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铁笼”到“鸽舍”：对韦伯现代性和权威观点的再探讨

学术 2024-10-06 22:00 北京

编者荐语：

本文认为，我们身处的时代（晚期现代社会）已经不再是一个“理性化”的过程，而是一个“反思性”的过程，而韦伯的“铁笼”比喻也不再适用。现代反思性社会更加符合“鸽舍”的特征。作者从韦伯对理性化进程的两个分析维度——制度结构和个人社会行动——出发，结合贝克和吉登斯的理论，分别从两个维度对我们的时代特征、组织特征和权威性质进行了探讨。最后，作者提出了“反思性权威”，作为对韦伯的三大类型权威（传统型、克里斯马型和法理型）的补充，并创造性提出“鸽舍”的比喻。在原文中，文章花费了一定的篇幅与后现代主义者进行了对话，并进行了“晚期现代社会”与“后现代社会”、“后官僚制”和“晚期社会官僚制”的辨析。鉴于篇幅限制，编译对上述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讨论，以及贝克和吉登斯的理论进行了删减。对这些理论对话感兴趣的读者朋友们，可以阅读论文原文。

从“铁笼”到“鸽舍”：

反思性权威的诞生

摘要：

近年来，韦伯关于“铁笼”（iron cage）形象，受到了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和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质疑。他们声称，这一形象不再适用于我们正在进入的晚期现代世界（late modern world）。在晚期现代，个人、机构和组织已经或将会变得具有反思性。因此，理性化的铁笼正在被打开。本文作者基本赞同贝克和吉登斯的理论，但同时也提出了两个意见：首先，这两种理论分别只阐明了晚期现代性社会生活的一个层面，因此应将它们结合起来；其次，他们认为贝克和吉登斯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缺少对可能的整合现象的探寻。作者发现了一种可能在晚期现代性中出现的、新的整合形式，他们将其称为“反思性权威”。

作者简介：

Marcel Hoogenboom：特文特大学社会学系（现工作单位是乌得勒支大学）

Ringo Ossewaarde：特文特大学社会学系

文献来源：

Hoogenboom, M., & Ossewaarde, R. (2005). From Iron Cage to Pigeon House: The Birth of Reflexive Authority. Organization Studies, 26(4), 601-619.

本文作者之一 Marcel Hoogenboom

一、打开“铁笼”？

韦伯笔下的“现代性铁笼”与大型政府官僚机构相联系。在韦伯看来，铁笼不仅是一种外部现象，它同时也存在于个人心灵中，是现代官僚制和个人共同倾向的结果。现代官僚制对行为的集体塑造，以及个人表现出的特定行为，使铁笼成为可能，现代官僚制和个人行为都是同一现代化进程的结果。对韦伯来说，现代化主要是理性化的进程，即目标导向的理性的制度化。

理性化进程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制度的结构转型：理性化导致了现代社会三大关键制度的发展：现代资本主义、宪政国家和现代官僚制。其中，现代官僚制一直是其他两种制度发展的核心；二是个人社会行动的结构转型：理性化改变了个人理解世界的方式和社会行动的动机。现代世界是“祛魅”的世界，社会和自然发展不再归因于形而上学，而是可以通过理性分析来理解的制度。随着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社会行动也从传统形式过渡到目标导向的理性模式。

在现代社会中，目标导向的理性占主导地位，官僚组织能够对个人行为进行集体塑造，使得现代人成为现代性俘虏。但在多数情况下，现代人并没有把铁笼视为监狱。这里展现出韦伯社会学的“整合”因素。为什么现代个人会接受现代官僚制的支配？答案是：现代社会通常由法理型权威所维系。现代个人之所以接受“监禁”，是因为他相信现代官僚机构的决策是合法的。

近年来，一些批评家对韦伯的“铁笼”提出了质疑。乌尔里希·贝克和安东尼·吉登斯指出，必须彻底抛弃出目标导向的理性概念。铁笼属于过去，晚期现代社会的特征与其不符。贝克和吉登斯认为，韦伯与其他经典社会学家一样，研究的是“最初的现代性”（贝克）或“简单的现代性”（吉登斯）。韦伯没有预见到，早期现代化进程产生的社会行动，会产生新的社会问题，并形成一种新型社会，即所谓“第二现代性”或“晚期现代性”社会。在这种信心现代性中，现代化进程在制度和社会行动层面都出现了新转折，韦伯现代性分析的核心“理性化”过程，变成了“反思”的过程。因此，目标导向的理性铁笼正在打开，现代性的法理性官僚制将消失或被迫适应新的形式。

