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诺大主教与德意志帝国教会体制

10 到12世纪，欧洲主要地区的发展路径出现一些差异，其中，德意志奥托王朝时期形成的“帝国教会体制”（ Reichskirchensystem）尤为特殊。长期以来，学者们认为， 奥托一世（Otto I, 912-973）采取一系列措施，将教会的主教和隐修院长等高级职位逐渐转变为君主支配的重要资源，强化了王权的统治，推动了神圣罗马帝国的形成， 并对后来德意志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奥地利史学家利奥·桑蒂法勒（Leo Santifaller）指出，奥托加强君主对教会的控制以及双方的权力合作，为一个多世纪后的政教冲突埋下了伏笔。20世纪中后期，以英国学者蒂莫西·路透（Timothy Reuter）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对“帝国教会体制”提出质疑，认为当时是否有明确规划设计的制度 还有待商榷。我国的侯树栋教授全面考察了从奥托王朝到萨克森王朝帝国教会体制的演变，指出其实质是王权主导下的王国与教会的“共生共存关系”。王亚平教授则从宏观视角分析，认为奥托的教会政策塑造了中古德意志的政教二元政制结构。

在奥托一世时期，将君主权威和教会权威连接在一起的核心人物是布鲁诺 （Bruno the Great/Bruno I. von Köln, 925-966）。他是奥托一世的亲弟弟，曾担任帝国总理大臣、科隆大主教、洛塔林吉亚（Lotharingia）公爵及王国摄政等重要职务。他以多重身份为巩固奥托王权，缔造王权与教权合二为一的统治模式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成为德意志独特的“王侯主教”（ prince-bishop/Fürstbischof）的先导。

布鲁诺去世后，继任的科隆大主教福尔克马尔（Folcmar，约 969年去世）委托潘塔莱昂（Pantaleon）修道院修士鲁特格尔（Ruotger，活跃于10世纪中后期）为布鲁诺撰写一部传记，这成为我们今天理解10世纪中期这段重要历史的核心文献之 一。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德语学界率先对布鲁诺展开研究。从政治史角度来说，最全面的分析当属美国学者詹姆斯·哈利·福斯（James Harry Forse）的博士论文。21世纪以来，英国学者亨利·迈尔-哈廷（Henry Mayr-Harting）以科隆为中心对早期奥托王朝的思想文化世界进行了全景式考察，他认为鲁特格尔的《布鲁诺传》 “最为清晰地阐明了奥托帝国的教会体制”理念。

本文将聚焦于科隆大主教布鲁诺，考察奥托一世时期的帝国与教会状况，探讨布鲁诺身兼大主教与公爵双重头衔后，在稳固洛塔林吉亚、强化王朝统治秩序、治理科隆城和培育“廷臣-主教”（ Courtier-Bishop）等方面的重要活动，继而揭示布鲁诺对德意志教会及后来政教关系的历史影响。

布鲁诺是萨克森公爵亨利一世（也称“捕鸟者亨利”，Henry the Fowler，约 876—936 年）与第二任妻子林格尔海姆的玛蒂尔达（Matilda of Ringelheim，约 892—968 年）所生幼子。亨利一世原先对宗教礼法甚为轻视，曾在919年东法兰克王国国王加 冕礼上拒绝涂油礼等一切代表宗教权威的仪式。但在统治过程中，亨利一世越发感受到教会对强化王权具有重要作用。当时东法兰克王国治下有五个公国，包括萨克森 （Saxony）、法兰克尼亚（Franconia）、巴伐利亚（Bavaria）、施瓦本（Swabia）以及在 10 世纪20年代刚被并入的洛塔林吉亚。从历史上看，前四个公国都是由古老的日耳曼部落演化而来，洛塔林吉亚是原中法兰克王国的腹地。这些地区在数个世纪中已成为世袭领地，各公爵都渴望维护自治地位，而亨利一世力图将王国统一起来，各公国负责自己内部的事务，国王负责王国整体事务，并成为教会的最高保护者。到奥托时期，为强化王权采取了诸多措施，以加强国王对各公国及其内部的统治权威。

