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社会的道德观点

学术 2024-10-15 22:00 北京

市场社会的道德观点

摘要：

资本主义建立在什么样的道德秩序之上？相应的，市场是否会产生一套独特的信念、习惯与社会纽带？这些问题当然与社会科学本身一样古老。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回顾了当今学术研究如何处理市场与道德秩序之间的关系。我们从Hirschman的研究出发，他概括了三种互相对立的观点，它们将市场对社会的影响分别描述为文明化的、具有破坏性的或微弱无效的。本文回顾了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交叉领域的研究进展，它表明，市场社会理论和关于市场社会的道德讨论仍然存在。我们提出了第四种观点，即道德化市场，它在经济社会学研究中越来越突出。这一研究方向将市场视作文化现象和道德表达，并试图研究它在实践中得以实现的机制和技术。

作者简介：

Marion Fourcade,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教授

Kieran Healy，亚历桑纳大学社会学系

文献来源：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07, 33:285–311

译者：

1982年，经济学家Hirschman发表了一篇文章，研究历史上知识精英如何理解市场社会。在18世纪，和气贸易(doux commerce)观点认为，市场关系使人们更愿意相互团结。然而，19世纪后期，这种和谐的愿景受到挑战。马克思等人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往往会破坏其自身的道德基础，直至最终自我毁灭。为了回应这种悲观的预测，市场的捍卫者修正了和气贸易理论，承认市场具有向好的力量，只是过于微弱。根据这个“封建枷锁(feudal shackles)”论点，是文化和制度遗留问题阻碍了市场有利影响的发挥。Hirschman概括，市场对社会的影响一般被认为是文明化的、破坏性的或微弱的。

本文将从Hirschman的研究出发，并对这一领域近期研究进行分类。首先，经济学家仍然支持和气贸易理论，强调市场制度对公民社会、政治和文化的积极影响，其次，来自不同学科的知识分子持续批判市场。比如市场破坏社会关系、政治生活和腐蚀品格。最后，经济社会学家倾向于Hirschman概括的第三类：与文化和社会相比，市场作用相对微弱，嵌入性范式意味着文化和制度均会影响资本主义市场的道德含义。

本文试图超越Hirschman的理论框架。Hirschman认为，市场与道德秩序之间的因果关系是直截了当的。本文认为，大量近期的研究反对道德秩序与市场之间的明确划分。相反，多数研究都将市场视为高度道德化的实体。本文认为，这种新的观点不仅反映了学术风潮的转变，还反映了当代经济秩序在公共话语中的变化趋势。

一、文明化的市场：自由主义的梦想

现代经济理论的新古典主义方法通常假定，个人会在社会关系中最大化其效用。经济理论与道德的关系则更加复杂。首先，经济理论是建立在假设之上的，其隐含的道德内容可以被详细描绘出来(Hausman & McPherson, 2006)。其次，经济话语的传统包含了对市场社会的道德价值的肯定。还有一种传统，以宏观经济学为代表，强调经济增长是人类进步的条件。

市场的美德伦理

亚当·斯密认为，无论其组成部分多么自私，系统作为整体仍然可能是良性、和谐的。McCloskey(2006)是这一理论的捍卫者，认为市场不仅鼓励公众美德，也鼓励个人美德。市场培养了 “资产阶级美德”，包括正直、诚实、守信、进取心、尊重、谦虚和责任感。对哈贝马斯来说，市场是一种理性的力量，它抑制了公民之间适当的、非强制性的交流，而对McCloskey来说，市场是公民话语的源泉。

