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产权制度会帮助，还是实际上阻碍国家经济发展？自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以来，学者们声称，由保障财产权的商业寡头控制的自治城市的存在有助于解释欧洲的崛起。然而，反对观点认为，自治城市是增长的障碍，因为商会的统治抑制了创新并限制贸易。本文提出了新的证据和新的解释，调和了关于自治城市的两种截然对立观点。本文发现，政治上自治的城市最初的人口增长率高于非自治城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况发生了逆转。本文也说明为什么自治城市最终作为一种政治组织的形式消失在历史之中。与其说其军事上的软弱，不如说他们的政治制度过时了。
作者简介：
David Stasavage，纽约大学政治学部
文献来源：
Stasavage, D. (2014). Was Weber right? The role of urban autonomy in Europe's ris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8(2), 337-354.
图为作者 David Stasavage
早期现代欧洲政治发展的显著特征就是大量自治城市的存在，甚至被认为是大分流的原因之一——因为它允许提供不受王权侵犯的财产保护制度。这种对城市自治的强调可以追溯到马克斯·韦伯（1921[1958]）。继韦伯之后，学者们进一步认为伊斯兰世界和古中国由于缺乏自治城市而阻碍发展。
然而“城市的空气真的使人自由吗？”，受到Joel Mokyr（1995、1994、1990）关于创新者逐渐守成从而扼制创新的论文【译者注：作者提到Mokyr发表在1994年很有意思的一篇文章，他用最简单的条件概率罐子模型讲了一个动态角色转换的故事】以及Acemoglu(2008)的寡头模型启发，我们有理由相信政治制度会为特定群体提供财产权保护，也会带来巨大的市场准入壁垒，甚至会扼杀创新和贸易。本文试图调和关于自治城市正反作用的观点——我认为自治城市最初可能有利于增长，但最终会导致经济停滞。此结论对关于产权制度和经济发展的辩论具有贡献价值。
自治城市自诞生之初就带有保护内部市民财产权却高度排外的烙印，行会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行会的存在本身并不是核心解释因素，因为许多领土国家中也存在行会——重点是行会是否掌握城邦权力。为什么自治城邦的发展会历经停滞？对自治城市怀有“白月光式”好感的学者将其归咎于军事革命后自治城市国家逐渐不敌大型领土国家，但此论点的蹊跷之处在于，有些自治城市比领土国家拥有更深厚的财政实力与国家信用以支持高成本的军事革命，因而我们需要将视角拉回自治城邦的制度本身观察其是否会导致百年增长后的停滞。
二、自治城市、领土王国与经济增长
在这一节，我将论证自治城市和非自治政治实体影响增长的具体路径：自治城市最初会刺激快速增长，但是不久这种势头会陷入停滞；领土国家的国王则有动机阻止其治下城市建立准入壁垒的企图。
自治城市起源于一部分从事特定活动的群体从封建领主那里篡夺主权，韦伯称其为“非正当性支配”。这些群体起初依靠的是口头誓言组织起来的松散协会，随着建立财产权保护的要求提升，这些非正式制度逐渐规范化、正式化。演变而来的正式制度大多会要求城市的商人团体掌握自治城市的政治权力，在市议会之上的小规模自治委员会往往限定其成员必须来自于商人集团，锡耶纳便是如此。由裁判官组成的自治委员会虽然很少受到外部政治实体干预，但其产生也绝非通过自下而上的公民程序，而是通过商人集团之间的共谋庇护体系。
自治城市的治理模式在14世纪发生了一次变革，虽然自治城市仍然实行带有外来人歧视的财产保护制度，但是自治委员会中的商人集团被迫和日渐兴起的手工业行会分享权力。手工业行会在多个城市掀起反抗，如佛罗伦萨的梳毛工起义和根特1302年的反抗。有些变革的尝试留下了持久的制度变革——不再通过商人内部的共谋选定职位而是通过更广泛的民选，商会和手工业行会各自保留一部分席位甚至最低等级也拥有一部分代表权——但仍有一部分城市没有受到变革之风的影响，到了16世纪，大约还有60%的市议会席位被商人集团把控。在自治城市的制度建立之后，商人治理引致有益的商业环境，委员会掌权者定期议事营造了Avner Greif所言的承诺机制（commitment mechanism），专业行会不仅提供财产保护而且为知识产权保护和人力资本培训带来了方便，因此我们可以预期自治城市的建立有益于经济增长。
