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中国 | 安徽淮南武王墩发掘成果

文摘 2025-01-10 16:27 北京

武王墩墓地考古发掘收获与意义

武王墩墓地位于安徽省淮南市高新区三和镇徐洼村武王墩自然村南约150米，所在区域北依舜耕山，向南则为开阔的平地，西侧为南北向的瓦埠湖，瓦埠湖西侧北端为楚都寿春城之所在。2020 年开始，由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与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山东大学考古学院、淮南市博物馆组成武王墩联合考古队，开展对武王墩墓地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周边战国晚期高等级墓葬调查、发掘资料整理、多学科研究工作同步进行。至2024年底，主墓一号墓发掘工作基本完成，初步取得以下收获。

首座科学勘探、发掘的战国时代楚王陵园

通过阶段性的考古勘探工作，初步揭示了武王墩墓地是一座带有围壕的大型独立陵园，且陵内设施齐全。陵园坐落于淮南舜耕山脉向南延伸出的一条岗地之上，整体呈近似方形，周长约4969米，占地面积约150万平方米。围壕的东西两侧较宽，改建自古河道，而南北两侧则较窄，系人工开凿而成。

填土夯层

主墓武王墩一号墓位于陵园中部偏北区域，是一座“甲”字形带封土单墓道竖穴土坑木椁墓，墓道朝东。墓坑开口面之上，原有东西底长约134、南北底宽约114、相对高度约16米的覆斗状封土。墓坑开口为方形，边长51米，总深约20米，四壁自开口向下有21级台阶逐级内收至土椁室顶部。墓坑内填土层层夯实，夯窝清晰密集。土椁室四壁四角、木椁室顶部均覆盖有竹席，竹席总面积超过700平方米。主墓封土边缘西侧约60米处探明有一座南北向的车马坑，长147.9、宽13米。主墓西侧约200米处，有多座大型陪葬墓南北分布，陪葬墓间由围沟界隔。陵园东南部还散布有20余座小型祭祀坑。

封土北半区发掘期间（镜向南）

学界已归纳出商周至秦汉的国君墓葬经历了由“集中公墓制”向“独立陵园制”的变化，其体现的是君主集权的高度强化，并指出独立陵园制具备四条主要特点：一、独立陵园具有垣墙（或兆沟、或行马）以表示墓域；二、陵园之间相距较远，形成独立的单元；三、每座陵园都拥有独立的陵园名；四、规模宏大,各类设施完善，并实行专门化管理。综上所述，除因历史原因导致陵园名失载外，武王墩墓地（陵园）具备独立陵园制的全部特征，并且相比于战国早、中期楚王墓地尚未形成以“垣墙”表示墓域的状况，武王墩墓地在这方面已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结构完整、内涵丰富的九室棺椁

武王墩一号墓的木椁室，是考古发掘首见的结构完整的九室多重棺椁，是讨论战国时期楚王棺椁分室制度和多重棺椁的重要样本。至迟于战国时期，楚墓便形成了复杂的棺椁分室制度：墓室中构筑棺椁，棺室之外，划分为多个椁室，不同椁室数量对应墓主生前身份等级。既往楚墓资料中七、五、三、一室墓葬均有发现，仅楚王级别的九室墓尚无科学考古发现。经考古发掘与木椁室拆解，发现武王墩一号墓木椁室由枋木、薄板搭建而成，总体呈“亞”字形，中间为棺室，东、西、南、北各有两个分室，由隔墙界隔，分室有独立墙体，共九室。椁木均为素面，棺木均髹漆，经初步鉴定，木料以榉木、梓木为主。

武王墩一号墓的棺椁自身便蕴含了丰富的信息，为了解楚国木结构工程提供了重要资料。第一，棺椁所用木材上均写有墨书文字，格式大体一致，内容存在差异，是目前发现数量最多、等级最高、内容最丰富的楚国墨书文字。如北Ⅰ室西墙最下层墙板“南（端头朝向）乐府（分室名称）西（所在方位）和（木材性质）一（编号）”。第二，棺椁所用木材上还发现了与墨书文字相对应的刻凿符号，刻凿符号一端宽、一端窄，呈放射状，其间距随编号增加而增大。第三，棺椁建造工艺多样，有垒砌、平铺、扣接、搭接、嵌套榫卯、燕尾榫卯等。

楚王级别的礼器组合

武王墩一号墓出土了基本完整的礼容器、礼乐器组合，是讨论楚王丧葬礼制中“器用制度”的重要资料。

礼容器主要埋藏于东I室、东Ⅱ室。东I室保存完整，出土各类铜器154件，种类较为齐全，其中铜鼎共有44件，核心为九件一组的束腰平底升鼎、七件一组的卧牛钮子母口盖鼎、三件一组的镬鼎、三件一组的箍口鼎。与鼎搭配的铜器还有八件铜方座簋、八件铜簠、六件铜瓦楞纹豆、六件铜敦等。其中，九件正鼎（束腰平底升鼎）此前仅在李三孤堆楚王墓、曾侯乙墓等王（诸侯）级墓葬中发现，为楚墓中正鼎数的最高等级。共出的大量其他类型的铜鼎则为全面认识战国末期楚墓用鼎制度提供了重要样本。另外，在礼容器的内容物中鉴定出动物遗存17种、植物遗存13种，动植物遗存保存状况良好，为了解楚国丧葬祭祀活动中的鼎实制度、生业经济、饮食情况提供了重要资料。