二、贝克与反思性现代化

贝克预见了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潜在灾难性危险的未来。“风险社会”（risk society）是“第二现代性”的社会形态，它由反思性构和组织构成，目的是能够在充满意外的环境中存在。在这种社会中，现代社会制度（民族国家、现代科学、官僚制、技术）的合法性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韦伯的理性化现代社会与贝克的反思的晚期现代社会的区别是，前者旨在促进普遍的福利分配，而后者旨在防止最坏的情况发生。

在贝克的概念中，“晚期”是指“反思性现代化”。工业社会越是现代化，制度所产生的显性或隐性的意外后果就越多，反思性意味着需要应对现代制度所产生的、不可预见的危险后果。随着这些后果逐渐为人所知、所认可，人们会对现代制度合法性产生质疑：这些后果会导致无序与混乱，因此人们需要重新选择方案，这导致理性主张之间的竞争与争论，进而引发社会批判，造成了现实生活的支离破碎、不连续性和巨大的混乱。当现代制度威胁到人们的生活时，会产生对现代制度合法性的集体怀疑，比如技术的例子。

风险不是一种客观条件，而是对现实的社会建构。尽管风险和其后果都是真实的，但没有任何人能够宣称什么是风险；同时，控制风险的所有尝试本身，就埋下了新的和更棘手问题的种子。贝克提出了“亚政治”（subpolitics）的概念。在风险社会中，公众持续不断讨论官僚制下被避免讨论的技术。亚政治包括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规范、价值观和承诺；排除了非人格化的规定和制度化分类。风险是通过亚政治制度（重新）构建与转化，这些制度体现在个人的日常活动和非正式行动中。亚政治制度的决策，无法通过正式的法律程序和官僚规则实现合法化。但它们之所以会破坏官僚体的确定性，因为它是围绕社会建构的风险、潜在灾难和不确定性组织起来的；而这些风险和不确定性，会破坏工具性规划和官僚体制的协调与控制。

因此，贝克认为规则无法被遵守。由于官僚机构难以控制技术的政治意识，铁笼正在被打开。然而，贝克没有注意到，规则制定政治是由官僚精英们精心策划的，他们关注制定规则，和强化自己对风险阐释，进而加强控制。因此，官僚精英们在通过重新制定官僚规则来关闭牢笼的大门。但即便行政精英加强了控制，集体确定感没有恢复。那么来自内部或外部的社会运动，可能提供一些官僚机构无法提供的未来方向感。因此，这些社会运动是通过官僚精英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而形成的。

贝克的反思性，有助于关注晚期现代性条件下行政决策的后果。这一概念揭示了理性如何自取灭亡，因为理性化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而这些后果会威胁生命，以至于构成了一种以反思而非计划为特征的新型现代社会。然而，我们仍不知道思性制度如何能够整合晚期现代性，就像目标导向型制度曾经整合现代性那样。

三、吉登斯与反思性行动

吉登斯强调个人在脱官僚控制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个人不断增强掌握现实的能力，这有助于他们摆脱旧的束缚，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社会行动总是蕴含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在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社会行动从基于“根深蒂固的习惯”的传统形式，过渡到了目标导向的理性形式。同样，吉登斯认为，从现代社会到晚期现代社会也有类似转换，并以两个大规模理性化进程的结合为标志。一是知识的大规模传播；二是社会关系的解体、传统权威形式的消失以及个人开始独立思考。一种新的社会行动形式取代了现代性中以目标为导向的理性，这种形式可以被称为“反思性行动”（reflexive action）。

在铁笼中被压抑的存在主义问题重新凸显出来。反思性社会行动受以下问题的支配：行动者应该成为什么样的行动者，应该为自己建立什么样的身份？晚期现代世界的人们积极反思自己和他人的行动，不再将预先的理性知识视为理所当然。因此，不能再从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功能、任务或社会角色的角度来理解社会行动。当行动者必须在多种身份中作出选择。知识不再是一个无可争议的范畴，知识本身也会受到反思和怀疑。

在吉登斯的视角中，自我被建构为一种反思性的行动。行动者如何才能以科学的名义，证明对科学的承诺是正确的？对这一现象的集体意识会引发存在主义问题。吉登斯从对特定知识信念的崩溃角度，来看待“无力感”的集体体验。由于对知识的迷失，作为现代社会核心的权威机构之间的等级关系被颠倒了。在一个没有固定权威和普遍真理的社会世界中，各机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再拥有知识垄断权。毕竟，一个机构所代表的知识体系，只是众多“真理”主张者中的一个。

