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核史
李鹰翔：走过漫漫长路，对核工业仍是赤子心
文 / 李春平
点入名片👇关注并查阅往期
![]()
93岁的李鹰翔，每天六点多起床，在家附近的公园活动一个小时。然后主要在家里用电脑上网看新闻和资料，尤其关注与核工业有关的内容。他个子很高，面容清癯，眼神明亮，满头齐整的银发，举手投足间儒雅又亲切。他经历历史，讲述历史，而自身也成为一部我国核工业的活历史。
从上世纪30年代出生至今，李鹰翔走过了一条长长的路，包括参与和见证了我国核工业体系建立的决策和实施的全过程。解放前就参加了革命，在二机部给刘杰部长当秘书多年，去周总理办公室当面汇报过三次，与周光召、王淦昌、邓稼先等多位两弹元勋接触过，第一时间从电话里听到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这些经历，在当代年轻人听来是多么的不同寻常！不过在他本人来说，是普通而又不普通。“机关工作也就是个普通工作”，而不普通在于，“知道自己在干的事情跟国家的联系，就会感觉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能够参与核事业，是党和国家的一份信任，对自己来说是很荣幸的。”1964年10月16日夜里，李鹰翔的爱人回到家，兴奋地告诉丈夫，今天周总理宣布了一件事。他跟家里人也不说，“家里人知道我在二机部，可是连二机部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以为是搞机械的。”在当时的二机部大楼——如今是中核集团总部大楼，二层5号房有一间神秘的办公室“177办公室”。这个办公室对外全封闭，全天候24小时连续工作，流经它的信息在当时是国家顶级机密，外界一无所知。办公室受时任二机部部长刘杰直接领导，成员仅有时任二机部办公厅主任张汉周、秘书处处长郑存祚、国防科委二局处长高健民和参谋宋炳寰，还有担任刘杰部长秘书的李鹰翔这5人。177办公室是中央决定进行首次核试验后，为了做好北京与新疆罗布泊核试验现场的联络工作，由二机部和国防科委联合组织的一个临时工作机构。作为首次核试验的信息枢纽，负责与核试验现场密切联系，上传下达，向中央首长及军内外有关部门报告情况、传递信息，并向试验现场传达中央领导的有关批示和指示。为了保密需要，给房间的门窗都钉上了两层毯子，使外界看不到里面的工作情况，也听不到里面的说话声音，总参通讯兵部给配备了与核试验现场通话的带有载波机的电话，同时架设了与周恩来总理、贺龙、聂荣臻、罗瑞卿等首长办公室之间的直通专线和手摇电话单机。1964年1月，兰州铀浓缩厂取得了高浓铀合格产品；5月，酒泉核部件厂生产出第一套合格的铀部件；6月，青海核武器研制基地完成了一比一的模型爆轰试验；8月，试验装置及备品备件全部加工、装配、验收完毕，陆续运往新疆罗布泊试验现场；9月，试验现场完成了单项演练和综合预演。177办公室于1964年9月28日开始与首次核试验委员会办公室（代号20）通话，传递的第一个重要信息是供试验用的原子弹的运输情况。9月29日下午2点24分，原子弹由副厂长吴际霖和武装警卫护运，从青海221基地专用铁路线上星站发车起运，途经西宁、兰州、哈密等站，于10月2日上午9时38分安全到达乌鲁木齐。运送原子弹的火车为一级专列（国家最高领导人级专列）运行，采取严密的安全保卫保密措施，沿途都有公安干警警戒，到了两省交界处，负责护送的两省公安厅厅长还要办理安全运输交接手续。沿线铁路检车的铁锤一律换成铜锤，以免产生火花；机车使用的煤都用筛子精心筛选，防止混入雷管之类的爆炸物；专列经过时，横跨铁路上空的高压线暂时停电。原子弹运到乌鲁木齐后，于10月3日、4日先由改装后的伊尔-12飞机分三架次运抵罗布泊核试验基地的开屏，然后再由直升机送到试验场靶心铁塔底下。原子弹的铀-235部件和中子源，另由改装后的伊尔-14飞机直接经兰州、酒泉送到开屏，在铁塔下装配间与弹体装置进行总装。已经过去60年，但对李鹰翔来说，在177办公室里等待原子弹爆炸成功的电话那一天恍如昨日。按照预定计划，办公室都在等下午三点钟的那个时间，呼吸似乎都停滞了，就盯着电话。“前方第一个打来电话的是张爱萍将军，办公厅主任张汉周接到电话时因为太紧张，一下子电话都没抓住，刘杰部长在旁边马上抓起来，接听了张爱萍的电话——‘原子弹已按时爆炸，试验成功了！’”这一永远载入中华民族史册的时刻终于到来，喜悦无与伦比。