礼乐器主要埋藏于北室和西Ⅱ室，根据出土器物、追缴文物可以基本复原其器物组合全貌。所有礼乐器均为实用器，发音构件完备，部分可见使用痕迹。材质包括铜、石、漆木、匏竹。计有：两套共23件编钟；一套20件编磬；不少于50件/套的瑟；至少5种类型的鼓；不少于20件/套的竽。乐器面貌与战国早、中期高等级楚墓相比变化较大，大型组合编钟被数量庞大的丝竹类乐器取代，生动呈现了战国时代楚国礼乐文化的发展演变。

东Ⅰ室第5次降水面（上为东）

“以俑代人”的殉葬系统

武王墩一号墓西室是两座基本完整的“木俑坑”，分室内陈列共超过280个木俑，部分木俑面部有漆绘、着丝绸衣物。其中西Ⅰ室初步推测是一座仪仗俑室，出土木俑80余件，共出有漆木模型车、木模型剑、竽；西Ⅱ室初步推测是一座歌舞俑室，出土木俑200余件，共出有漆木模型车、瑟、竽。武王墩一号墓木俑规模大、种类多、保存完好、共出器物丰富，属楚墓中首见，其性质应是墓主人死后对生前出行仪仗、乐舞队的明器化呈现。

与庞大木俑队伍相对的是楚王陵园内“排葬坑”的消失。既往发现的熊家冢等战国早、中期楚王陵在主墓周边均有整齐的排葬坑，学界一般将其视为殉人坑。武王墩陵园内仅东南部散乱分布有20余座小型祭祀坑，取而代之的是主墓西侧的大型陪葬墓与木椁室内随葬的木俑队。武王墩一号墓的殉葬系统“以俑代人”的特色，不仅体现了楚国人殉的衰落，还是后世成规模殉葬俑的渊源之一。

西室木俑（上为北）

数量庞大、种类繁多的各类随葬品

经过近五年的考古发掘与近半年的资料整理工作，武王墩一号墓编号文物已过一万件，数量十分庞大，种类包罗万象，为了解楚国物质文明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根据整理进度，选取以下几类做简要介绍：

漆木器，数量最众，工艺精湛，纹样精美，各分室均有分布。器型包括案、俎、耳杯、盒、豆、盘、瑟等。经初步检测，部分漆器漆皮中朱砂的硫同位素数值对应于湘黔渝交界处武陵山区的朱砂矿。其中，于东室出土的四件彩绘龙凤漆案体量较大，呈方形，四周设有矮足，边框及四角分别饰有鎏金铜泡钉和鎏金铜包角，漆面上绘有龙、凤、仙鹤和爬兽等精美纹样，纹饰飘逸流畅、和谐优美，充分体现了楚国卓越的艺术成就。

彩绘铜包边漆木案

玉器，主要埋藏于南室、东Ⅱ室、中室。按照功能可分为配饰用玉、丧葬用玉、镶嵌玉饰，部分器物可见明显改制痕迹。器型包括玉璧、玉环、玉璜、玉管、玉珩、玉龙、玉带钩、玉韘等。玉器延续了战国中期楚式玉器的基本面貌，制法包括减地浅浮雕、镂空、阴刻等楚式玉器中常见的雕刻技法，纹饰则继承了楚国典型的龙、凤等动物形象，体现出了战国时期楚国玉文化传承演变的发展历程。

镂孔玉璧

玉觿

卜甲，主要埋藏于南室，初步缀合背甲7、腹甲48件。卜甲均保留甲桥。大部分腹甲反面均有钻凿痕迹，正面有兆纹，钻均为方形，边缘规整，多数钻内中部凿一道竖槽，个别写有墨书文字。背甲与小部分腹甲无钻凿痕迹及兆纹。武王墩一号墓的卜甲钻凿形态相比春秋早、中期楚地所见卜甲变化较大，方形钻取代了双联钻，为了解楚国占卜技术的发展演变提供了重要资料。

大量出土文物实证战国时代密切的文化交流

武王墩一号墓中出土的文物中，有大量非楚国文化因素的器物。这些文物生动地反映出了战国时代各区域文化间的密切交流，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体现。如：

以铜豆、铜圆壶为代表的三晋文化器物。东I室出土铜礼器组合中，可见一组共6件双环耳瓦棱纹铜盖豆。该类铜豆的形制、纹饰与此前发现的楚系铜豆迥然有异，而与东周时期在三晋地区长期流行的瓦棱纹铜豆十分相似。无独有偶，在东I室还出土了1件立鸟盖环络纹铜圆壶，这种形制、纹饰的器物在楚墓资料中尚属首见，但也多见于三晋地区。

以漆木耳杯为代表的秦文化器物。南室、东室出土的大量漆木耳杯，种类多样，装饰精美。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多件耳杯底部刻有铭文，如“大官；长；廿九年，太后詹事丞向，右工师驾，隶臣□”，是典型的秦国宫廷制器铭文，为了解秦国宫廷制器、秦楚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

漆耳杯

以鎏金鸟形铜饰牌、鎏金羊形铜饰牌、穿孔野猪牙饰品为代表的草原风格器物。南室出土了大量动物题材的装饰品，材质涵盖金、银、铜、骨，纹饰动物包括写实的鸟、羊、马等。这类文物常见于广阔的欧亚草原带，展示出了战国时代楚国与北方各国及草原地带的密切往来。

