佉卢文（Kharoṣṭhī）起源于西北印度，用来书写印度语支中的西北俗语，即犍陀罗语（Gāndhārī）。现存最早的佉卢文字见于公元前3世纪的阿育王刻石。公元1世纪中期以后，佉卢文成为贵霜王朝的官方文字之一。随着贵霜王朝的衰落和佛典梵语化的浪潮，大约在4—5世纪，这种文字在西北印度逐渐被废弃。佉卢文曾传播到帕米尔以东我国新疆境内的多个地区。公元1世纪下半叶，这种文字首度出现在于阗发行的汉佉二体钱上。一个世纪以后，佉卢文在鄯善广为流行，成为2—5世纪该王国的行政文字。自20世纪初以来，人们在原鄯善王国疆域内的楼兰、且末、安迪尔、尼雅诸遗址，陆续发现了上千件佉卢文木牍或皮革文书。此外，在塔里木盆地其他地方如库车、巴楚、洛浦县山普拉、尉犁县营盘以及吐鲁番盆地，亦有少量佉卢文材料出土。总体而言，鄯善佉卢文文书是新疆出土佉卢文资料的主要部分，其内容多为国王谕令、籍账、信函、契约、判决书等，对了解这一时期塔里木盆地南道东部的历史具有重要价值。关于公元2世纪末叶鄯善开始流行佉卢文之原因，学界长期聚讼不已，莫衷一是。其中，贵霜直接或间接统治说经斯坦因（M. A. Stein）首倡，在西方学者中一度流行，持此论者先后有布腊夫（J. Brough）、蒲立本（E. G. Pulleyblank）、温特（W. Winter）、比瓦尔（A. D. Bivar）、希契（D. A. Hitch）、长泽和俊等。此等论调破绽百出，前人早已进行了有力批驳，兹不赘言。谙熟汉文史料的学者大多摒弃此说，转而尝试从民间影响的角度来寻求解释，提出贵霜难民说、贵霜流亡军团说、贵霜商人和弘法僧说、佛教法藏部传播说等新见解。这些观点各有合理之处，但它们依然落入了鄯善被动接受佉卢文之窠臼。考索相关史料，笔者认为佉卢文在鄯善世俗社会的流行，从根源上来说是两汉对西域进行长期治理产生的后续影响之一。汉王朝将塔里木盆地纳入版图后，汉字随即传入当地，改变了绿洲诸国有语言而无文字的社会状态。文字是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汉字的使用是西域历史进程中至关重要的一步。绿洲诸国自此设立文案机构，利用文书来传达政令，极大提升了行政效率和社会控制力。当东汉末年（184年或稍晚）汉朝官兵内撤以后，各绿洲国家缺乏汉文书吏，随即出现文字危机，严重影响行政体系和日常生活的运转。鄯善统治者为此采取应急措施，主动招揽境内的贵霜人进入文案机构，充当书吏，以维系文书行政体系的正常运行。二、汉朝经营西域与汉字的传入中原王朝对西域的经营始于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38和前119年，张骞两次奉命西使，塔里木盆地诸国自此与中原建立了官方联系。随后，西域三十六国内属，汉朝置使者、校尉领护之。公元前60年，盘踞丝绸之路北道的匈奴西边日逐王率众归降，汉朝得以完全控制南北道，遂设立西域都护府，以“护鄯善以西使者”郑吉为首任都护。西汉从此持续不断地委任了十余位都护，对西域进行了长期有效的治理。直到新莽时期，王莽举措失当，致使西域怨叛。东汉建立后，公元73年班超代表朝廷重返西域。东汉前期对西域的经略颇费周折，历经三绝三通，至公元123年，班超之子班勇出任西域长史之后方才稳定下来。此后，东汉的统辖维系了半个多世纪。迄至公元184年，中原爆发黄巾起义，政局自此动荡不止，是年十一月，通西域之门户凉州亦告叛乱，驻守西域之汉朝将吏因此内撤勤王。两汉在西域设置了一系列职官和机构。其中，最高军政机构是西汉与东汉前期的西域都护府，以及东汉中后期的西域长史府。