936 年，奥托加冕为国王后立即强化各公爵对王权的服从问题。面对各地出现的反叛，奥托主要利用自己的亲属与各方势力合作，既依赖各个地方的世袭统治家族进行统治，同时又对这些根深蒂固的权力集团进行改造。比如对巴伐利亚和施瓦本这两个地区，他就分别让自己的弟弟巴伐利亚的亨利（Henry I, Duke of Bavaria， 约920—955年）和自己第一次婚姻所生的长子柳道夫（Liudolf，约 930—957年） 与当地公爵联姻，以获取地方贵族的忠诚。他的妹妹海德薇格（Hedwig，910—约970 年）嫁给了西法兰克公爵于格（Hugh the Great，898-956），另一个妹妹格贝尔加 （Gerberga，约 913—984 年）则成为法国国王路易四世（Louis IV of France，920 954）的续弦妻子。这就使整个西北欧的重要王族成员几乎都与奥托家族建立了血缘姻亲关系，为后来奥托一世重建帝国奠定了基础。奥托还将公爵视为王室的职务，国王有权任命和罢免公爵。

为建构统治秩序，奥托使用神职人员担任世俗职务，这个举措至为关键。对高级神职人员的任命一直是国王的重要特权。当时教会的一般神职人员多有姘居现象，但修道院长和教区主教大多恪守教士独身制度，独身意味着没有合法子嗣继承自己的采邑财产。由此奥托认为他们比世俗领主更为可靠，并加以重用。于是，许多封臣都将自己的儿子送到王室宫廷接受教士教育，一方面表明他们对君主的忠诚，另一方面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获得主教或修道院长的职位。这样就导致了奥托时期教会高级神职人员的贵族化，那些经过宫廷培养的贵族子弟担任主教或修道院长，他们会以宗教 权威的身份维护王权，用教会系统贯彻王国治理的意图。

奥托一世（Otto I, 912-973）

将王国治理和教会管理融合在一起的最突出代表便是奥托的亲弟弟布鲁诺，布鲁诺的早期经历也体现了奥托王朝逐渐构建“帝国教会体制”的策略。作为皇室幼子，布鲁诺生来就注定要走教士这条路，以减少皇位的竞争者。由君主或大贵族的血亲担任重要教会职务也是中世纪早期欧洲社会的普遍现象。大约4岁时，布鲁诺就被送到乌特勒支主教座堂学习。这一选择有多重因素。第一，这里的主教巴尔德里克 （Balderic of Utrecht, 897-975）与布鲁诺的母系家族有亲属关系，且是洛塔林吉亚地区的贵族，而当时亨利一世刚刚将洛塔林吉亚纳入到自己的王国。第二，从政治上看，乌特勒支与科隆、亚琛等重要城市，原本都属于中法兰克王国，古老的加洛林家族及各种政治势力长期于此盘根错节。第三，从教会管理系统来看，乌特勒支属于科隆大主教区的管辖范围，具有悠久的学术传统。因此，安排布鲁诺在此求学体现了国王对未来事业的规划。在939年征伐勃艮第期间，奥托将年仅14岁的布鲁诺召回宫廷，任命他为总理大臣（Chancellor），使其迅速成为奥托宫廷政治的重要参与者和国王最信任的顾问。

在奥托时代，主教管辖的城镇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变得越发重要。加洛林王朝扩张时期，阿尔卑斯山以北以修道院为中心建立起一些新城镇，在后来的萨利安王朝和施陶芬王朝，中心由修道院所在地转向主教所在的城市。奥托一世通过赋予特权、赠送礼物和土地等方式，使教会的经济基础愈加稳固。除了得到大量财富，通过特许状的方式，主教还获得广泛的行政管理权。特别是在那些王室掌控力较弱的地区，国王往往会赋予当地主教极大的特权和资助，使其有能力与地方豪强对抗。据统计，奥托一世向各类教会团体颁赐的特许状达341项 ，而从 814年到936年间，东法兰克国王总共才颁赐了228项特许状。奥托一世颁赐的教会特许状数量超过所有东法兰克国王颁赐特许状的总和。这种豁免权和特许状的授予不仅是一种政治上的支持和奖励，也是构建奥托王朝统治秩序的重要手段。国王认为，既然他们接受了王室的封赏、保护和特许就应当担负起地方管理、经济运作以及军事支持方面的责任。奥托一世通过巩固王权与教会的关系，使世俗精英和教会精英深度联合，逐渐构成了奥托王朝治理的基本结构。

