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声明，我没有很多有关俄国的专业知识，并不比其他任何人获取的知识要多。然而，作者确实觉得，他是能够根据从现在掌权的人那里得到的信息，形成一种慎重的判断。尽管我对俄国解放运动抱有强烈的同情，但是必须清楚声明如下内容：考虑到目前俄国各大统治力量的组合，俄国多数政界要人不可能有诚挚的和平意图，更别说对德国人民抱有友好态度。（我是经过深思熟虑才说“德国人民”，而不是“当前的德国政府”。）三国同盟（Central Powers）还是诚挚地发出了和平宣言，尽管米留可夫教授发表了极富挑衅的，实际上，就如战争一般的言论，不仅如此，三国同盟，如果能不顾米留可夫的挑衅，实际上，正是因为有他的挑衅，再次发出和平宣言，那么这仍然是一个政治上绝对正确的行动。因为我们必须考虑未来。当然，对这些宣言来说，其他事件或者说权力的重大变动，就意味着立即的成功。即便最了解情况的观察家，也不可能预言俄国革命的进一步进程。甚至是那些对局势的了解要比我通透得多的人，都很怀疑，沙皇会不会在战争期间或者甚至是战争之后被推翻。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采取了狡黠的战略步骤，把社会主义革命党人的核心部分之一，也就是旧俄罗斯各地区的农民，一分为二，分成了两个规模不等、但必然相互仇视的部分：一方是新兴的私有地产主，也就是农民中经济实力最强的要素，他们是从村社共产主义脱离出来的，这些人的新地产让他们紧紧依附在位的政权，另一方是农民中无产化的民众，这些人仍然留在村社共产主义内部，他们认为承认私人占有是一种明目张胆的不公正，有利于新兴的私有地产主。所谓的第三要素，是社会主义革命党原有观点的另一个重要代表，它们可能会采取一种与之前不同的态度，这种可能性似乎很大。第三要素是由大型的自治社团，也就是所谓的地方自治会[参见术语表]的雇员组成，这些雇员数量庞大，长期为地方自治会工作，但收入菲薄。这几乎包括了行政部门的所有“知识分子”，也就是说，我们应该称为“国家经济部门”（national economy，农学、兽医学以及类似的工作）工作的所有员工，还有在世俗小学教学的所有人员；第三要素还包括领取固定薪水（与我们乡村的做法不同）的乡村医生。那就是说，农民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基于信任往来的“知识分子”圈子，几乎都是第三要素的一分子。上一次革命期间，第三要素与国家行政部门泾渭分明，国家行政部门几乎完全为治安目标服务，而第三要素则是社会主义革命党在农村地区的宣传代表。不过，同样，第三要素也反对地方自治会自身的无薪成员，这些无薪成员的根基是土地所有权，特别是农村地区。（革命之后，斯托雷平政府与地方自治会都采取了一些措施，这些措施导致地方自治会工作的实践路线发生了变化，也导致第三要素的组成人员发生了某些意料之中的变化，这些变化使第三要素对革命的当前态度更加飘浮不定了。）农民中的广大较低阶层日益无产化，加上私有制的新体制，就导致了无地的工业无产阶级大幅度增多，但他们没有因为对土地的要求而束缚于村舍。无地的工业无产阶级曾是上一次革命的推动力量之一。但它人数有限，立宪宣言后的事件进程肯定了一种经验：今日之革命，如果不仅仅是要获得一种短期的成功，就既不能单靠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完成，也不能单靠无产的民众和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每一次总罢工和武装暴动，一旦资产阶级，特别是俄国最重要的那部分资产阶级，也就是拥有地产的地方自治会人士，拒绝进一步参与之时，就开始走向失败。甚至当反叛的民众拥有了俄国当之无愧的领袖，这些领袖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不自私的，这个时候，他们还是缺乏一项武器，这项武器一直都事关全局：信用度（credit-worthiness）。但资产阶级却拥有这项武器。资产阶级能基于他们的信用度获得资金，今时今日，不论是一个长久政府的组织，不管它是否自称为“革命的”，还是任何施展权力的组织，都同样需要资金。人们首先需要生存，一大批雇员，不论他们多么富有理想，都需要有薪水，为此人们就需要金钱以便于获取大量掌权必需的物资。然而，问题是资产阶级将如何应对另一场革命。