西域都护级别相当于郡太守，属官有副校尉、丞各一人，司马、侯、千人各二人。关于东汉西域长史府职官设置，史无明载。但据楼兰文书可知，魏晋时期的西域长史府同中原郡县一样分曹治事，职吏除长史、司马、主簿、录事、书史、行书外，还设有功曹、奏曹、簿曹、仓曹、水曹、兵曹、铠曹、客曹、辞曹等诸曹。这或可为东汉时期西域长史府的情况提供一定参考。除两府外，汉朝在西域辟有多处屯田，开设戊己校尉、宜禾都尉、司禾府等屯戍机构。汉朝还给各绿洲国家的主要职官颁赐印绶，根据《汉书·西域传》记载，西域各国“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绶，凡三百七十六人”。这些佩汉印者大多是土著贵族，但也有一些职位可能由汉人充任，他们并受西域都护或西域长史的节制。两汉对西域的长期治理将中原地区的文化、技术、制度传播到当地，推动了当地社会长足进步，人口快速增长。汉文化对西域社会影响最重大者，莫过于汉字的传入。文字是人类文明最重要的载体。在汉朝势力进入西域之前，西域各国有语言而无文字。汉字是塔里木盆地各绿洲国家使用的第一种文字。汉朝统治时期，西域诸国通行汉文，无论是在行政体系中，还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均使用汉字来书写和交流。汉字传入西域有多种途径，是全方位的。首先，屯驻塔里木盆地各地的中原戍边将士在处理公私事务时无疑是使用汉字的。其次，中央政府和西域都护府下达的政令也是以汉文的形式通行西域的。尼雅N2号遗迹曾出土一枚写有“汉精绝王，承书从事”的汉简，乃汉代官文书中的下行文书，为西域都护府属官向精绝国王下达的命令。再次，传入西域的某些中原制度仍需汉字维系。一个典型例子是中原印信制度在西域的普及，塔里木盆地各地曾出土多枚汉代的汉字印章，不仅包括“司禾府印”“汉归义羌长”印等官印，亦有“韩产私印”“李忠之印信”等私印。复次，通过贡赐和一般贸易，各种带有汉文的物品，如丝织品、铜镜、漆器、五铢钱等源源不断地输入西域。这些器物上的汉字对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形成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于阗发行的汉佉二体钱即反映了在当地商业贸易中汉字已是一种重要媒介。最后，西域各国遣使入贡、委质入侍，得以深入接触汉文化，如龟兹王绛宾等人因此心生仰慕之情，主动学习汉字与汉制。凡此种种，促使各国设立译长、书史等专门的职官与文案机构。迄今为止，考古工作者在塔里木盆地发现了三批汉代汉文简牍，它们是两汉时期汉字通行西域的有力证据。第一批为洛浦县山普拉古墓出土的一枚西汉残封检（84LS I M01：c135），仅存墨书汉隶“小名”二字。该墓位于古代于阗王国境内，墓主人应是一位于阗官吏。学界一般认为鄯善佉卢文木牍形制源自中原封检，这件汉文封检的发现为此说提供了中间线索。第二批为20世纪30年代黄文弼在罗布泊北岸土垠遗址所获的75枚木简。其中纪年简年代范围为黄龙元年（前49）至元延五年（前8），表明这批木简为西汉晚期遗物。据考证，该遗址即汉代居卢訾仓，并设有西域都护府下属之都尉级别治所。简文记录了这处西域都护府下设机构在屯戍、仓储、驿传等方面的公务运行情况。第三批出自尼雅遗址。斯坦因第二、第四次中亚考察在尼雅发现41枚有字的汉代汉文木简，20世纪90年代中日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考察队又发现两枚。