商业促进合作

和气贸易(doux commerce)观点认为，市场鼓励文明行为。从根本上说，市场通过商品中介创造了一种纽带。大多数市场关系都是匿名的，尤其是在现代社会。有证据表明，这种“陌生”促进了合作，甚至是利他主义。至于市场与社会合作之间的关系，国际关系中的主导范式往往认为“文明国家必须是贸易国家”(Watson 2006, p. 45)。例如，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资格被广泛视为文明的标志。在个人层面，市场关系的文明化效果更加复杂：主要在发达国家进行的实验结果明确表明，“类似市场的场景会诱发利己行为” (Bowles 1998, p. 89) ；社会心理学家发现，实验对象更喜欢互惠（即类似礼物）的交换方式，而不是匿名协商（即类似市场）的交换方式。

在实践中，当人们希望避免信息不对称和机会主义的弊端时，市场的纯粹、抽象和匿名通常会转化为实际的社会关系。例如，大多数集市发生的互动最终都通过小型信任关系网络进行(Geertz, 1978)。Kollock (1999) 发现，eBay之类的网站都具有公告板和讨论组等对话功能，在线交易也表现出高于预期的个人化特征。

资本主义的自由

Friedman(1962) 写道，“经济安排中的自由本身就是广义自由的组成部分，因此经济自由本身就是目的。其次，经济自由也是实现政治自由不可或缺的手段。”这一理论的支持者强调两个论点。首先，自由市场可以满足人们的需求，市场保护不仅效率低下，而且反民主，消费者主权是另一种形式的政治自由。其次，竞争可以防止国家任意干预，也可以防止经济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尽管经济学家一般都同意监控违背市场公平的做法，但对其严重性和制裁必要性的评估往往存在分歧。同时，市场体系应该为所有经济部门的创新提供激励和机会。

二、破坏性的市场：商品化的噩梦

和气贸易论点强调资产阶级商业活动的文明化效果，市场批评派则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大量批评建立在马克思的异化和剥削概念之上，他们认为，市场并没有丰富人们的个性，而是将行动动机缩减为最狭隘的自身利益，市场也无法鼓励合作和利他主义(Frey, 1997)，市场承诺自由，但只提供金钱所能买到的自由。

Schor(1998)认为，正如阶级冲突引发了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批判，极速变化的生活方式、迫在眉睫的债务以及商品所附加的社会和生态成本应该引发对消费的政治批判。社会对富裕(affluence)的批评具有两种机制。首先，在个人层面，人们会无意识地将自己的定位与他人相比，其结果是个人的竞争本能，其次，在宏观层面，人的需求和品味不仅仅是内在驱动的。Lane(1991, 2001)提出，是市场创造了需求，需求实际上是市场过程的内生因素。

强制与腐败

大量研究者对市场促进合作的论点提出了质疑。Sandel(2000)指出，反对商品化的观点往往强调强制或腐败两方面，其中，强制论点声称市场交易通常是非自愿的，“不平等或经济必然性”破坏了市场交易的形式自由，腐败论点则认为特定商品因其固有特性不应该被买卖。

马克思对异化和商品拜物教的分析可以作为第二种论证的变体。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扭曲了社会关系，商品化的悖论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物与物之间的物质关系逐渐被视为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关系和事物之间的社会关系。因此，在市场逻辑中，交换的商品是市场参与者之间社会关系得以建立的媒介，而在马克思主义框架中，商品本身就是生产过程中参与者之间的（具体的）社会关系。

在当代，Bourdieu(2000)对市场资本主义对传统社会关系的塑造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他记录了殖民地阿尔及利亚进入经济现代化后出现的新的时间习惯、阶级和性别关系。Elyachar(2005)和Mitchell(2002)选择埃及的案例，展示了诸如微型企业和产权化等创新技术如何进一步剥夺了穷人的资源。商品化潜在的腐蚀作用在Radin(1996)、Hochschild(2003)、Scheper-Hughes和Wacquant(2002)的研究中得到了探讨。然而，Appadurai(1986)和Zelizer(1988)反驳了一种流行的观点，即市场是直接的、不可抗拒的力量，会将整个社会重新加工成商品形式。