金鸟

载体丰富、内容多样的古文字资料

武王墩一号墓发现了大量珍贵的古文字资料，具有重大价值。与既往古文字资料不同的是，武王墩墓的古文字资料呈现出了载体丰富、内容多样的鲜明特色，文字大多具有楚系文字的典型特征。

棺椁木材上可见墨书、刻槽、刻划文字，标明了木材的方位、分室名称、性质、编号；铜器可见铸铭、刻铭，记载了制器时间、生产管理机构、器主人名、计重计量数据等信息；漆器可见针刻、漆绘、烙印文字，标明了漆器的陈设方位、制作组织架构、器主人名；金银器可见刻铭，标明了器物使用位置、重量等信息；少量卜甲可见墨书文字，标明了卜甲的在占卜活动中的名称；竹简多为遣策类，还有少量卜筮祭祷简和典籍简；骨角器的针刻文字，标识了器物的产地和器物性质；石磬的朱书阳文则标明了器物性质。

学术价值

武王墩墓地具有布局清晰的独立陵园，规模巨大、结构复杂、内涵丰富，是楚国最高等级的陵墓。综合墓葬规模、棺椁结构、出土器物风格与组合、古文字资料、人骨初步鉴定结果、历史文献等资料，确定武王墩一号墓墓主人是战国末期的楚考烈王。

迄今为止，武王墩一号墓是唯一一座经过科学考古发掘的楚王墓，同时还是两周时期保存最完好的王墓。武王墩墓地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了一处清晰的时空坐标，为探讨楚国乃至两周时期的王级陵墓制度、陵园规划、埋葬习俗、营建信息、形制特征、棺椁分室等问题提供了重要实例。

考古发掘出土的大量文物，为研究楚国东迁江淮以后的社会生活面貌和历史文化图景，提供了一大批系统性的考古资料。其中，出土文物呈现出的器物组合，为讨论楚国器用制度提供了重要样本；依附于文物存在的大量珍贵古文字，为讨论楚国工程管理、器物的功能与陈设、楚国外交关系提供了全新的资料；出土的周边文化面貌的文物，则展示出了战国时代各区域间密切的文化交流，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体现。

铜方座簋

总之，武王墩墓地位于封建国家体系趋于解体、大一统国家即将孕育形成的关键时期，其出土文物及其所蕴含的制度内涵，对研究周、楚、秦、汉历史演变，尤其是秦汉中央集权体制的形成及大一统国家文化的塑造，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执笔：柴政良）

武王墩墓地发掘

2024年12月，历经5年，经科学发掘的迄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结构最复杂的大型楚国高等级墓葬——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田野发掘工作全部结束。经发掘揭露结构完整的九室多重棺椁，出土数以万计的各类文物，为研究楚国高等级陵墓制度、器用制度等提供了重要材料。

武王墩考古项目概况

武王墩墓地位于安徽省淮南市高新区三和镇徐洼村武王墩自然村南墓地所在区域，北依舜耕山，向南则为开阔的平地，西边为南北向的瓦埠湖，瓦埠湖西侧北端为楚都寿春城之所在。1981年9月，武王墩墓被安徽省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时属长丰县管辖，2004年划归淮南市田家庵区。

1977-1981年，安徽省文物部门曾在武王墩以南的杨公镇先后进行了四次发掘，共计发掘了十一座战国晚期高等级楚墓。结合之前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寿春城周围分布着丰富的楚国墓葬，其中都城以东是高等级楚墓分布区，目前尚存墓葬封土的有30多座，武王墩墓地即位于此墓区的北端。

由于武王墩墓葬多次被盗，文物地下埋藏环境发生变化，文物安全存在隐患，亟需开展科学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2019年安徽省申请对武王墩墓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获国家文物局批准。2020年3月，武王墩墓考古工作正式开展，同时被纳入“考古中国-长江中游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夏商周）”课题。发掘工作自2020年开始，至2024年12月，武王墩一号墓野外发掘工作完成。同时，周边战国晚期高等级墓葬调查、发掘资料整理、多学科研究工作同步进行。

团队与准备

武王墩墓地考古工作由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与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山东大学考古学院、淮南市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古队。在连续5年的发掘期间，武王墩项目坚持团队合作原则，一直保持发掘团队的相对稳定，对成员实行岗位责任制管理。同时，国家文物局成立了考古专家组和文物保护多学科研究专家组，全程指导发掘工作。此外，先后参与发掘、保护研究的大学和科研合作单位近30个，聚集了全国范围内，对应领域的最优秀专家团队。

在工作开始之前，遵循提高考古工作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水平的工作思路，制定了详细的工作方案，随着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工作的推进，根据现场实际情况的变化，结合专家意见，不断调整完善工作方案、总结田野考古方法，稳步推进发掘工作。从2019年计划开展工作开始，先后编制了《安徽省淮南市武王墩墓葬考古工作方案》《2019—2020年淮南市武王墩墓葬考古工作计划》《2021—2023年淮南市武王墩墓地考古工作计划》（因2020年勘探明确了陵园及其他遗迹，更名为武王墩墓地）、《安徽省淮南市武王墩墓地2022—2025年考古工作计划》。