这批简牍年代覆盖西汉晚期、新莽和东汉时期。尼雅遗址发现的40余枚汉简中，有35枚发现于N14号遗迹。这组建筑遗迹有围墙，包括四五栋相邻但又相互独立的房址，其中比较明确的有三栋。1号房址位于最西，面积最大，呈长方形，17.3×11.2平方米，中央有四根大立柱，房内基本未发现文化遗存，可能是衙署机构。2号房址位于1号房址东北，亦呈长方形，12.5×9.5平方米，出土简牍21枚，其中包括下文将要谈论的大宛王使简等。3号房址位于1号房址东部，规模和构造不明，推测东西约5.5米、南北7.5米以上，房内堆放大量垃圾，底下有一木板池，原用作饲料仓。木板池充满驼马粪，其间散布着10余枚汉文木简，一件写有佉卢文的皮革残片，以及各种丝、毛、麻织物碎片和漆器残片。3号房址出土的木简中有8枚为赠送礼品之函札，上书精美汉隶，正面书写送礼者之名，包括“王母”“大（太）子美夫人”“臣承德”“奉”“休乌宋耶”“苏且”“君华”等；背面书写受礼者之名，包括“大王”“夫人春君”“且末夫人”“小大（太）子九健持”等。一般认为，这批木简表达的是精绝王室贵胄之间的相互致意。因此，很多学者将N14号遗迹视作精绝王室驻地。更有研究者指出，这些木简由精绝贵族书写，反映了当时汉字推广之成效。然而，仔细比对这几枚汉简的字迹，可发现太子美夫人简（N.XIV.iii.1）与休乌宋耶简（N.XIV.iii.6），王母简（N.XIV.iii.4）与君华简（N.XIV.iii.10），奉简（N.XIV.iii.5）与苏且简（N.XIV.iii.7-8），分别出自同一人之手，暗示了这批简应由汉人书吏代笔。我们推测，N14号遗迹当为精绝王国的官衙。其中，1号房址为衙署，可能为精绝王宫，抑或其他重要职能部门；2号房址为文案机构，即译长、书史等文员之办公场所；3号房址为驼马厩，鄯善统治时期被用作垃圾场。中日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考察队在N14号遗迹发现的两枚简牍，进一步揭示了汉人文吏在精绝衙署中的活动。两枚简牍一系竹简，西域无竹，此简必为汉人从中原携入；另一枚系木简，上书汉代小学字书“仓颉篇”，当为文案机构之汉人书吏习字，或为其培训当地汉人和土著之教材。2号房址出土的大宛王使简（N.XIV.ii.1）十分重要。根据林梅村先生录文，这枚简读作：1.大宛王使羡左（佐）大月氏使上所［2.所寇。愿得汉使者使此。故及言：两□□羡［该简是大月氏使者向汉朝呈递国书的草稿。据文意，大月氏使者在大宛使者的帮助下，起草了一份上奏给汉廷的国书，期望汉朝派出使者。大宛与大月氏均不属都护，两国使者皆不工汉字，这件文书的书写者无疑是精绝文案机构中的译员和书吏，而大宛使者在其间充当译人。这枚简牍披露了当时西域诸国与汉朝中央政府通使的一些细节：非都护管辖的国家（如大月氏），因国内未设汉朝译长而缺乏通汉文之人。它们的使者前往中原，会在途经西域都护下辖绿洲王国之时，在这些国家文案机构的帮助下，写下递交汉廷的国书。通过这些汉文简牍，特别是N14号遗迹所出汉文文书，我们了解到，西域绿洲国家的文案机构在各国内政、外交、贵族日常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文案机构中的职员当以汉人为主。当地土著中识汉字者人数有限，不足以单独承担整个国家行政运转之需求。因此，在东汉中后期，西域国家多有招揽汉人任职和为官者，如桓帝元嘉年间（151—153）拘弥国主簿秦牧，新疆拜城永寿四年（158）刻石所载龟兹左将军刘平国及六名“从秦人”（即汉人）技术人员。