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98
《知青经历》12
11月5日，长泰高层村老友陈遵行热情相邀，我再次返回度过了六年蹉跎岁月的第二故乡，这天正好是我下乡的纪念日。
老夫在下乡插队期间受到老友一家多方关照，终生难忘，回城后仍经常来往。老友小我两岁，是农村中少有的“老三届”，各自的长辈信仰相通增加了亲近感，又有同一个“饲蜂”师傅，当年我们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边远山村读书很不容易，他文革的前一年考入长泰一中，就得辗转百里坐火车经郭坑去县城上学，可惜不久运动爆发，全国停课中断学业，他成了名副其实的回乡知识青年。他专心务农，错失了当民师的机会，后被公社抽到农机站，驾驶中型拖拉机运粮运肥拉甘蔗，农机站撤销，又回家种田。早年种过砂仁，是出名的长泰砂仁首种者。
老友七十多岁，饱经风霜身体仍很硬朗。三个女儿在厦门打工创业，都很孝顺，经常回家看望父母，老人生活无忧。但他不甘闲坐，执意上山开荒种了成片的水果：李子，柚子，柑橘，老两口常上山照看果树。前几天刚采摘了晚熟的坪山柚，一定要我带回去尝鲜。水果收购价格波动大，柚子、李子一斤就几毛钱，农民收入很不稳定，有时收成抵不上肥料农药的成本。农民一辈子辛苦劳作，为社会贡献巨大，晚年却无法和城里的干部职工一样享受退休待遇，喊了几十年的缩小城乡差别只是口号。实行“新农保”后，他每月大约可以领到100元的养老金，这远不够日常开支，所以年已古稀还在下田，深感整个社会对不起老年农民兄弟。老友住了多年的老茨（厝），因为屋顶上的瓦片在90年代被人为捅开，漏雨致蚁蛀成了危房，今年拆掉重建，购料叫工样样都是老友亲自张罗，我好佩服他的本事。现四层的新楼已封顶落架。与老友茶叙中回顾了不少往事，也一起重温当年践行《生产队经济学》的体会。中国是农业大国，五分之四的人口务农，而先进国家一般只有五分之一不到的人种田，农业效率对比强烈。我插队的高层村，地处长泰边远山区，那时还没通公路，部分生产队刚修了牛车路，农业生产的犁、耙、播、割各项农活全靠人工。耕牛是唯一的动力，化学除草剂还没出现，都用脚“踏草”或弯腰用手“捎（sa）草”，费时费力。当年全村人口1000多人，耕地2000多亩，大部分是水田，“以粮为纲”时代主要种植水稻。高层大队共有13个生产队，边远的自然村往往就是一个生产队，大队部所在的大社，分为6个生产队。我所在的第8生产队仑仔尾自然村有农田200多亩，人口100多人，人均一亩多，一半以上是梯田，水稻早晚季两熟，单季亩产500斤左右，全生产队一年粮食产量20几万斤。上缴公粮和完成统购任务，留足约10%的种子粮，才是农民的口粮。按每户人口分配口粮，劳力与小孩有差，一个劳力全年口粮500多斤稻谷，折合大米每月能有30几斤，比邻县安溪好多了。但农民出门常会因没有粮票而发愁，工作队蹲点留下的粮票成了农民的宝贝。五十年代，农村历经土改、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大家以为“一大二公”能充分体现优越性，没想到第二年农业减产普遍挨饿。公社”一级所有，分级管理“才调整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实际上的核算单位是生产队。生产队实行大寨式“自报公议”工分制。一般全劳力评为10分，要会犁、耙、播各项农活，割稻子时要当桶长，负责“摔桶”和“扛桶”。妇女劳力一般只有7分，叫做“附带”。知青新来乍到，犁耙主要农活还不会，工分被压得很低，一般才5分，因为以农活技能为评工分依据，后来男知青普遍学会犁田和耙田，工分才逐渐超过8分。生产队设有记工员，登记每人出勤天数。这样的工分制，每天的工分是固定的，与农活数量没有挂钩，就失去了调动劳动积极性的功能，干多干少一个样。1973年曾有一阵子实行包干工分制，与农活挂钩，后又改回大寨式工分制。生产队年终算账，生产队主要收入是粮食征购款，主要账面支出是化肥和农药。无形的支出是出外“做公工”。公社每年都要抽调农民去开公路，有岩坂公路、良冈山林区公路、正高公路，还要派去黄西坑水库和坪顶水电站工地当民工，个别还去了龙坎铁路。