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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老底子事 忆老底子人
诉老底子情
1957年1月23日，我走入位于上海虹口北苏州路上的河滨大楼报到，我的学术生涯由此起步。说来走出这一步还真是老天的眷顾，天赐良机啊！
1956年夏我毕业分配时，山大毕业生到上海工作的名额只有一个﹣﹣上海图书馆。很自然，这个名额给了一位已三十多岁、在上海已有家眷的同学；我和另一位上海女同学被一起分配到了位于北京东城、东四头条一号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实习研究员。虽然未能如愿回上海工作，但是能去国家级的一流研究机关，还是由衷地感到十分荣幸。不攀附什么又红又专吧，至少证明了我在山大的学业水平已被认可，更重要的是，那一篇真的翻过去了。
进所报到后，不由分说地被直接分到了秦汉史组，虽然学生时代我的兴趣在明清史。部门领导也没安排什么具体的工作任务给我，上班就是在供热充足的暖洋洋的办公室里捧着《史记》天天读，日子过得轻松而茫然。
东四头条一号大院，不知曾是哪位达官贵人的府邸，只知因与俄国私订《里瓦几亚条约》而被判斩监候的晚清大臣完颜崇厚就曾住在东四头条。虽然我们进了豪门华府，下班栖身的宿舍却令人望而生畏：那是王爷府侧边的一溜两层砖瓦房，我和复旦历史系毕业的王文楚合住一间。进得屋内，抬头只见高高的天棚上掉掉挂挂地布满蜘蛛网，低头则是坑坑洼洼的冰冷的青砖铺地，几块铺板搭起两只硬板床，中间安置一个带烟筒的铁皮炉子，有个老师傅每天帮我们生炉子。我们猜测，此地该是当年王爷府中下人的栖身之所吧。办公室在隔壁的九爷府，听说是那桐的故宅，走到宿舍仅几分钟，我们这些单身汉，晚饭后仍旧回到办公室坐着，有人拿来了留声机，听听音乐、京剧，聊聊天，九点多回宿舍睡觉。单位食堂的饭菜更是一塌糊涂，老是吃萝卜。周末外出上馆子则价格很便宜，我报到时工资是五十六元五角，半年以后转正是六十五元五角，钱是宽裕的，就是生活单调枯燥。
不久，所里有传闻，中国科学院将要在上海搞分院，分院内设历史研究所，周予同先生将出任所长。那时所里有五六个上海人，其中王文楚的境况和我一样，也是已婚的，我们俩私下商量后，就一起给所领导尹达打了请调报告，准备通过内部调动去上海分院的历史所工作。
当时历史所的所长名义上是郭沫若，实际上由副所长尹达掌管。尹达虽然与谭其骧先生等都是同辈，但他是有革命资历的历史学家。1928年，国民政府决定派中央研究院去河南安阳发掘殷墟，河南省政府坚持认为地方上必须参与，尹达当时还是河南大学历史系的学生，就代表河南省参与发掘工作。之后尹达去了延安。新中国成立后，他就成了史学界的领袖人物之一。尹达是跟范文澜一条线的，与顾颉刚、谭其骧先生他们京津派体系合不拢。譬如顾颉刚先生拟定的学术研究计划，尹达会批评他过于庞大、根本行不通，所以顾颉刚先生一直很不得志。谭先生这批学者则认为刘大年等解放区过来的有些学者没什么学问。但解放初期就是有革命经历的史学派领导京津地方史学派，这与文学界等其他各个领域也都是一样的，解放区的领导国统区的。
尹达所长对我们两个小青年的请调报告并无回应，原因是成立上海分院的事始终只是传闻而已，并未正式列入有决策权的领导们的议事日程，没有得到回应的我们也日渐心灰意冷。可是，上帝虽然关上了一扇门，却又打开了另一扇窗。1956年年底，借调在京工作已近两年、正主持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的谭其骧先生，明确要返回复旦大学了，他的项目需求给我们带来了回上海的机会。
