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测核爆烟云
文 / 王永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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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乐，1937年4月14日出生于河北邢台，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1964年毕业于兰州大学实验核物理专业，曾任电物理部党委书记、堆工部党委书记。参加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试验的外场测量工作，为减少由此引起的不必要国际争端提供重要依据。
1964年是划时代的一年，这一年我国成功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打破了世界核垄断，有了保卫我们自己祖国的核武器，也使我国在世界的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
就是这一年，我大学毕业来到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原子能院前身)工作。由于事业发展的需要，1964年，原子能研究所来了数百名大中专学生，进行了几个月的集体劳动后，和一部分老同志一起赴河南信阳地区参加劳动锻炼和“四清”运动。
我和戴长江同志被留下来参加一项重要工作，第二年陈国柱和殷克兰同志也加入了进来。领导要求我们不要问做这项工作是干什么用的，于是我和戴长江在许庭宝同志的领导下，在杨忠汉和朱善根的直接带领下开始了工作。
我们当时的工作就是调试测量α、β、γ探头，并测量它们的比值。做完之后，我们的工作地点转移到北京南苑机场，把调试好的仪器安装在伊尔-12飞机上，并在这架飞机的两翼上安装了取样器。这之后的日子就是每天检测仪器工作是否正常。
在南苑机场工作期间，领导要求我们不许单独行动、不许向外打电话、不许写信。我们的活动路线就是宿舍、食堂、机场，来去都由一辆吉普车接送。这架飞机也单独停在一个地方，24小时有警卫站岗，不许无关人员靠近，加之有几个穿便衣的人在上面工作，使人感到很神秘。
就在原子弹爆炸当天夜里，我们接到上级命令：我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要去测量爆炸后飘过来的烟云。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我们是干这个哩！心情无比激动和自豪。
我们立即乘飞机起飞，直奔预期地点，一路进行测量。当飞机飞到银川3000米上空时，根据测量发现，我们的飞机已处在烟云之中。在测量仪器指示的引导下，我们跟踪着烟云飞行。飞机在郑州机场加足油后继续跟踪飞行，经过连云港直到公海，后一路返回北京，降落在南苑机场。
飞机降落后我们立即把取样器中的过滤布取出来送去进行测量，负责测量的同志早已做好准备，一直待命。由于过滤器有放射性，开始操作之前都让我们穿上防化兵穿的防护服。
由于我们以前没有穿过这种防护服，穿上感觉很不舒服，无法操作。时间不等人，我们就干脆把它脱下来继续工作。当我们把过滤布取出，送回到原子能研究所后，有关人员用高压水冲洗了飞机。第一次任务就这样顺利结束了。
为了鼓励我们，领导带我们去人民大会堂观看了大型歌舞《东方红》，那时候能到人民大会堂去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啊！而且看了那么好的节目，令我终生难忘。
因为爆炸烟云要在高空中围绕地球转好多圈，并且强度逐渐衰减。所以每次烟云飞到我国上空时我们都要去测量，测量后把结果报上去，由上级决定是否还要继续测量。
20世纪60年代，第一次核试验时，只有一架飞机担任核试验的外场测量工作，后来飞机多了，有一部分2l基地的同志和我们一起执行任务。说实在的，飞机上的环境并不舒服。我们用的是军用客货两用飞机，本身是不密封的，当飞到3000米高空时，气温非常低且缺氧，我们要穿上很厚的皮衣，带上吸氧的面罩，工作起来非常不方便。由于气温太低，吸氧的面罩下面都结了冰挂。如果遇到气流不好，上下颠簸，还会恶心呕吐，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也要坚持工作。
为了改变工作环境，我们研究成功了新一代的测量仪器，这种仪器是安装在歼击机和轰炸机上的，实现了自动测量，工作人员只是负责在地面安装和仪器的检查维修。这时用的飞机就更多了，工作人员的队伍也更大了。
从1964年到1970年，我参加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试验的外场测量工作。几十年过去了，每每想起，都为我有这样一段经历而感到自豪和光荣。组织能把这样重要的任务交给我，是党和人民对我的信任，我一直感谢这一信任，这种信任一直鼓舞着我，直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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