本县建设糖厂和合成氨厂，也是各大队民工无偿支援。外出工都要回生产队记工分，生产队干部去大队公社开会，县里组织到大寨参观，也都要在生产队记工分的。民兵训练、民办教师、赤脚医生的工分都分到各队去负担。这些人回到生产队记工分，看似天经地义，其实这样会稀释工分值，大大减少了农民每天的劳动收入。当年我们生产队10分工的劳力每天的工分值在五角左右，有的贫困村甚至只有几分钱，而到铁路或国营林场打工每天工价有一元多。当年印象除了上缴农业税（交公粮）以外，农民对国家并没有其他贡献。农业税全国的平均税率为常年产量的15．5％，扣除农业税减免，实际税负大约10%，也是很高的税率。老友回忆，一亩地大约要交40斤的公粮，生产队全年要交1万斤公粮。直到2006年才取消农业税，被称为减轻农民负担的重大举措，可见这项负担并不小。还有农业特产税，是对粮食以外的水果林业收入的课税，90年代平和县对香蕉、柚子征收的特产税，是县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农民除了交公粮，还要按任务完成统购任务，这是一定要完成的指令性计划。国家将征购计划下达到大队和各生产队，国家定的统购价早稻每百斤9.5元，晚稻10元。然后按定量供应城镇居民和职工，每斤0.14元，似乎购销公平。而当年黑市米每斤5角左右，是平价米3倍以上，黑市米大体反映市场价格，低价收购造成农民的收入被无形转移了。《毛选》第五卷中的《论十大关系》把这叫做“剪刀差”，是指工农业产品交换，工业品价格高于价值，农产品价格低于价值所出现的差额，无疑是一种隐性税收。整个生产队的粮食产量20几万斤，主要都用于交公粮和征购，再留足种子粮约2万斤，剩下的约5万斤才分配口粮。收购的粮食储存在粮站，用梭子船运到北溪由竹蓬船转运。除了粮食存在“剪刀差”，甘蔗收购价也明显偏低。高层村以前普遍种甘蔗，设有糖廍土法压榨甘蔗熬制红糖。通公路后，甘蔗要统一运到岩溪糖厂，收购价100斤才0.9元，当年我感觉到山上砍杂竹、割茅草卖给造纸厂，比种甘蔗合算多了。杂竹100斤1.4元，且只需砍伐，不用在种植、施肥、除虫、松土等诸多环节上付出劳动。杂竹的收购价属市场价，当然比指令性价格合理。当时糖厂的利润往往是县里主要的财政收入。还有上述农民“派公工”对国家基本建设的投工投劳，也是农民对社会无偿的贡献。当年企业和工人没有缴交劳动社保，退休养老由国家负责。后来把没有交社保的工龄，视同缴费年限。农民对社会贡献巨大，农龄可以比照职工工龄，视同缴费年限。现在国家财力充足，完全有能力对老龄农民实行退休待遇。农民日常开销主要靠养猪。最不可理解的是，养鸡养鸭数量虽有控制，但农民随时可以宰杀。而养猪纯属农户个人行为，却没有宰杀权和支配权。生猪（之前叫毛猪，后官方统一改叫生猪）收购外运暂且不论，农户在自己家里杀猪，也要由大队专业屠夫来宰杀。宰杀前先由本村杀猪仔用大秤称重，由食品站收购，宰杀后，养猪户再回购一定数量的猪肉和内脏，然后按定量出售给生产队各户，还要留给大队和小学的食堂。养猪户按生猪毛重计算收入，扣除自家买回的猪肉，实际结算猪款。长泰农民都很听话，从没见过私宰生猪。自留地，农民都叫自由地。60年代初，一直保留自留地，按人口每户几厘分给自留地。地虽少，大多种蔬菜芋头，作物长势收成都比生产队大田好多了。集体单干哪种更好大家都心里有数。80年代后，实行土地承包制，实际为单干，生产队集体劳动生产统一经营核算的模式成为历史，利弊自有评说。半个世纪过去，本想能不能找到当年生产队的旧账本，可惜无果，所以文中的数据只能凭印象。
![]()
链接阅读：
1.知青经历11：下乡时“九一三”事件的前后
2.知青经历9：下乡时曾做过水电梦
3.知青经历7：下乡时亲历的动物奇观
4.知青经历6：下乡时“直选”全国人大代表
5.知青经历5：下乡时我也当过农民工
6.知青经历4：下乡时防不胜防的叮咬
7.知青经历3：下乡时的回家路——逃票记
8.知青经历2：下乡时“甜蜜”的回忆——学饲蜂
9.知青经历10：下乡时在大队专业队的日子
10.知青经历8：龙眼情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