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间隙，同在一组的毛主席曾请教吴晗：古地名"鸣沙"在哪？由此谈起，读《资治通鉴》时最好有一本历史地图放在手边，以便随时检查历史地名的方位。因为解放前出版的一些历史地图，只画了一些大政区，绝大部分历史地名在地图上找不到，满足不了主席读《资治通鉴》之类史书的需要。吴晗当即想起清末民初的杨守敬编绘的一套《历代舆地图》，内容相当详细，正史《地理志》中的州县一般都有，再说是用古墨今朱套印的（古地名用黑色、今地名用红色），很适合毛主席的读史需求。但是从当下的读史需求来看，《历代舆地图》存在不少局限：一是这本地图集是用连史纸印的线装本，共有三十四册，使用起来十分不便；二是该图不是按政区分幅，而是将一朝版图分割成几十块，以北京为中心，按自东而西、自北向南的次序排列，查阅起来颇为麻烦；三是杨守敬地图上的"今"源自清同治年间胡林翼刊行的《大清一统舆图》，与20世纪50年代的"今"相较，山川框架、政区地名已有很大的不同，已不能满足现在读者的古今对照所需。因此，吴晗向毛泽东主席建议，用现时的地图为底图，采用现代制图、印刷、装帧技术，改编重绘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以适应当代读者的需要。毛主席还谈及《资治通鉴》未标点、理解起来有点困难的问题。随后，毛主席就将改编重绘《历代舆地图》和标点《资治通鉴》这两项任务交吴晗办理。
吴晗得令后，迅速磋商相关人员及部门，于当年11月成立了"标点《资治通鉴》及改编重绘杨守敬地图工作委员会"，由范文澜与吴晗牵头。顾颉刚作为标点《资治通鉴》的总校对，与王崇武、周一良、邓广铭等十位历史学家组成标点小组；改编重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简称"杨图")的工作，经吴晗推荐，决定由谭其骧进京主持，尹达、侯外庐、翦伯赞等都是成员。所以1955年初，中国科学院通过高教部向复旦大学借调谭其骧先生至京，谭其骧先生先后住在地图出版社和历史研究所，开始"杨图"的改编重绘工作。
谭其骧先生到京工作不久，就意识到"杨图"的改编重绘工作远比高层预估的棘手，将杨守敬图中的古地名搬到今天的地图上，需对原地名一一重新考证，非常耗时费力。时至1956年底，近两年的时间，仅完成了秦汉图初稿和一部分清图底稿。由于当初约定的借调期为一年，所以从1956年2月起，复旦校方就屡屡通过高教部催促谭其骧先生返回复旦。中科院的领导吴晗、竺可桢等，则意图借机留下谭其骧先生，以主持中国科学院的一些相关项目。复旦的校、系领导陈望道、蔡尚思、金冲及等，或去函或赴京面谈，催其返校。
经过近一年的拉锯，无可奈何之下，谭其骧和历史所商议决定还是先回学校，将历史图的工作带到上海继续完成。临行前，谭其骧向历史所副所长尹达提出，从历史所派两名助手随他去上海，协助编历史地图。此要求于尹达是正中下怀、顺势传球，"正好正好，这两个上海小青年跟你去吧"。既解决了搁置多日、让其为难的我俩的请调报告，又满足了谭先生的条件，真是一个三方都赢的解决方案啊！对借调回上海工作之事本已心灰意冷的我们，就如此这般地竟被"天上掉下的馅饼"砸中了！
1957年1月7日，我和王文楚寻至谭先生的宿舍，那是历史所内的一间平房，他恰不在，我们就站在门口等着。谭其骧的名字我在山大历史系读书时就曾听到过，系里的杨向奎、童书业教授，三十年代与谭其骧先生一起在禹贡学会工作过；但他们讲课时从未谈起历史地理学，我也从未读过谭其骧先生的文章，所以对历史地理学科一无所知。来京工作后，虽然都住在东四头条一号同一府邸，但对谭先生也只是耳闻而已。不一会儿，谭先生回来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谭其骧先生。王文楚是复旦毕业的，认得谭先生。"哦，你们跟我去，好好。"谭先生应道。我们问谭先生要做什么准备工作，"我开两本书，你们到资料室去查查吧，将来经常要用的书。"那是编历史地图必读的主要工具书，有《读史方舆纪要》《大清一统志》，他还与我们约定了回上海报到的时间。我们拿了谭先生写的书单，连忙到历史所资料室查查、翻翻，先见识一下是什么样的书，心中依然一片茫然。其实，此刻的我们已经无心看书了，上海的家里都已在第一时间接到报信了，我们的心也早已飞回了上海。