当然，俄国少数几个重工业巨头一定会采取一种绝对反动的立场，这是清楚不过的。（不过，他们非常反动，以至于他们的态度必然要引发起义民众的一种情绪，这与我们德国发生的事情是一样的。）自革命以来，多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地方自治会人士的态度似乎无需质疑，他们曾是改革运动的担纲者。但他们试图获得国内政权的希望化为了泡影，这伤害了他们的自尊，于是他们就更热衷于在国外施展权力的浪漫梦想，为他们的自尊寻求避难所。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俄国高级官僚部门的成员，还有军官团体的成员，其中大部分都来自这些有产阶层——也同样来自其他地方。现在，人们更热衷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和所谓的斯拉夫人的解放（意味着，在现实中，民族主义的大俄罗斯官僚制支配斯拉夫人），而不是“人权”和“制宪大会”。这种帝国主义的神话，还有，特别是大俄罗斯要求俄国国内的统治权，甚至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内部，以及整场解放运动如日中天的时候，都很有生命力。人们曾认为唯一的目标是实现自由，但是人们还没有为实现自由赢得一丝的保障，解放联盟几乎所有的领导人早在1905年就把目光转向了君士坦丁堡和西部国界（但彼得·斯楚夫先生不在其列，他受到了不公正的污蔑）。解放联盟的领导人不承认有一种乌克兰认同，而且他们只是考虑到“在西部国界创造外部的朋友”有利于俄国未来的扩张，才承认了波兰的自主，他们宣称每一个他们能想到的民族“解放”都是大俄罗斯民族的任务，然而国内的“解放”道路却是一个烂摊子。与此同时，意识形态家们，一直都在努力把俄国转变为一个真正平等的各民族的邦联，他们是早先的扎格马诺夫派的人，这群人要么就是自我欺骗，要么就是没有丝毫的影响力，甚至早年就是这副德性，而且他们还一直都担心引发他们同仁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正如约拿·哈勒（Johannes Haller）教授在他最近的作品《德国议会中的俄国危险》（Russian Peril in the German House）中肯强调的那样，斯托雷平用俄国国内的民族自主问题激发了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因而这也成为了他击败民主反对派的杀手锏。这伙帝国主义知识分子坚信奥匈帝国衰落“无法挽回”，加上土耳其在巴尔干战场上节节败退，于是他们的希望燃烧到了一种极端的程度。这伙人成为杜马中备战的主要鼓动者，而且战争一开始，他们的格言就是“战斗到底”。1914年7月尼克菜（Nikolai）大公与“立宪民主党”的领导人进行了磋商（哈勒教授提及了此事），自那之后，这伙政客猛然转向了主战者的阵营。他们希望战争可以加强资产阶级的金融地位。正如立宪民主党的代表在战争刚开始的秘密会谈中所说，俄国政治自由的发展要“按照自己的步调进行”。如果独裁制与官僚制凭借击败德国的成就，以胜利者的崇高威望出现，俄国的政治自由又怎么可能“按照自己的步调进行”。除非这伙俄罗斯帝国主义者遭受一次突如其来的重创，才有可能出现这样的结果。尽管如此，发生革命的可能性似乎还是微乎其微。革命已经到来，归根结底，是沙皇纯粹个人的所作所为导致了这一事实，当然德国战事上的胜利也有一些关系。诚然，沙皇利用了1915年的失利，消除了当前的“资产阶级国王”：尼克莱大公的威胁，后者虎视眈眈。但沙皇没能利用1916年的局部成功，借此以一种体面的和平方式摆脱战争。沙皇希望更大的成功，可能还有他私人对德国皇帝的深仇大恨，决定了他没能这么做。在罗马尼亚失利后，沙皇本可以与杜马的多数达成协议，这个杜马是经过一种明目张胆的、基于阶级的选举权选举产生的，它的多数则是彻头彻尾民族主义的、资产阶级的、保皇的。然而，沙皇致命的虚荣显然妨碍了他走这条道路，因而也妨碍了他接受议会政治。一些轻微的病理因素是否也产生了某种影响，这还是一个未知的问题，沙皇特立独行的“虔诚”表明确实有这种可能，沙皇的虔诚严重冒犯了甚至是他最亲密的支持者的尊严。沙皇最重要且根本的错误就是，他死命坚持想以自己的方式进行统治。对一位像沙皇一样的君主来说，唯一可能的事情就是幻想自己可以这么做，但事有凑巧，一位有非凡天赋的治国者辅佐了他，保持了可以这么做的外表。