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建华
转自：上海书评（ID：shanghaishuping）
文︱张建华
以赛亚·伯林是二十世纪著名的思想家，在欧美学界享有大师级的盛誉。一生惜墨如金并述多著少是以赛亚·伯林鲜明的个人风格，而他专门论及俄国题材的著作也仅有两部。一部是他在1945、1956和1987年苏联历史的关键时刻以不同身份访苏，在不同时期留下的演说、谈话和评论，后由伯林著作的专属编辑亨利·哈代（Henry Hardy）将其合集为《苏联的心灵：共产主义时代的俄国文化》（中译本由潘永强、刘北城翻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而另一部即是他最为倾注心力的《俄国思想家》（中译本由彭淮栋翻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
在《俄国思想家》中，十九世纪俄国最著名并具传奇经历的思想家赫尔岑显然是伯林最为倾心的传主。伯林分别在《赫尔岑与巴枯宁论个人自由》（99-140页）和《赫尔岑》（223-250页）以较大篇幅论及自己心目中的这位思想英雄和“政治天才”。伯林称赞赫尔岑：“他所以不朽，另外还有名正言顺的理由。他的政治观和社会观殊可谓原创独造，而所以为独造，兴其原因之一端即可。在他当代寥寥几位思想家里，他原则上拒绝一切全盘概括的解决法，而且掌握到为文而造文、为真实世界之人与事而作文的重要关键识别——能有此掌握的思想家，古往今来，笺笺之数而已。”（《俄国思想家》，249-250页）
伯林《俄国思想家》英文版封面，上：赫尔岑，下左：别林斯基，下右：屠格涅夫。
另外，伯林在《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中译本由冯克利翻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一书中也专列一章《赫尔岑和他的回忆录》，用二十九页（225-254页）的篇幅论述赫尔岑。他写到：“亚历山大·赫尔岑就像狄德罗一样，是位天才的业余学者，他的观点和活动改变了自己国家社会思想的方向。也像狄德罗一样，他是位善谈者，他操着同样流利的俄语和法语，同自己的密友，或者是在莫斯科的沙龙里谈天说地——总是新思如湖，形象迭出。”（《反潮流》，225页）
为什么伯林对赫尔岑如此厚爱呢？是今人与古贤的心心相通？抑或思想英雄惺惺相惜？
异乡情结：
青年流亡与少小离家
赫尔岑于1812年3月25日出生于俄国贵族世家。他的父系雅科夫列夫家族是莫斯科最显赫的家族之一。他的母亲路易莎·海格出自德国斯图加特小公务员之家。赫尔岑的父亲伊万在德国游历时，与路易莎·海格相遇相爱，后将她带回莫斯科，但因她身世寒微，从未与她正式成婚。因此路易莎·海格虽为家庭主妇，但不能与丈夫共居一室，身份实际上接近奴仆。因此，赫尔岑的出生即为不合法的婚姻的结果，特殊的身世使赫尔岑从一出生就备感人间的世态炎凉。他无权继承家族的姓氏，只能继承父称（伊万诺维奇），不懂俄文的母亲为赫尔岑选择德文“心脏”（Herz）做为他的姓，赫尔岑（Герцен）即为其俄文音译。既然无法继承父系姓氏，赫尔岑也就无权完全继承贵族称号。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对自己的不明不白的身份进行了反复的思考以后，心里的结论跟我听见两个保姆的闲谈后所推断出来的结果差不多。我觉得自己更不依赖这个我对它毫无所知的社会了，我觉得实际上我是被抛弃，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了。” （赫尔岑：《往事与回想》，巴金译，第一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37-38页）这种自人生之始就不得不面对的不平等和尴尬地位，使赫尔岑从童年起就开始培植他的极端主义信念和反叛精神。