行会控制城市的经济效应不止一面，由于持续存在的准入制度和行会的自利特性，行会之间成员网络越发紧密，构建起越发森严的保护壁垒，防止地方新兴市场的竞争。为什么自治城市会先繁荣再停滞？已有的理论如Olson（1982）会认为经济停滞源于不断积累寻租既得利益，但自治城市的行会从诞生之初就拥有寻租本性而非奥尔森理论中逐步发展起来寻租行为。Acemoglu（2008）的寡头模型也许更有说服力，寡头城市的寡头们本身就是商人，因此其保护性行为会带来其自身经营环境的改善，但随着时间推移企业经营技巧和相关技巧的比较优势不再占优，留恋地位的寡头可能会带来负经济效果，而新进入者相比享受垄断利润的寡头更有动机去创新（其创新的机会成本为0，因为其不享有守成的收益）。
相比起领土国家国王统治的城市，自治城市委员会征收的税率更少，因此总生产规模更大。因而初期自治城市拥有理论上更高的经济增长。然而，当自治城市逐渐树立起准入壁垒并享有较低垄断产量带来的垄断利润，国王有动机为了扩大税基（垄断市场模型告诉我们垄断/寡头总产量比最优总产量低一部分）去抵制市场准入壁垒，在理论上揭示了为什么领土国家的增长率可能后来居上。
三、为政治自主性/自治程度编码
一个城市如何才能算作自治？城市国家的自主性又该如何度量？历史上城市国家的自主性相差很多，著名的威尼斯可以说是基本上完全独立自主，而根特虽然很大程度上保持自主却仍受一些王权的影响。具体来看，自治程度在不同政策决策领域程度各异：征税、决定司法和经济事务，以及组织防务。但自治城市最核心的特征是是否拥有一个实质上由当地市民产生的自治制度。因此为了简洁性考虑，我将自治程度符合该核心特征以及至少一个上述三个政策领域自主性特征的城市编码为“政治自主”，反之则否是（因此政治自主性在本文中是一个虚拟变量）。
欧洲自治城市的发展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发生在中世纪结束时期，城市定居由于原始工业（乡村以市场为导向的家庭手工业集群）的发展和贸易的恢复而再现。历史学家普遍认同第二个阶段以迸发的行业公会（commune）为代表，这些公会由城内商人之间最初的非正式组织规范化而来，并在要求王权给予保护性特权的过程中汇聚成公会运动。第三个阶段则见证了自治城市的消亡，它们不是被同类自治城市吞并，就是被相邻的领土国家征服，正如蒂利所言成为其参与各种战争的摇钱树。
本文的主要资料来源于Joseph Strayer编著的13卷Dictionary of the Middle Ages，以及Lexikon des Mittelalters，还有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1版（该版关于城市的信息最丰富）。为了处理数据的模糊性，本文尝试根据每个样本多方材料互证的情况（材料是否够多，材料之间是否相互抵牾），给每个样本的信息可信性/信息量进行三级编码（如多源信息编码为3，单源头信息编码为2，信息不确定编码为1），然后在稳健性检验中去掉那些更不确定的样本以对照结果是否依然稳健。表1反映了这些城市样本自治性的大体时空信息。
一般而言，以往文献大多使用中世纪晚期和早期现代自治城市国家的城市化率、城市规模作为经济增长的代理变量，即便城市人口数据不一定真的和经济增长与人均收入一一对应。这种操作化技巧实际上得益于Bairoch等人1988年的城市人口数据整理工作（La Population des Villes Europeennes, 800–1850），因为人口方面数据更可得围绕城市政治自主性的研究也更多地采用人口或城市规模作为因变量（虽然对政治自主性的定义或强或弱）。
本文不仅像前人一样打算估计自治城市相比非自治同伴的平均经济增长速度，而且会关注自治城市增长模式随时间的变化——从而刻画自治城市政治自主性对经济发展作用随时间的变化（如“倒U型”关系，政治自主性可能先利于增长，后来却会通过寡头垄断固化经济）。因此，等式（1）便是为了刻画增长模式的时间异质性而准备的。