前一次革命期间，沙皇的嫉妒和虚荣促使他撤掉了维特伯爵的职位，要不是出乎意料地出现了斯托雷平这样一位干练之才，沙皇当时就可能下台，他乐意无条件服从斯托雷平。没有这样的支持，沙皇完全就是一个半吊子，他变化无常，毫无征兆地瞎指挥，倘若他更有才干一些，这就足以使一切有意义的政治行动都寸步难行，他完全是在拿国家的生存和他的王位来赌博。因为登基时尚在年幼，他没能精通现代行政的技艺。但这不是决定性的因素。考虑到君主的地位受到了必要的限制，有效能的公务人员可以承担现代行政的技艺。但是，人们常常忘记这一点：即便最出色的公务人员也未必是一位好的政治家，反之亦然。沙皇当然不是一位好的政治家。政治是一个要有负责行为的艰难领域，某些特殊的品质是必需的——政治领域要求有严格的客观性，恰如其分的眼光，有节制的自我控制，以及谨慎行事的能力——这些品质不一定与王位一起承袭下来。任何一位君主要保持这些品质都是很难的，因为他们的处境容易造成浪漫的想象，然而这位特别的君主会发现他要保持这些品质，其难度真是无以复加。时至今日，在君主国家里，有一些相当坚实、有力的不同势力，他们需要从自己的利益的出发，必要的时候就可能让政治无能的君主退位。战争越是持续，俄罗斯帝国主义者本身，尤其是他们中最有能力的那些人，也认识到越来越有必要废除这位君主（尽管他们绝不是民主的）。而且不论英国是否煽动了革命，他们都会这么做。形势比人强，杜马内部有所谓的“进步集团”，其中（一部分）社会意义上高度保守的人士，也认为必须废除沙皇。伟大政治总是一小群人完成的。成功的关键是：（1）一位毫无政治才能的君主，没有用他的奇思妙想干涉他们的决议；（2）一个足够广泛、有力的社会阶层毫无保留地支持他们；（3）当法规、命令与军事的或者官僚的服从，在本质上失效之时，他们知道如何面对局面进行权力斗争——这就是伟大政治的情形。只有当议会势力坚强有力，它自主拥有广泛的基础，它的成员深受投票人的信赖，唯有这样的议会势力才能在必要之时，根据它自己和国家的利益，铲除一个完全缺乏政治才能的君主，同时不推翻各项政治制度。十几年来，训练有素的公务人员一直嫉妒杜马，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代表财阀利益的各大党派总是摆出一副“保皇派”的架势，处处阿谀奉承，还有无教养者与文人恃才傲物却又华而不实（凡是流行的时尚认为“精致的东西”，他们都要盲目追逐），他们都对这个简单的真理不屑一顾。议会华而不实的吸引力没有鼓动几个人。从纯粹行政的立场来看，议会就是浪费精力，只是为虚荣的人发表演讲提供了一个机会罢了，任何干练的公务人员都会觉得，他们更有资格统治臣民：必须给这些虚荣者小小的特权，并让他们秘密享有某种职位任命权，这样能更好地把他们排斥在真正的权力和责任之外。事实上，这些就是每一个无缚鸡之力、因而在政治上也不负责任的议会的品质，有政治才干的人，以及他们有道德正当性的权力抱负，这个议会一律拒之门外。这就是“伪立宪主义”，它必然要损害政绩的品质。举个例子说，德国拥有世界上最好、最诚恳的公务人员。德国在这次战争中的成就已经表明，效能和军事纪律到底能完成什么事情。但是德国政治的惨败也说明了这些东西有它的限度。议会势力指摘无能的统治者，而且就指摘他一个人毫无能力，这是迄今取得的最伟大的积极成就——通过一次操作简单的选择过程就做到了。相比之下，例如，爱德华七世就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他是一位近年来比其他任何君主都更有统摄力的人物，议会势力要把这种巨大的影响力赋予有政治才能的君主。沙皇必须作出抉择：要么真正掌握权力，借助这种权力，任何一位施展政治智慧和自我控制的君主，都能保证他对国家领导的实际影响力（通常是很大的），要么就是权力空架子的虚荣浪漫主义和自哀自怜；沙皇正朝着权力的空架子迈进，沙皇为此进行了自我炫耀与虚张声势的干涉行为，这对平静、稳重的政治实践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也让他的王位发岌可危。俄国与德国不同，如果事先没有经过相应官员的核查，就出版君主的任何言论和电报，那就是一种犯罪行为（“出版一份宫廷报告”），要受到惩处。然而，因为这位官员是一位宫廷官员，他的职位没有议会势力作为一个独立的基础来直接面对君主，这就不足以防止沙皇对外泄露他政治上欠妥的言论。沙皇的政治干涉不可预测而且丑态百出，特别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预防它。