木俑

同时，在吸取以往发掘和保护经验的基础上，对武王墩一号墓可能出土文物进行预判，制定了对应的现场保护预案、实验室考古预案、出土文物保护及修复预案等。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现场建设了考古实验室，使出土文物现场及时保护具备了必要的工作场所和设备设施。在发掘期间特别是椁室清理期间，由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科技大学、中国丝绸博物馆、荆州文物保护中心等组成的文物保护团队紧密配合考古发掘工作，顺利完成竹席、椁盖板以及椁室内各类出土脆弱文物的加固提取与稳定性保护，保障了考古发掘工作的顺利开展和文物安全。

发掘经过与方法

2020年2月武王墩墓葬考古首次发掘申请获国家局批准，3月上旬正式启动。在完成临时用地手续办理、发掘区现代坟墓迁移、安防安保、资料收集等前期准备工作的同时，考古队完成了约100万平方米的考古勘探工作，初步探明主墓（一号墓）结构和陵园范围等。

在此基础上，首先对工作区其他遗迹进行了清理发掘，自2020年9月起，正式开始发掘一号墓封土，封土发掘采用探方法人工逐层发掘，墓上封土堆积为堆筑和夯筑结合。至2022年1月，封土整体发掘完成。同时，墓道上方封土表层的晚期堆积也清理完毕。

2022年至2023年11月发掘一号墓填土，填土发掘以10×10米虚拟探方作为记录单元，在记录信息时使用全站仪确定坐标，为保障发掘安全，隔梁随发掘进度下降。填土层层夯实，夯层厚度15-30厘米，每一夯层表面有密集夯窝。发掘采取按夯层逐层揭露，选取夯筑较清晰的部分，局部打包提取若干，用于实验室考古及未来展示。发掘与保护工作同步进行，墓坑壁加固和保护处理制定专门的技术方案，加固和保护技术人员跟随发掘进程同步开展墓坑保护工作，防止表面开裂、坍塌。

2023年12月，在考古队与文物保护团队的密切配合下，利用薄荷醇加固技术，顺利完成了椁盖板上方覆盖竹席的提取工作。同时《武王墩一号墓椁室发掘保护工作方案》《淮南市武王墩墓木椁盖板吊装方案》获得批准。自2024年3月开始拆解提取一号墓椁室盖板，进入椁室内部发掘清理阶段，木椁室盖板共拆解提取465根，总重近200吨。6月，九个墓室全部发掘清理完毕，所有文物安全提取到文物库房和实验室。7至10月，继续发掘墓室土坑四角填土，在清理填土期间，为保障墓坑安全，对墓坑腰部再次进行加固。11月开始拆解提取椁木。至12月15日，共拆解提取各类椁木882根，对墓坑底部进行清理及数据采集，未发现遗迹和遗物。之后对各项记录资料进行了全面检查、核对。至此，一号墓野外发掘工作全部完成。墓室发掘期间，考古和出土文物保护工作同步进行。考古组在项目负责人统筹安排下，共划分5个小组开展发掘工作，分别为考古发掘一组、二组、文物保护组、出土文物管理组、摄影摄像和测绘扫描组。文物保护技术人员、摄影摄像和测绘人员编组到两个发掘组中，参与现场发掘工作。

铜三足球形器

铜大镬鼎

考古遗址数字化管理平台

2021年，为建立考古项目数字化工作模式，满足考古遗址数字化采集和信息化管理的需要，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为武王墩墓地发掘项目建设了考古遗址数字化管理平台。自此，武王墩墓地的考古工作全程依托考古遗址数字化管理平台，在发掘现场充分利用考古小助手APP的移动特性，结合遗址现场测绘技术，实现考古信息及时、精细和全面的记录，为考古资料管理提供信息化工具支持。在发掘伊始，考古队就考虑了数字化管理模式，对发掘区全场景进行精细扫描，引入绝对地理坐标，为管理平台提供了高精度场景基础底图数据。基于基础底图，实现了考古资料与成果的可视化呈现，为考古成果的浏览、检索和管理提供支撑。平台还提供了对出土文物的全流程跟踪与管理等应用支撑，为后续武王墩墓资料的研究与利用奠定了良好的数据基础。

科技应用和多学科研究

在整个考古和保护过程中，综合运用各种科技手段，对发现的迹象和遗物进行分析、检测，获取更为广泛和丰富的信息。始终将文物的现场保护摆在首位。考古与文保人员同时在现场，共同判定、商定文物的提取方法，提出合理预案，并紧密合作，共同参与到文物提取和保护工作中。开展多学科与考古学深度融合，全面挖掘和阐释考古信息。提前预判可能出土的文物，分别制定了保护方案，所有现场文物保护技术的选择都基于文物劣化过程的平衡状态理论，即尽可能维持文物保存微环境的稳定，避免环境突变对文物产生损害。武王墩考古发掘项目，综合运用高精度年代测定、动物考古、植物考古、有机残留物分析、冶金考古、陶器考古、玉石考古等多学科和各种科技手段，对发现的迹象和遗物进行分析、检测，获取更为广泛和丰富的信息。以期更加全面地获取各种历史考古资料和信息，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全面揭示武王墩墓地的丰富内涵。

铜簋

铜升鼎

安徽淮南武王墩墓地的考古工作在国家文物局、安徽省委省政府、淮南市委市政府等各级部门指导、协调下有序推进。国家文物局成立专家组，全程指导考古工作的各个环节，为系统性的开展研究工作确定指导思想和目标方向。安徽省成立武王墩考古发掘和保护工作领导小组，重要环节现场推进，高位推动考古与文物保护工作。淮南市委市政府积极协调市公安、交通、文旅等部门，做好保护及发掘的用地、安全、基础设施建设等保障工作，为考古发掘工作及后续保护利用创造了良好条件。

