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长期是国内外时事的主要来源，也是各项工作的指南。六七十年代，报纸头版右上角固定刊登语录，还将这些语录编辑成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小红书，那时“两报一刊”社论，常传达最新最高指示，最具权威性。工厂班组、学校班级都要订报，报纸一到，大家争相传阅，集体读报是流行的政治学习形式。但时过境迁，随着各类电子新媒体出现，报纸逐渐走下坡，报纸上的新闻往往比电视慢半拍，后来出现的电脑和智能手机又能随时上网获取信息，而报纸先天不足可读性不强，看报的人越来越少。
但在过去的岁月中，报纸却一直是我的良师益友。我从小就喜欢看报，甚至有点着迷，也因它而得益，使得我比其他同学知识面广，学习也更轻松。回想一生中与报纸有关的片段轶事，历历在目。
早年公布录取名单，本地话叫做“发榜”，1953年大姐高中毕业，发榜之前，记得她带着4岁的我到中山公园里的图书馆（旧漳州府府衙）查看报纸，连续几天都失望而归，急得快哭出来，最后一天总算等来了好消息：录取北京大学！这让我认识了报纸事关要紧。从1952年起，全国统一高考，录取名单登报公布，四姐夫乔华伦晚年说：北方片的大学登在《人民日报》，南方片的大学登在《解放日报》，他家里还保存着登有他被录取南京大学名单的《解放日报》。
父亲爱看报，50年代就订《厦门日报》。学龄前，家人常教我认报纸上的字，那时幼儿识字并不多。1955年，家人带我去报名上小学，竟然因不足7周岁（差4个月）被拒，我还当场读了好几段报纸，但校方仍坚持原则，结果“回炉”多读了一年幼儿园大班，因此少读了一年高中，但最终结局一样，早读迟读都算高中毕业统统被赶去上山下乡。
漳i第一份报纸：《录各报要闻》
1969年1月《漳州报》
漳州最早的报纸是宣统三年的《录各报要闻》，民国初年有《漳州日报》，陈炯明治漳办有《闽星日刊》。家父刻印为业，旧社会为谋生曾兼过本地报社刻字员，竟给后来带来麻烦。《闽南日报》的前身是1949年的《漳州电讯》，后来叫《龙溪农民》报，记得报社地点在公园西门与东坂后礼拜堂之间的新华西路西段，芳华里巷口的西侧，我上小学时常路过那里。1958年改名《闽南日报》，“闽南”常指厦漳泉三地，有时又专指福建最南部的漳州。1961年改名《漳州报》，它是龙溪地委的机关报，搞不清楚为什么不叫《龙溪报》。1969年停刊，这张欢庆“全省一片红”的《漳州报》成了绝版，直到80年代才复刊。
上小学时家里订有《儿童报》和《中国少年报》，我还经常去家里对面的晓庄书店看书，书店也卖报刋，放学常在中山公园报栏前看报，小小年纪就知道中东有约旦黎巴嫩，就知道超英赶美，也记住1958年钢产量指标是1070万吨。之前报纸上刚在宣传《农业发展纲要》，南方粮食亩产几年后要达到800斤，没想到很快就说超过了，报纸天天刊登粮食高产放卫星的新闻，我们龙溪县亩产万斤也登报了，后来广西13万斤破了最高纪录。报纸上有科学家论证，还登有照片，小孩坐在密植的稻株上，竟不会掉下去。我们小孩子看了无不兴高采烈，相信报纸上说的任何事。
水稻亩产万斤的新闻
1958年大跃进时期的报纸
报纸的宣传让我从小向往苏联，流行“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口号。社会主义阵营有12个国家，它们的国名和首都，我会一口气念出来，共产党在各国有不同的名称，以及各国领袖我都能记住，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也能一个个背出来，那时真傻，不该把精力用在这些没用的，而没去背诵唐诗和学习写毛笔字。我上五六年级时，中苏出现裂缝，后来报纸连续发表《九评》，知道老大哥变修了，庆幸我们中国是正宗马列。我读厦门民立小学，路过厦门日报社报栏，喜欢关注这场世纪大论战。在双十中学任教的大哥也爱看报，经常带报纸回宿舍，自己还订有英文《莫斯科新闻》。偶尔还会带回内部报纸《参考消息》，但大哥从不让我看。我还经常到双十团结楼阅览室看报，关心全歼窜犯大陆敌人的消息和中印边界反击战，也爱看《羊城晚报》，它的“五层楼下”栏目与众不同，常有揭露时弊内容。
