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使我们背上了数千年历史的重负，使我们置身于一个人口稠密文化精致的国家

学术 2024-10-03 22:00 北京

作者：沃尔夫冈·J·蒙森

转自：三辉图书（ID：sanhuibooks）

【三辉图书】编者按：

1871年，德意志第二帝国建立，德国实现了民族统一。随后，资本主义工厂工业在德意志境内得到全面发展，德国在短短几十年时间内完成了工业革命，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力量激增。然而，在俾斯麦确立的半专制体制下，通过吸纳资产阶级新精英，传统权势集团——容克贵族、军队和君主——仍然得以维持其政治上的统治地位。政治经济的失调发展导致了德国内部的紧张和冲突。同时，19世纪70-9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和一战前愈演愈烈的帝国主义竞争，也严重制约着德国的内外政策。

1864年，德意志古典社会学家，社会学三大奠基人之一马克思·韦伯诞生于一个政治世家。受家庭环境的影响，韦伯在青年时期就开始积极参与“铁血宰相”俾斯麦领导下的德国政治。对现实政治的参与极大地影响了韦伯的学术思想。韦伯是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他将民族国家的理想置于一切社会与经济考虑之上。他认为，对外经济扩张对民族国家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反过来，一个国家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和其所拥有的权利将会直接影响其经济扩张程度。特别地，韦伯认为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竞争最终都会导向几个特定大国之间的竞争。为了德意志民族的发展，韦伯主张“外交政策优先”。他希望“所有内政事务的安排”都能有助于实现“世界政策”的目标。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韦伯的帝国主义信念透露出其时代的局限，客观上为希特勒发动二战埋下伏笔。二战结束以来，出于人们的渴望，和平主义和多边主义一度占据世界政治的话语主流。然而近几年来，霸权主义和集权政治又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抬头。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新兴的工业大国应以什么样的方式实现自身发展？又应该注意哪些“历史的教训”？也许透过韦伯的思想，一个世纪前的德国政治可以为此提供些许借鉴。

德意志的世界政策与日耳曼民族的政治成熟

文/沃尔夫冈·J·蒙森

译/阎克文

节选自/《马克思·韦伯与德国政治》

即使在讨论经济政策问题时，马克斯·韦伯也会直言不讳地强调德国的国际权力地位，这只能从他对未来国际经济关系抱有深刻的悲观主义情绪这个角度去看，才是可以理解的。马克斯·韦伯不相信工业大国在世界市场上的经济竞争会始终保持和平状态。由于资本主义在全球的加速扩张，以及最后仍然“无主”的地区正在急剧消失，他担心国际贸易会逐渐衰落，要么就是将贸易限制在特定的经济利益带之内。这些经济利益带可能会高筑贸易壁垒以排斥所有第三方贸易，从而只允许支配地位的民族的商业利益集团自由进入，结果很可能是自由的国际竞争逐渐代之以寻求海外经济出路的大国之间的斗争。早在弗莱堡就职演说中，韦伯就谈到了未来的“艰苦斗争”，只要时间还来得及，德意志民族就必须进行自我调整。1897年12月他在论及《第一海军法案》时指出，“只有彻底的政治错乱和天真的乐观主义才会拒不承认，所有被资产阶级支配的文明民族那种不可避免的贸易扩张努力，经历一个表面的和平竞争过渡期之后，无疑将会到达一个节点，在那里，决定每个民族的全球经济份额，因而也就是决定它的经济活动范围，特别是决定其劳动者谋生潜力的，只有权力。”韦伯强调了该法案“出人意料的谦逊要求”以及“明智的客观性主张”。1897年12月13日，韦伯在曼海姆的一次演讲中更加直截了当地谈到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我们正在以令人惊恐的速度抵近一个节点，那里将是半开化亚洲各民族的市场边界。然后，只有权力，赤裸裸的权力，将在国际市场上说一不二。只有小资产阶级才会怀疑这一点。德国工人阶级现在还能选择在国内或者到国外寻找工作。但这种时光很快就将一去不返，无论他们愿不愿意。那时，工人们将会仅限于在他们祖国的资本与权力所能到达的地方求生存。这个过程何时完成尚未可知，但毫无疑问将会发生；同样毫无疑问的是，更艰苦的斗争将会取代表面上的和平进程。在这场浩大的斗争中，唯有最强者才是胜利者。”