有鉴于此，战争期间就连俄国有产阶级内部的保守人士，实际上特别是他们，成了议会政治的支持者。然而，沙皇更钟爱浪漫的幻想，甚至在最后关头，他都做不到与资产者有产阶层分享形式上的权力，后者在当前的杜马占有主导地位。然而，就目前的局势来说，借助警察与“黑帮团伙”（Black Gangs）[参见术语表]是不能控制农村的，警察出于自身的利益对沙皇绝对忠诚，黑帮团伙是专门招募的。为了恐吓资产阶级与不听话的大臣，他们筹划了暗杀行动、大罢工与犹太人大屠杀，这些充分表现了他们的能力，诸多事件毋庸置疑地证明了这一点。警察与“黑帮团伙”完全基于自身的权威运作，事实上他们是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这个国家不可避免要以警察职能为特色，但是，几乎所有的物资管理都恰好掌控在地方自治会人士手中，沙皇对他们恨之入骨。最重要的是，如果有人蓄意压迫“社会”（society）的这些代表，禁止他们形成组织，或者甚至是逼迫他们进行反抗，农村与各大城市的经济供给就一定会陷入全面瘫痪状态。这种情况清清楚楚地发生了，加上罗马尼亚战役的需要导致了俄国铁路系统的瘫痪，直接导致了革命的爆发。如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反对旧政权，任何民众革命，不论多么成功，都很快会折戟沉沙，在流血中偃旗息鼓，1905—1906年冬季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而且，如果有人想象他们的人数多了20倍，那就会发生一次像我们的“李卜克内西集团”那伙夸夸其谈的家伙发动的武装暴动。然而，不仅是所有训练有素的工人领导、还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领导阶层，他们都加入了这次革命，这是沙皇的所作所为的后果。甚至就连多数预备军官（现在大多数军官都如此）都暂时准备让他们的军队反对他们自己出身其中的家族的成员。而且，其中最有能力的人认为，只要沙皇浅薄做法的后果一清二楚，那就有某种实践的必要根除沙皇个人不可预测的干涉。沙皇的“根除”走出了一条多数人不愿看到的道路，它导致了王朝的覆灭，但却没有借助一位大公的人身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君主制，或者一种军事专政，这一事实迫使大城市中的运动领袖指望无产阶级，在反对沙皇的斗争中，无产阶级的力量是不可或缺的。罗马尼亚战役致使战线拉长，这对铁路部门提出了要求，于是俄国铁路就不能为内政所用，这是发生饥荒的全部原因。现在我们清楚地看到，无产“知识分子”阶层的领袖，低级官员（包括国家的和非国家的）的领袖，还有铁路工人、邮政工人、电报工人的领袖，他们完全受制于他们的人民，以至于不得不同意克伦斯基（Kerensky）掌权，全面推翻王朝。然而，如果战争继续下去，那迟早都要发生一次公开的或者隐秘的军事专政。当然，我们必须考虑到有产阶层的分量。然而，多数职业官员，当然还有杜马内的资产者，今天的杜马是以阶级为基础的，以及临时政府，他们都害怕真正的民主。最重要的是，资金供应者，包括国内的与联盟国家的，也害怕真正的民主。害怕真正的民主是他们希望继续战争的一部分原因，但是另一部分原因是他们担心已经拿出的钱会付诸流水。资金供应者的影响是最重要的。在上一次的革命中，我们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维特伯爵领导的政府的所作所为，只要是国外银行和证券交易所认为有利于增加政权信用的事情，不管是作出让步还是采取镇压行为，他们无所不为。当前这个政权的资产阶级领袖们，如果他们想获得信贷的话，也只能如此，他们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1906年，正是因为得到了一笔外国贷款，沙皇才能解除维特的职务，强加伪立宪主义，最重要的是重建了警察与黑帮团伙，接着他第一次视杜马如无物，然后就是政变。如果资产阶级领袖们能找到合适的人物，那么他们就能获得资金，借助任何看似民主的形式，再一次驯服这个国家。任务本身并不是不可解决，问题只是能否找到这么一个人物。没有哪个国外的观察家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无论如何，一个政权，如果在财政上得到了莫洛佐夫（Morozov）之流的支持，还有大资本主义主力反动派的其他领导人的支持，那么人们就会告诉自己，它不可能是一个“民主的政权”。