奥托王朝时期，国王的儿子不再以分国方式继承土地和头衔，这是造成亨利及柳道夫等王子多次发动叛乱的原因。其中，953年到954年发生的康拉德（Conrad of Lotharingia，约 922—955 年）与柳道夫的叛乱成为奥托政策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奥托一世的女婿、时任洛塔林吉亚公爵的康拉德，和奥托第一任妻子所生的长子柳道夫主导了反对奥托的叛乱，还得到了美因茨大主教弗雷德里克（Frederick of Mainz，937—954年在任）的支持。长期以来，美因茨都是天主教会在德意志地区地位最尊崇的教区，享有德意志“首席大主教”的荣衔。如何应对这场叛乱并强化对洛塔林吉亚地区的控制，以及如何应对教会领袖对奥托王权的反叛，成为对奥托一世与布鲁诺的重要考验。

这场席卷整个洛塔林吉亚的叛乱是奥托一世统治时期最严重的危机，而布鲁诺正是在这场叛乱的平息过程中迅速走上最高权力的中心。洛塔林吉亚位于查理曼帝国遗产的最北部。在洛塔林吉亚地区的科隆、列日、乌特勒支等地都是非常重要的航运中心。对于正在崛起的奥托王朝来说，这里还有极具象征意义的亚琛。当地许多贵族的家族历史可以追溯到加洛林家族，相比之下，奥托家族的王室地位才不过沿袭两代，缺乏广受认可的稳固权威。此外，莱茵河作为这一地区的主要河流和德意志王国的天然边境，本身不能形成有效的隔绝外部军事侵扰的屏障，因此必须完全控制洛塔林吉亚地区才能保证王国的稳定与安全。为此，奥托与布鲁诺联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最终稳固了德意志王权对洛塔林吉亚的统治，并将这一地区打造成“王侯主教”管理的典范地区。

972年，奥托一世时德意志的边界

首先是任命布鲁诺身兼科隆大主教和洛塔林吉亚公爵。953年7月9日，科隆大主教维克弗里德（Wichfried）去世，这一重要位置出现空缺。洛塔林吉亚北部多属科隆大主教区管辖，叛军也要争夺这个职位。当时布鲁诺正陪同奥托围攻美因茨城，奥托立即让他接任科隆大主教职位，随后又任命布鲁诺为洛塔林吉亚公爵，使其成为身兼教会和世俗统治权的双重领袖。奥托一世选择皇室成员出任科隆大主教，意在使其“既有牧者的良知，也有王室的勇气”，兼任公爵后布鲁诺就实现了“教权与王权的合一”。这是奥托一世的核心政治思想，亦即强调教会和国家的紧密结合。在奥托看来，教会组织与世俗王权都要为保卫王国、恢复和平和建立秩序而服务，教会不能也不应置身于国家事务管理之外，教会的神圣性也是世俗权威的重要来源，二者本应合二为一。布鲁诺虽然年轻，但举止成熟，身高1.93米，穿上法袍必定给人显赫威严之感。况且，前任科隆大主教维克弗里德在担任该职位时年仅25岁，比接任的布鲁诺还要小3岁。再加上布鲁诺的显赫出身与博学之名，足以配位大主教之职。布鲁诺既是大主教、又是公爵、还是皇亲贵胄，公爵的头衔不足以彰显他的尊威，鲁特格尔在《布鲁诺传》中别出心裁地创造了 “大公”（archidux）一词并沿用至今。

布鲁诺不负期望，为了恢复洛塔林吉亚的和平，他来回穿梭于科隆和洛塔林吉亚的各个主要地区，不仅斡旋调停甚至亲自参与战斗。953年的9月21日，布鲁诺以科隆大主教的身份在亚琛召开了一次教俗领袖贵族的集会，洛塔林吉亚境内的大部分主教悉数到场。布鲁诺充分利用了当地世俗贵族对康拉德公爵的敌意，并承诺他们在继续管辖各自领地外，还能在公国治理中享有额外的权力。布鲁诺亲自参与或策划军事行动，在与叛军的战斗中“几乎危及他的性命”。布鲁诺与他的主教们不仅一起读书、辩论，“还同赴疆场”。

