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熟朱果炎：转发我北京老友刘增新先生的一则旧作，也许出于老人的怀旧心理，看了此文，也使我想起，那时，我在甘肃煤矿调省政府工作时，没有给任何人送礼，没有找任何关系，工作中与我直接服务的省领导和同事，相处如一家人一样。由此心中也充满了怀念之情！

那是一个家庭

文 / 刘增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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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九八二年九月，我从基层部队调到解放军文艺编辑部担任编辑。

那时候因为年青幼稚，把调动工作这么大的事情看得十分简单，一没请过客，二没送过礼，从头至尾，只给认识的刘家驹编辑打过一次电话。而且那个电话打得还带点情绪，意思是早说要调要调，怎么两三个月啦还没有动静。

刘编辑在电话里用他一辈子也改不了的四川话笑着说：唉哟，那有那么容易哟，再耐心等一等，等一等。后来等了不长时间，调令便下来了。

刘家驹编辑给人的印象是整天愁眉不展，好象一年四季都在为抓不到好稿子发愁。一旦抓到好稿子，愁眉不展的就不只是他一个人了——他会“摁着”作者的脑袋，让你一遍两遍三遍五遍地反复修改。我真正认识他就是从这点开始的。

1974年冬，复刊后的解放军文艺举办第一届创作笔会（那时候叫创作学习班），我与另外八九个来自全军各大单位的业余作者有幸参加，包括后来名滿天下的作家王树增、张正隆和燕燕等。

那时候的笔会不像现在主要是游山玩水联络感情，那时候的笔会非常严肃，每个参加者都必须完成一篇稿子才准走人。

记得刘编辑看了我们第一批稿子后，便愁眉不展地把我们挨个找去谈了一遍，然后便摁着我们的脑袋让我们修改。改完一遍两遍不行，又带着我们下部队体验生活，回来后接着再改。一直到我们改得叫苦连天，实在改不动了，他才会十分不满地说：算啦算啦，就这样吧。

我们那届笔会稿子改得最少的是六遍，最多的是九遍。其实改九遍并不是最高纪录。被刘编辑摁着脑袋改稿的最高纪录保持者是武汉军区的专业创作员崔洪昌，当时和我们同住在总政西直门招待所。

他一部四万字的中篇小说，前后改了十三稿，费时八个月。据说老崔改到最后改哭了。看到老崔哭了，刘编辑才破例舒展愁眉笑了一下，说好啦好啦，那就这样吧！

刘家驹（1931~2017），重庆人。1949年底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曾参加朝鲜战争。1962年由炮队训练队副队长调12军军部政治部宣传处，专事革命回忆录采访、写作、整理工作，参加了文革前期安徽省的“支左”，后调任《解放军文艺》编辑组副组长。退休后曾任《炎黄春秋》杂志执行主编。主要著作《林彪传》《亲历朝鲜战争》等。

刘编辑严以待稿，宽以待人。

我刚到社里时，想请他到家里吃顿饭。他说你请什么哟，来吧来吧，到我家里吃吧。结果是他把我们全家请到他家吃了顿饭，算是了却了我报答他的知遇之恩的心愿——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是解放军文艺编辑部老编辑们的老传统。一般都是编辑请作者到家里吃饭，很少有编辑到作者家里或者外边吃请的。

当时正在进行第多少届世界杯足球比赛。我家没有电视，刘编辑家有一台十四寸的黑白电视机，我们就每天晚上到他家去看电视。他总是提前把几把椅子摆好，沏好茶水，让我们坐在中间的位子观看，他和爱人、女儿坐在旁边。

最让我莫齿不忘的事情是半份牛奶。那时候北京市的牛奶实行统一配给，我女儿出生时户口尚在外地，没有户口就不配给鲜奶，市面上连奶粉也十分紧缺。刘编辑便把他小女儿的那份牛奶匀出半份给了我女儿，一直匀了一年时间，到我女儿有了户口为止。

左三为刘家驹老师，左一为作者刘增新

二

李培森编辑是我到解放军文艺编辑部后才认识的。

那时候，解放军文艺编制庞大兵强马壮，分小说戏曲组、散文诗歌组、评论组等。李培森编辑分管戏剧曲艺，我编小说，专业虽然不同，但在一个办公室。同室还有一位女编辑，就是毛主席的长媳刘松林。关于刘松林编辑的往事，我将另文专述，这里只说李培森。

印象中李编辑这个人交际广，与戏剧、曲艺界的人非常熟。每年全军文艺汇演，他总是担任首席评委。所以我觉得他从头到脚，都给人一种“首席评委”那种劲儿劲儿的感觉。

他喜欢张罗事，也特别能张罗事。据说曾经主持过国宴。文艺社谁谁结婚，或者年终搞联欢会，以及三十年社庆、四十年社庆等活动，一般都是他组织张罗。你想一个主持过国宴的人，张罗这些事还不是小菜一碟！

他张罗这些事的最大优势是能把解放军军乐团请来——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军乐团一来，活动的规格自然就提高了。于是大家高兴，他也高兴。而给我印象最深，令我至今仍感念于心的，则是另外两件事。

李培森，1947年出生，一级文学编辑。1964年入伍，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1969年在解放军军乐团任演奏员、创作员，1976年选调入解放军文艺社。先后编辑的影视、戏剧、文学作品有830余篇（部）。其中50余篇在全国、全军获奖。1990年任解放军文艺社副政委，1991年任解放军总政治部直属工作部文化处处长（正师职大校军衔）。1994年转业分配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副主任（正局级）。1996年调到中央电视台基地集团任总经理。1997年任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总裁，2000年任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主任。