米留可夫和古茨科夫等诸位先生一直把目光对准国内外各大银行，现在也对准了美国，以便于能从那里得到资金，这主要不是为了战争，而是为了确保他们在与激进派的斗争中能立于不败之地。在这一错综复杂的关系中，目前政府对农民持有何种立场，这是举足轻重的而且也颇有意味，在1905年革命中，农民是当时国内的政治权力格局的一个风向标。客观地说，和平特别能给农民带来真正的利益，而且他们代表了绝大多数俄国人民。就农民自己的理想而言，在没有实现以下两点的情况下，他们的真正利益就不能得到满足，（1）充公所有非农民土地，（2）取消俄国外债。取消俄国外债这一点尤为重要。如果农民需要负担外债的利息，以下这个过程就要再次丝毫不差地发生：为了偿还利息，这个民生严重不足的阶层就必须交出谷物，政府会为了迫使他们卖掉谷物，就必须对他们课以重税，俄国的经济学家曾经用图表描绘了这个过程。之前就是这样。充公所有的非农民土地会遇到一些困难，估计这一次也不能克服，这些困难与其说来自事情本身，不如说是当执行充公时，人与人之间，尤其是农民自己的当地人群与地区性的人群之间，不可避免地要产生利益的冲突。如果某一个地区的土地充公给农民带来了6公顷土地，而邻近地区产生了15公顷，第一个地区的农民自然就会要求平分，而另一地区的那些农民就想占有他们地区的全部土地。1905年革命的早期阶段，就出现了这些冲突。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农民不愿意为土地支付任何东西，因而就与资产阶级地产主陷入了难以化解的冲突。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党一次持续数年的专政，才能解决这些困难（不要因此就认为，是某些调唆叛乱者在统治“社会主义革命党”，统治该党的只是一种政客，他们准备忽视土地私有制的“神圣性”，在俄国，土地私有制还是一个很新的观念）。我不知道俄国是否有这种政客。然而，只有缔结和平条约后，他们才可能获得持久的权力。因为只有和平，农民才能回家，才能为他们所用。目前，只有妇女、儿童和老人固守在家，而农民们正受到“纪律”的摆布，在这种情形下，就意味着占支配地位的有产阶层、他们的军官以及公务人员可以无法无天。纪律可能会松弛，军队的进攻能力也可能会减弱，但是有产阶级至少可以借着战争的持续无法无天。这些人当然是一切农民运动的死敌，因为他们对地产利益牵肠挂肚，而地产利益支配着地方自治会。因而，为了让农民远离他们的家，他们绝对支持为战争而战争的理由延长战争，即便前景完全暗淡无光。只有通过延长战争的办法，才能：首先，让大多数农民在将军的控制下呆在战壕里；其次，有产阶级的新政权能在和平条约缔结之前增强力量；再次，国内外银行的财政支持能够到位，以便于组建新政权，并且控制农民运动。我们德国的保守派也想在军队出征之际，背着军队就普鲁士选举权的改革采取某些举措，就这点而言，俄国的局势与我们倒有几分相似。如果政府不保证镇压所有真正的农民运动，反动派，诸如古茨科夫之流，以及类似的人物等，是绝对不会加入当前政府的。他们进入政府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这是路人皆知的。另一方面，重工业主力反动派的领袖，还有商会、银行的主席也绝不会订购“自由债券”，各联盟国家的财政资助人，在没有得到相同保证的情况下，也不会贷款给新政权，此外他们还担心失去已经借贷的款项。这也是很明显的。的确，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是从长远来看，没有金钱，就万万不能的。就目前而言，要是“自由债券”能筹集几亿的资金，借助这些资金，政府就可能（1）让大量的农民呆在战壕里，因而没有力量；（2）遏制俄国真正的民主派夺取政权的企图。人们可以限制金钱的这种力量，也可以削弱它作为战争的一种进攻力量的重要性，但只要战争没有全面结束，就不可能完全根除它的力量。迄今为止，唯一可见的事实是，一部分国内资本集团拒绝订购“自由债券”，这明显说明他们不相信资产阶级的财阀政府能维持下去，这一事实预示了两大敌对政党的权力格局。一个极为重要的迹象。民主派还没有表明，他们对金融势力也构成一种严重的威胁。当然，政府允许一定程度的运动自由，特别是允许在重要的实践领域进行鼓动，同时还承诺了一个“共和国”，还有对未来的模糊承诺，就和沙皇的承诺一样模糊不清，政府通过这些措施向民主派作出让步。目前民主派仍然控制着一部分公共交通与通信，尤其是内陆的电报与铁路。