在韦伯看来，德国的帝国主义扩张之成败，直接关系到德国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1896年，汉斯·德尔布吕克在第七次福音派社会代表大会上就失业问题发表演说，提议引进失业保险和官办职业介绍所。应当指出，这是现代观念。但马克斯·韦伯表示了异议。失业问题的背后是“极为严重的人口问题”，所以，失业就远远不是与调节劳动力市场供需有关的纯技术问题。只有国民经济版图的帝国主义扩张，才有可能真正解决失业问题。“我们需要到海外找出路，通过扩大出口市场创造更多工作机会。这就意味着德国要对外扩张经济势力范围，归根结底要完全依靠对外扩张政治权力。”

对于帝国主义的权力政治，韦伯始终真实地坚持了这种非常直截了当的观点，甚至每次谈到都会直截了当地认为，所有民族都将陷入吞并狂热以尽可能把仍然自外于世界的地方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他并没有回避这一事实，即他对19世纪90年代的预言过于悲观了，而且，尽管极为紧张的民族冲突已经成为常态，但只要暂时不诉诸战争，关税壁垒就不至于阻碍国际贸易的复苏。不过虽然如此，他还是相信，这种局面不可能持久。他确信，合作式或者国家支撑的生产与贸易垄断形式，特别像“一战”之前德国出现的那种情形，将会驱使资本主义越来越转入一条帝国主义的轨道。伴随国家的帝国主义扩张本性首先出现的就是垄断和政府卷入。他在作于1911年的《经济与社会》其中一节中写道：“为本实体成员垄断外国领土上的营利机会，现在最安全的保障就是以保护国形式或某种类似的安排对外国领土实现政治占领或者臣服那里的政权。这种‘帝国主义’关切正在日益取代追求‘自由贸易’的和平主义关切，”而“‘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历来就是资本主义利益集团对政治施加影响的寻常方式，它的普遍复活并出现要求进行扩张的政治压力也就并非偶然。就可以预计的未来而言，这种趋势恐怕会持续不断。”

马克斯·韦伯属于那个自由派帝国主义者的圈子，他们希望以扩充军备政策为手段，迫使其他大国允许德国在全球其他无主地区获得公平份额。路德维希·德西奥（Ludwig Dehio）不无讥讽地把这种政策叫作“冷战”策略，它必定会随时导致热战的风险。马克斯·韦伯至少也承认，战争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他确信，一旦局势需要，德国必须采取决定性的军事行动。从他在1904年圣路易世界博览会上发表的评论中，就可以看出他对战争可能性的思考。“命运使我们背上了数千年历史的重负，使我们置身于一个人口稠密、文化精致的国家，迫使我们在一个可谓兵器林立的世界其中的一个兵营里保护我们古老文化的光彩。”美国人民的情况是多么不同啊！他们不必“和我们一样披挂上锁子铠甲，书桌抽屉里也不会像我们一样动辄就塞满了战时进军令”。在韦伯看来，德国别无选择，一项决定性的世界政策，作为成就民族之伟大的内政外交前提，乃是德国在历史面前无可逃避的责任。这就是他直到1918那个悲剧年份之前的政治立场。一切内政外交决策都必须以此目标为取向。韦伯就是在这个意义上鼓吹“外交政策优先”的，他希望看到“所有内政事务的安排”都能有助于实现“世界政策”的目标。

今天，殖民主义时期已成过去，往日的殖民强国背负着先前成功的殖民政策遗留下的政治问题，在我们看来，马克斯·韦伯的帝国主义信念，大概是他政治思想中最囿于时代局限性的成分。他的德意志帝国理想，一个像英国或者俄国那样的世界强国，已被证明只是个乌托邦；希特勒后来对世界权力的追求，把德国彻底推回到了小国行列。1915年，厄恩斯特·特勒尔奇（Ernst Troeltsch）本着德国理想主义的精神传统，为反对德国帝国主义而勇敢斗争，并为世界各大文明民族的和解声辩，今天来看，我们与他倒是能更多地同声相应。特勒尔奇坚称，“伟大的文明民族都有各自的理性表现，他们必须互尊互惠。没有哪个民族需要世界统治，无论是权力的还是精神的统治，这与一个自由的民族高尚地利用自己特有的文化财富不相称。”

韦伯对帝国主义的理解本身，是由政治与经济要素的一种独特混合所构成的。在他看来，帝国主义的扩张欲之所以不断高涨，就在于政治权力结构的相互竞争，这种竞争最初只是以军事和政治形式出现，然后才波及经济领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韦伯明确否定了经济因素是首要动因。他强调说，“要想理解现代国家的起源和内容，只能着眼于过去500年间欧洲各国那种独特的政治竞争和‘权力平衡’，……而不是它们的贸易政策或者金融政策”，这是“兰克早就在他的第一部专著中就已明确认识到的。”那些掌握政治权力的阶层有一个特质，就是抱有以国家为取向的权力声望感，韦伯认为这是帝国主义扩张欲的观念内核。我们已经讨论过这种声望感与韦伯心目中的民族观之间的密切关联。就此而论，韦伯对帝国主义的分析很接近熊彼特（Schumpeter）后来对帝国主义的解释，熊彼特认为，那是特定统治阶级的无理性、无目的的扩张欲。按照韦伯的帝国主义观，与民族狂热密切相关的声望成分，远比他可能承认的更具支配作用。

