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25日成稿
对此我还是蛮有点惶恐和不安的。省委的经济工作会议刚刚闭幕,会议精神我还在学习领会之中。12月24日浙报记者发微信来问我会议精神最大的亮点是什么,我说是政策,从袁家军书记的政策“船”和“桥”,到王浩省长的“五大政策包”。他一看我“上钩”而且“有戏”,随即提出要让我发点声,“写篇稿子”。哪知道他的正式邀约还没有发过来,我的态度已经过去了:“但我个人意见,现在的政策行政驱动的味道蛮浓,含金量又不高,很难达成预期的效果”。接着的回票也就打给他了:“所以我也就不再勉为其难了。”记者是老熟人,回了两个“蒙脸”的表情,连说:“好的好的,还是感谢您的支持。”
但现在,上级分配给我的任务,那还是必须要完成的。但涉及具体的政策,实在是因为我退休多年,很少接触现行的行政作为,真也是说不出什么道道来。心想,我还是围绕着这一主题,谈点自己的想法,主要是观点,最多不过也就是政策环境和政策思路而已。
提三条:第一,要通过一些具体的行政作为,来宣示浙江对于民营经济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政策环境,以此最大限度地稳预期(上篇已发,在此从略)。
第二,要很好总结宁波发展专精特新企业的经验,贯彻好中央关于支持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精神,把民营经济中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落到实处。专精特新企业一般都是中小企业。浙江大企业不多,中小企业面广量大是一大特色。如何激活他们的创新活力,是个涉及浙江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竞争力提升的大问题。
目前全国公布的专精特新企业,浙江的数量排在了第一位。这是一个很好的基础和开端,需要想方设法加以放大、扩散,形成面上的燎原之势。
按大包干的原则,搞活创新活动参与者的分配制度。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农村改革的突破在于“大包干” 。什么叫“大包干”,无非三句话:“缴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前面两句是刚性的,是法定义务,必须要履行的。最关键的是第三句话,它是刚性之后的弹性。愿意下力气干,多劳就可以多得。承包田已然分给您了,种什么?种多少?卖什么?卖什么价?您的地盘您做主。这样一来,就把非常纷繁复杂的管理关系高度简单化了,直接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一下子就把几十年吃不饱饭的问题给解决了。现在人们都把农村改革,讲成很学术化的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集体和农户双层经营体制,其实我更愿意把它直接理解为农村中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的分配制度。
过去实现小康,只要调动体力劳动者的积极性就可以了。现在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现代化,那必须依靠创新驱动发展。顺理成章的,就是要极大调动参与创新活动的那些脑力劳动者、创新工作者的积极性。这方面我们也要化繁为简,突出主题,实行类似于“大包干”那样的分配制度改革。新昌在共同富裕试点中有个科技人员收入倍增计划,可以去调研总结一下。
不但是企业,对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等创新资源密集的机构和单位,也要打破陈规陋习,按最大限度解放科技和创新生产力的指向,放宽不必要的限制,让创新要素更好地结合国民经济主战场大展宏图,也籍此大幅增加创新工作者的收入。刘鹤同志在《人民日报》刊发署名文章,提出“完善科技创新激励机制和科技评价机制,落实好‘军令状’、‘揭榜挂帅’、科研经费‘包干制’等机制。改革科研经费管理,赋予科学家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经费支配权、资源调度权。探索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和长期使用权。加快形成并实施有利于科技人才潜心研究和创新的评价体系。”这些精神,我以为都体现了科研创新活动收益分配的“大包干”原则,值得据此对相应规章制度大胆进行比较彻底的改革。现在科技人员普遍反映整日为费用报销所累,大量精力用于这方面的“合条合框”。那浙江在这方面到底能不能推出一些实质性破题的改革?
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进程中,我们不但要重视体力劳动者的按劳分配,更要重视脑力劳动者的按劳分配;不但要重视按劳分配,更要重视在当今发展形势下,按要素及贡献参加的分配。所谓生产要素,现在早已不仅仅是当年的劳动和土地包括资本那样的简单的两大或三大要素,已然增加了诸多看似虚拟实为高端的新的参与分配的要素。譬如党的十九届四次全会的《决定》中就明确指出:“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资本本来是中性的,尤其是在中共执政、依法治国的前提下。资本是否作恶,还要看它用来做什么,为谁所用,是否符合法治。现在社会上有一种把资本和罪恶直接划等号的偏见,必须旗帜鲜明地加以纠正。至于知识、技术、管理、数据这些要素,实为浙江高质量发展最为紧缺的高端要素,要为其“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创造一个良好的舆论氛围和政策环境。
靠单个企业单打独斗的方式进行技术攻关,显然是低效的。这时市场和政府的最佳结合点,是在于推进行业科技中心的市场化运营。这方面政府不是没有动作,但效果不太理想。主要原因是政府管办不分、事业管理,其定位和运行过于行政化了,结果出不来效率和成果。建议或依托行业协会,或以雁首龙头企业为主,产学研协同,政府间接指导,建立企业化运营的实体,专门组织共性技术的研发和攻关。一旦突破,往往受益一大片。
第三,顺便讲一句,现在很多理念对头、政策也不错,但为什么实效不太理想呢?我认为和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运动式、一刀切等不良作风有很大关系。就像法治不但要做到有法可依,更重要的是在于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政策也是同样,好政策还要有好执行,好执行要靠好作风。现在基层和企业,对我们的行政作为反映最大的就是:规定动作太多、太烦、太细、太密,而考核又如影随形、步步紧跟,稍有不慎,就动辄得咎。所有的心思和精力,差不多都用来“招架”来自于上级的检查考核和确保“不出错”上面了。哪还有心思按问题导向,把中央精神和当地当时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自主地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偏偏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发展阶段也很不相同,完全照搬照做既疲于奔命,又效果不彰。今后稳增长,可不能像今年的有些招数了,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先破后立、高举高打。正如中财委副主任韩文秀所告诫的:“不把长期目标短期化,系统目标碎片化,不把持久战打成突击战。加强统筹协调,避免把整体任务简单一分了之,更不能层层加码,导致基层难以承受。”
仅凭感觉,讲了这些。退休多年,对一线运作知之甚少,说的不对的,还请批评指正。(全文完)
新朋友:点击右上角-查看公众号-关注 老朋友:点击右上角-发送给朋友或分享到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