吉登斯对晚期现代世界的也有一些问题，尤其是从他自己的“结构化理论”的角度。在作者看来，吉登斯的分析反与这一理论相矛盾。结构化理论试图弥合物质主义者和结构主义者（涂尔干、马克思、帕森斯）与功利主义者（斯宾塞、霍曼斯、科尔曼）之间的分歧。吉登斯认为，“结构”（社会关系、制度等）与 “行动着”（个人、组织、团体等）之间的关系不应被视为“二元对立”，而应被视为“二元论”。行动着在其行动中，受到结构的“指导”；在行动的同时，行动者又巩固、改变和重塑结构。因此，结构既是日常生活中行为主体的行动基础，也是其结果。这种二元论的主要联系之一是关于自然环境、技术以及社会世界（即结构）的知识。知识使人们能够行动，同时也对结构产生影响，结构得以巩固、改变和重塑。

结构化理论是一般性理论。然而，吉登斯在对晚期现代性的分析似乎打破了这一理论。吉登斯认为现代性的扩张伴随着知识的广泛传播。通过知识的积累，个人对其所处社会世界的理解不断加深，这使他们能够反思自己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用结构化理论的术语来说，个体获得的知识越多，他对结构的自主性就越强。从结构化理论分析来看，这一结论有问题。从实践的角度，如果没有一定数量的制度（结构），即一定的标准化社会行动规则，行动者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我们可以认为，对结构的更好理解，可以行动着在面对选择时更加自主；但我们不能说，行动着会因结构而变得更加自主。更可信的说法是，晚期现代制度结构的发展，使行动着能够做出自己的选择。吉登斯将 “反思性”解释为一种激进的个体化形式，由此可以推出，晚期现代性中的秩序不可能实现。

四、反思性权威和“鸽舍”

贝克和吉登斯认为，在晚期现代社会中，以目标为导向的理性被“反思性”取代，晚期现代社会处于持续的合法性危机中。晚期现代制度不能再声称其代表客观理性知识，个人也不能再将知识视为理所当然。结果是目标导向的理性受到侵蚀，不同理性之间展开激烈竞争。

这种转变对决策产生了巨大影响。在现代社会中，决策是由对客观知识的共同信念所支持和规范的，而在晚期现代社会中，决策则是政治斗争（即赤裸裸的权力行使）的任意和暂时的结果。因此，打开铁笼将导致一个混乱无序的社会。但是，晚期现代社会的秩序并非不可想象。作者认为韦伯的“铁笼”是社会生活两个层面理性化进程的结果。虽然目标理性占主导地位，但铁笼（即社会秩序的稳定）并不是自动生成的。正如艾森斯塔特在讨论官僚化和去官僚化时指出的：可持续的服务型官僚制的基础，是专业自主与社会（或政治）控制之间存在的某种平衡。整个现代官僚制主导的社会也是如此。

韦伯认为，没有某种形式的“权威”社会就无法稳定。权威是“具有特定内容的命令被特定群体服从的可能性”，并基于多种多样的服从动机，但合法性要素提供了稳定性。因此，权威是合法的权力，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对权力行使正确性的信念。现代社会的稳定，也就是铁笼本身的稳定，得益于法理性权威，并植根于指导个人社会行动的目标导向的理性。因此，由于法理性权威的存在，现代人在成为现代性的囚徒时，不会将铁笼视为监狱。

现代性的铁笼在反思的过程中被打开，法理型权威的“咒语”被打破。晚期现代行动者不再认可现代官僚制的理性规则，和规则制定者的合法性。在贝克和吉登斯看来，在晚期现代社会，制度与行动者之间的联系变得松散和不稳定。在以往的社会中，制度与行动者之间的联系是通过对传统的共同信仰（传统社会），或目标导向的理性（现代社会）来实现的；而在晚期现代社会中，制度参与的是一个获取并保持现实行动者信任的过程，而这种信任需要不断维护。因此，贝克和吉登斯认为，韦伯所定义的权威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存在的，因为在晚期现代社会中，特定群体服从于特定命令的概率非常低。