有学者认为，精绝王室简提到的“臣承德”可能也是这样一位入仕西域国家的中原汉人，此说不无道理。三、汉末西域文字真空与社会危机两汉对西域前后数百年的治理，将汉文书写体系传入当地，促使各绿洲国家步入使用文字和文书的时代。到东汉晚期，各国已然适应了文字社会的运转方式：行政体系中政令的通达，经济生活中契约的订立，日常生活中信函的往来，皆有赖于文字书写来实现。东汉末年汉朝官兵撤出西域之后，各国立马要面对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即精通汉文的人才忽然极度匮乏。原先文案机构里的汉人书吏人去楼空，汉字教学与推广事业也因他们的离去而难以为继。另外，公元184年之后，长期的凉州之乱阻断了西域与中原之间正常的人员往来，各绿洲国家的文案机构也因此得不到足够的汉人补充。这种突如其来的文字真空局面势必给各国造成严重的社会危机，其行政、经济、日常生活的正常运转出现卡顿。这个时候，各国都需要寻找新的文字来接替汉文在当地文字社会中曾经发挥的作用。一些国家尝试吸收外来元素创造自己的文字，并取得成功。例如，在3—4世纪，塔里木盆地南道西部出现了于阗文，北道出现了吐火罗文；更晚时期，塔里木盆地西部出现了据史德文。这几种文字均使用婆罗米字母，它们的产生与佛教在这些地区的流行密切相关。鄯善国的情况比较特殊。首先，众所周知，在西域诸地中，吐鲁番盆地位置最东，因而受汉文化熏陶最深。同理，塔里木盆地东南部的鄯善相较于盆地其他国家受中原影响更大。鄯善是中原王朝控制西域的大本营。两汉在罗布泊地区辟有大量屯田；魏晋及前凉时期，西域长史府治所设在楼兰；《后汉书·西域传》所载西域大国独无鄯善传。凡此种种，都是中原对鄯善进行特别管辖之例证。因此，鄯善国的行政体系吸收了更多中原制度因素，更加成熟，其运行更离不开文字。其次，鄯善国土狭长险远，从西界尼雅至国都扞泥城有10日以上路程。相较而言，于阗国都至其东西界均不出5日路程。这也导致鄯善国的行政管理对文字的需求更为强烈，因为迫切需要利用文书来传达政令，因而没有时间像于阗、龟兹等国一样经过长期摸索创造出自己的文字。再次，在汉晋时期，楼兰恰恰是贵霜、粟特胡人聚集之地。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文字真空局面的应急措施，鄯善国王招徕境内的贵霜商人、寓客进入文案机构，记录犍陀罗语的佉卢文遂成为公元2世纪末至5世纪鄯善国的行政文字。斯坦因所获两件3世纪佉卢文书（422、598号）反映了佉卢文书吏祖、父、子三代职业相传的现象，他们的名字成分具有贵霜人特点。可见，鄯善早期的佉卢文书吏确实是贵霜大月氏人。书吏成为世袭职业，也暗示了鄯善境内能熟练掌握佉卢文者十分有限。来自印章方面的线索揭示了鄯善在文字危机期间进行了某些摸索和尝试。上文已论及汉朝统治的一个重要影响是将中原印信制度传入西域各国，西域最初的印章是汉式的，使用汉字。东汉势力撤出之时，印信制度已深入鄯善的政治与经济生活。尼雅遗址出土过一些很有意思的印章和印记。首先是几件带有类似汉文的印章、印记（N.0015、N.xv.167），仔细研究会发现，它们根本不是汉文。笔者认为，这类印章的制作时代正是汉朝官兵撤出之初，当时鄯善境内缺乏熟知汉字之人，无法镌刻汉印。但为了沿用印信制度，他们不得不照猫画虎，在印面上模仿汉字。这一行为也从侧面印证了笔者的观点，即所谓的精绝王室简乃由文案机构中的汉人书吏代笔，而非出自当地土著贵族之手。其次是三件佉卢文木牍（571、590、640号）封泥上的汉文“鄯善都尉”印记。