在韦伯看来，权力声望的理想主义因素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实际权力利益是完全吻合的，它们一起合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的推动因素。为了彰显并巩固经济权力，现代国家愿意在国内鼓励并扶助资本主义，也愿意在国内工商业利益集团跨过国界进行经济扩张时给予政治支持。国家的权力实质上就是依赖它的经济能力，因此，使用政治及军事手段为本国企业家和资本追求海外利润打开通道，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国家的通道，也就符合国家的利益。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尤其是殖民掠夺形式的资本主义，总是能够“提供最大的营利机会，它比寻找出口途径、致力于同其他政治共同体成员进行和平贸易获得的营利机会大得多”。通过征服那些政治上还不受控制、经济上仍未开发的地区，国家政治权力的扩张可以为国内经济带来意想不到的大概率营利机会，由此提高人民收入水平，这使增加开支追求政府的目标成为可能。这样，民族权力利益和私人经济利益便交织在了一起。

韦伯承认，在不放弃政治因素优先的情况下，物质因素对于帝国主义的权力扩张也具有重大意义。他强调的是重大物质利益的作用。比如说，为军备提供资金并安排战时公债的银行业以及主要的重工业部门，“无论如何都会从经济角度对战争有兴趣”，不管战争是胜是败。一般来说，所有对利用政府垄断，乃至对政府担保进行海外垄断性经济开发感兴趣的工商业利益集团，都会支持对外领土扩张政策，因为这通常都会开辟有利可图的良机。所以，韦伯就提出了一个假定，即帝国主义倾向的推进，符合公立经济部门以及工商界对统治机器扩张的物质兴趣，这很可能会提供获取垄断利润的新机遇。帝国主义倾向还会由于这样的环境因素而得到进一步的推动：随着竞争性斗争的愈益尖锐，经营者们利用经济垄断或优势地位在自由市场之外营利的欲望也会愈益强烈。由于像铁路、航运这样的垄断经营都公认与帝国主义扩张政策有关，现代资本主义也就越来越被驱使着走上了帝国主义道路。

马克斯·韦伯拿不准经济和工业进步会不会经久不衰。他预计，各民族的经济版图会日益饱和，彼此的竞争将日趋紧张，营利机会将愈益缩减。经营者们可能越来越力求通过卡特尔组织保持利润的稳定。最终，垄断结构将取代竞争性经营。国家可能会占有越来越大的经营份额，并在合作基础上维持经营。动态的资本主义可能会代之以被官僚制加固的稳定态经济秩序，在那里，严格的管制可能会导致自由进取的工商企业家丧失经济活动的自由。马克斯·韦伯认为，帝国主义似乎正处在一个接近这一最终局面的过渡阶段上，即各民族的经济活动已被限制在他们政治上所能控制的版图中。只要还存在“无主版图”，即经济上的开放地区，还存在自由的世界市场，实质问题就是为民族争取最大可能的经济活动余地，因为迟早有一天，民族将不可避免地被束缚在它已经获得的空间之内。

按照路德维希·德西奥的看法，“一战”之前德国在世界政策上的力不从心，根本原因就在于它的机体和它的思想能量极不相称。相比其他自由派帝国主义者，马克斯·韦伯提出的问题则更为尖锐：什么是德国世界政策的思想前提？他对德国国内政治的分析证明，这种极不相称的状况就存在于——特别是——被资本主义的发展推到前台的那些阶级中间，主要是资产阶级，但也包括工人阶级。

韦伯相信，作为从封建制农业社会向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历史演进的一个结果，资产阶级在德国的出现可谓姗姗来迟。或许，它来得太晚了，因为一个具有阶级意识的工人阶级已在叩击国家的大门并力求接管这个国家。在马克斯·韦伯看来，关键问题在于，德国资产阶级有没有意愿和能力完成为它规定的政治任务。德国是否拥有作为一个强国的未来，就系于这个问题的答案。韦伯曾经谈到，凡是不相信这个资产阶级还有未来的人，必定对德国的未来疑虑重重。这个说法是随着一个饱含激情的“但书”发出来的，因为韦伯对德国资产阶级怀有高度的不信任，对他那个时代的德国政治中“半吊子政治家们兜售陈芝麻烂谷子”憎恶不已。