作为科隆大主教和洛塔林吉亚公爵，布鲁诺的首要任务是重建和平，然而，他的 “双重身份”也招致不少非议。954年，布鲁诺获得罗马教宗颁赐的白羊毛披肩，这是教宗认可其作为大主教以及赋予其权力管制辖区内各个主教及教会事务的凭证。954 年年底新任美因茨大主教的威廉（约929—968年）是奥托与一位斯拉夫妇女的私生子，也就是布鲁诺的侄子。但他的这位侄子却在给罗马教宗阿加佩图斯二世（Agapetus II，946—956 年在任）的信中暗示，布鲁诺获得羊毛披肩的过程中存在腐败现象，说“他们带着黄金和宝石去罗马，回来时吹嘘那里的大主教披肩多得是，想带回来多少都行”，他还直接批判“公爵自称具有主教的作用，主教却有着公爵的职能”，反对教俗合二为一。威廉攻击布鲁诺的“双重身份”是为了确保美因茨大主教仍能享有德意志王国中的“首席主教”地位。即便奥托得知了威廉与布鲁诺之间的冲突后，仍同时重用他们，表明奥托一世试图在高级教士当中实现某种制衡，以防止“一家独大”的局面。

平息叛乱后，布鲁诺继续强化对洛塔林吉亚的控制。康拉德试图联合马扎尔人一起对抗奥托，954年马扎尔人返回匈牙利平原，无奈之下康拉德向奥托一世投降。直到956年，布鲁诺一直在洛塔林吉亚地区巡行，要求地方贵族在公开典礼上宣誓效忠并积极任命忠于王室的主教，以确保洛塔林吉亚地区更为紧密地同王国联系在一起。在担任洛塔林吉亚公爵的数年时间里，布鲁诺将这个曾经动荡分裂的古老公国转变为帝国的忠诚领地。他充分运用了自己大主教和公爵的双重身份和皇室出身，通过外交手段和军事征服的结合，最终基本实现了洛塔林吉亚的和平。在当时的德意志政治体制里，各种身份的叠加使布鲁诺成为仅次于奥托大帝本人的最具权势的人。由于他的家族姻亲关系，布鲁诺在整个欧洲都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特别是在954年到956年之间，当时的西法兰克国王路易四世及其势力最强大的封臣大于格相继去世，这两位的遗孀都是布鲁诺的亲妹妹，他们的继承人——西法兰克国王洛泰尔和卡佩王朝的建立者于格·卡佩（Hugh Capet，约 940—996年）——均为布鲁诺的亲外甥，这使他也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西法兰克王国非官方摄政的角色。959年，布鲁诺重新划分洛塔林吉亚公国，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上洛林”和“下洛林”两个部分。961 年，奥托一世前往意大利远征时，任命布鲁诺和美因茨大主教威廉为继承人奥托二世的监护人和整个德意志王国的摄政。从这个角度来看，布鲁诺堪称阿尔卑斯山以北实力最强的统治者之一。

布鲁诺在洛塔林吉亚的治理中采取“分而治之”的手段，利用地方贵族间的矛盾，在各处安插忠诚且能力卓著的主教。通过这些主教监控地方贵族，加强这些地区与王国之间的联系。这些主教忠诚于国王，更以领主身份对自己的主教区和采邑进行相对独立的管理。以历史发展的后见之明来看，布鲁诺对整个洛塔林吉亚的重组规划非常有效，这一地区直到“太阳王”路易十四时期才完全脱离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有学者指出，布鲁诺的政策是在“牧灵之善”与“军事之恶”、“睿智多谋”与“杀伐果断”的对立中寻求一种平衡。在洛塔林吉亚地区的实践，充分展现了布鲁诺的政治才能，他的相关政策对后来德意志王国与教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诚如斯蒂芬·耶格（C. Stephen Jaeger）所言，布鲁诺作为奥托时代典型的“廷臣-主教”，是这一时期几乎所有兼任教会领袖和世俗领主的特殊群体的保护者。他以主教宫廷为中心创造了新的教士培养模式，注重培养能够胜任行政事务且忠于王室的教士，同时也塑造了教会主教直接为构建帝国统治秩序服务的新模式。在主教城市治理、修道院改革以及德意志政教关系发展等方面，布鲁诺对此后一个多世纪的德意志王国及教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