这枚印章原是东汉所封鄯善都尉的官印，东汉势力撤出西域之后，此印失去官方效力，但仍被人们用作花押。此外，还有一枚佉卢文木牍（331号），其封泥带有佉卢文印记。这也是汉人撤走以后鄯善人为延续用印制度所作的一种尝试。然而，佉卢文并不像汉文一样适用于方形或圆形印面，因此佉卢文印章并未流行起来。如所周知，佉卢文封检后来大量使用肖形印。这是贵霜中亚本土的传统，阿富汗北部出土的巴克特里亚语文书上使用的也是类似的肖形印封泥。肖形印的采用是鄯善统治者与文案机构中的贵霜人书吏沟通交流后的结果。种种迹象表明，其他西域国家在文字真空期间也在努力寻找出路。于阗国的情况很好地体现在661号佉卢文文书（E.VI.ii.1）上。这件文书是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期间在安迪尔古城发现的，同地层伴出的还有660和662号两件佉卢文文书。此外，该古城其他地点也发现了另三件佉卢文文书（663—665号）和一件写在桦树皮上的婆罗米文文书（E.VI.iii.1）。661号文书非常特别：它使用于阗王纪年；书写的是于阗塞语，其字母与鄯善佉卢文文书亦相差甚大；另外，文书第8行头两个字母及背面几个零星字母是婆罗米文。这件文书的内容是一份买驼契，一般认为它是被人从于阗携入鄯善境内的。然而，关于其书写年代学界一直众说纷纭，持2世纪说乃至7世纪说者均有之。笔者认为，诸家观点中，马雍和林梅村先生的研究最具说服力。马雍主张其年代约当东汉末年；林梅村通过多方面考察，进一步判定其年代接近且不晚于公元230年。二人提出的这个年代范围与鄯善佉卢文文书之早期相当。这件文书表明，文字危机期间，于阗也曾尝试引入佉卢文来书写当地塞语。然而，这套字母不适合表达于阗语，不久即为婆罗米字母取代。661号文书还从侧面诠释了鄯善为何不引进佉卢文来书写当地的楼兰语。盖因进入文案机构充当书吏的贵霜胡客不具备很高的文化素养，他们并非文法大家，短时间内无法利用佉卢文字母创造出适应楼兰土语的新文字。因此，鄯善统治者不得不采用贵霜人的犍陀罗语为官方行政语言。不过，为了便于记录本地事务，随着时间推移，大量楼兰土语词汇（特别是专有名词）也融入了鄯善佉卢文文书中。四、鄯善境内的贵霜人群与佉卢文入替公元100年前后，国际局势总体上趋于缓和，汉朝、贵霜、帕提亚、罗马等四大帝国均进入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良好发展时期。在此背景下，国际长途经贸文化交流异常活跃，各国商人、使节、传教士在丝绸之路上频繁往来，络绎不绝。得益于丰富的佛教文献，我们对这一时期来到中国的西域弘法僧的情况有一定认识。马雍、林梅村等学者曾据僧传辑录了东汉后期的入华僧人，如支谶、支曜、支亮、安世高、安玄、康互、康孟详等。他们大多原籍月氏、安息和康居等地，不少人曾在贵霜境内求法，然后远涉流沙，传法东土。东汉后期贵霜僧人在中原地区活动，也得到洛阳发现的一处佉卢文井栏题记的印证。此外，佛教文献还揭示，这一时期同僧人一起来华的还有普通贵霜移民。例如，僧祐《出三藏记集》记载，支谦本大月氏人，其“祖父法度，以汉灵帝世，率国人数百归化，拜率善中郎将”。然而，这一时期，沿丝绸之路东来西往的主要人群恐怕还要数各国商贩。《后汉书·西域传》描述了当时丝路交通之盛况：“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 在汉代前往中国的西域胡商中，贵霜商人或曰月氏商人的数量不容忽视。