关于强制论点，从历史上看，Polanyi(2001)提出，市场在形式上的平等与实践中的不平等是相结合的，并在这种情况下蓬勃发展。Polanyi捕捉到了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崛起后道德秩序的广泛转变，强调了现代资本主义对人格和社会关系的去人性化影响，个人被视为商品，而不是自身的目的。他认为，大转型的关键时刻是1834年英国《济贫法》的改革。它将劳动力市场的自我调节制度化，从而将劳动力转化为商品，并否认了人类团结作为社会秩序的合法基础。

关于这一理论，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在导致大转型的辩论中，道德无处不在。改革者把贫穷归咎于福利政策对穷人道德品质的腐蚀作用，相比之下，融入市场会带来尊严、机会、责任和社会团结。其次，Polanyi极大地削弱了政治经济学家对市场和道德之间因果关系的乐观态度。人们认为有必要使救济没有吸引力、有失体面，1834年的实践中，穷人被限制在类似监狱的工作场所，并按性别进行隔离。因此，自由主义中也产生了限制性、压制性的社会政策。研究新自由主义的学者认为这一逻辑在今天同样起着作用，Wacquant(1999, 2007)发现，自由市场观点至上的国家会越来越依赖警察和刑罚机构来控制社会混乱，后者由大规模失业、不稳定工资工作和社会保护的萎缩导致。

市场民粹主义(Market Populism)

Friedman有力地论证了市场和自由之间的密切联系。市场类似于民主，允许人们自由表达和满足他们的选择。但批评者反驳，这种参与性的市场民主是对真正民主的模仿。Frank(2001)认为，美国的市场民粹主义思想并不新鲜，自1980年代以来，市场与民主之间被划上等号。个人主义为自由市场自由主义提供了强有力的合法性。与 Frank的批评相呼应，Thrift(2005)认为，新经济话语是由少数关键利益相关者创造的，并为他们的利益服务，他称之为“资本的文化回路”：商学院、管理顾问与媒体、政府、商业经济学家、信息技术部门一起，塑造了新经济话语在公众心目中的魅力。

版权限制创意

与市场促进创新的论点相对应的是，市场迎合了公众最基本的共同品味，并消除了风格与多样性。Adorno和Horkheimer(2002)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文化生产是以工业方式组织的，并且遵循利润逻辑而非美学逻辑。文化物品旨在为消费者提供即时和轻松的满足。Jameson(1991)认为，商品和思想的自由贸易导致了世界范围内文化实践的标准化，由美国的产品和模式所主导。现代消费所谓的多样性是欺骗性的(Schwartz, 2005)。

市场非但不能解放创造力，反而可能人为地限制它。资本主义巨大的文化活力是建立在它有能力从巨大文化公域中汲取营养(Lessig, 2004; Vaidyanathan, 2003)。限制性版权法的兴起则有可能致使公域萎缩。市场批评者认为，尽管市场在原则上促进了文化创新和创造力，但在实践中很可能导致相反的结果。

三、影响微弱的市场：枷锁或祝福

经济社会学有意识地避免对市场采取明确的规范性立场，强调市场结构和经济发展问题，而不是道德秩序问题。其主流观点是，道德秩序问题仍然相关，但作为独立变量而不是因变量存在，市场的发展取决于过去的制度遗产。作者认为，这一理论有三个主要变体：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在某些文化中蓬勃发展，而其他文化则停滞不前；在唯意志论者(Voluntarist)的理解中，政治干预的实施可以为资本主义的繁荣提供条件；从差异化的角度来看，不同地方的资本主义有着不同的道路。

现实主义观点：文化遗产

韦伯认为，每一种宗教都有与之相关的特定经济伦理，但宗教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并不简单：加尔文主义者对利润的理性追求并不完全符合他们的宗教世界观，但他们的行为可以缓解宗教教义带来的救赎焦虑，亚洲的宗教则不具备这一影响。Hamilton(1994, 2006)重新阐述了韦伯的论点。在西方，新教传统意味着，个人对权威的服从主要依赖于自我控制。在儒家世界，服从权威依赖于更高的秩序。因此在中国，个人需要在和谐的地位秩序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来适应世界的角色，这种政治文化特征暗示了中国进入资本主义的不同道路，比如通过孝道和家族企业。