赫尔岑称1825年爆发的十二月党人起义是其人生的转折点。1827年赫尔岑与终生好友奥加廖夫（Н. П. Огарёв）在莫斯科的麻雀山立誓为十二月党人复仇。赫尔岑于1834年被捕，1835年被流放，1841年再次被流放。当1842年赫尔岑返回莫斯科时，他已被人们视为激进主义者中的一员。赫尔岑在1844年与斯拉夫派、1846年与西方派决裂后，感到在俄国的生活越来越无法忍受，他表示：“我们斯拉夫人面临的要么是缄默，要么是到外国去说话。”（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汝信等译，第四卷，三联书店，1974年，693页）1847年，赫尔岑和奥加廖夫流亡西欧，先后在巴黎、伦敦、日内瓦、尼斯、弗罗伦萨、洛桑、布鲁塞尔等城市居住，从此再也没有回到俄国，马克思称为他为浪迹天涯的“哥萨克”。1870年1月21日，赫尔岑在巴黎去逝，安葬在著名的拉雪兹公墓（遗骨后迁到尼斯）。
伯林于1909年6月出生于拉脱维亚首府里加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庭，他的祖父母是本分的犹太教神秘主义教派——哈西德派（Hasidic）的信徒。1916年，伯林一家搬到彼得格勒，在那里他亲眼目睹了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童年的特殊经历，使他对革命与权力产生了恐惧感。他们全家在1921年迁往英国。次年，当时只有十二岁的伯林写了一篇虚构故事，叙述的是苏俄北部地区的内务人民委员、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主席乌里茨基（М. С. Улицкий）被暗杀的事情。在这篇文章中，伯林表达了对苏维埃政权的批评。亨利·哈代把这篇文章以“目的证明手段合理”为题收录到了《自由四论》（中文版由胡传胜翻译，书名为《自由论》，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
伯林《自由四论》
在彼得格勒居住的五年时间里，伯林为这座孕育了俄罗斯文化和文学大师的城市而着迷，整天沉醉于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茹科夫斯基和普希金，当然也有赫尔岑的作品中。这种兴趣在他成年之后并没有丝毫减退。伯林1928年进入牛津大学攻读文学和哲学，1946年重回牛津大学教授哲学课程，1957年成为牛津大学社会与政治理论教授，1966年至1975年担任沃尔夫森学院院长。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他仍然难以忘怀俄国与俄国的文学、哲学。他对十九世纪俄国思想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成果经亨利·哈代整理，全部收录在《俄国思想家》一书中。
异乡无奈为家乡之感，是伯林与赫尔岑的跨世纪心心相通之处。
在赫尔岑眼中，与俄国相比，英国是这样的国家：“这个年轻朝气、奋发进取的国家，少智慧而多行动，全神贯注于生活的物质秩序，全然不知晓我们的磨难痛苦……比起浪漫欧洲理想所梦想的满足，他们的满足更贫乏，更庸常，但是这种满足不会带来沙皇、中央集权，或许也不会带来饥荒。”（《反潮流》，233页）尽管身在异乡，赫尔岑在英国的生活却很舒适，没有遭受过多的压迫和敌意。1852年他开始写回忆录，1857年完成。后来1865年又补充了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这个与千里之外的专制、独裁、恐怖的沙皇俄国判若天地的国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赫尔岑的半贵族出身让他对英国尚存的土地贵族的存在很是欣赏，对他来说，要是没有这些贵族，那么英国就会变成资产阶级气十足的美国，或者成了荷兰那样的小店主国家。他开始观察起英国的现状来。在这个自由的国度里，人们很愿意服从一种半独裁的体制，贵族仍然有很大的权利，直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才慢慢实现普选。政治自由与保守主义是不是有什么关系？