贵霜商人是中古时期著名商业民族粟特人的前辈，他们在陆海丝绸之路上活跃的时期比粟特人要早。悬泉汉简表明，在西汉后期，有不少“大月氏客”途经这处西陲驿置前往中原。所谓大月氏客，即月氏商人。公元1世纪末至2世纪，受罗马—印度海上贸易的刺激，大量贵霜商人积极参与到国际长途贸易中。他们在公元2—4世纪建立了一个覆盖西印度洋、东南亚以及塔里木盆地和中国中原地区的庞大贸易网络。罽宾道是汉晋时期贵霜、粟特商人入华的主要路线之一。这条道路的北端是于阗属地皮山，经此道翻越葱岭，即进入塔里木盆地南道。罽宾道南段即印度河上游河谷诸路网。20世纪70年代，一支巴基斯坦和德国联合考察队对这一带进行了长达三年多的考古调查，在道路沿线的沙提阿勒（Shatial）、奇拉斯（Chilas）、塔勒潘（Thalpan）、洪扎（Hunza）等地发现了大量岩画和题记。它们是各个时期的商人、僧侣、使节等行人休憩时留下的。这些题记包括各种语言文字，而以佉卢文和婆罗米文为主。佉卢文题记年代属于贵霜时期，婆罗米文题记则主要属笈多时期。佉卢文题铭中提到阎膏珍（Vima Kadphises，约110—124年在位）、迦腻色迦（Kaniṣka I，124—149年在位）、胡毗色迦（Huviṣka，约150—187年在位）等贵霜王，以及作为贵霜附庸的迦腻色迦纪元第89、92年的塞人州长（Kṣatrapas）。这反映了在整个公元2世纪，大量来自西北印度、使用犍陀罗语和佉卢文的贵霜商人不断沿罽宾道进入塔里木盆地南道。与此相呼应，19世纪末以来，我国新疆等地陆续出土了63枚贵霜钱币。其中大部分出自和田（41枚），楼兰古城出土一枚阎膏珍钱币。这些钱币中，可鉴别出属于丘就却（Kujula Kadphises，约30—85年在位）的有7枚，属于维马·塔克图（Vima Takhto，约85—110年在位）的2枚，属于阎膏珍的4枚，属于迦腻色迦的31枚，属于波调（Vasudeva I，约187—230年在位）或其后继者的1枚。值得注意的是，贵霜发行金、铜两种钱币，但贵霜商人在对外贸易中只使用铜币，我国境内发现的这些贵霜钱币恰恰都是铜币。可见，它们应当是贵霜商人在帕米尔以东从事贸易活动留下的遗物。这一时期贵霜商人在丝路南道鄯善等地的踪迹，同样得到了他们贩运之商品的证实。1959年，新疆博物馆考古队在尼雅遗址清理了一座东汉晚期合葬墓，其中出土了两块蓝白蜡染印花棉布。二者可以拼合，残存图案具有明显的域外艺术风格，研究者一般认为它来自贵霜治下的中亚或印度北部，可能是一件直接从贵霜输入的商品。1934年，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在楼兰古城附近的一座丛葬墓中发现了一块公元2世纪晚期的绸布条（No. 34：65），尺寸为26.5×3.5平方厘米，右下角有一行墨书佉卢文，经挪威语言学家科诺（S. Konow）解读，其意为“身毒阿阇黎（Sindhuācārya）之绸缎，40（尺长）”。这块标签式布条应当是捆扎绸缎之丝绳。物主身毒阿阇黎无疑是一位贵霜商人，其名字中的Sindhu指西北印度，ācārya意为“导师”。无独有偶，1980年，考古工作者在楼兰古城东北的一座东汉墓中发现了大批丝、毛、棉等各色纺织品。其中一件“延年益寿，大宜子孙”织锦（MB2：32+37），幅边背面写有一行佉卢文，林梅村先生解读为“频婆·室利诃陀（Biṃva Sriheta）之丝绸，价值百钱”，并判断其年代在东汉桓、灵之际，不晚于公元188年。