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亭：激发民营经济创新活力（上篇）

2021年12月25日成稿

对此我还是蛮有点惶恐和不安的。省委的经济工作会议刚刚闭幕，会议精神我还在学习领会之中。12月24日浙报记者发微信来问我会议精神最大的亮点是什么，我说是政策，从袁书记的政策“船”和“桥”，到王省长的“五大政策包”。他一看我“上钩”而且“有戏”，随即提出要让我发点声，“写篇稿子”。哪知道他的正式邀约还没有发过来，我的态度已经过去了：“但我个人意见，现在的政策行政驱动的味道蛮浓，含金量又不高，很难达成预期的效果”。接着的回票也就打给他了：“所以我也就不再勉为其难了。”记者是老熟人，回了两个“蒙脸”的表情，连说：“好的好的，还是感谢您的支持。”

但现在，上级分配给我的任务，那还是必须要完成的。但涉及具体的政策，实在是因为我退休多年，很少接触现行的行政作为，真也是说不出什么道道来。心想，我还是围绕着这一主题，谈点自己的想法，主要是观点，最多不过也就是政策环境和政策思路而已。

提三条：第一，要通过一些具体的行政作为，来宣示浙江对于民营经济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政策环境，以此最大限度地稳预期。新一年的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民营企业家稳不住，民营经济就稳不住；民营经济稳不住，浙江经济就大概率稳不住。现在官方口头对民营经济的表态已经很多了，但我在东北插队加读书的十年，记住了老百姓的一句口头禅：“会说不如会听，会做不如会看”。也就是“锣鼓听声、说话听音”。从民众的角度，他们都会从自己的独立体验中，来揣摩官方真实的态度究竟如何。

早年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如鲁冠球、冯根生、宗庆后等所代表的民营企业，都是从国有、乡镇、校办的企业转制而来的。他们对浙江经济的中游争先、后来居上，是作出了大贡献的。没有他们的一马当先带来的万马奔腾，哪有浙江改开这些年发展的顺风顺水？我现在不去比附联想改制的例子，因为直到今天，也没看到当年的主管部门或国资部门，有哪个对此公案走出来遛一遛、多少“呛一声”的。来来回回的，就是看到两派人在网络上吵得面红耳赤、不亦乐乎。那么我的问题就来了：浙江如果遇上这样的一档子所谓“国有资产流失”的争议，我们的党政领导和有关政策主管部门又会怎么办？

难道还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或是先补后罚、甚至关押治罪？在老百姓看来，“一边倒”就是态度，沉默其实也是一种态度。前有马云，后有薇娅。是对、是错；对在哪、错在哪；几分对、几分错；怎么坚持真理，又怎么修正错误，都没个说法，都在等上面一个说法。上面的说法又很原则、很笼统，于是谣言四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嘛，对此我觉得浙江的态度应当更积极一些、更明朗一些。因为您是浙江，老话说：“中国民营经济看浙江，浙江民营经济看温台。”无论您态度如何消极还是暧昧，人家照样还是把您当作民营经济的标杆来看待的。

正因为如此，我总说浙江的党政组织，对全国民营经济的发展，是负有一份政治责任的。记得去年年中，我参加温州“十四五”规划思路稿的咨询评议，通篇看不到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两个健康”的表述。我说这是温州人的原创（中央后来提的都是“非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正好也是温州下一步发展要解决好的当务之急，怎么能够没有呢？温州的同志私下给我解释说，有领导人说这个提法今后不要再说了。我很不服气，还不识好歹地追问是谁说的？人家为难，便说“这就不要问了，您懂的”。我倒有点不太信邪了，不但发言中照样说要写，还在当晚奋笔疾书，写了一篇对习近平总书记和中央精神《真学、真懂、真干》的文章，批了那种听风就是雨、脑袋没有扛在自己肩膀头上的盲从。我还把它作为“十四五”规划杂谈系列的开篇之作，在自媒体上发出去了。后来连着写了十多篇，等“十四五”规划工作告一段落，这个系列也就偃旗息鼓了。新开的系列是关于共同富裕话题的，也已发了21篇。

那么怎么来看待，才是老百姓、特别是民营企业家所特别期待的呢？首先，是充分肯定民营经济在浙江发展，尤其是在走向共同富裕美好愿景当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要从“严格要求也是关爱”的角度出发，给他们提出达成“两个健康”理想境界的正向指引。但我们现在更多看到的是默不作声，放任自流。这种态度，我以为是会寒了浙江民营企业家的心的。