赫尔岑认为英国人尊重传统恰恰使他们能够得以在一个内心没有的自由的状态中构建出一个自由的国家来。“英国人的自由，存在于其体制而非自身，亦不在其良心。他的自由在‘习惯法’里，在人身保护法里，而不在他的道德意识和思维方式里。”尽管这是一种悖论，但是却为赫尔岑提供了他关于俄国命运的一剂良方。
青年时代的赫尔岑
赫尔岑开始从一个新的视角关注自己国家的命运，并对国内知识分子的激进思潮展开了批判，甚至公开表达了对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改革的期待。赫尔岑在第九期《钟声》（Колокол）中发表《再过三年》，他表示：“保留着农奴制状态的俄国是可耻的，我们颤栗地期待着俄国的希望，聆听俄国的运动和消息……亚历山大二世和我们在一起，为俄国伟大的未来而努力工作。从他执政之日起，农民开始获得了解放。”他称亚历山大二世为 “开创俄国历史新纪元的活动家，他的名字将永载史册……”，“你胜利了，加加利人”（赫尔岑等主编：《钟声》，1962年，67页）。此文成为赫尔岑一生政治品德上的“污点”，立即遭到国内和国外进步知识分子的批评。
《钟声》杂志 法文版
伯林十二岁随家人来到英国，并在英国渡过了自己的一生（1997年11月5日在牛津大学寓所去世）。尽管如此，在英国社会，他还是被看作外邦人，他本人对俄国也有很深的感情。“没有人比以赛亚·伯林更像英国人了，同时也没有人比他更不像个英国人。”1979年伯林获得以色列最负盛名的文学奖耶路撒冷奖，他为授奖仪式准备了他的学术自传《我生活中的三条主线》，他声称俄国经历、英国生活和犹太教即为三条主线并融为一体，构成他独特的身份。
伯林心目中的英国一直都很神圣，甚至比美国、法国都要理想。他赞赏英国的宪政。在英国的思想流派中伯林倾向左翼，但是坚决反对激进。对于他来说，英国的宪政能够在保证个人自由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实现民主，防止多数人的暴政。他在英国的时光，经历了三四十年代的纳粹屠犹，对自己在德国和东欧的犹太同胞致以最大的同情。身处在自由之地的他，更加感觉到自由的奢侈以及打着自由旗号行恶事的罪恶之可耻。因此，他的很多哲学作品都普遍关注最早产生民族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德国，这种民族主义到了第三帝国时期发展到了极致。他希望能够揭开民族主义为什么会从进步的运动变成现代性的怪胎，最终竟然演变成如此的丧心病狂的程度的原因所在，这无疑是反思现代性的好题目。伯林的《浪漫主义的根源》《扭曲的人性之材》等浪漫主义研究著作归根到底都是研究极权主义思想的起源的。
伯林和赫尔岑的异乡经历使得他们都对英国的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怀有一定的好感，对俄国的激进主义展开了批判，并且二人得出了许多惊人相似的结论。这也正是伯林在《俄国思想家》中极力推崇赫尔岑的原因所在。在伯林看来，赫尔岑是俄国知识分子中少见的能保持清醒者之一。“赫尔岑终其一生对外部世界有清醒的认识，而且很有分寸感。”（《反潮流》，235页）
伯林对十九世纪俄国思想史的研究是独特的，完全体现了他的自由主义史学观。艾琳·凯利（Erin Kelly）在《俄国思想家》的导论中也特别引用赫尔岑《彼岸书》的名言“不要在这本书里寻找解答——你会一无所获；统而论之，现代人没有解答”为导言，艾琳·凯利指出：“以赛亚·伯林对俄国知识阶层的研究路数，是注意其人如何‘体行’（live through）观念以解决道德要求。这个题目的研究，大多依据历史上的后见之明来判断政治上的解决，他则反之，最关心该知识阶层所提出的社会与道德问题、他们所寻求解决的困境。”（《俄国思想家》，第2页）。
狐狸对刺猬的敬意