作者认为贝克和吉登斯无法感知晚期现代社会的稳定性（权威性），因为他们没有分析反思性进程的最终后果。在晚期现代社会中，制度和组织被迫应对潜在的后果和无知，因而具有充分的反思性。为了能够应对合作伙伴和竞争对手的社会行动，晚期现代组织不能再按照韦伯的目标导向理性模式来设计。组织将被迫具有高度的交流性和政治性，因此，不能再用固定规则的权威来约束其成员。

然而，这并不是说新的权威形式不会产生。在晚期现代社会中，制度不再能够从固定的理性中获得权威；但它们可以将包容相互竞争的理性主张作为自己存在的基础之一，而变得具有权威性。现代行动者服从法理性权威，因为他们共同认为这种权威能给他们带来安全与平等。然而，行动者可能也会改变不再符合他们的利益或身份的游戏规则，因此社会互动的规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社会行动者也不必想当然地接受这些规则，而是努力塑造自己的条件。他们积极地与各种来源的信息流打交道，在这种环境中，没有什么是固定不变的。然是，在晚期现代社会中，至少在理论上，存在着我们称之为“反思性权威”的稳定因素，这种权威可以被定义为：相信机构和行动者有能力协商、协调和代表论点、利益、身份和能力。

通过引入“反思性权威 ”这一概念，作者为韦伯的权威类型学增添了第四种类型。与法律理性权威一样，反思性权威也建立在对理性合法性的信念之上；但在反思性理性中，理性的性质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在晚期现代社会中，权威决策是由规则指导的，而这些规则是由所有利益相关者在决策过程中协商制定的。因此，合法性建立在对领导者能力的信念之上的，即领导者有能力，将所有参与者的观点和利益结合成一个“社会理性”的结果。然而，由于缺乏占主导地位的固定理性和规则，只有具体的机构或行为者才能拥有反思性权威。

因此，反思性权威与卡里斯马权威一样，依赖于对具体行为者或领导素质的信念。卡里斯马权威与反思性权威的关键区别在于，前者是领导者遵循自己的规则，并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后者，领导者遵循过程中产生的规则，并努力实现他人的目标。因此，在晚期现代社会中，权威本身并不是不断协商的结果。然而，如果权威必须经过协商，那么它就缺乏持久性。与所有其他类型的权威一样，反思性权威在决策过程开始之前就已被接受，并且与卡里斯马权威一样，最终取决于控制者的“光环”。

如果现代制度、行动和权威所具有的目标导向的理性已经消失；那么，反思性权威会塑造新的组织和个人之间的共生关系。在晚期现代性中，组织将不断改变形态，适应其顾客和员工不可预测的反思性行为；个人也会被反思性组织所吸引，他们需要反思性组织来创造主观真理和自我认同。反思性权威迫使制度和个人建立一种类似于“鸽舍”的反思性关系，来弥合他们直接的相互依存关系，并为晚期现代社会提供稳定性。“鸽舍”是由整个反思性制度和行动的复合体构成的：这个复合体的特点是“进入”和“走出”笼子的亚政治过程。

五、探索“鸽舍”

现代社会向晚期现代社会的结构性转变，是从理性化向反思性现代化的转变。从法理性权威向反思性权威转变时，法理性组织也将转变为反思性组织。为此，必须设计不同于经典韦伯的新概念和运作方式。

反思性组织不会建立稳定的关系网络；而是通过对集体意识进行整合，使其成员结成临时联盟。反思性组织面临着成员伦理观念的分歧和冲突。接下来，就是让成员实现对组织状况的集体理解，进而团结他们。如果组织成员能够理解他们生活中所面临的挑战，那么就能动员他们并获得力量。只有通过组织成员的自我诠释、自我观察、自我发现、自我发明的实验，反思性组织才能具有凝聚力。也就是说，衡量整合的标准，是其成员是否有能力为自己创造未来。反思性组织不是设计出来的，也不是对现有制度的一种改进，而是晚期现代社会的社会必需品，就像法理性组织曾经是现代社会的必需品一样。

现代官僚制既是民主的守护者，也是民主的威胁。类似地，反思性组织既促进民主，因为这是一种非正式的临时组织形式，对制度和技术环境反应迅速，因此反思性组织产生了进一步的民主化，因为它们迫使官僚精英认真对待普通民众和社会需求，并进行公开交流（如公开听证会）。反思性组织对也可能对民主构成威胁，因为反思性权威建立在个人素质之上，属于具体的、不受到社会批评的行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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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研究

除非你执著于世上不可能之事，否则即使可能的事情也无法做到。——马克斯·韦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