离京前，我们俩由东往西、横穿北京城，去了西郊的颐和园。天寒地冻的腊月里，只有我们这种即将离京的年轻人，才会抖抖瑟瑟地逛那白茫茫一片的皇家公园。回程在动物园换车时，我们又去附近北京最高级的西餐馆莫斯科餐厅吃了一顿。莫斯科餐厅好大呀！服务员是用推车把菜推到桌前的，我记得大吃一顿也只花了两元钱，但那时该算贵的。离京时我们叫了辆三轮车，连人带行李一起去的火车站。
我和王文楚从北京回上海工作，不属于调动性质，人事关系依然在中科院历史所，每月工资都是所里通过邮政局寄过来的，那时北京的工资好像比上海还高一点，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61年。那时因为复旦大学历史系谋求发展，且已于1959年成立了历史地理研究室，还想把谭先生主持的历史地图项目，从中科院拉到复旦历史系。几年工作下来，我和王文楚也已是这个领域的青年业务骨干了，系里就把我们的人事关系从历史所正式调进了复旦，当时是朱永嘉在历史系里分管经办的。
我与王文楚去报到的河滨大楼，位于苏州河北岸的北苏州路400号，是1935年建成的高层公寓。因其单体建筑面积达5.4万平方米，曾被誉为亚洲第一公寓；又因其新沙逊洋行投资的犹太裔背景，二战期间，大批犹太难民来沪时，上海犹太难民接待站即设于此，距虹口犹太难民集聚地不远。我们的办公室在四楼，是地图出版社上海办事处租赁的一套公寓，算是该社的"54号图"编辑部吧。这套老式公寓是两大间，每间都有三四十平方米；谭先生与章巽、吴应寿等老先生在一间，我跟王文楚，还有三个制图人员在另一间。厨房、卫生间都很宽敞，地图社雇了一个阿姨，烧开水，打扫卫生。地图出版社的上海办事处在北京东路江西路那儿，每天吃中饭，我们只要下楼走过苏州河上的河南路桥，到他们的单位食堂吃饭，上班、生活都方便。这辰光蛮开心的，在那待了九个月。谭先生离京前，时任复旦历史系总支委员、教师支部书记的朱永嘉，曾秉校领导旨意有信给他，明确告知复旦暂没有空余的办公室给"杨图"项目，这就是我们去河滨大楼的原因吧。
从"杨图"项目启动始，地图出版社就是责任单位之一。1955年春节后，谭其骧先生赴京主持"杨图"工作，就是由新华地图出版社的领导接站、安排住宿、配备助手、陪同走访相关部门的。地图出版社上海办事处的前身是地图联合出版社，是新中国成立后由十二家上海的、三家外地的私营地图出版商联合成立的。公私合营期间，出版总署派计划财务司的副司长沈静芷来沪，代表北京的新华地图出版社与上海的地图联合出版社商谈京沪两地的地图出版机构合并事宜，遂于1954年12月挂牌地图出版社，即延续至今的中国地图出版社，沈静芷就此开始主持该社工作。上海的机构从那时起就称为地图出版社上海办事处。
当时在河滨大楼参加编图工作的有五人：谭其骧、章巽（复旦历史系教授）、吴应寿（复旦历史系讲师）、王文楚和我。谭先生不是天天来的，因为他要到复旦上课，还有历史系系主任、复旦工会副主席等行政事务和九三学社的社会活动等。章巽和顾颉刚先生合编过《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古代史部分，当然是历史图专家了；吴应寿原是谭其骧先生在浙大的研究生，浙大历史系停办后，转到北大历史系周一良先生门下读研究生，毕业后曾在新华地图社编过历史地图，已具备一定的编制历史地图的能力；王文楚虽然大学期间是跟胡厚宣学古文字的，但听过谭其骧先生的中国历史地理概论课，多少也有一些历史地理学科知识；唯有我，从未接触过历史地理，对能否胜任这个工作，自己真还心中无底。
谭其骧先生当然是了解我们两个新毕业生在历史地理学科方面的基础的，所以他首先要求我们根据《大清一统志》编制清代行政区域表，让我们从这部检索历史地名的工具书着手，学会查阅古地名，不久又让我们参加西晋图政区表的编制，这样我们就开始接触正史地理志，逐渐进入沿革地理学的大门。
1957年的6、7月间，复旦的反右斗争开始了。不久，历史系就有人提出，谭先生的这个绘图室没有一个党员，是资产阶级的独立王国，不能让他们游离在外，要让他们搬到复旦来。我们这个工作班子，我出身资产阶级家庭，吴应寿出身地主家庭，章巽自身定位就是被批判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谭其骧先生离党组织最近，属于被教育改造对象。这样的人员结构组合，自然被视作资产阶级的独立王国，肯定不能游离于党组织的监管之外。谭先生虽然身为历史系系主任，面对质疑也无从争辩，只能服从。