但是他们没有获得银行的贷款，而且只要战争继续下去，他们就没有足够的力量，建立一个持久运转的政府机器。即便是忠于民主派的很多公务人员也都期望获得薪酬，因此民主派需要银行的贷款。然而，银行只会给下列人士贷款：（1）暂时继续战争；（2）不论发生什么事情，让农民听话，因为农民的理想与俄国的国家债权人的利益不相容。政府从没有承诺召开“制宪会议”。如果（1）进行真正的自由选举，并且（2）农民得到关于形势的正确信息，那么毫无疑问，这样一次制宪会议就可能产生压倒性多数的农民代表，这些农民代表会赞成（1）土地充公，（2）废除国家债务，（3）和平。因此占统治地位的有产阶层与主要官员，比方说，国内外强有力的金融集团，就会致力于（1）伪造到达农民手中的信息，对选举弄虚作假；（2）如果此路不通，就推迟制宪会议。他们最感兴趣的事情是不惜一切代价，确保在军队服役的农民，也就是人数庞大的、最强有力的农民，不能参加制宪会议的选举。农民纲领的这三点意见是以“自然秩序”为基础的，然而，很多俄国产业工人的代表却没有表现出任何热情，这些工人都是支持社会民主党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尤其是普列汉诺夫认为，农民的真正希望，就与农民1905年的所作所为一样带有乌托邦色彩，一样的“畏缩不前”。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进化论者，普列汉诺夫，以及类似的伦理思想家，是一切“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平等与共享理想”的死敌，不过物质因素起了一定作用。工人要求[他们商品]有最高的价位，还要求廉价的面包，而农民牢牢掌握着谷物，并且，如果他们可能的话，准备以暴力反抗征用。与战争相关的企业的工人，收入颇为可观。只要农民的真正期望能成功实现，不论是什么样的成功，都能长时间减缓资本主义产业的发展速度。社会主义工人已经在世界上其他一些地方实现了统治（比如西西里的各个城市），而俄国的工人与其中任何一个地方的工人一样，表明了自己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忠实推动者，毕竟资本主义的发展给他们提供了工作。尽管，最要紧的是，他们必须与一种迥异的运动分享权力，这种运动形成了庞大的多数群体，俄国社会主义工人坚信这种运动是“不成熟的”，他们的坚信程度不弱于德国任何一位文人墨客。当然，这清楚地说明了俄国工人不是以一种诚挚的情感与农民保持团结。还有一些社会主义者力促和平，他们对战争事业不感兴趣，也不忠于进化论的思想，而俄国的社会主义工人也没有阻止他们。最后，他们也没有阻止这些社会主义者“在原则上”支持制宪会议独一无二的权能，后者的纲领就是这么要求的。然而，他们确实影响了政府中那些社会主义政治家现实的实践态度，尽管这些政治家有自己的原则。社会主义工人的领导人，只要给政府设置障碍，或许就能从一个资产阶级政府那里得到一些政治让步——但他们不可能从一个农民的“制宪会议”那里得到让步。而且只要战争持续下去，他们也完全没有能力保持全国的稳定。这里的关键问题是缺乏信用度，只要战争继续下去，这就还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然而，这些领导人不会冒险去坚决反对继续战争。因为要是不与资产阶级联合，他们就寸步难行，因为只有资产阶级有信用度。要是战争不继续，就不能获得贷款。因而，只要局势一如既往，社会民主党人与社会主义革命党人就只能充当“配角”，而且他们也乐于承担配角，因为他们给政府提供了一种“革命”特征的幻象。不过，从目前来看，能够解决战争与和平这个关键问题的不是他们，而是有产的市民阶层、官员——以及银行。迄今为止，还没有“革命”，有的只是“废除”了一位无能的君主。纯粹的君主派至少掌握了一半的真正权力，他们只是附和当前的“共和”假象，因为让他们感到遗憾的是，君主没有止步于他的权力的必要界限。最终“共和国”能否因为王朝的愚蠢与缺陷，持续更长时间（或者甚至是长久），这没有什么实践重要性。一切都取决于真正的民主要素、还有农民、商人以及军事产业之外的产业工人能否获得真正的权力。这并不是完全不可能，但是目前还做不到。然而，一旦资产阶级参加了政府，古茨科夫、米留可夫等等就会从美国或者美国手中的银行得到资金，于是时机成熟了，他们完全可以借助官员与禁卫军之力剿灭那帮溜须拍马的社会主义者。