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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论”和“四个追问”——“十五五”杂谈之一
正视“收缩期”的现实存在——“十五五”杂谈之二
按照毛泽东的《实践论》，人们对外部世界的科学认知，从来都要经历一个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大脑思维加工制作过程。又因为“基本问题”是管大的、管总的、管长远的，其正确结论的形成确立和在大众层面的深入人心，更加会经历一个思辨讨论、实践检验的反思反复过程。
2024年4月30日成稿
欣闻中央政治局确定今年七月要召开研究改革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这可是件大事，关系到国家“十五五”的发展，甚至是整个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的兴衰成败。
为什么这么重要？我在日前《“十五五”杂谈》之一（《“就会论”和“四个追问”》原文首发时，其实未加这一副标题。借鉴上一个五年规划期的习惯性做法，还是再加上吧）文中，曾重复了我多年前“杜撰”的一个“就会论”。两句话的第一句是：回望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现全面小康”征程的42年，“改革到哪里，发展‘就会’到哪里。”第二句是：前瞻自十九届五中全会以后、进入到“新发展阶段”的推进全面现代化新征程的30年，“全面深化改革到哪里，可持续的现代化高质量发展也‘就会’到哪里。”“就会论”所强调的，是在中国的语境之下，改革和发展之间的一种特定因果关系。
恰在这时，读到了吴敬琏老先生在《探索与争鸣》杂志2024年第3期上的发文：《以改革开放为动力 实现高质量发展》。我认真拜读了，觉得很深刻，也非常应景。尤其是赞同此文转为网络发文后小编新加的标题：“中国未来经济改革‘需要对基本问题研究得清晰透彻’”。
一讲到“基本问题”之类的所谓“理论”“学术”性质的东西，无论是官员和民众，或许都有点懵圈和排斥。啥叫改革？“干就是了”。在批评和整治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当下，这句话说得简单明了、铿锵有力，实在是酣畅淋漓、大快人心。但是，认真琢磨起来，这并不符合常理，也在实际工作中起不到什么科学引领的作用。
正像常识告诉我们的：人的行为，是受思想支配的。问题的发现和成因的分析，以及随后解决问题之思路和举措的提出，都离不开理论层面的解析，尤其是围绕着“基本问题”展开的思考。“想不清楚”而要做到“干得明白”，那只是痴人说梦，并不符合认识论的常识。
按照毛泽东的《实践论》，人们对外部世界的科学认知，从来都要经历一个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大脑思维加工制作过程。又因为“基本问题”是管大的、管总的、管长远的，其正确结论的形成确立和在大众层面的深入人心，更加会经历一个思辨讨论、实践检验的反思反复过程。
对此，吴敬琏老先生就根据他超脱而敏锐的观察写道：“通往法治市场经济的道路并不是一条一帆风顺、没有障碍险阻的坦途。实际上，对于到底选择市场主导资源配置的市场经济，还是选择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统制经济，曾经经历过反复博弈，我国经济发展也随之发生了较大幅度的波动。这种波动有时只是起于青萍之末，但是如果不能防患于未然，也可能产生较大的风险。”
那么，到底有哪些所谓的“基本问题”呢？吴文中明确指出：“我们今天遇到的经济发展的问题，其实在过去40多年中都以不同的形式反复地出现过。而它们又往往根源于两个更深层次的基本问题——经济体制问题和经济增长模式问题。经济体制的变革和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是贯穿中国几十年经济发展的两大主要线索。当我们选定了市场主导资源配置和实行法治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以后，接下来还需要进一步追问具体层面的两个基本问题 ：第一，什么是市场交换的本质，以及市场交换是通过什么样的经济机制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第二，什么是法治，中国应当怎样建立法治社会。”
上文中围绕着经济发展展开的基本问题，是分了“深层次”和“具体”两个层面的，前者是“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模式”两个，后者是“市场交换”和“法治社会”两个。这无碍大局，就像今天随着“新质生产力”的热议，很多人又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两个方面来分析解读一样，大抵是相通的。
但要注意的是，所谓“基本问题”：首先，要划定事物的范围。譬如发展是个大概念，围绕着发展，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恐怕都是“题中应有之义”的基本问题。其次，要限定在涉及全局和长远的具有根本性意义的问题上。譬如我们的经济发展模式，究竟是搞计划经济还是搞市场经济，这涉及到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取向，那当然是个“基本问题”。最后，基本问题若在一个以上的，那么多个选择必须是同一层级、同一“辈分”的，譬如之前曾经说过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发展论，虽说体现了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但是将其归结为一个产业的现代化，而又忽略了已然占据一年新创造价值总量GDP“半壁江山”以上的服务业现代化，那显然就很难“摆得平”了。
吴老先生讲的“基本问题”，不是什么纯理论推演和纯学术研讨的“空问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被说成是不着边际的“伪问题”；而是体现在现实生活和发展实践中的“实问题”，确实是由思想理论偏差引发的“真问题”。做学问是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但我们当下要研讨的“基本问题”，是基于实际已经发生的社会现实状况，需要坚持由“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来判断其真理性的重大认知。在这些“基本问题”上的认知正确与否、坚定与否，将关系到未来中国改革的前途，也决定着更长远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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