就在半年前，谭先生被复旦校方从北京召回时，学校领导曾让历史系朱永嘉去函，明确告知校方不能为谭先生这个项目提供工作用房，所以我们去了河滨大楼。此刻，因为是政治需要，压倒一切，复旦立马有了空房子，就在相辉堂旁边、现在叫100号大楼的几个房间，我们很快于9月份搬到了复旦。
我家住在江宁路，过去到河滨大楼上班，坐19路电车仅几站即直达。搬到复旦大学后，我上班要换乘三部电车：先坐19路无轨电车到四川路下，再换乘21路无轨电车到虹口公园下，最后乘上3路有轨电车，一路上叮叮当当当地到复旦，单程就得一个多小时。说来，任何事情也都得辩证地看，因为每天上下班路上起码花费三小时，所以我就用来读书，在日复一日的摇摇晃晃、叮叮当当中，我读完了《史记》《汉书》等，这都是研究历史地理学的必需功课啊！
到复旦后的另一个大不同就是政治活动多。在河滨大楼时，我们没有安排政治学习的，下班就回家了，到复旦后就要在历史系参加政治学习了。这辰光只觉得复旦的政治空气蛮浓厚的，我们过去自由散漫惯了，要赶快适应。因为情况不熟悉，政治学习时我往往躲在角落里；因为不熟悉就不发言，就没机会说错话。再说上上下下都知道我们在做的是毛泽东主席交下来的任务，不便多打扰。所以尽管整个学校都在风声鹤唳地反右斗争着，我们这里倒是一片净土，天天俯首看书、绘图，加紧工作着。
转眼到了1958年，大跃进开始了。不仅工农业生产要大干快上，教学科研也得大干快上。"杨图"项目作为毛主席交办的任务，自然成为大跃进运动中上下各方聚焦的一个靶的。当时学校里出现了一种说法：谭其骧几个月也搞不出一幅图来，进度太慢，要加快。这辰光章巽先生有糖尿病、高血压，平日在家里做事，不来上班的；另一个吴应寿先生，也是高血压、糖尿病，他是讲师，还要去系里上课；我跟王文楚两个人，毕竟还不能独当一面，属边学边干；所以谭先生认为人手有限，不能盲目求快。
那时复旦校领导中分管文科的是党委副书记徐常太，专门对口抓我们这个项目。他认为谭先生以人手有限为由不肯大跃进，那就增加人。于是复旦党委决定从历史系调十个三年级学生、一个青年教师来参加这个项目。这批学生是1955年考进来的五年制学生，他们的共同特征是根正苗红，工农出身，都是党团员，有的还是拿过红缨枪的红小鬼，现在当然是离休干部。复旦党委大规模调人的名义是充实力量，加快完成工作任务，同时也不排除政治上的考量。上一年反右时提出的问题，仅仅把工作场所搬回复旦还只是第一步，只有按照党委的标准选派的人进驻了，掺沙子的目的达到了，谭其骧先生的所谓"资产阶级独立王国"问题才算彻底解决，才能让领导放心。那个年代，这种政治上不被信任的感受，虽然谁也不会明说，但谭先生和我们都是心知肚明的。
突然来了这么多新同事，我也有点怕，心想敬而远之，保持安全距离吧。但是他们刚进来一点也不懂，连本科也没上完，谭先生就要我和王文楚教他们一些基础的东西。我们总算也工作两年了，稍微懂一点，就教他们怎么查书、讲解历史地图是怎么回事，培训了大概半年，半年以后，他们就完全脱离原来的班级，不再去上课了，天天来我们这儿上班。学生们没工资，但有伙食费。人多了起来，学校又给换了更大的办公室，就是现在日本研究中心所在的、人称老工房的那栋独立小楼，前面有一片草坪，据说曾是某富豪的别墅，复旦购置了圈进来的。
人多了，是非也随之多了起来，人际关系也复杂起来。本来我和王文楚两个青年教师对老先生们都是绝对尊重、毕恭毕敬的，他们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依循师生之伦理而为，那是一个安静有序、非常平和的工作学习环境。但是新来的这批青年学生则不同，他们是肩负着教育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使命来参加工作的。譬如当时就有人配合形势，提出"一天画完一幅图"的口号。谭先生经常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善于审时度势，对年轻人的不合理要求，内心虽然不认可，但也只得顾全大局，顺应潮流，敷衍妥协着。