当晚11时电台《晚间新闻》正式广播关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的《新闻公报》，同时《人民日报》刊发了红字的《号外》，北京天安门广场和全国各地街头顿时人群蜂拥，喜庆欢腾。“群众兴高采烈地游行，游行经过我们机关就是三里河这里，从楼里都能看见。”对二机部的人来说，“原子弹是我们这儿出去的，是二机部的单位制造的，大家都非常自豪和激动。”是什么让一个人到九旬高龄仍然充满活力？从李鹰翔的身上能得到的答案或许是——终身学习。作为部长秘书的李鹰翔，随时跟着部长出差，“基本上就是一句话‘部长见了的我也都见了’”。从地质矿山到兰州504厂、包头202厂、甘肃404厂，再到青海221基地，新疆的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他都去过。“荒野戈壁，条件是很艰苦的。因为我过去在文化部工作，对工业建设这些不是很熟悉。所以到各单位去觉得非常广阔，前所未见。”那种求知若渴的新鲜感和兴奋感，如今从老人家的讲述里仍然扑面而来，“像504厂在兰州的郊区，隔着黄河从生活区看过去，厂区一大片很壮观，当时机器还没安装起来，那个场景就是一个新兴的工厂即将起来，我见了很振奋。”让李鹰翔终生难忘的，还有随刘杰部长向周总理当面汇报工作。10月16日爆炸试验前，周总理要了解情况，李鹰翔跟着刘杰去中南海的总理办公室汇报。“总理问准备的情况怎么样，还问试验成功能不能有把握。刘杰把跟周光召等专家共同研究估算的结果给总理作了汇报，认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的可能性超过99%’，并签名提交正式报告，以示负责。”爆炸成功后他们还去过一次，“周总理很关心这个爆炸以后试验情况怎么样，还很关心对当地、对老百姓的健康安全有没有什么影响。剂量监测结果显示对居民健康没有影响，才使总理放下心来。”“周总理从来没有让人觉得高高在上的，相反很谦虚很实在，本身有一种求知的态度，有时候他不明白的就问。”李鹰翔说，“总理的总体知识面非常广，他虽然不是核领域的专家，问的有些问题是很细很专的。”从1963年至1967年，李鹰翔在刘杰部长身边工作了4年多。“我国核工业起步的时候有苏联支持，后来苏联专家走了，很多问题都要刘杰部长牵头来解决，当然有一定难度。他本身不是专家，但是很注意专业知识的学习。”他回忆道，“他不但虚心请教钱三强、赵忠尧、王淦昌等老科学家，也向年轻科技人员学习原子能专业知识，有时候随身还带着一些科普小册子。”“因为勤思好学、刻苦钻研，刘杰部长对问题看得深、想得远、把握得准确。他跟专家相处问的一些问题，很多都是问到点子上的，因此专家对他都挺佩服和尊重的。他热爱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没有隔阂，把他们看成师傅。直到老年，他已离开核工业多年，还与老科学家们保持着往来，情深谊厚。”李鹰翔说，“他去医院看望王淦昌的时候，我能看出来，他们之间不是一般的领导之间的关系，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尊重。”1983年，李鹰翔兼任核工业部新闻发言人，也是部里设立新闻发言人岗位后的第一位，自此同新闻媒体交往有10年之久。因为不断学习，他面对记者应对自如，同主流媒体记者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拍摄有关“两弹一星”题材的影视作品时，有些影视编剧、导演也曾多次找他了解情况，寻求历史资料。“有求必应这一点对记者来说很重要。对业外人来讲，一般说我是有问必答，都还能答得上来，所以我跟记者当时相处得都挺好的。一些记者说我是核工业的一本‘活字典’。”大亚湾核电站建设期间，苏联发生了切尔诺贝利事件，导致香港公众对核电疑虑重重。“香港当时很关注大亚湾核电站的安全，因为隔得近，担心放射性。”面对香港媒体，李鹰翔说，向他们讲清楚核电的安全性，就是最好的驱散公众“恐核”心理的方法。“要多沟通，细致地解释。讲清楚讲明白核电站本身是安全的，也不会对外界环境有什么影响，他们就放心了。”他又说，“如今过去多少年了，对香港一点没影响，现在香港人也很支持搞核电了，明白核电是干净的能源。”