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家文物局最新统计数据，截至2024年8月末，全国范围内6833家博物馆接待观众数量高达9.4亿人次，其中，暑期时段（7—8月，为期两个月）参观人数激增，达到2.99亿人次，占全年观众总量的31.8%，彰显了博物馆作为文化传播与教育阵地的重要影响力和强大吸引力。根据各大博物馆发布的暑期运营报告，观众参观量均创历史新高，也见证了我国文博事业正处于一个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然而，在这一片繁荣景象之中，也浮现出了不容忽视的“黄牛票”问题。该议题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与热议。“黄牛”通过非法手段抢购博物馆门票并以高价转售，不仅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公共文化服务秩序，更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环境造成不良影响。
2008年，中宣部、财政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联合印发了《关于全国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的通知》，对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工作作了全面部署和明确规定。博物馆免费开放政策的推出，体现了国家对文化事业的重视，也进一步推动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完善。博物馆免费开放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推行的一项重大惠民举措，其初衷在于促进文化资源的广泛共享，深化公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与传承，进而强化国家文化软实力与公民文化福祉。在实施过程中亦暴露出被部分不法之徒滥用的现象。他们无视政策初衷，利用低成本获取的便利，不断将博物馆文化服务的文化价值转化为个人的经济利益，不仅违背了公共文化的公益性原则，也严重阻碍了公民正常、公平地享受公共文化服务。此类行为通过囤积文化资源、哄抬文化产品价值，加剧了公共文化服务供需失衡的困境，对构建均衡、高效、普惠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成了挑战。“黄牛”的最大依仗，就是对科技创新成果的滥用。此类行为主体借助非法开发的软件工具，利用网络爬虫技术，获取博物馆预约页面的HTML代码，解析HTML结构，编制预约自动化脚本。这些脚本能够模拟真实用户的操作行为，以毫秒级速度执行预约流程，大大超出正常用户的响应速度，从而使得公民通过正常方式无法获取博物馆参观预约资格，破坏了公民依法享有的文化权利。更为严重的是，“黄牛”行为还涉及非法收集并滥用公民个人信息，通过虚构多个用户身份，对稀缺的公共文化服务资源进行大规模、系统性的抢占。而后，“黄牛”将这些非法获取的票务资源高价转售，以此牟取巨额经济利益。博物馆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方，一定程度上拥有对公共文化服务的分配与管理权力，因此引来了“黄牛”对其权力的围猎，实施隐蔽的“设租”策略。此类行为实质上是对公共资源分配权力的扭曲利用，其目的在于小团体利益，而非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这种背离公共职责与职业道德的“设租”现象，虽非普遍，但其存在无疑侵蚀了公共文化服务的公平与效率。从经济学视角来看，任何形式的寻租活动，包括博物馆领域的“设租”行为，均是对社会资源的一种非生产性消耗。它们不创造新的社会价值，反而通过不正当手段争夺现有资源，导致社会整体福利水平的下降和社会资源的低效配置。“黄牛”现象的核心症结在于对科技创新成果的不当利用与滥用。要有效应对此问题，就要深入剖析其技术特征，并据此设计一系列技术对策，以提高“黄牛”自动预约的难度，实现精准治理的目标。一是引入动态验证技术，该技术的核心在于根据用户行为实时调整验证码的复杂度和类型，以此作为区分正常用户与“黄牛”行为的有效手段。正常用户的验证操作通常耗时较长（秒级以上），而“黄牛”则依赖自动化脚本实现毫秒级响应，因此我们可通过“慢”来识别正常用户，将毫秒级的响应屏蔽，以验证延迟来识别并优先服务真实用户，从而削弱“黄牛”因速度优势而获得的预约便利。此外，动态验证策略还增加了“黄牛”编写自动化脚本的难度与成本，迫使其投入更多资源以应对不断变化的验证挑战，进而提高了其抢占公共资源的门槛与成本。二是利用大数据分析，对用户的预约行为、预约记录、IP地址、设备信息等进行深度挖掘，识别异常预约模式。进而通过机器学习算法，建立“黄牛”行为识别模型，自动标记并拦截可疑预约行为，从而达到精准治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详细规定了伪造或倒卖伪造的有价票证的行为及其量刑标准。其中，?伪造或者倒卖伪造的车票、船票、邮票或者其他有价票证?：数额较大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票证价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数额巨大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票证价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然而，随着博物馆等公共文化机构普遍实施免费开放政策，其门票虽承载了文化价值，却不再具备直接的市场交易价格，从而在传统法律分类上难以直接归类为“有价票证”。这一法律空白导致在实际执法过程中，针对博物馆门票的非法倒卖行为只能采取治安处罚措施，而非刑事追责，处罚力度相对较轻，为“黄牛”活动提供了可乘之机，助长了其不法行为的嚣张气焰。为有效遏制博物馆门票等公共文化服务资源的非法倒卖现象，维护公共文化秩序与公众利益，亟须加强相关立法建设，将倒卖博物馆门票等行为明确界定为倒卖公共文化服务资源，通过立法手段将其纳入刑法制裁范畴，并根据行为的具体情节轻重，设定相应的刑事责任与处罚标准。从而通过法律的威慑力，严厉打击“黄牛”等不法分子的非法活动，保障公众平等、公正地享受公共文化服务资源，促进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同时也通过科学立法的手段，推进文化工作法治化，使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在应对“黄牛”行为泛滥的问题上，应加强舆论宣传教育，通过系统化的宣传教育活动，提升公众对于“黄牛”行为本质的认识与警惕性，使民众深刻理解其对社会秩序与公共利益造成的负面影响。同时，积极倡导观众采取负责任的消费行为，即通过官方或正规授权的渠道预约门票，自觉抵制“黄牛票”，以削弱“黄牛”市场的供需基础。同时，构建全民参与的监督网络，设立便捷高效的举报渠道，鼓励公众对“黄牛”行为的监督与举报。对于经核验属实的举报信息，应给予举报者适当的奖励或表彰，例如免预约参观次数等，以此激励社会各界形成合力，共同营造打击“黄牛”行为的良好社会氛围。网络销售平台在“黄牛票”交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平台监管的缺失为其提供了生存土壤。应引导并规范网络销售平台的监管，加强其对“黄牛”行为的识别与防控能力。通过技术手段与监管政策的双重作用，促使平台下架“黄牛票”等违规商品，切断“黄牛票”的网络销售渠道，进一步压缩“黄牛”活动的生存空间，维护文化市场的健康与秩序。“黄牛”现象的存在，深刻揭示了当前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体系中的滞后与失衡，映射出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向心力面前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面前，现有的服务供给能力的不足与短板。针对此现状，加强博物馆建设，不仅是应对“黄牛”问题的根本之策，更是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通过加大建设力度、优化资源配置、创新服务模式、拓展线上空间、延长服务时间等多维度举措，全面提升博物馆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能力，确保所提供的文化服务能够紧密贴合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进而实现公共文化资源的均衡分配与高效利用，为构建全民共享、和谐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奠定坚实基础。（刊于《中国文物报》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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