经济学家Greif(1994,2006)则描述了在微观层面文化世界观产生（或不产生）市场制度的机制。在他对中世纪晚期商业生活的比较研究中，Greif使用博弈论的方法，说明了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对他人行动的不同期望是如何形成委托/代理关系、对信息流通的态度以及对特定行为的制裁，并最终导致经济发展的不同路径。

这些观点的共同点是，社会的道德秩序构成了市场及资本主义发展的先决条件，尽管其机制可能具有差异。研究者还将这一论点扩展到制度遗产的影响，例如，在Evans(1989)提出掠夺性国家和发展性国家的分类后，社会科学界开始关注政治结构对经济表现的影响。

唯意志论观点：制度分好坏

经济学家们认为，有利于市场的制度有：强有力的产权(De Soto, 2003; North, 1990; North & Thomas, 1973)，普通法体系(La Porta et al., 1998)，发达和透明的金融市场(Rajan & Zin-gales, 2003)，以及特定的公司治理模式(Hansmann & Kraakman, 2001)。对唯意志论者来说，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制度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实施，但应进行调整以适应地方特殊性。

相比之下，现实主义者更可能强调历史或社会文化不可避免的影响。Roland(2004)区分了缓慢发展制度（如文化、社会规范）和快速发展制度（如法律制度、选举规则），这两类制度之间的互动解释了为什么制度单一化的改革是行不通的。这样的论点指向了另一种唯意志论。例如，Evans(1995)认为，工业化必须依靠国家能力、公共行政与私人资本之间的结合。

差异化观点：资本主义的多样性

与现实主义者和唯意志论者相反，第三类学者认为，发展的途径是相当广泛的。有些研究者认为，不同的文化或制度配置会直接支持不同类型的资本主义。至于有多少种类型，则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比如，Hall和Soskice(2001)提出，现代资本主义可以分为自由型和共同型两个基本类型，分别以美国和德国为代表，每种类型都围绕不同制度而组织起来。Amable(2003)则认为存在着更广泛的可能的制度组合和经济后果。Dobbin(1994)则对19世纪铁路部门发展的对比分析提供了典型案例，在实现经济增长的过程里，美国的公共官员主要致力于保护社区的自决权和防止公共腐败，在法国，官员强调国家的集中协调的必要性，而英国公共官员更关心的是保护个人主权。这三种秩序都可以被理解为对解决问题和实现目标的合理反应。Hall和Soskice等多元路径的倡导者认为，多种路径都可以组织有效的、生产性的经济，但在制度的一致性和经济绩效之间仍然存在着相对紧密的联系。

四、道德化市场：作为科学和道德项目的市场

本文回顾了多种经典理论以及对它们的当代批判，从总体上看，每种观点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出，市场和道德秩序这两个独立的世界是如何互动的。本文认为，近期文献在新的方向上取得了进展，而Hirschman的分类并没有很好地反映出这一点。这一新方向的特点是将市场视为文化，不仅因为市场是人类实践和意识制造的产物(Abolafia, 1997; Knorr Cetina & Bruegger, 2002)，更是因为市场是包含规范性(normativity)的明确的道德项目。

首先，市场在创造人之间或社会之间的道德界限方面存在其作用。第二，在特定市场的层面上，科学社会学家已经开始以对待科学实验的方式来面对市场制造的社会技术，他们认为经济学在规范性理论和描述性理论之间持续存在的紧张关系可以通过社会技术的发展来解决。第三，在宏观层面上，经济规则是道德化的。它们都表明，市场交换充满了道德意义，无论是以经济原则（如效率、生产力）还是更多的社会原则（如正义、社会责任）为名。