本节将从描述性统计、固定效应混合面板数据OLS，以及更换描述自治效应时间异质性的估计函数模型这三种方式来论证自治城市先强后弱的增长力度。
从表4的描述性统计能给看出来，如果单独比较自治城市和非政治自主的城市之间的人口增长率，那么两者之间差异十分微小（一个27.3%，另一个27.2%）。但如果考虑到自治城市的时间分段异质性，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年轻的自治城市相比古老而停滞的同类增长得更快，符合我们上一节的理论预期。
接下来我们还能根据表6的第2列的模型预测两个虚拟案例的发展趋势——我们假设有两个人口同为3万人的小城，其中一个成为自治城市而另外一个政治上非自主，那么两者的人口发展趋势如图1所示，一个自治城市的人口在250年后将达到约6.5万人的峰值。虽然非自治城市最初的增长速度较慢，但327年后，其人口将超过自治城市，并在五个世纪末继续上升到8.5万人的水平。
图1
六、稳健性检验
空间异质性
上文结果隐含地假设自治的效果不会因地区而异：本文可能良好地估计了一个跨地区的平均处理效应，但如果这种效应在地区间差别过大那么均值就不再有意义。
为了研究这种可能性，我首先从表5中重新估计了模型（3），同时将A与一组空间虚拟变量交互，其中空间对应于现代国家的位置。在包括城市固定效应的模型（3）中，这些交互项的系数得到了相对精确的估计，但不可能拒绝它们完全相同的零假设。因此城市自治的影响因地区而异。
还有一种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对影响自主性的因素提出一个更明确的理论，然后尝试更直接地检验此命题。一种可能性是，城市自治的效果取决于国家规模。在全国市场中，自治城市设置准入壁垒的机会成本可能更大。因此我们预期自治的影响在较大的国家会变小。然而，众所周知当时欧洲许多大国的市场非常分散而不整合。尽管如此，我还是试图将样本分为政权管辖范围较大的地区（法国、英国、卡斯蒂利亚、意大利南部）和政权管辖范围较小的地区（奥地利、德意志、北意大利、葡萄牙和瑞士）的城市，以粗略检验该假设。我加入了一个自治变量A与政权管辖范围大小的交互项。然后，我重复了表5和表6中的模型。结果看来这些交互项都没有统计学意义。第二种可能性，是城市自治的效果可能取决于城市在国家代表机构内拥有多少代表权力。国家代表机构内部的权力可能有助于容许城市（自治或非自治）设立保护壁垒。但遗憾的是现有的数据不支持我们纳入国家代表机构中的城市信息。
时间异质性
如果时间流中的某些事件对自治效应具有特殊影响该怎么办？前文的模型已经纳入了时间固定效应和时间与区位的交互项以吸纳特定时空所发生的事件之影响，但还未考虑自治城市与非自治城市在历史阶段中可能存在的非对称效应。
例如，1500年左右的军事革命特别是火炮革命使得大小自治城邦均需要修建棱堡以稳定城墙防御，由此引发的税收上涨可能会导致经济的短暂停滞，因而覆盖了城市国家经济的下行的制度解释。为了解决1500年军事革命的竞争性解释，本文给表6的模型（用的是连续时间函数）加上一个参数λ，以刻画不同时期自治效应的异质性，如等式（2）所示。
欧洲自治城市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窗口来研究财产权保护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一经典问题。长期以来，欧洲的自治城市一直被视为一种特殊的政治制度安排，有助于推动欧洲与世界的经济大分流。但不应忽视的是，控制自治城市的商人和手工业行会采取的市场行业准入壁垒政策，可能已经使自治城市偏离了促进贸易和创新的轨道。基于理论假设，我研究了一个城市政治自主性制度的建立是否最初导致高增长率，随后迎接一段停滞期。我以173个城市为样本，提出了几种形式的证据来支持这一命题，即只要财产权制度在提供强有力的产权保护同时，也创设准入壁垒，那么该财产制度对经济发展与现代化而言可能是一把吹毛刃断的双刃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