在《俄国思想家》中，伯林提出了一个极其有趣的思想家分类法——“狐狸”与“刺猬”。所谓“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即“推诸字面意思，可能只是说，狐狸机巧百出，不敌刺猬一针防御”（《俄国思想家》，26页）。伯林用狐狸和刺猬分别比喻两种不同的思想，狐狸指离心式的、散漫的、多层次甚至相互矛盾的多元性思想，刺猬则指一元思想和宿命论。
在伯林看来，普希金是狐狸，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刺猬；“托尔斯泰的天性是狐狸，却自信是刺猬。他的天赋与成就是一回事，他的信念、连带他对他自身成就的诠释，又是一回事。”（《俄国思想家》，29页）
伯林没有给赫尔岑下定论，但按其分类，赫尔岑青年时代似乎是狐狸，摇摆于“西方派”和“斯拉夫派”之间，但是当1847年与“西方派”决裂，亡命西欧，又亲眼目睹1848年欧洲革命血淋淋的现实后，他变成了彻底的“斯拉夫派”，他思想中固有的“刺猬”情怀即被激发出来，并占据了思想的高地。赫尔岑在1850年7月13日的《致马志尼书》中表示：“十三岁以来……我就致力一个理念、在一幅旗帜下迈进——本个人绝对独立之名，反击一切强加的权威、反击对自由的各种剥夺，我要像个道地的哥萨克人，像德国人说的，‘只手擎天’，继续我这场小小的游击战。”（《俄国思想家》，99页）伯林因此评价赫尔岑：“他直言无隐。他只喜欢自由生命的风格，只喜欢博大、宽宏、不斤斤计较之事。他钦佩自尊、独立、对暴君的抗拒。”（《俄国思想家》，240页）
赫尔岑，1861年10月。
伯林从来没有为自己的思想属性做出判断，但观其一生所涉及的学科之广泛（哲学、历史、政治和社会学等）、无人企及的思想深度及广度，尤其是他在政治上偏左但反对绝对激进的独特的自由主义立场，他的思想属性应该属于狐狸。特别是他于1958年在《两种自由概念》的演说中提出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理论，被誉为“一篇货真价实的‘自由主义宣言’”，并被公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自由主义获得‘复兴’的标志之一”（萨尔沃·马斯特罗内：《当代欧洲政治思想》，黄华光译，社科文献出版社，1996年，85页）。
伯林认为1848年欧洲革命既是俄国知识界的政治分水岭，更是赫尔岑个人的政治分野 点，因此他将《俄国与1848年》列为《俄国思想家》的第一章。因为，那是很多俄国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失望的年代，他们开始思考适合本国的道路。留在本土的革命者往往倾向暴力，而赫尔岑的思想则反对盲目革命。“他的道德观、他对人生价值的尊重，他的整个生活方式都和六十年代的激进派有别。”（《俄国思想家》，250页）
赫尔岑是反对专制的革命者。从他在十二月党起义之后与沙皇决裂的誓言直到他去世，除了对亚利山大二世有过短暂的幻想之外，他都从未放弃过理想。他认为：“如果不消灭奴隶制、俄国农民的现状，即全俄罗斯帝国的这种奴隶制，俄国就不能前进任何一步。”（《赫尔岑文集》第十二卷，莫斯科，1957年，35页）赫尔岑曾经是个典型的西方派，但是他对斯拉夫派反对沙皇的行为也十分欣赏，他把其中最杰出的人视为浪漫主义反动派。就像托克维尔一样，他厌恶一切集权制、官僚制和等级制的现象，一切屈从于严厉的形式或统治的东西。在他看来，法国自从大革命以后就有这种特点。它和普鲁士、俄国在本质上没什么区别。他比较喜欢意大利，认为它是“分权的、压不垮的不修边幅的和真正民主的”（《俄国思想家》，242页）。
但是，1848年欧洲革命的失败让赫尔岑对资产阶级革命进行了反思。革命的真正价值在哪里？是否能给人们带来福祉呢？他认为那些革命者企图一夜之间推倒父辈的旧世界，建立起新世界，只不过是一种幻想，因此只有毁坏而无建设。