如果到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家们真的进行一次“革命”行动，他们会发现强大的金融势力与占有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人士联手反对他们。甚至是最激进的政治家，他们试图利用这些势力进行统治，也不得不接受一个痛苦角色，这个角色克伦斯基与齐赫泽（Chkheidze）等人就被迫充当了。这就是局势的实际情况，很粗略。那些怀疑这些情况的人，中立国家肯定有这种头脑简单的人，我们德国可能也有这种人，他们应该思考以下要点来检验这些实际情况，如果他们是诚实的，那他们必定会承认这些要点的力量：1.大多数农民在前线。宣称反对“军国主义”的激进派，目前应该正在急切地为这些农民争取权利，也就是通过不记名投票与选举表达他们意见的权利（需要仔细监督选举的不记名。）正如我们所言，反动派，而且只有他们想（1）让农民留在前线，（2）阻止前线士兵参与投票。只要村社里只有老人、小孩与妇女，农民就会毫无力量。对呆在国内的那些人来说，大声嚷嚷继续战争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战争的持续让他们获利，利用机会获得军队的订单。这是妇孺皆知的。因此，如果激进派同意军队不参与选举，那就意味着他们不想要和平，因为他们“不能这么做”。新政府的代表，一方是反动的古茨科夫，另一方是革命的克伦斯基，已经与（主力反动派）布鲁斯洛夫（Brusilov）将军进行了会晤，如果这条消息无误，那检验就是毫无异议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向这位将军屈服了。根据最新的消息，似乎军队最终还是通过某种形式参与了选举。但这需要进一步的检验。2.三国同盟已经发表了一份公开的、完全一致的声明，而且德国社会民主党也向（他们认为）“激进的”彼得堡领袖发去了一份电报。简单的检验如下：当前的政府，或者与之抗衡的政府，是否会因此而努力推进三国同盟与三国协约之间的和平谈判，前者在国内事务中最强有力的人物是克伦斯基，后者最强有力的人物是齐赫泽。我们很快就能知道答案。3.还有进一步的检验：以一份“最后通牒”的形式，发表谈判条件的公告，要求对手在谈判之前必须同意这些条件，这么做是不可能和平谈判的。没有对手会接受这种做法。然而米留可夫教授发表了他的波兰宣言与塞尔维亚宜言书，他确实这么做了——他与“激进”的克伦斯基是一丘之貉。波兰宜言没有说明米留可夫教授对领土这个词的理解。米留可夫教授很清楚，整个德国没有一个人会愿意就那些属于德意志帝国的领土进行谈判，在这些土地上，德意志居民与波兰居民犬牙交错地混居在一起。焦点毋宁说是，1815年俄国保证的波兰自主，应该根据新的保证重新确立，之前沙皇毫无道理地夺走了波兰的自主。主要的问题是：这片领土的东部边界应该是什么？德国的观点是应该让波兰人决定。目前波兰人已经撤离了杜马，因为杜马不再代表他们。因此，获得杜马授权的米留可夫教授，与波兰人就不再有什么瓜葛了。此外还有俄国内部的民族问题。乌克兰人扎格马诺夫，曾经为民族问题起草了一项真正民主的纲领：一个完全自由的联邦，它有一个联邦议会，并且对各个自治的地方议会[Landtage]与各民族的立法机构的行为只有形式上合法的控制权。当前的政府不得不确立了一项民族纲领，承诺了平等。但是关于自治，也就是用各民族自由决定的公务人员代替大俄罗斯的官僚团体与军官团体，这项纲领却只字未提，它也没有提到Landtage[地方议会]，或者一些权利，一些与奥地利的捷克人、克罗地亚人与斯洛文尼亚人享有的类似权利。只要当前的资产阶级政府还在俄国掌权，那么这就是民主不可逾越的限度。当前政府的帝国主义成员，尤其是杜马里的那些人，试图统治其他的异民族，他们要借助一套官僚制度，还有一帮从他们自己的阶层中选拔的军官，也就是有产的大俄罗斯主义阶层。不论俄国是谁主政，一向都是如此。1905年革命之所以失败，也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觉醒导致的。在这一方面，就连社会主义者起初也不得不顺从——因为他们担心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可能觉醒。俄国境内的任何一个异民族，或者是古茨科夫先生本人，尤其是克伦斯基先生与齐赫泽先生，都不相信，与沙皇的民族承诺相比，古茨科夫先生与杜马其他成员（这些人来自阶级选举）更有可能遵守他们的“民族”承诺。