市场与道德人的形成

任何读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人都知道，在现代社会中，金钱是评估个人道德价值的核心。对个人财富的管理是衡量道德责任感的指标之一。钱的不同用途依赖并支持着道德分类系统(Zelizer, 1994)。

同样，不同种类的报酬（计件工资、工资、薪金、股票期权等）并不简单等同于支付方式，它们还包括特定的地位信号、文化表征(Biernacki,1995)和道德价值准则。价值的文化类别在福利和权利体系中被制度化(Mohr, 2005)，并为试图改变现有安排的参与者提供了基本的意义和比喻(Steensland, 2006)。

市场活动和道德评价的交织是如此普遍，最近的研究认为，市场和非市场领域之间的清晰划分非常有限。Zelizer始终强调市场和道德界限在实践中如何重组，她对人寿保险的早期研究(Zelizer, 1979)表明，在保险市场化的同时，从死亡中获利的亵渎行为被重新归类，变成在道德上负责的一种投资形式。在对19世纪末童工市场的分析中，Zelizer(1985)表明，类似的神圣化过程正朝着相反方向发展，儿童被从市场中剥离，成为无价的情感对象。最近，Zelizer(2005b)研究了不同类型的伴侣关系，强调了货币交换在定义特定社会关系方面所起的关键作用。

Collins(2000)认为，Zelizer表明，表面同质化的市场掩盖了“受限制的交换路径”，价格和金钱携带者有关道德地位和社会地位的特殊信息。市场在实践中发挥了强大的道德作用，定义了价值的类别，并通过支付的形式表明交易的种类。例如，Velthuis(2005)对艺术市场中高度象征性价格进行了详细的研究。艺术品和货币之间的划分反映在画廊的物理结构中，艺术品在前，商业在后，艺术品的定价本身是高度脚本化的过程，取决于经销商的地位、销售的环境以及对特定艺术家职业生涯。

这是一种涂尔干式的视角。道德并不是指某种统一的道德标准，而是指社会或群体所定义的好或坏、恰当或不恰当。因此市场本身的道德评价并不是固定的，而是根据经验变化的，对变化关系的研究带来了对道德类别如何形成、争论和转变的分析。从这个角度来看，对前变化关系的研究带来了对道德范畴如何形成、争论和转变的分析。比如，Zelizer对复杂转变的解读，通常基于法律案件，通过法律斗争，人们试图将交易归入某个类别。

商品的适当分类（可交换或不可交换、作为礼物或商品等等）往往是冲突的主题。物品或关系可能会随着技术逻辑的变化、团体的动员而在边界上左右移动。例如，在1960年代到1980年代期间的美国，献血从“礼物”系统转变为部分市场化的系统，之后又转变回来，而器官捐赠在目前仍有争议，市场交换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声称他们的立场是完全符合道德的(Healy, 2006)。礼物、市场交换如何与道德价值相联系，最终是经验问题。

正如本文所证明的那样，社会科学家们已经深深被卷入了对市场及其替代品的道德评价之中。批评者认为，市场是亲近政治的机构，常常使用商品化和权力的语言来表述道德。市场倡导者否认这一点，他们认为，市场的基本原理深具道德性，因为效率本身就是重要的道德标准，市场可以使其他更高的原则得到满足。因此，市场参与了道德价值类别的构建。人们不断地调动道德原则来讨论市场的影响，市场是不同社会行动者之间道德冲突所发生的场所。

而在这一过程中，一些行为者比其他行为者更强大，其辩护逻辑以及与之相关的经济技术在实践中会更佳有效。比如效率逻辑可以使社会关系去政治化、掩盖经济政策中固有的政治冲突，有助于加强其合法性(Amable & Palombarini, 2005)。