伯林评价：“赫尔岑的文章中的观点，散发着乐观的理想主义——一种对社会、思想和道德方面享有自由的社会的向往，他像普鲁东、马克思和布朗基一样，在法国工人阶级身上看到了它的起点；还有对激进革命的信念，认为只有这样的革命能够创造出使他们获得解放的条件；然而他对一切普遍的公式、对所有政党的纲领和战斗呐喊、对那些伟大的堂而皇之的历史目标——进步、自由、平等、民族统一、历史的权利、人类的团结——又怀着深刻的不信任。在这些原则和口号的名义下，人类肯定很快就再度受到欺凌和杀戮，他们生活方式受到谴责和毁灭。”（《俄国思想家》，234页）赫尔岑反对黑格尔主义者，反对同一阵营的斯拉夫派，反对老朋友巴枯宁。因为在他看来，尽管这三者或思想左倾，或思想偏右，但是都有极端主义的成份。归根到底还是因为他们都试图用抽象的原则为理由而完全忽视实际。赫尔岑强调：“生命的目标在生命本身，为某种模糊且不可预测的未来而牺牲现在，是一种错觉，结果将摧毁人与社会仅有的可贵之处，亦即将会以理想化的抽象事物为祭坛，平白牺牲活生生人类的血肉。”（《俄国思想家》，232-233页）
赫尔岑与奥加廖夫
伯林欣赏赫尔岑不仅仅因为他的预见。在伯林看来，民族主义尤其是二十世纪的民族主义中都有这种以抽象理由伤害人类的成分。伯林不仅是英国的移民，还是个犹太人。与所有经历二十年代的犹太复国运动、四十年代的大屠杀和战后以色列建国的犹太思想家一样，他关心一个问题：国家与认同。从这个理念出发，伯林希望思考国家与自由的关系，一方面是对纳粹屠犹的残酷事实的反思，另一方面是对犹太建国之后该何去何从的一种思考。伯林希望他的同胞犹太人能在未来的国家中建立一种超越于民族主义之上的某种认同。
赫尔岑早年也是黑格尔主义者，但是他的黑格尔主义和别人的不同，他相信原则上没有单纯或终极的答案，答案不是唯一的。反对宿命论实际上就是反对以未来为理由放弃现在，为了亿万人的幸福就使得千百万人白白送死。这在当时是很流行的观点。在赫尔岑看来，未来与现在没有必然联系，由笃信进步引起的政治末世论对人类的进步于事无补，在《彼岸书》中，赫尔岑对这种思想大加挞伐。他提问：历史发展有剧本按照计划进行吗？有的话，历史将“索然无味，变成乏味可笑的东西”（《俄国思想家》，233页）。历史没有时间表，没有宇宙模式，有的只是“生命之流”与激情和意志的爆发。赫尔岑对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领袖马志尼也颇有微词，他认为马志尼等人过于追逐理想。“争自由，目的不是明日的自由，而是今天的自由，要让或者、各自有其目的个人获得自由，使他们自由追求他们认为神圣，他们运动、奋战，也许舍生以赴之的目的。”（《俄国思想家》，236页）
莫斯科大学校内的赫尔岑像
赫尔岑反对强加的自由，强调个人自由，在这一点上，伯林与其有着最大的思想共鸣。
赫尔岑初到巴黎时是乐观的，他认为一场伟大的革命会给苦难的俄罗斯带来新生。但是他后来发现了俄国传统的强大阻力，人民不想要自由。伯林评价：“赫尔岑打破了进步的欧洲人头脑中的一个根深蒂固的神话：构成俄罗斯的，一方面是政府的大皮靴，另一方面是愚昧、沉默、懒散的广大野蛮农民。”（《俄国思想家》，241页）
在《赫尔岑与巴枯宁论个人自由》一文中，伯林有意地赞扬前者而贬低后者，借以宣传其主张。赫尔岑认为自由的目的就是自由本身，怀疑任何敢以绝对真理为理由、并驱使人成为实现这一绝对真理的工具。但是，巴枯宁却一味主张革命，幻想一夜之间大事可成，一劳永逸，但是最终无功而返。他将自由与平等这两个具有同等法律地位的概念一概而论，但是他们是否相互矛盾却丝毫没有做过区分。他大力主张只要还有一个人是奴隶那么自己就仍是奴隶，以至于希求建立一个平等的乌托邦。最终他成了一个“满腔抽象人类爱，却如罗伯斯庇尔一般不惜漂橹之血，而在犬儒式恐怖主义、在对个体麻木不仁的传统里居于一环”（《俄国思想家》，140页）。赫尔岑的反黑格尔主义与巴枯宁的“准极权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认为巴枯宁没有认识到监狱的石头建不起自由人的住所，十九世纪欧洲普通人的身上还有旧秩序留下的奴隶制的深刻印记，不可能理解什么是真正的自由。他觉得人类的进步需要时间，渐进主义而不是彼得大帝式的改革会更有效果。即所谓“将内心仍是奴隶之人解放，往往导致野蛮和无政府”（《俄国思想家》，117页）。
