年后的当下，多学科、跨学科不仅是史学研究的专门新方向，在人文社科领域也是前沿理念，已成为热门而演进中的学科研究理论方法。
以上三篇论文的第三篇，是“边疆开发活动中的人和环境”，刊载《清史研究通讯》（1988年第3期），其中，老师提出了边疆建设中注重生态史学研究的新理念，并围绕18世纪以来的人口问题，阐释了人与环境关系，指出学界对18世纪以来的人口爆炸与扩散，尚未予以充分研究，包括它的规模、路线、组织以及政府的政策、措施。明确强调：边疆研究中的这些重要问题目前尚模糊不清以至完全空白。
并特别强调了当移民来到新的环境中，和当地土著民族一起向大自然进军，当他们通过劳动向环境索取富源时，既是在改变环境，对原有的生态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
戴逸教授（前排左二）参加留学生论文答辩
恩师这样具有前瞻性的学术理念贯彻于指导培育学生过程中。在我攻读博士学位时，老师指导我从环境视角研究木兰围场生态变迁。原话是：你做“生态环境”，就选木兰围场。
其时，因个人对围场生态演变史的基本脉络并不熟悉，对“生态”的理论与方法更是陌生，仅有的经济史学基础研究，尚多囿于西北区域史和泛泛的通史之中。
那时人大规定攻读博士学位的时限是三年，待开题时，已经是二年级上半学期啦！想要在短时开辟新的赛道，颇有难度。然而，师命不可违啊！
经过初步翻阅资料，我依旧对木兰围场的时空范围以及演变趋势和节点大事等不能把握，心中没底，更不可能从生态史这个生疏的领域入手去做研究。一筹莫展，不知如何向老师交待。
后经再三考虑，我决定接受老师的指导，闯关一下环境问题领域，只是拟将研究的时空范畴改在自己更为熟悉的清代西北区域。遂将想法向老师汇报，希望求得老师同意。
与恩师、师母等合影
当约见导师时，没想到老师十分赞同我对研究区域的选择，鼓励我闯出自己的学术之路。
我也暗自发愿将老师提出的“木兰围场生态环境”留待未来去做，以不辜负老师的期望！
当然，这个心怀感恩的还愿行动自2009年底启动，我不仅完成了木兰围场的生态变迁，同时完成了整个清代围场的“人与自然”生态演变研究工作。
本研究启动后，获得人大首届“明德”项目资助，2012年专著《资源、环境与国家权力——清代围场研究》由人大出版社印行。这是后话。
再说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方向确定后，我面临着来自两方面的压力：
其一，该选题并不被清史所的相关老师们看好，纷纷认为生态问题研究属于理科领域，仅从历史资料入手，靠文献的描述，不可能完成。也有的老师直言更换题目，以免影响获取学位。何况其时整个清史所还没有人对“生态环境”有所关注，除了我自己的导师早有论文刊载外，所里还没有谁对相关领域有所涉足，更谈不上对生态史基础学理的探讨。
其二，考验我的是怎样着手展开实际操作，才能对“人与自然”这个命题做出彼时自己认识程度上与历史地理学不同的理解或诠释，如何在其研究中寻得出路。好在这两个压力，自不同方面师友的鼓励与支持为解药。
支持来自社科院研究员孟颜弘兄。
其时，对人与自然关系问题关注和研究最前沿的历史地理学术刊物，当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历史地理研究》两刊，前者在空间范畴上与我的领域更近，故而，我急切想得到已刊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希望能够集中精力翻阅该刊有关“人与自然”的学术前沿，从定性的学术理路确定依据，然而人大没有该刊，国图亦看不到过刊。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几经辗转，在北师大一位朋友的帮助下，从北大张帆兄处得知孟兄收藏有此刊。
那时，我还不认识孟兄，俟得到联系方式后，很快造访孟兄在双榆树的府邸，在那儿我拿到了几乎不缺期的《论丛》过刊。这些在助人者或许早就忘记，或看似不值一提的举措，于我至今仍历历在目。
鼓励来自本校哲学系的苗东升教授。
苗教授是世界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弟子，对系统论等复杂性科学研究颇有造诣。苗老师给我那届的全校博士生开了“哲学前言”课，系统论是课程主要内容之一。