（执笔：方玲）

武王墩一号墓墓室布局与棺椁结构

2020 年至今，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协调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厦门大学、山东大学、淮南市博物馆等考古机构、高校参与，开展武王墩一号墓的考古工作，确认该墓为一座具备大型独立陵园的“甲”字形竖穴土坑墓，由封土、墓道、墓圹、木椁室组成，墓主身份明确为《史记·楚世家》记载的楚考烈王熊元。

这是迄今为止唯一一座经过科学考古发掘的楚王墓，同时还是两周时期保存最完好的王墓。其独特的墓室布局、完整的棺椁结构为探讨战国时期楚王陵乃至两周时期王陵制度提供了难得的一手材料。至2024年底，武王墩一号墓发掘工作基本完成，对其棺椁结构、墓室布局、墓葬形制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

墓葬、墓室与棺椁

封土东西长约134、南北宽约114、现高16米，分布面积约1.22万平方米。封土分布平面略呈东西较长的椭方形，近覆斗状。周边农田平整逐步蚕食封土堆，在四周留下一米多高的断崖，使现存封土接近方形，规模较之前变小。现存封土中北部破坏较严重，现有一面积较大且深的凹坑，据了解为新中国成立后村民取土所致。封土地表散落有零星的战国时期绳纹灰陶板瓦残片、灰陶盆残片等。

墓葬开口近正方形，边长约51米，墓圹四壁有21级形制规整的台阶逐级内收至椁室盖板高度，距地表深14米。填土、封土均为夯筑而成，发掘期间发现大量夯打、破土工具，并在土层中清理出清晰的夯窝。与既往发掘楚墓相同，仅东侧有一条长约42米的斜坡墓道，平面呈东西向梯形，墓道上口长约42米，东端宽约10米，西端宽约16米。墓道下口接土坑墓室开口。

土坑墓室近正方形，边长约23米，南北两侧用六根高约6米的大型“围护桩”（圆木柱）支撑坑壁。墓室中部使用近千根枋木垒砌“亞”字形木椁室，中部为棺室，四个边室被一分为二为八个分室，共计九室。木椁室以外四角为填土，填土亦经过夯打。木椁室盖板、四角填土表面及四周墓壁均铺设竹席、草席，总面积超过700平方米。

椁室盖板分为薄板、方木两类，薄板作为椁室封板扣接于前后墙体上，方木作为椁室盖板搭接于前后墙体上，方木盖于薄板上，一薄一厚组成一重椁室的顶板，边室上各有两组四层、中室则有三组六层。边室第一层方木均为通铺、第二至四层分为两室分铺。根据初步木材树种鉴定，外椁盖板多为榉木、内椁盖板多为梓木，存在一定用料差异。

墙体均为上下垒砌而成，连接处使用简单榫槽加固。边室均为“日”字形外椁墙，“日”字形外椁墙内再垒砌长方形内椁墙，形成两重墙体，均为八层方木垒砌。边室合围，中间预留有长方形中室。中室为棺室，外椁墙与边室共用，内部再垒砌中、内两重椁墙，构成“外-中-内”三重椁，内置“外-中-内”三重棺。内外椁间、棺椁间均塞入木塞以加固，木塞顶端放置长条形封板填充椁间、棺椁间墙缝。

底板均为平铺，与盖板对应，外椁底板为四个边室通铺、其余底板为九个分室分铺。各个分室、各层底板均使用枕木，包括中棺、外棺，内棺无枕木。中室外椁底板下为围成长方形的四根枕木，其余均使用两根平行枕木。外椁枕木均使用两根垂直方向的垫木，垫木置于提前挖好的垫木槽里面。

器物提取结束后的椁室（上为北）

外棺六个面均为三块薄木板扣接而成，木板接缝处使用多个“冖”形抓钉进行加固。外棺盖板边缘开有10个槽孔，浇筑铅锡合金溶液使盖板与壁板连接为一体。中棺六个面均为弧型整木板制成，通过榫卯结构连为一体。内棺六个面均为厚木板制成，通过榫卯结构连为一体。

不同于椁木均为素面方木，棺木均髹漆。外棺外髹黑漆、内髹朱漆，无纹饰。中棺外髹黑漆、内髹朱漆，外壁绘制彩绘模块化纹饰，上表面已清洗辨识，纹饰共7行12列84组。表面覆盖一层纺织品，可能是“荒帷”一类的葬仪用品。纺织品上摆放大量圭形石板与石璧。内棺外髹黑漆、内髹朱漆，内底髹墨绿漆，外壁绘制彩绘纹饰，目前尚未清洗，仅辨认头板外壁绘制悬璧纹。内棺盖板上覆盖有纺织品，放置两列10块玉璧，玉璧在盖板上的压痕清晰可见。内棺使用了二横五纵的麻织棺束。内棺底板上放置有一张镂孔雕花彩绘漆木板，即“笭床”，长2.31米，折合战国晚期楚国的一丈。