经济学家和制度建设

与任何其他专业人士相比，经济学家更积极地参与了市场制度的塑造，制度设计为国家发展、企业管理或组织改革提供了框架。本文回顾的文献将专注于经济学家是否以及如何制造市场，让市场按其应有的方式运作。

这一领域大部分文献都试图证明或发展Callon(1998b) 所说的“经济学的展演性(performativity of economics)”，经济技术不仅描述世界，而且深刻参与塑造世界，以至于让行动主体按照理论行事。例如，经济学对激励的强调，明确地指向行为人，使其遵循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动机。正如Callon(1998b)所说，在经济思维主宰的世界里，经济人是经济技术造就的躯体。之后，MacKenzie(2006)指出，这一概念包含了不同强弱程度的解释，在弱解释中，经济学的概念和语言被参与者所使用。当经济学工具对经济过程的结果产生实质性影响时，就会表现出强展演性。

表演性依赖的社会技术与Espeland和Stevens(1998)所回顾的量化(quantification)与通约(commensuration)技术有关，而技术对象回应了White(1992)的“解耦”概念。

统治化的(governmentalized)经济

经济的政策与相关讨论中充斥着道德声明。公平价格、公平工资、公平竞争、公平贸易等理念都是以道德观点为前提的，某些经济行为被定义为道德或不道德，而定义的过程往往是社会性的，并被专业知识合理化和制度化。例如，二战前的日本并没有将卡特尔视为非法，而现在它已经在重视效率的价值观下被重新定义为非法。同样，过去很少有人关心咖啡的种植方法。而现在咖啡的种植有着严格的认证标准，甚至各有独立的市场。消费者、商业行为者和政策制定者可以利用技术和理论来定义道德标准，并据此对现实进行衡量。部分行动者的实践致力于让市场符合道德理想，从而使市场的活动与制度被视为合法(Seabrooke, 2006)。

如上所述，经济学家主导了市场的合理化和道德化过程，并且将效率或盈利等经济标准提升到道德规则的地位。因此，新自由主义经济是一种统治化的(governmentalized)经济(Foucault, 1979; Gordon, 1991; Rose & Miller, 1992)，由无数技术手段来管理经济行为者的行为。因此，近期研究阐述了个人信用报告(Guseva & Rona-Tas, 2001)、透明度(Best, 2005)、腐败的增长 (Bukovansky, 2006)、会计技术(Miller, 2001)、金融分析(Zorn et al., 2004)和债券评级(Sinclair, 2005)等在经济生活中的扩展。与最初福柯的概念一致，这些技术和措施体现了新的社会趋势，行为者通过自我监督调节行为，而不是通过外部力量。

并非所有统治化都源自于经济。例如，社会运动自下而上的抗议催生了新的私人监管系统，它们将问责制和透明度要求拓展到公司关于环境和劳工问题的政策上(Bartle, 2003)。把市场的道德化简化为经济学，就会完全忽略其中道德的意义和形式，以及它在体制结构和方向上发生的变化。

道德与现代性

经济发展和组织模式总是依赖于对道德秩序基础的特定理解。研究者(Best, 2005)认为，在当前时期，支持新自由主义的道德表达方式异常丰富，市场的话语越来越多地从道德和文明的角度出发，而不是简单遵循利益和效率的传统逻辑。合法性必须由更高的理想来支撑。

Polanyi(2001)提出的“双重运动”概念帮助人们理解了许多关于现代经济的社会运动。而这些批判的实践本身就受到现有体制的限制，它们不可避免地嵌入其中，甚至直接依赖于这些规则。其结果是，对现有经济秩序的批判本身就是技术化的，分散的，往往以自我约束为前提。

在历史上，知识分子对市场资本主义的道德后果进行了不同的分析。当代社会科学则需要打开道德的黑匣，剖析市场的文化和技术如何生产、维持或消亡。本文认为，这项工作要求一种反思性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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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研究

除非你执著于世上不可能之事，否则即使可能的事情也无法做到。——马克斯·韦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