苗老师讲授的哲学前沿问题，使我对理论方法指导实践研究的重要性有了更进一步参悟，很享受课堂，也深深被这位操有浓浓山西口音的长者以其言简意赅的语句诠释深奥哲学精髓的教学所折服。这些讲授，自彼至今，对我的学术研究仍有裨益。
有天在校园，我遇见了正在散步的苗老师。打过招呼后，苗老师问了我的学位论文选题，我作答后，苗老师说：“生态环境，这个选题好啊！也只有戴逸同志能有这样的战略眼光！”苗老师的这句话，对我很有助力，也应该是我着手展开“生态”主题为学位论文实操以后，得自导师之外最有力的鼓劲，至今铭记。
位于戴逸先生家乡常熟虞山脚下的戴逸学术馆（衣山楼）
老师在《步入近代历程》中所提出的相关“人与环境”思想理念，在其后的近40年里，成为史学研究的新方向，苗老的“选题好……”这句话，也在20多年里，得到了验证，成为我安身立命和攻坚的学术领域，并小有收获！
恩师在培育指导学生过程中，总是给学生们一些具有前瞻性、高瞻远瞩的理论指导。就如我而言，待我对老师的教导深思消化乃至参悟后，方能理解导师的学术理念，达到醍醐灌顶之效果。为此，我想说，老师孜孜以求治史的学术理念、守正创新耕耘学术的大师风范，勤苦乐迷专鹜清史的鞠躬尽瘁精神，是留给吾辈的精神财富，必须发扬传承！
专鹜清史的恩师
2002年底，清史编纂工程完全启动后，戴逸老师肩担主任、总纂的重任，呕心沥血，直至生命最后一息！
清史编纂设置有几个部门，其中传记组设立于2003年9月17日，是日上午9点，在人大东北角的兴发大厦611室举行成立会议，我算是本组拿钥匙开门归置办公场所的第一人，在传记组兼职修史的几十年里，有幸能经常得到老师的直接指示和教导。这里专门记述恩师亲笔修改的传记相关卷一沓手稿及其归档事宜。
2017年1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看望著名清史专家戴逸，致以诚挚问候和新春祝福。
2019年7月15日，我将一批由老师亲笔修改的13册传记稿的纸版提交编委会与文旅部档案中心存档。这一批经老师执笔修改的传记相关卷有13册，分别是：
《清史·传记·顺治朝、康熙朝》
《清史·传记·康熙朝（上）》
《清史·传记·康熙朝（下）》
《清史·传记·乾隆朝（上）》
《清史·传记·道光朝》
《清史·传记·咸丰朝》
《清史·传记·同治朝》
《清史·传记·光绪朝（下）》
《清史·传记·光宣朝》
《清史·传记·学术（1）》
《清史·传记·学术（2）》
《清史·传记·文苑》
《清史·传记·革命党人》
这批传记卷数的纸版封面是粉色，参与工程纂修过程的学者们都知道，这种封面是指本工程进展过程中的二审清稿。封面均是由当时的项目中心制作后再发给传记组装订传稿时使用的。故而，封面上标识的日期--2015年，仅作参考。
而经我手誊清的这批传主的底本电子版是传记三审清稿，也是经传记组组织三审修改后，再发送各二级项目主持人质证签名后的确认版。
我这一段时间的工作就是将老师亲笔修改在纸版上的字迹，依次誊清在三审清稿、亦即由项目主持人质证签字后的电子版上。我的完成时间是2016年底。
在每一卷的目录页上，我也记有誊清的时间，如《传记·类传·学术》卷（1）（2）两册的目录页左上方，有“2016年冬”的字样。
如此交待，是想说，老师修改在二审清稿上的意见，在其后传记组印制的三审清稿中有的吸收了，有的尚未吸收。我所做的工作就是誊清校对，核查纰漏。
上述13册传记稿中的《传记·道光朝》卷，老师动笔修改的有40篇。
在《王鼎传》中，老师夹一字条，上面手书：道光朝传记读40篇，文字尚好，唯履历太多。应着重写传主言论、行事品德、性情，从言行性格的细节中表现其为人。落款时间是2012年10月
在《传记·类传·学术》卷（1）册的修改中，老师发现魏禧及附传魏祥等5人，已经收在《传记·类传·文苑》卷中，故而，提出了删除学术卷的这些人物收录转而放在文苑卷中的意见，并动手修正。
从老师修改的手稿中，可以看出这一阶段的纂修任务和整个工程的趋势，就是在对前期已经完成的书稿进行瘦身，有些传主的大量内容被删减。而所删除的内容，都是如上述所说的，多是繁杂冗长的传主履历，并不能体现传主的品德性情，并不能反应形神兼备的人物本身特质。