椁木上发现大量墨书、刻划、刻槽文字，这是目前国内发现数量最多、等级最高、内容最丰富的先秦棺椁标识文字，椁室盖板、墙板、底板、枕木、椁间木塞上均有书写。文字格式体例基本一致，标明了木材的方位、分室名称、性质、编号，如“南（端头朝向）梓枘（分室名称）割（木材性质）十（编号）”，即“此端朝南，棺室盖板，从西往东数第十根椁木”；又如北Ⅰ室西墙最下层墙板“南（端头朝向）乐府（分室名称）西（所在方位）和（木材性质）一（编号）”，即“此端朝南，乐府西侧短墙，从下往上数的第一根椁木”。

在盖板、墙板、底板接缝处可观察到呈锥形分布的刻凿痕迹，刻痕间距一端宽一端窄，椁木标识文字编号与刻痕存在对应关系：编号越小，刻痕间距越窄。刻凿痕迹应是为了方便木椁室现场搭建时对齐椁木所留下的。

结合文字内容和考古情境初步判断，这些墨书文字的内容记录有椁室营建过程中各类椁木的使用属性、放置方位及顺序、椁室功能分区等内容，对研究楚国墓葬营建过程、棺椁名物称谓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亞字形墓室布局

东周时期楚国墓葬墓室布局独具特色。最晚在战国时期，便已经形成了棺椁分室制度：墓室中构筑棺椁，棺室之外，划分为多个椁室，不同椁室数量对应墓主生前身份等级。

武王墩考古工作启动之前，楚墓体系中已经发现了数量不菲的多室墓，并初步形成了等级体系与对应关系，如江陵天星观M1为七室墓，根据出土简文可以确认墓主为楚国邸阳君番乘，为封君一级；荆门包山M2根据出土简文可以确认墓主为左尹邵佗，荆门严仓M1根据出土简文可以确认墓主为楚国大司马悼愲，二墓均为五室墓，墓主均为大夫一级；更低等级的三室墓、一室墓更是不胜枚举。至于最高等级的九室墓，尚无科学考古发现。20世纪30年代惨遭盗掘的李三孤堆楚王墓，根据盗掘者亲历记及相关考古调查，推测为九室墓，但一直以来其椁室布局众说纷纭，李景聃先生复原的“排列图”与武王墩所见椁室布局基本一致，学界则多接受楚王墓为九室且为九宫格布局的猜想。

2023年底，淮南武王墩墓室填土发掘基本结束，暴露出木椁室开口。暴露伊始，椁室为“亞”字形，但仅有东、西、南、北、中五个大的椁室，与传统认知王级大墓九室布局相悖。紧张的发掘提取工作并没有容得考古队员多想，伴随着椁室第一层盖板全部提取，新的椁室布局揭露出来，四个边室被一分为二。随着盖板全部提取结束，一切谜底全部揭晓，九个分室一览无余。而这一发现，从侧面证明了当年李景聃先生在《寿县楚墓调查报告》中绘制的“排列图”是接近实际的。

迄今为止，亞字形的椁室布局在先秦考古中仍属少见。

2019年第14次湘鄂豫皖楚文化年会上，荆州博物馆赵晓斌公布了《荆州八岭山平头冢一号墓考古勘探平面示意图》，本次勘探的荆州八岭山平头冢一号墓疑为一代楚王陵。“从考古勘探平面图中可以看到，如果该椁室的平面为矩形，那么图中A、B这两个探孔也应该在椁室范围内。但实际上在这两个探孔中却未发现任何木质，直至距封土顶部深31.2米时达到了墓坑底面的砂岩层，可见A、B这两个探孔均落在椁室外。据此现象推测该椁室的平面可能不是矩形，而有可能是‘亞’字形”。

除了荆州平头冢M1、李三孤堆楚王墓之外，亞字形椁室布局的东周墓葬还有新蔡葛陵M1001、随州文峰塔M18、寿县西圈M1等，以及虽不是亞字形椁室但是棺椁布局为十字形的蚌埠双墩M1。上述墓葬，墓主身份最高为楚王，其余均为诸侯国君或楚国封君。地理分布上来看则集中于湖北“楚国核心区”与淮水流域，时代上最早为战国早期的寿县西圈M1，最晚有战国末期的李三孤堆楚王墓。东周以前，亞字形椁室布局集中发现于晚商时期，包括殷墟西北岗王陵区四座商王墓（安阳侯家庄M1001、M1004、M1400、M1550）、青州苏埠屯M1。

楚文王时期，因楚国北上扩张受阻从而转向东进，攻略经营淮水流域，淮水流域的原生考古学文化因素被楚文化大量的接纳吸收，成为楚文化的重要源泉。战国时期楚国墓葬中可见大量复古因素，其中包括很多殷商文化因素。结合前文梳理，亞字形椁室布局最晚出现于殷墟商王陵，淮水流域所见可能受到殷遗民的传播影响，而楚国墓葬中的亞字形椁室布局可能亦源于此。

结语

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是经科学考古发掘的迄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结构最复杂的楚国大型墓葬，已经基本可以明确墓主身份为《史记·楚世家》中记载的楚考烈王，由此淮南武王墩一号墓明确成为第一座经科学考古发掘的东周楚王陵。武王墩一号墓的发掘让我们对东周楚王陵有了清晰认知，佐证了李三孤堆楚王墓亞字形布局九室椁室，得以一窥楚国王陵制度。其发掘，填补了楚系墓葬考古中最高等级九室墓的空白，亞字形布局亦是不同于传统认知，三重椁三重棺刷新了楚墓棺椁记录，围绕楚王礼制的探究，值得我们的期待与持续关注。