一件事是我爱人调京。

现在说来真有点令人难以置信，我爱人从西安调北京，前前后后，我又是没花一分钱，没送一次礼，完全是依靠组织办理的。

记得调动手续办完时，我正在连云港办笔会。李编辑打来电话，让我最好回来一趟。我说既然手续已经办完了，我就不用提前回去了吧？他就又把电话打到西安，让我爱人尽快来京报到。

我爱人接电话时还傻乎乎地问他：我能不能晚点报到，趁着两边不管多玩几天？他听了气得哭笑不得，后来又打电话对我说：你们俩可真是一对宝贝！别人千难万难着急上火的事情，到了你们这里全成了应该的了。

我回来过了几个月，他又开导我，说增新你也太不懂事啦，调动工作这么大的事办成了，你怎么也得表示一下吧？我这才懂了点事，请小戏组全体同仁在莫斯科餐厅吃了顿饭——十一个人，花了一百三十元钱。大家还吃得挺满意，挺高兴。但是还忘了请社办公室的人，可见自己还是不太懂事。

另一件事是我爱人生孩子。

我在医院没有熟人，对女人生孩子的事情又一无所知。虽然事前临时抱佛脚看了不少相关书籍，但是越看心里越没底，越看心里越惶恐。

李编辑的爱人何医生是北京军区总医院皮肤科的，我想不管她是什么科的，总归她是医生。爱人临产那天晚上，便着急抓瞎地给李编辑打了电话。他和何医生马上便赶过来了。

何医生看了看情况后，马上便和我一起陪着我爱人去了医院。结果一切顺利。那天是1983年6月1日，国际儿童节。第二天凌晨4点，我女儿顺利降生。

刘增新，陕西韩城人。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曾任解放军文艺编辑、副主编、图书编辑部主任等职。曾责编莫言中篇小说处女作《黑沙滩》等优秀作品。责编作品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图书奖”、“建国五十年十部优秀长篇小说奖”等多种奖项。个人著有长篇小说《美丽人生》、《父老乡亲》、《佛缘》、《京城人家》（改编为电视剧“家事如天”，编剧：刘增新、马英）、《善良的困惑》（改编为电视剧“老爸的筒子楼”，编剧：刘增新、刘斯斯）等。曾获全国优秀编辑奖，全国百佳出版工作者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三

陶泰忠编辑给所有人的第一感觉都是不苟言笑。他后来升任编辑部主任后，就更加不苟言笑了。

我相信，世界上再也找不到比他更敬业的编辑部主任了。上任后的第一个春节，大年初一，他在办公室打了一整天电话，给全国各地上百名作者拜年、约稿。

南京军区一个作者手头有份好稿，几家大刊同时在抢。他得知作者来京的消息后，在机场等了整整五个小时，最终把那份稿子拿到手；

全国一百家报刊参加的“中国潮”报告文学征文活动，名义上由“人民文学”与“解放军文艺”共同发起组织，但实际上大量的实际工作是后者做的。其间的艰辛和酸甜苦辣可想而知。

由他策划和责编的长篇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在这片国土上》《中国农民大趋势》等，更是开了长篇“大”报告文学的先河。

陶泰忠，山东淄博人，1951年生。中共党员。研究生毕业。1969年应征入伍，历任蓬莱守备区工兵连战士、文书，内长山要塞区政治部创作员、宣传处干事，《解放军文艺》散文诗歌组编辑，《解放军文艺》编辑部主任，中国文采声像出版公司总经理、总编辑，编审。1971年开始发表作品。198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小说《扬帆千里》《兄弟兵》，报告文学《从零点到十二点》《东方老墙》（合作）等。

现在不是时兴各种聚会吗？那时候，每年陶主任都要请全编辑部的人到他家聚会一次。方式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谁有什么拿手菜，都上来亮一手。

那时候我的家乡饭“韩城糊卜”还没创出牌子，每次只好剥剥蒜打打下手。

陶主任的拿手菜是“糟鱼白菜”，具体做法是把黄花鱼和白菜码到高压锅里蒸，然后晾一晚上，第二天吃的时候，连鱼刺全都稣了，十分受大家欢迎。

李编辑的拿手菜是软炸猪排。除过面包渣别人可以帮忙准备外，切肉配料热油开炸都由他一手操作。必须现炸现吃，而且他这道菜必须第一个上，谁的菜要排到他的前边他跟谁急。他要求高，什么都按国家一级厨师的标准衡量。

有一年，陶主任从山东弄来几只一百多块钱一斤的大对虾让他负责炸，我们让他用刚才炸过猪排的油炸就行了，他说你们会不会算账呀？这种对虾一百八十元一斤，一锅油才多少钱？最后坚持换了一锅新油他才做。

那时候还没有卡拉OK，吃完饭愿意打牌的打牌，不愿意打牌的聊天。热热闹闹一天便过去了。但那种彼此信赖、互不设防、亲密无间、其乐融融的家庭感觉，却永远留在心底和记忆里。

中排左五白发者为刘家驹老师；后排右五为陶泰忠主任；右三为作者刘增新

（原载解放军文艺600期。文中刘家驹编辑已经于2017年7月仙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