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众多的省级行政区中，宁夏回族自治区显得尤为特殊。它是唯一一个曾经被撤销后又重新恢复的省级行政单位。尽管其人口数量并非全国最少，经济状况也并非垫底，但宁夏的存在感却相对较低，这在34个省级行政区中颇为罕见。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宁夏的这种独特地位和关注度确实值得探讨。
与其他省份相比，宁夏的陆地面积虽然比海南省大了近一倍，达到了6.6万平方公里，但其常住人口数量却相对较少，仅有728万。相比之下，昆明一个城市的常住人口就已达到800万，而面积更小的海南省也有1043万人口。这种人口分布的特点使得宁夏在全国各省中显得较为“低调”。
对于许多外省人来说，如果大学不在宁夏就读，那么很可能不会有机会结识来自宁夏的朋友。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宁夏在全国乃至国际上的知名度相对较低。然而，正是这样一个看似普通的自治区，却在我国的版图上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在我大学期间，结识了几位来自海南的朋友，却未曾遇到过宁夏的同胞。然而，若在宁夏的高等学府深造，便会发现周围充斥着大量的宁夏本地学生，其比例之高在其他大学中并不常见。一般而言，大学中有半数学生来自当地，但在宁夏，由于学生较少外出求学，因此在校园内遇见儿时玩伴的情况并不罕见。
谈及外出务工的人口比例，以云南为例，该省总人口约为4600万，其中有600万人选择外出工作，占比大约为13%。相比之下，宁夏的外出务工人口虽达到100万，占总人口的比例约为14%，但由于基数较小，因此在全国范围内的知名度并不高。
至于宁夏的行政地位，从民国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后，其划分一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晚清时期中央集权统治的弱化，使得宁夏这片曾被称为“塞北”的土地孕育出了一支武装力量。自鸦片战争以后，回族穆斯林民众便展开了大规模的反清运动，而朝廷对此无能为力。
在中华民国时期，马家军与其他地区军阀割据一方，统治宁夏、甘肃及青海三省。1929年，新设立的宁夏省包括今天的宁夏地区以及内蒙古的阿拉善旗、额济纳旗和磴口县，总面积达27.49万平方公里。由于外蒙古于1911年宣告独立，当时的内蒙古被划分为绥远省、察哈尔省、热河省和宁夏省的一部分，这些区域统称为“塞外四省”。
蒋介石领导的中央政府未能有效控制马家军，使得马鸿逵在宁夏实施了长达17年的独裁统治。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国家开始重新审视和调整历史遗留的行政区划问题。例如，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便与蒙古国建交，承认其独立地位。这一举措缓解了北部边境的紧张局势，促使原属塞北地区的省份逐步整合进内蒙古自治区。
1954年，随着宁夏省北部的撤消，阿拉善旗、额济纳旗及磴口县被并入内蒙古自治区。与此同时，银川与南部的西海固地区则划归甘肃省管辖。
后续，鉴于回族人口众多且尚未拥有独立的自治区，中央决定将固原地区和海原县设立为回族自治区。然而，这些地区的地理环境极为恶劣，经济条件落后，缺乏发展基础。
考虑到银川在历史上是宁夏地区的中心，并且拥有丰富的回族文化背景，最终银川从甘肃划分出来，成为新建的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这一决策反映了对历史地位和文化根基的重视。
有人戏称银川是为了成为省会而加入宁夏，形象地比喻为“为了一碟醋包了这盘饺子”。
到了1969年，原先属于内蒙古的阿拉善左旗和右旗的5个公社重新划归宁夏。但在1979年，由于两地人民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存在显著差异，政府再次将这些区域划回了内蒙古自治区，以更好地尊重和保护当地居民的文化与传统。
宁夏回族自治区与内蒙古自治区的区划工作最终得以基本完成，形成了两者间面积差异显著的局面。
回族及宁夏的历史渊源深厚。早在灵武旧石器遗址中发现的3万年前人类活动痕迹，揭示了宁夏地区先民的存在。商周时期，这一地区的居民被统称为胡（北狄）、羌（西戎），涵盖了多个游牧民族。进入春秋战国时代，固原南部归秦国管辖，其他地区则由不同少数民族部落占据。
随着秦国逐步统一周边少数民族，整个宁夏地区被纳入北地郡的管理之下。秦朝建立后，宁夏正式成为中国版图的一部分。秦人在有“塞上江南”之称的宁夏平原进行屯垦，发展了沿黄河的灌溉农业，并部署军队以抵御匈奴侵扰。汉朝收复河套平原后，进一步迁移汉人至银川和河套地区耕种，巩固了对该区域的统治。