老师审读修改的这一沓13册的手稿，每一册里均夹了很多彩色小纸条，以标识自己审读过了，也作为记号，以备后期再做仔细打磨。记得在之前，去拜访老师时，或见老师伏案执笔修改，或在交谈中，老师会翻出已审改书册相关传主，讲明修改的理由和之所以要补充或者删除的缘由，并举一反三，表明传记人物撰写时，要以系事为重的学术理念。这些画面，现在说来，依旧历历在目。
2023年9月22日，常熟会议中心，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传记组常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赵珍在《戴逸传》首发式座谈会上发言
老师所审读的13册中的每篇传主，有需要增加内容的，就写在相关页的天头地白，天头地白处写不下的，就写在另外的白纸上，再粘贴在传主的相关内容处。老师审改的这一沓13册的手稿，在我办公室的案头边上存放了很久，至少3年吧！
我迟迟不愿意归档，一来是想多翻翻，常看看老师的修改手稿，以激励自己勤勉干活。二来慢慢琢磨和领悟老师为什么做出相关修改，修改的理由和道理是什么。每每翻看，感慨万分，受益良多！每当有师友学生造访，我都会手捧着老师的杰作，做简单介绍。
每当翻看着粘贴在书册里的折叠整齐的字条，我都会情不自禁的感叹，其字里行间不仅倾注着老师积累毕生的学术思想，也浸润着为修史而灌注的心血，展现着一位九十多岁高龄的学术大师对修史的科学态度。
2003年8月25日，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前排右三）、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右二）等步入“两岸学者清史纂修研讨会”会场
老师花费在传记人物稿审读修改上的时间，不得计算。
我能去拜见老师的次数不算太多，但凡去的时候，总是从屋子玻璃窗户透出老师在“借来斋”的小书房兼卧室的书桌前看着稿子的背影，以及书桌上摊开的纂修的稿子，除了书稿外，还有查阅的史料等。
拜见老师时的谈话主题，也须臾不离清史编纂的中心议题，都是围绕清史编纂展开。回回如此，无一例外。
以上仅是修史中老师审阅修改传记人物稿的点滴，专鹜清史的老师所修改的清史手稿，不仅限于传记组一个部门，每个主体组的稿子均经项目中心交到老师手中过目和修正指导，也有的是各主体组自己提交的，老师均潜心审读和亲笔修正，且提出指导意见。老师花费在通纪、典志、史表纂修以及文献、编译、档案整理上的心血，有目共睹！在老师书房的外间，有2组老式样的大书柜，上面放满了各主体组完成的书稿，方便他老人家随手翻阅审读和修改。这些成果，大多数都经老师审阅过，因为书稿均夹着不同色彩的字条。
令人感动的是，老师对清史的感情已深入到其潜意识里了！在他老人家病重处于潜昏迷状态时，只要旁人谈话中说到“清史”两字，老师身体的肢体部位就会猛然颤动，有醒的表现！
专鹜清史的老师，将毕生心血花在清史纂修上，勤苦乐迷，鞠躬尽瘁！
吾辈唯有继承老师的遗愿，努力工作，力争《清史》早日刊印！
（注：搁笔提交此文已是9月2日晨，距老师的生辰9月10日没几天啦！谨以此深切纪念老师诞辰98周年！）
作者：赵珍，1962年生，青海西宁人，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导，主要从事环境史、清史与中国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主要著作有：《浮天载地：清代京畿水环境》（专著）、《资源、环境与国家权力——清代围场研究》（专著）、《清代西北生态变迁研究》（专著）、《绥边福将杨遇春研究》（专著）、《黄河上游地区城市研究（1644～1949）》（专著）以及《清代森林与土地管理》（译著）、《人物中国·两汉魏晋南北朝》（编著）、《中国西部开发与近代化》（合著）等。在《历史研究》《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论文6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重大及多项省部级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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