章巽先生则不然，一介书生，狷介耿直，虽然年纪还略小于谭先生，但行事作风则是极其老派的。章巽先生青年时期曾想去美留学，无奈父亲早逝，家道中落，只好去《大公报》当记者。好在《大公报》的领导惜才，知道他的留学意愿后，委以该报派驻美国记者之职，使他得以进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学习。我曾听他讲过，每天一早起来先出门买当天报纸，速速浏览后选定内容，编译成中文稿发回，即《大公报》的"本报美洲要闻"，然后即可安心去学校上课。章先生是家族中的"兼祧"，即两房一子，家族中唯一的男丁，为了传宗接代，家里给他娶了两房太太；家里有一座独立的小楼，有个大家庭需要维持。他除了在复旦教书，也给地图出版社绘地图等。章先生有血压高等慢性病，长期在家工作，对外部社会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只是耳闻，并无切身感受。他是研究中外交通史的，做学问极其认真细致，属于慢工出细活的类型。对于当时"一天画完一张图"的口号，章先生自然不能苟同；年轻人对他的批判排斥，内心自然感觉委屈，故寄希望于身为研究室主任的谭先生能主持公道，出面阻止年轻人的胡闹。"他们年轻人不懂，你谭其骧也不懂吗！"他不能理解谭先生的苦衷，谭先生也无从解释明说，就这样，数十年来关系密切的一对老友也就日渐疏远了。
这批年轻人对"思想性""政治性"的问题尤为敏感，提出了编绘地图要反映历史上劳动人民的生活轨迹，不能只是考虑统治阶级的活动等等责难。这些在当时的政治生态环境下，貌似革命、实则违背历史真实的提法，给历史地图编绘工作带来的干扰，给谭先生造成的麻烦，确是无从避免的。
历史事实证明，这辰光分来的十一个年轻人，大多对历史地理学毫无兴趣，完全是服从组织安排来参加历史地图编绘工作的，所以这批人也活得老辛苦的。十几年的工作过程中，他们都陆续入党了，但最终大部分没有走治学之路。当年年轻、未毕业就能参加主席交办的任务，觉得很光荣，能够留在复旦、留在上海，经济上也不错，但真正搞学术就勉为其难了，自己也很苦恼。改革开放后，好几个人回了老家，厦门的、福州的、苏北的，都去夫妻团圆了。其实他们中有的人如果去厂里做车间主任、工会干部，倒是非常合适的。所以人生职业的选择，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邹逸麟口述》前文回读：
①没有兄弟姐妹，没有朋友玩伴，我是孤寂的宝宝
【邹逸麟（1935年8月31日—2020年6月19日），祖籍浙江宁波，生于上海。复旦大学首席教授。历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四届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上海市史志学会会长、《辞海》副主编；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曾任民盟第七届中央委员、民盟上海市委副主委；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著有《千古黄河》、《中国历史地理概述》、《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主编)、《中国历史人文地理》(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分册》(副主编)，合著有《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等。发表论文约百篇。】
来源：今日头条“读书有味聊忘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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