对韦伯来说，“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战胜了”农业“封建制”，不管应当发生和可能发生了什么，关键问题还是在于“（资产阶级）像封建制那样控制了‘国家的权力和伟力’，也像从前封建制的控制一样可靠”。但是，一如韦伯反复指出的那样，“经济权力与民族的政治领导权使命”未必就是同一回事。在他看来，这在德国资产阶级那里表现得尤为确凿。他认为资产阶级有着双重的不堪，一是严重缺乏政治判断力，一是毫无政治权力意志；某些圈子是用天真的对俾斯麦的阿谀奉承和不假思索地崇拜所谓现实政治掩盖了这些短处，另一些圈子则是表现为盲目仇视俾斯麦和热衷于僵硬的教条主义对抗性政治。

韦伯按照对英国的观察，把这种局面追溯到了德国资产阶级的“‘非政治’历史”和这一事实：“耽误了一百年的政治教育不可能用十年时间就补上，而由一个大人物来统治也并非总是人民的政治教育之道。”是俾斯麦，毁了他周围所有独立不羁的力量，让国民习惯于由一双妙手照料帝国的命运，使他们的积极参与成为多余。当然，韦伯也对这个民族自身的退让发出了严厉谴责，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地方“对一个政治家的人格毫无节制的赞美，竟导致一个骄傲的民族那么彻底地牺牲了自己的客观信念”。一种源于路德宗虔诚的独一无二的等级制习性在这里发挥了作用，这是许多德国人共有的习性。1892年时，年迈的鲍姆加滕正在为德国国内政治演变所苦，他和菲尔绍（Virchow）及蒙森一样倾向于把德国自由主义的衰落仅仅归罪于俾斯麦，韦伯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不也应当为此而至少和俾斯麦本人一样受到谴责吗？”同样，韦伯在就职演说中也断言，“那个强大的太阳高悬于德国之巅，把德国的威名投射到了地球最遥远的角落，它在我们看来实在过于巨大了，以致烧毁了资产阶级缓慢进化而来的政治判断力。”

如果说这代表了资产阶级自我批判的一个重要标尺，那么两年以后，韦伯就对整个民族的政治判断力由于完全依赖俾斯麦而退化发出了谴责。“过去20年间我们所熟知但最近已被心胸狭隘的对红色幽灵的恐惧所摧毁的那种半‘恺撒制’、半‘家长制’统治类型”，一直就是“民族政治教育的对立面。”此后，韦伯便始终严守这种观点。“一战”正酣时他在《法兰克福报》撰文论述德国议会制问题，以同样的指控大力批判了俾斯麦：“那么何谓……俾斯麦的政治遗产呢？他留下了一个缺乏任何政治教育的民族，它在这方面的表现远远不及它在20年前就已经达到的那个水平。尤其是，他留下了一个完全没有任何政治意志的民族，已经习惯于认为掌舵的大政治家能够为它照料好政治事务。”

这个批评尽管不同凡响，但不可否认，它是片面的。它道出了许多实情，但总体来说是追溯既往为自由主义进行辩护。自由主义运动之所以失败，既不是因为自由主义观念的虚弱，也不是因为自由派领袖的人格缺陷，而是因为俾斯麦的恺撒式统治，舍此无它，这种统治“借助君主的正当性掩护得以大行其道”。大体上说，这种为自由主义的辩护，很接近许多老一代自由派头面人物的观点，但马克斯·韦伯采取了完全是进攻性而不是听天由命的姿态，旨在使自由主义摆脱失败的阴影，为来日更坚定的自由主义政策进行内在的准备。

马克斯·韦伯确信，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的失败，以及俾斯麦建立帝国的辉煌业绩，都使自由派深受其害，这种政治损伤发挥了关键作用，导致德国的自由资产阶级丧失了登上政治舞台的活力和决心，埋头于经济而不是政治事务。韦伯在1895年的弗莱堡就职演说中断言，“创建了德意志国家的并不是资产阶级的力量，这个国家创建之时，那位恺撒式人物并没有从资产阶级那里采伐木料制作民族的航舵。”资产阶级的政治自信由于俾斯麦在民族国家问题上的大获全胜而破裂，进而产生的俾斯麦追随者心态又加剧了这种破裂。我们已经知道，韦伯本人也怀有这种作为一个伟大时代的后裔共有的破裂感，因为对于如今已经实现的创建德意志国家的事业，他们根本没有真正重要的作为。在他看来，当务之急就是克服这种破裂感，重新唤起德国资产阶级的政治能动性。这一点对于民族的未来至关重要，如果资产阶级决意接管政治领导权的话——它正在从易北河以东地区不可逆转地陷入经济衰败境地的贵族手中悄悄流失。