墓室台阶（镜向西北）

（执笔：李凤翔）

武王墩一号墓出土文物现场保护与多学科研究

武王墩一号墓是位于淮河流域的战国晚期楚国王级墓葬，确认为战国晚期的楚考烈王墓。2024年4月打开椁室后，椁室内充满水，文物常年浸泡在水中，水面以上的椁盖板和竹席也处于饱水状态，出土文物需要及时进行现场应急保护和科学研究。

在椁室发掘开始之前，根据时代相近墓葬出土文物类型，对武王墩一号墓出土文物进行预判，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出土文物现场保护与多学科研究预案。在考古发掘工作开始后，由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科技大学、中国丝绸博物馆、荆州文物保护中心等单位组成的文物保护团队紧密配合考古发掘工作，顺利完成竹席、椁盖板以及椁室内各类出土脆弱文物的加固提取与稳定性保护，保障了考古发掘工作的顺利开展和文物安全。多学科研究团队开展了墓葬考古测年、棺椁用材分析、竹简椁木墨书红外识别、动植物遗存、人骨、DNA、同位素、残留物、铜器制作工艺、漆器与纺织品分析等研究工作。通过多学科、多平台协作，运用科学技术提供的新手段新工具，提高武王墩一号墓的考古工作发现和分析能力，提高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能力。

科技考古研究

墓葬考古测年

在武王墩出土文物中，竹席、植物遗存、动物骨骼的年代与墓葬年代贴近。竹席碳十四年代分布范围为400BC~232BC。枣、梅核、栗、甜瓜子、稻、树叶、绳子、李等植物遗存均为生长周期较短的一年生植物，年代分布范围为400BC~150BC。狗、雉、獐、牛等动物骨骼测年结果高度一致，年代分布范围为390BC~200BC。竹席、植物遗存、动物骨骼的测年结果与楚考烈王的年代吻合。

武王墩一号墓考古测年

棺椁用材分析

武王墩一号墓分九室，其中中室为墓主人室，八个边室为陪葬室。中室为三棺三椁，八个边室为两椁，其中每重椁由两层椁盖板构成。

经树种鉴定，武王墩椁室木材属于两类树种，分别为榉木（Zelkova sp.）和梓木（Catalpa sp.）。在中室中，第一层和第二层的木材均为榉木，第三至第六层的样品则均为梓木。除南室外，其他边室的第一层和第二层也为榉木，第四层为梓木，而第三层的木材则呈混杂状态。椁墙用材均为榉木。总体来看，武王墩一号墓椁盖板木材树种呈现出外层为榉木、内层为梓木的规律。外棺、中棺、内棺用材则均为梓木。

榉木作为我国珍贵的用材树种，在古籍《山海经》《说文解字》以及《诗经》中皆有记载。在文化象征与等级制度范畴内，梓木于古代被视作上等木材，以梓木制成的棺木被称为“梓宫”或“梓棺”，通常为帝王等高级别统治者所用，此乃尊贵地位的象征。

椁盖板上的皮革提手经ZooMs和DNA研究，来源于牛科牛属动物，偏向于普通牛（Bos taurus）和水牛（Bubalus bubalis）。

人骨研究

为最大限度地提取武王墩一号墓所出人骨中蕴藏的各种信息，正在开展体质人类学、古病理学、骨化学、古DNA分析、毛发检验、颅面复原等多学科研究工作。从阶段性研究成果来看，墓主为男性，死亡时年龄在50岁及以上，生前身高在164.29-164.92cm之间。龋齿严重。人骨呈现轻微的全身性骨关节炎，鉴于墓主年龄已步入老年，属于正常退行性病变，说明生前并未从事过多的重体力劳动，与其社会身份相符合。新陈代谢疾病方面仅贫血一项。从线粒体基因组来看，其母系来源可能为古代北方人群，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楚考烈王之母为“楚顷襄王七年（公元前292年），楚顷襄王从秦国迎娶新妇，秦、楚两国再次和解”的记录。在寿春的四任楚王中，唯有楚考烈王熊元死亡时年龄在50岁以上，与武王墩墓主人死亡年龄相符。

动物遗存研究

武王墩一号墓东Ⅰ室的青铜器和漆木器中发现大量动物遗存，鉴定种类达17种。动物考古研究表明，武王墩一号墓依周代礼制实行相应的用牲制度。牛、羊、猪的配套出现，说明了用牲采用的是“太牢”，代表了较高的墓葬等级。单件鼎中动物个体数最多可达9，同样代表了较高规格。狗、雉、鸡、鱼等动物的使用见于周代礼制，并采用礼制相应的肢解方式；本土鹿类动物及多种当地鱼类的使用则可能为楚国的地方特色。

武王墩一号墓出土动物遗存反映了战国末年楚国的丧葬和用牲制度，在沿袭周代礼制的同时也保留了江淮地区的旧有习俗，为进一步了解楚国的用鼎制度提供了新的内容。

EI：99铜大鼎出土黄牛左侧髋骨

植物考古

武王墩一号墓发现的植物遗存主要集中在东I室。农作物粟、黍和水稻（都带壳）主要包裹在槲树树叶中随葬，其中水稻的数量最多，粟和黍数量较少。其他的植物遗存主要存在于铜器和漆器等器物内，目前发现了瓜类、果类和香料三类共13种植物遗存。