到了东汉末年，随着各地军阀格局和战乱的频发，匈奴人趁虚而入，越过贺兰山和黄河，占据了整个河套平原和宁夏平原，并逼近甘肃和陕西地区。在魏晋南北朝长达三百多年的纷争中，边境上的民族矛盾不断激化，也推动了各民族在宁夏一带的大融合。
在这些融合过程中，具有胡人血统的两个王朝——隋杨王朝和李唐王朝最终脱颖而出。特别是在唐朝时期，宁夏不仅仅是主要的粮食产区之一，还成为了西域通商的重要通道。然而，每到王朝末期，身处塞北的宁夏总是成为胡汉政权交替的“试炼场”。
作为西羌分支的党项族，在对中原王朝臣服多年后，通过与汉人通婚，建立了一个农牧合一、兼有手工业和商业的西夏政权，定都于银川。然而，这个政权最终被蒙古消灭。蒙古人建立元朝后，为了制衡人数众多的汉民族，联络其他少数民族，使得回回族登上了更大的历史舞台。
一般认为，回族最早可以追溯到隋唐时期来往于中西方的穆斯林商人。这些商人在长期的贸易往来中逐渐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社群，并在元朝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壮大。
回纥部落的兴起与融合，始于贺兰山西麓与其他民族的联姻。在蒙古军队西征期间，他们吸纳了信仰伊斯兰教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进入其军事力量。随着元朝的建立，这些穆斯林士兵的贡献得到了认可，并被纳入更广泛的社会结构中，包括汉、蒙古和维吾尔族之间的混合血统后代，统称为“回回”。
这一时期的“回回”族群因此成为了一个具有复杂血统背景的群体，其最显著的共同特征是伊斯兰教信仰。由于他们在元朝时期被派遣至全国各地担任官职，这一族群迅速扩张和发展。
到了明朝，朱元璋实施了一系列政策，将各地的“回回”族群集中安置于宁夏、山东和云南等地区。自那时起，“回回”族群在这些地方定居下来，从事农业和其他生产活动，逐渐发展出今天我们所熟知的清真文化特色。
历经数千年的变迁，今天的宁夏银川已成为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汉族占据人口的64%，而回族则占约35%，其余少数民族不足1%。在民族团结的政策指导下，各民族和谐共处，共同书写着宁夏的发展篇章。
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伊斯兰教的信仰依然根植于许多回族老人心中，他们通过家庭传承的方式继续传播这一宗教。然而，现代教育的影响使得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放弃宗教信仰，这一趋势与汉族社会相似。
尽管宁夏地域面积不大且人口稀少，但其战略位置和农业产出使其成为不可忽视的地区。宁夏平原肥沃，年粮食产量达378.8万吨，为西北地区提供了重要的粮食供应。此外，贺兰山作为季风区与非季风区的分界线，不仅阻挡了黄沙的侵袭，还有效抵御了冬季寒风深入内陆。
宁夏的存在划分了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使两地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气候特征和饮食习惯。作为回族人的主要聚居地，宁夏还促进了包括蒙古族、藏族在内的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银川以南的西海固及北方的阿拉善盟在历史上曾经被分开，这种安排背后有其深层考量。宁夏虽然面积不大，但在促进汉族与少数民族融合发展方面却树立了一个典范。
谈及此，不能不提到海南的历史。1949年1月，国民政府设立了海南特别行政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成立了广东省人民政府海南行政公署，后又改为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区。到了1955年10月，海南自治区改成了自治州，南海诸岛的管理事务都归属广东。然而进入80年代，海南的行政区划又经历了多轮变化，最终撤销了自治州，改为海南省。这一系列变迁背后有许多因素。
个人认为，其中主要原因包括：海南面积相对较小且当地少数民族数量较少，不适合作为少数民族自治区；如果降级为自治州归属广东管辖，会给广东省带来过多的管理负担。尤其在改革开放之后，广东作为经济改革试点，不宜承担过多的政治任务。
海南省的成立标志着南海事务的管理权正式纳入三沙市，同时海南也获得了经济特区的称号。这两项任务为海南省赋予了明确的发展目标，使其在国家和区域发展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从国家战略和南海问题的角度来看，海南省的地位相较于自治区或自治州显得尤为重要。海南和宁夏两地不同的行政区划单位反映了各自承担的历史责任。这种差异化的设置不仅体现了国家对地方发展的不同定位，也为各地区提供了适合自身特点的发展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