1984年，洛浦县山普拉墓地出土一件不晚于公元2—3世纪的残绢片（84LS I M48：c1），其上也写有一行佉卢文：“这块丝绸长100迪斯提（按，一种古印度长度单位）……” 类似格式的题款常见于贵霜、粟特商人贩卖的织物、金属器等贵重商品上。因此，这三件丝织品可能原是往来于中原与西域之间的贵霜商人之物。研究表明，在西晋前凉时期，楼兰是粟特商人从西域进入中原的桥头堡。以上钱币、纺织品等出土文物则暗示，在稍早的汉代，楼兰（鄯善）亦是贵霜商人的一处重要活动基地。正因为东汉后期鄯善境内广泛存在操犍陀罗语、使用佉卢文的贵霜人群，所以当文字危机出现之时，鄯善统治者首先想到的是将他们招揽入文案机构，采用佉卢文为新的行政文字，以维系既有文书行政体系的正常运行。五、鄯善覆灭与佉卢文的消亡由于除鄯善（楼兰、尼雅、且末、安迪尔等）之外，塔里木盆地其他地区如和田、营盘、吐鲁番、库车、巴楚等地亦曾发现佉卢文材料，因此有论者认为佉卢文曾成为盆地诸绿洲国家通行的官方文字。然而，仔细探究，我们会发现，历史上塔里木盆地并不存在这么一个普遍流行（犍陀罗语）佉卢文的时期。首先，和田的情况，上文已论及，古代于阗确曾与鄯善大约同时期尝试引入佉卢文，不过他们的做法是使用这种文字书写当地的塞语，而最终未获成功。于阗后来引入婆罗米字母，创造了适应当地塞语的于阗文。其次，营盘墓地近年出土了一件佉卢文残纸书信，斯坦因亦曾声称在营盘古城附近的佛塔遗址中发现了4件佉卢文残木牍。斯坦因所获的几件木牍未曾刊布，营盘墓地的这件经由林梅村先生解读，可知其年代较晚，约相当于魏晋时期。一般认为，营盘为墨山国故地。虽然《魏略》称墨山国为焉耆所兼并，然而该地属于广义上的罗布泊地区，距离鄯善很近。墨山国在魏晋时期是否一度为鄯善控制，营盘的佉卢文材料是否与鄯善有关，虽无法断言，但可能性是很大的。再次，吐鲁番、库车、巴楚等三地出土的佉卢文材料年代较晚，可能晚到6—7世纪，此时佉卢文在其印度、中亚故地乃至鄯善地区均早已不复存在，佉卢文出现在这些地方无疑与鄯善有关。由于自然环境的恶化与外敌频繁入侵，鄯善进入5世纪后迅速衰落，到5世纪下半叶，国家破灭，聚落荒废，人民四处流亡。文献记载表明，鄯善覆灭之际，境内的粟特胡人东迁到哈密境内，后建立纳职县，而鄯善的统治阶层则西迁且末。鄯善的佉卢文书吏多随王族西迁，当且末亦告残破后，他们可能经尼雅河等通道流亡到龟兹境内；少数书吏则随粟特人东迁，到达高昌境内。龟兹佉卢文是佉卢文存世之余晖。龟兹佉卢文多与婆罗米字的龟兹文（吐火罗B语）在同一件木牍上正背面书写，形成双语文书。龟兹佉卢文与鄯善佉卢文的密切联系早已为学界注意到。吉田豊曾指出一件克孜尔石窟所出的龟兹文和佉卢文双语文书中，佉卢文一面对货币的称呼与尼雅佉卢文相同。这是佉卢文在鄯善覆灭后传入龟兹的有力证据。佉卢文传入龟兹之时，龟兹当地早已利用婆罗米字书写当地的吐火罗语，创造出了龟兹文。鄯善难民流寓龟兹后，在当地局部地区形成短暂的双文字时代。由于佛教经典的梵语化趋势，佉卢文各处的领地无不被婆罗米文逐一吞并。在佛教盛行的龟兹，佉卢文的命运亦是如此。综观佉卢文在塔里木盆地从传入到消亡的整个过程，我们认为，公元2—5世纪佉卢文成为鄯善王国的行政文字，并非出自外来因素的胁迫，而是该王国在汉末特殊历史时期主动采取的权宜举措。两汉对西域的长期治理使汉字传入当地，推动绿洲诸国进入使用文字和文书的时代。东汉末年，汉朝官兵内撤后，塔里木盆地并未出现权力真空，但确实出现了文字真空。为确保行政体系正常运行，鄯善统治者招揽境内贵霜人充当书吏，佉卢文因此得以在当地流行。 文章来源：原刊于《浙江大学学报》2024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