1963年春，有一天大哥照常从教研组拿回报纸，报上登有领导人访问印尼的照片，我竟然在报纸上其夫人的图片上，身穿的旗袍添画了肩章、武装带，腰插手枪。这是典型的小孩涂鸦，却让大哥大怒，打了我耳光。动乱中她再穿旗袍、戴乒乓球项链被清华学子羞辱，此为后话。后转学到漳州三中，课业不重，下午自修课我不改初心，总是溜到图书馆看报刊关心时事。
1966年报纸上先批《海瑞罢官》再批“三家村”，毒草越来越多，火药味越来越浓，《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和北大“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吹响文革的动员令，从此全国掀起批斗高潮。不久，在广场上八次接见1100万红卫兵，光辉形象天天见报，让革命小将激动万分。不过，报纸也常使用隐晦的语言，先不点名地批判出了问题的政治人物，过一阵子再公开。如不同时期，报纸上出现“中国赫鲁晓夫”、“头号走资派”；“小爬虫”、“变色龙”；“×××一类政治骗子”；“还在走的走资派”，大家都在猜究竟在说谁。
动乱时还出现了各式各样派性组织办的报纸，有油印的也有铅印的，内容比正式报纸丰富，常登有北京来电和首长接见长篇讲话，有时也登有思想深度的社评，如《出身论》，大家抢着看。我曾收集了不少造反组织的派报，可惜不懂得保存都当废纸卖掉了。
上山下乡后，生产队没有报纸，有一次到长泰县城，看到县知青办桌上放有《参考消息》，好奇上面登的内容翻看了一下，竟被叱责。后来二哥在糕饼厂兼管图书室，近水楼台，会将《参考消息》等报纸带回家看，那时《参考消息》已经没那么神秘了，都是摘录外电的报道。我有时将这些旧报纸带到农村看，知青们纷纷传阅当成宝贝。看到报纸上越南战场节节胜利，金边解放，坦克攻进西贡，竟会跟着兴奋，拿锄头的命也去瞎操世界革命的心。
1973年的《参考消息》
后来到了煤矿，看报方便多了，在子弟学校教书时，正值改革初年，学校报纸更多，反思成风，开展对真理标准的讨论，《工人日报》专门连载了“思想解放100题”。80年代末也有一阵子，报纸曾一改以往风格，但很短暂，印象特别深刻。
机关单位订阅报纸是硬性任务，所以每个科室都有几份报纸。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是看报，《参考消息》信息量大，是首选，《闽南日报》俗称“地瓜报”，因登有地方时政和人文历史，也多加关注。但后来信息来源多了，看报的时间越来越短了。废旧报纸还是科室的“小金库”，每次大扫除，将废报纸卖“鸡毛肉骨”，换来小钱买茶叶。其实严格地说，废旧收入也要入账，但各单位已经约定俗成。
我自己长期订有《南方周末》和《每周文摘》。《南方周末》感到信息量大官腔较少。我经常躺在床上，一份南周可以看个不停，爱不释手。但订了N年之后，几经整顿发现越来越同质化，就不再花这个钱了。有一阵子，也曾订过电视报，在喜欢的节目上画上红线，以免错过。
我退休后基本不看报已有十多年。报纸曾是我长期的好朋友，除了带给我信息和知识，还能助我催眠。我习惯躺在床上看书看报，看到眼睛涩，报纸扔地上随即入睡，有时睡前没有书报，就难入眠。现在人老眼花，400度老花镜看小字很吃力，就不太喜欢看书看报，刷刷手机更方便。近年热衷在自己的公众号发文章，心血来潮，把其中的《新华西路忆旧：漳州古城首善之街》投稿《闽南日报》，9月13日一大版登报，没想到已与“老朋友”说了拜拜，又与报纸再结新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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