那么集体主义与个人自由之间如何调和？赫尔岑强调自我主义（egoism）的价值。就是要保证个人的精神自由，不要把自以为正义的理念强加给别人。“毁掉一个人的利他精神，剩下的是野蛮的猩猩，毁掉他的自我精神，你得到的确是一个驯服的猴子。”他反对一切理想，所以他主张关心自我，保证私生活的幸福，或者达到理想境界。这是他自由理想的根源。他毕生奋斗的目标，从反对沙皇，最终变成了对个人自由的呼唤。他心目中的理想是和谐的类似于乌托邦的村社（мир/mir），没有机器、没有铁的秩序的乌托邦。唯有和谐的原始的互助的村社能够给他带来希望。无论这种怀古的浪漫主义之情是与赫尔岑的贵族情结有关，还是他的浪漫主义情怀相联，我们必须看到是对自由的深刻思考和对集体暴政的担忧才使得他最终选择了这种似乎有些保守的解决方案。
苏联时期的赫尔岑纪念邮票
伯林的方案是否与他有相似之处呢？伯林的处理方案来自英国的宪政主义，当纳粹把极权主义向全世界推行的时候，只有英国的体制最能体现出自由的意味，是犹太移民最理想的“应许之地”。“他对英国的崇拜和别人的一样，是一种理想，是在移民心中勾画出来的一幅取悦于人的画像，这幅画像所描绘的对象满怀激情地、有时还津津自得地接受了。”（伊恩·布鲁玛：《伏尔泰的椰子：欧洲的英国文化热》，刘雪岚、萧萍译，三联书店，2007年，342页）。他将象征集权主义的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争论简化为一元论和多元论之间的争论，平等与自由等具有同等合法性的政治观念单元之间的争论。在《自由论》中伯林区分了“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后者是现代民主制度的理想方案，尊重人的个性，不强加意志，积极自由则是多数人的暴政，是强加的自由。伯林针对如何调和民主与多数人的暴政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解决方案——多元自由主义。尊重思想的多元性，保证社会的多元化，只有多元的社会才能防止集体平庸和集体暴政。伯林的思想与赫尔岑的村社、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如出一辙，都是意在于自由与多数民主之间找出一条中间道路。对于新生的、无根的、没有传统可以诉求的、但是却为世界培养出无数的大思想家的犹太以色列来说，一种积极的多元自由显然是一条最好的出路。
伯林，1983年。
伯林对赫尔岑的同情、赞赏、推崇、偏爱正是因为他在赫尔岑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影子，对英国的崇拜、自由的热爱以及他们的伟大批判精神无疑将成为人类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的单元。
伯林深情评价：“如此矛盾夹缠，既义愤填膺，支持革命与民主，反驳自由派与保守派对它们的自大指责，复又同样慷慨激烈，以个人自由之名，抨击革命分子，维护生命与艺术，维护人类的庄重、平等与尊严，喜欢鼓吹一个不许人类哪公道、进步、文明、民主以及其余抽象事物为假借来相互剥削或蹂躏的社会——这种两面、多面作战使赫尔岑成为他当代社会生活与社会问题最现实、最敏感、最透彻、最可证的见证人。”“政治天才的要素之一是，社会里的特征与变化仍在萌芽而肉眼难见之日，即有所敏感。赫尔岑这种能力甚高，便是眼见剧变逼近，他既无巴枯宁的粗粝的欢心，也没有布克哈特、托克维尔的悲观和超然。他像普鲁东，相信个人自由之毁灭既非可欲，亦非不可避免。不过，他又不像普鲁东。他认为，除非人类努力用心避免，否则此事极为可能。”（《俄国思想家》，249、250页）
这难道不是一只阅尽人世风雨和思想积淀深不可测的“老狐狸”向半个多世纪前的一只似唐·吉诃德般只身对抗“魔鬼——大风车”的“老刺猬”的敬意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