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7月25日
记得我曾在之前的研讨会(6.12)上,提及希望对“五大特征”未曾涵盖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给予更多的关注、重视和补充。除了为以后雄安新区的发展作必要的铺垫之外,它的确也是一个和“五大特征”地位相当的“特征”,即“中国式现代化是新质生产力引领和支撑的现代化。”
人们都在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所谓的“变局”主要是指什么?需要再追问一句。有人说是中美战略竞争、博弈甚至是对抗,有人说是百年不遇的“世纪疫情”,还有人说是此起彼伏包括俄乌、哈以战争在内的地缘政治冲突,乃至“第三次世界大战”。但在我看来,其中最具根本性意义的“变局”,其实是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特别是近年来爆发的人工智能科技突破和广泛应用。
不一定非要再补列什么新的特征,但能把它作为发展的大背景深入分析到位,那也是可以的。对此,在研究“十五五”发展规划和中国式现代化先行示范的相关课题时,千千万万要给予足够的重视。
二、京津冀的发展主要强调要协同。但好的协同之前提和基础,根据长三角推进一体化发展的经验,恰恰又在于“龙头”要勇于担当,“翅膀”要各展所长。否则,高喊协同最后难免流于口号而缺乏实质性进展。
京津冀协同发展上水平对河北来说的核心问题,是雄安新区的“名至实归”。北京毫无疑问是当下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龙头”。对这个“龙头”的担当,我有个出格的观点:那就是北京当好全国的首都。无论是政治中心也好,对外交往中心也罢,总之,北京要在去除“非首都功能”的过程中,把经济中心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也就是说,对北京不但没有名义上的GDP考核,连事实上的GDP排名都不再出现。只有这样,或许才能有效改变北京的行为动机和作为轨迹,并最终归正北京作为首都的功能定位和对外形象。
为此,现在的北京,除了要把基础研究以外的应用基础研究、以及应用研究和科技创新带动的产业创新(含孵化、产业化、首台套等)功能,主动疏解给雄安,还要把一般制造甚至是高端制造的功能,主动疏解给河北。只有这样,疏解非首都功能一事才能做得实、做到位;京津冀的发展才会有实质性的协同。
三、协同发展与其说是发展,更不如说是一场改革。有人说,全国三大都市圈的各自协同发展,粤港澳靠开放,长三角靠改革,京津冀靠中央。这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开放也好、改革也罢,其实都是中央的重大决策。我过去多次说过,今后中国的转型发展实为两大取向:生产关系方面是市场化,生产力方面是数智化。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大道至简,无非如此。
市场化不是仅为市场自由交易一方面,而是内在地包含着确立交易秩序即政府透过法治规范交易的另一方面。也即中央说的:“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两方面。协同发展不基于市场配置要素的“决定性作用”发挥,那是无法想象、更是无法实现的。但要“更好地发挥”,那对不起,政府的作为只能是为了让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发挥得更充分、更平衡、更有效用,而不是相反。这就是下一步改革的要义:围绕着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中心任务,围绕着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一经济改革的中心环节,通过进一步的全面深化改革,来达成京津冀高水平协同发展的美好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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