韦伯对于无产阶级根本就不抱政治期待。他毫不吝啬并且完全正当地把社会民主党叫作“抱着阶级意识的庸人”。他衡量各个社会阶层政治成熟程度的标准，是看他们有没有准备好“把民族的永久性经济和政治权力利益置于任何其他考虑之上”。按照这个标准，他不得不认为，社会民主党并不适于进行政治统治，因为至少，他们对他心目中的民族帝国主义理想毫无兴趣。在他看来，德国工人阶级“缺乏一个有志于政治领导权的阶级所必须具备的强烈权力本能。……他们既没有半点喀提林式的行动魄力，更没有丝毫强烈的民族激情”，而这两者曾是法国大革命期间“国民公会”的灵魂所在。

俾斯麦家长制社会政策的失败就在于疏远了无产阶级，争取他们支持民族国家乃是政治上的必需。他在1894年就说过，“我无法理解，如果没有一个政治上成熟的工人运动积极合作以成就德国之伟大，我们怎么可能想象这个国家的政治未来。”像绝大多数德国自由派一样，韦伯也视英国为楷模，他发现那里的工人对待国家完全是另一种态度，他把这一点归因于“世界权力地位的反馈，这种地位使国家不断面临重大的权力政治任务，从而使每个国民几乎每时每刻都经受着政治教育。”这是一个与韦伯的政治理想无与伦比地交织在一起的事实判断。

韦伯期待的就是德国“世界权力政策”与“重大权力政治任务”的“反馈”带来“持之有恒的政治教育”，以此治疗德国的政治沉疴——民族的政治不成熟和缺乏清醒的政治判断。他希望整个民族通过坚决的帝国主义行动，快刀斩断德国政治局面的乱麻，克服那些有碍世界政策诞生的精神缺陷。经由这样的权力政治，德国资产阶级将有可能重获它的政治自信，无产阶级则有可能摆脱国际主义的花言巧语，转而积极支持既定的政治秩序。被帝国主义放大了的民族信念热忱，应能为德国的内在新生提供一个手段。

当然，我们今天大可质疑，这真的是教育民族并培养成熟的政治敏感性的适当途径吗？韦伯是不是本末倒置了？追求一种能动的世界政策，会促使德国统治阶级准备好为当前的政治任务进行负责任的合作而不至于强化他们的虚荣心和声望欲吗？无疑，只有伟大的政治目标可以唤起能动性和强烈情感。但是，国内政治战线上没有足够劳神的任务吗？这些任务一定要借助于海外扩张吗？惊醒了德国统治阶级的是德国在海外的失败，而不是国内的苦情，他们没有力量舒缓这些苦情，即便在国内局势损害了帝国的国际地位时，也同样如此，《每日电讯报》事件即可证明。他们的目光从德国国内的宪政与社会问题转向了德国的世界政策问题，但他们却忽视了重新安排自己在桑给巴尔岛、萨摩耶群岛、青岛和摩洛哥的事务，由此导致了德国政策的最终失败，并将德国抛入了一场世界性大灾难。基于这些原因，我们可以认为，韦伯主张的对外参与重大国际事务以促进德国国内的政治转型，其政治价值是不确定的。他始终囿于民族自由党的传统，认为只有与伟大的民族成就并驾齐驱，自由主义的胜利才是可能的，因此，他从未严肃质疑过民族原则优先于自由主义观念可能产生的问题。

韦伯最终还是认识到，希望工人阶级从德国帝国主义的物质成就中获益，从而赢得他们对国家的支持，那是个乌托邦。这位社会学家训练有素的目光越来越清晰地看到，在现代工业化大众社会的条件下，抵达这个目标实在是难乎其难。尽管客观上德国工人阶级肯定能在德国的海外经济与政治扩张中获益，但是，成功的帝国主义政策却会在主观上和物质上巩固现有统治阶级的权力。在韦伯的帝国主义理论影响下，弗里德里希·瑙曼曾打算争取工人支持德国的世界政策。尽管韦伯最初对这种计划的前景表示乐观，但还是反对瑙曼的做法。就可见的未来而言，唯有一场怀着阶级意识的资产阶级运动才有可能推进德国的世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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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研究

除非你执著于世上不可能之事，否则即使可能的事情也无法做到。——马克斯·韦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