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必须假装这些承诺是真的。我要重复一下——目前掌权的政治家，不论持有何种信念，都需要银行的资金。这笔资金只有一小部分用于与三国同盟的战争。资本主义利益集团，还有代表俄国有产知识分子阶层的那伙人，利用了绝大部分资金来巩固整个国家的统治。这种巩固的要素之一便是创立一支军队，这支军队对资产阶级政权，就如沙皇的黑帮团伙对沙皇一样忠实。创立这支军队主要是用来对付内部敌人。随着银行与大工业家的财政贷款的到位，这支军队已经开始向内部敌人下手了。要达到对付内部敌人的目的，还必须逮捕所有那些容易受农民影响从而支持农民的人。这些手段与沙皇政权采取的手段一模一样。逮捕已经开始了。执行逮捕的借口就是这些激进人士是秘密的“德国特务”。与此同时，通过散播德国“支持旧政权”的失实论断，政府正在不正当地影响制宪会议的选举（如果选举都在战争期间进行的话）。对此事的一点愚见。一些有学养的俄国人一直在德国定居，1905年，他们以最严肃的态度反复问我：（1）如果俄国没收私有土地，德国是否会干涉；（2）如果干涉，社会民主党是否有能力阻止。他们完全不相信这两个问题的否定答案，而对那些了解德国局势的人来说，这两个问题本身有同等的荒唐性。毫无疑问，就这些俄国人为何出现这种想法而言，保守的普鲁士警察的态度做了他们应该做的事情。普鲁士警察的行为有失尊严，而且毫无政治意义，我不想再次谈论之。我相信现在一切都已经过去。然而，1905年，华沙的主力反动派督军斯卡隆（Skalon），直接造成了普鲁士警察的荒谬想法，这个人很清楚自己目前的所作所为。今天彼得堡的掌权者，没有哪一个会相信斯卡隆的愚蠢行径。然而，他们完全在重复斯卡隆的行径。俄国的社会主义代表似乎面临选择，要么加入这场可鄙的游戏，要么放弃分享权力。同样他们也不得不赞成忽视三国同盟发布的和平信息，并且不得不容忍公布战争宜言与采访，这些宣言与采访带有“摧毁普鲁士军国主义”，或者“推翻霍亨索伦王朝”，或者土耳其或奥地利或德意志领土的瓦解等战争目标。否则，他们就没有资金维持自己在国内的统治地位。俄国伪民主的状况一清二楚，尤其是俄国社会主义领导人的状况，这让德国社会民主党及其领导人背负了重大的责任。目前状况是：除物质因素外，俄国社会主义领导人的态度以一个基本的假想为基础：当德国的国境线上矗立着一支黑人、廓尔喀人（ghurka）、野蛮的暴民组成的军队，他们怒火中烧，处于半疯狂状态，渴望复仇，意图摧毁我们的国家，这个时候，他们居然还假定，德国社会民主党还会支持当前俄国杜马虚伪的财阀政治，并在道义上，暗中攻击军队，而军队却正在保卫我们的祖国免受野蛮民族的侵略。他们的态度还以大大低估德国的军事力量与我们的决心为基础，倘若俄国统治者真的再一次终止和平谈判，看来他们可能会这么做，如果真有必要，我们将不惜承担一切困难来推进长久和平。对德国工人来说，绝对有必要知道，此时此刻，俄国根本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民主”，以及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可以在任何时候与一个真正民主的俄国缔结体面的和平条约。但我们可能不能与当前的俄国缔结；因为掌权者需要战争来维持他们的权力。我们的军队经历了近三年的战争，却还是必须远离祖国，这无疑是一个令人不快的想法，这完全是因为组成当前俄国政府的那一半财阀必须让农民留在战壕中，并且利用银行的贷款，这样才能确保他们在国内的权力，也因为社会主义者缺乏信用度，过于软弱，所以被迫与狼共舞。俄国的资产阶级诸要素希望实现秩序井然的状况，而一项体面的和平条约是必要的前提条件，除非俄国发生另一次政变或者权力格局发生某种变动，否则要过好几个月，我们才能看到资产阶级诸要素的广大阵地能够以某种方式，发挥威力。这一时刻必定要到来。但是在它到来之前，我们必须时刻准备进行坚定不移的斗争；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就事情的本质来说，只要和平趋势确实有希望占据主流，那么我们就应该允许俄国人理清头绪。不过当那些从战争中渔利的群体占据了上风时，我们就不要再论证还有什么和平希望了。人们不应该让当前虚伪的杜马选举权损害了一个王室的道德信誉，除了这个事实外，我们不能从当前这个伪民主中“学到”任何东西。不幸的是，即便是今天，强调这一点，似乎还是合时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