瓜类有葫芦子和甜瓜子两种，葫芦可能是和肉类一起烹饪的食物，甜瓜也是该墓葬中重要的随葬瓜类。

果类有梅、李和枣三种浆果和栗子一种坚果；大量的梅子和兽骨同出，梅子可能是用来调味去腥的；枣有可能盛放于铜盘内随葬。

香料类植物有姜和花椒2种，姜作为调料，花椒可能是随葬作为防腐驱蚊的香料作物。

青铜器内有机残留物分析

除了具备鉴定意义的动物骨骼与植物遗存，为进一步了解鼎内食物是否添加了其他香料或调味品，以及其他类型的青铜器内容物的成分和生物来源，对青铜器的内部残留物进行分析。残留物检测到的主要物质类别包括脂肪酸及其衍生物、甾体及其衍生物、芳香化合物及其衍生物、长链烷烃和烷醇等。武王墩牺牲礼器（鼎、豆）与黍稷礼器（簋、簠）中存在动植物脂肪、植物提取物和树脂的残留，反映出战国时期楚国的烹饪实践。多件青铜器中还检测到常用于制作香料或药物的龙涎香。

漆器分析

武王墩一号墓出土漆器器型丰富、大小不等、纹饰精美，包括日常用具、乐器、丧葬用具、交通工具、兵器等几大类。器表多髹红、黑两漆、其上还使用了黄、褐、蓝、绿、金、白等色漆彩绘，瑰丽多彩，胎骨以木胎为主，有少量的夹纻胎、竹胎和皮胎。

微区曲面荧光扫描图像

经树种分析、髹漆材料、显微分析、硫同位素等分析，武王墩一号墓出土漆器使用的漆为中国大漆，部分使用植物油，发现朱砂、铁红、炭黑、雌黄、雄黄等多种漆绘颜料，一些漆器在纹饰处有彩绘描金描铅工艺。部分漆器采用镶嵌工艺，镶嵌有银、锡、铜合金和石英。有的漆器有铜包边和铜钉装饰，采用汞齐鎏金工艺。不同类型漆器胎体树种选择不一，目前已发现有梓木、榉木、枫杨、枣木、泡桐等树种，表明工匠们在制作漆器时对木材选择具有明确的目的性。部分漆器漆皮中朱砂的硫同位素数值对应于湘黔渝交界处武陵山区的朱砂矿，因此武王墩墓出土漆器表面的朱砂应产自武陵山区。武陵山区是中国朱砂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战国时期楚国在此设置黔中郡，该地朱砂资源得到大规模开发，并供应了楚国漆器和鎏金器物的大规模生产。

纺织品分析

在青铜簋、漆木车、草席和木俑上发现有纺织品，中棺上有锦袍和荒帷残片，内棺有棺束纺织品。经鉴定，八座铜方座簋的内外壁面上附着的纺织品残片织物组织结构为平纹经锦，纤维材质为蚕丝。纺织品文物为深入挖掘楚国的纺织工艺、经济水平、文化内涵提供了坚实的考古资料，有利于解读、诠释古楚文化。武王墩出土的服饰实物，对深化楚国服饰认知具有重要意义。

铜方座簋EI：306上的纺织痕迹

中室内棺上的棺饰纺织品

出土文物现场保护

脆弱文物提取与稳定性保护

武王墩一号墓的竹席主要铺设于椁盖板和四角土椁室上，竹席既具有实用功能，又富含象征意义和习俗礼仪。不仅保护了椁盖板和椁室内的尸体、随葬品，还体现了古人对死者的敬重和丧葬观念的传承。根据椁盖板的宽度，采取分条提取的方式，提取竹席面积超过200平方米，是目前国内外开展的面积最大的古代竹席提取工作，形成了一套竹席现场加固提取、包装运输与室内保护处理的技术方法体系。

在椁盖板提取过程中，通过薄荷醇、石膏绷带、高分子绷带、夹板等加固材料，对脆弱、开裂部位进行加固，采用珍珠棉、气泡膜等对受力部位进行缓冲支护，减少吊运过程中的文物损伤。采用红外成像技术提取椁木上的墨书文字上千个，揭示了重要的墓葬营造信息。对墨书进行封护，避免墨书在椁盖板提取、运输和存放过程中遭受损伤。在椁盖板存放处对木材进行抑菌防霉和保湿处理，使椁盖板得到安全稳定的保存和保护。

对于发掘过程中遇到的脆弱质文物和复杂堆积遗迹，采取薄荷醇、高分子绷带、液氮冷冻等材料与方法进行提取，开展室内精细化清理和稳定性保护。首次采用水凝胶、环氧树脂碳纤维布复合材料配合套箱技术，在田野考古发掘现场完成大鼎等大型文物加固提取。

考古微环境控制

在武王墩椁室安装自动雾化喷淋系统，定时对椁室进行喷淋保湿和抑菌防霉，保障发掘过程中和发掘结束后的椁室文物安全。发掘提取的植物包等大量有机质文物，暂时存放于考古实验室的低氧控湿阴干房内，通过高湿低氧控制，实现文物杀菌和稳定性保存的目标，为考古资料整理和文物保护争取了时间。

（执笔：张治国）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

厦门大学

山东大学

淮南市博物馆

编辑：张小筑

审核：冯朝晖

监制：赵嘉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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