从事核工业三十余载，历任部长秘书、秘书处长、办公厅副主任、主任兼部新闻发言人、核工业报社社长、核工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鹰翔在领导者身边和决策辅助部门工作多年，接触和参与了许多当时严格保密的文件资料、文稿起草、会议会务及机关事务；与很多领导者、科学家、工程专家打过交道，到过不少核工程、核基地、核研究机构和核工厂矿山。正是基于长期工作中的学习积累，李鹰翔离休前后笔耕不辍，在已经解密的范围内，以其所见所闻所知，陆续撰写了多篇介绍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历史和人物的文章，发表在多家报刊上，并于2013年汇集成《“两弹一艇”那些事》一书出版发行。他还作为执行主编，参与了《当代中国的核工业》一书的创作，为后来人留下翔实可靠的历史材料。“活字典”之称，名副其实。李鹰翔家中客厅墙上挂着一个书法家朋友送给他的一幅字：“心宽长寿”。他笑着说：“别生气，别去计较那些小事。”如果说心宽意味着放下很多事的话，还让他始终执着、念兹在兹的，就是我国的“核大国”地位。当年加入二机部后，李鹰翔在补足专业知识短板的过程中，意识到了中国核工业与其他国家的差距。“当时苏联原子弹、氢弹已经发展起来。美国40年代就有了，英国后来也有了。当时的情况就是，英美等发达国家有了，社会主义国家中苏联也有了。1950年毛泽东访问苏联，看到了苏联的核试验，回国以后就说：中国也应该有！但那时中国的科学技术基础十分薄弱，科学院也刚刚起步，50年代才建立原子能研究所，刚起步开展研究原子能工作，还没有到工业阶段，直到二机部成立。”![]()
“中国核工业确实走过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这样一个历史过程，而且发展是很快的。”回顾从那个年代走来的历程，李鹰翔感慨万分，“现在中国的核工业是大而全的，全产业链都有，称为核大国应该是当之无愧的。要世界承认我们是核大国也不简单的，是我们实实在在的成果出来了。”李鹰翔说，“我们核工业人，特别是那时候我接触的，都有一个很强烈很普遍的观念，我们中国一定要成为核大国。大家心目中就是说要为国家争气，要为国家强大而奋斗。所以无论科技人员还是工人，都知道自己在干的事情跟国家安全、国家地位的联系，都是很认真的。那时候到核工业来要求也很严格，各方面要求包括政治素质的要求也都很高。”“核工业对我们国家来说很重要。”这是李鹰翔的切身领悟，“有核跟没核就是不一样，中国现在有核所以人家称我们为大国，不然我们就成不了真正的大国。”上世纪70年代，为解决华东地区用电问题，我国核电事业启程。改革开放后，中国核工业进行重大调整，从国防建设转向为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服务。李鹰翔说，“当时电力部对发展核电是很积极的，因为对它来说是一种电力的新品种，从电力发展很需要。所以两方面都是很积极的，电力部很支持，核工业部也有实力，核电的起步发展也就比较快。”已是九旬高龄的李鹰翔，仍然密切关注着国内外核工业发展态势，被中国核工业的新发展牵动心弦。铀资源、核电电价、技术先进性、小堆……这些问题他都持续关注。他认为，核工业作为新型工业，对我国的整体科技发展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应用范围很广，还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核科学技术可以渗透到各个方面，比如对生物学、核医疗、材料科学、建筑等都会有很大促进作用。对中国的核事业，李鹰翔始终是一片赤子之心，怀有深深的光荣感与责任感。不止自己初心不改，他还有心里话送给核工业的“新人”们：“要明白你所做的工作不是普通的工作，是跟国家大的事业连在一起的。理解这一点，才能够专心致志地、尽自己最大努力地来做好自身的工作。”“不一定每个人都能理解，我觉得理解得越深，可能对自己的工作会越热爱，也爱得越深。”他补充道。留言功能现已开通，页面底端可见“写留言”入口～
宠辱不惊刘部长
刘杰丨王老，功德双全的核科学家
“两弹”元勋、常熟乡贤丨聆听王老淦昌的经典科普
常熟：素朴敬仰我乡贤〈3〉两弹元勋、核物理学家王淦昌
于敏在原子能所：中国氢弹理论预研的一段历史
点下方名片→点右上角[…]→点选[设为星标★]
如需及时接收到文章推送，请花3秒钟时间为我们点赞、点击“在看”或者“分享”转发！您的鼓励是我们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