马云“飘”了，信誓旦旦说蚂蚁金服只是科技公司，不是金融公司，或想以此来规避金融监管，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但说句老实话，蚂蚁金服和我们传统的银行业务运作相比，的确有所不同。我认为他把自己讲成是科技金融公司（这顶帽子或有两层含义：侧重为科技提供金融服务的公司，和侧重为金融业务提供科技支撑的公司），倒还是“八九不离十”的。因为人家是靠电子商务平台上支付宝应用积累的信用数据，来决定信贷的发放与否和数量多少，也不要什么实物抵押。对于这种小额的、基于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的金融创新，如能在浙江先走一步、得以破局，对浙江来说，实在是天大的一件好事。要努力把它办好，办顺、办成才是，而不是唯恐惹祸上身、躲避不及，最后成了无限期拖延，甚至如社会上的某些人，不但是幸灾乐祸，而且最好崩盘了事。

2021年一年间，中概股市值灰飞烟灭十多万亿，其中阿里和腾讯两家互联网头部公司蒸发市值6、7万亿，和美国互联网巨头公司的差距明显拉大。为什么就不能把赚来的钱，引导到发展硬核科技上去呢？阿里早在2017年就成立了探索人类科技未来的实验室“达摩院”，马云三年投资千亿元，用于涵盖基础科学和颠覆式技术创新，政府为什么不在这上面多动动“引发跃如”的脑筋呢？

原先是政府动辄和阿里签什么战略合作协议，连上海这样的“魔都”都未曾免俗。在这样的无限抬高的过程中，马云不飘起来，恐怕都做不到。政府是市场监管的职能嘛，又不是什么经济实体，和一个市场主体去签什么对等的协议干什么？那时我说这话，也是不招人听的。但现在出了点事就好像要站稳立场、划清界限似的，连一句支持的话也听不到，从门庭若市到门可罗雀，这是不是太“势力眼”了一点？

我看人家上海就做得不错，因为张文宏医生的某些关于抗疫的说法，和退下来的前卫生部长不一致了，网上讨伐声四起。但李强书记照样去他那里考察了一回，给其正面的报道，这不就马上主动了吗？阿里先攻克了倚天710的全球性能最强的Arm服务器芯片，采用5nm工艺制造，单芯片容纳高达600亿只晶体管，性能超过业界标杆20%，能效比提升50%以上，这难道不是硬核科技吗？后来12月15日，国际权威机构Gartner发布全球云厂商整体能力评估报告。此次评估维度包括9个大类以及270个子项，评估对象涵盖全球所有顶级云厂商。结果显示，来自中国的阿里云在计算、存储、网络、安全四项核心指标的比拼中，超越微软、亚马逊，斩获最高分，成为laas基础设施能力全球第一的云厂商。

最近，阿里云又遇到了点小麻烦，说是阿里云发现了阿帕奇某组件的安全漏洞，却没有及时上报国家电信主管部门，而是直接按业界惯例向软件开发方报告了，为此吃了工信部一个处罚：暂停阿里云作为部网络安全威胁信息共享平台合作单位半年的资格。毛病还是人家阿里云找出来的，您还暂停人家的资格，这件事办得有点“滑稽”。阿里增进合规意识是完全应当的，但部门处罚的手法是不是可以再“高明”一点？

刘鹤副总理最近在《人民日报》上撰文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必须以保护产权、维护契约、统一市场、平等交换、公平竞争、有效监管为基本导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为市场主体活动提供公正、稳定、可预期的法治环境。”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最好。我总讲所有制和竞争“两个中性”，重心也是落在了这里：不要人为地去把经济的问题政治化；讲政治的时候，又忘记了“依法治国、依法行政”是最大的政治。

当然，法律是法理和法条的合成，法理是内核灵魂，法条是外在表现。譬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些都是最大的法理。有了这些法理，有关部门要抓“傻子瓜子”的年广九，小平同志才说，先不要抓，再看一看。要是当初立马就作为剥削者和资本家给抓了起来，那今天还有没有“五六七八九”的民营经济了，结果也是不言自明的。

正因为如此，12月2日我在参加省委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咨询委员会第一次研讨会上的书面发言中，把民营经济的话题作为了建议的第一条。浙报上发文时删去了很多所谓敏感的话，今天这种内部座谈，我不妨再拿来重申一下：

“对民营经济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在整个社会主义特别是初级阶段，怎么估量也不会过高。那种说中央选浙江作为共富示范区，是因为浙江为富不仁的‘老板’太多，所以要摸摸他们‘头皮’的言论，固然是极个别人的居心叵测、恶意编造，但社会上‘仇富’情绪的弥漫及某些媒体的不当宣传，事实上又和蚂蚁‘暂缓上市’、反垄断、反资本无序扩张等事件搅合在一起，确实在很多民营企业家心中投下了阴影。现在许多民企都在谋划重新戴上‘红帽子’，并非是为了认真参与国企混合所有制的改革，而是为了规避当下从银行信贷到公共投资等领域吃的‘哑巴亏’，也是希望籍此换取一顶政治上的‘保护伞’。近日我重温习总书记当年在浙商大会上的多次讲话，以及在省民营经济工作会议上阐述民营经济新飞跃时‘五个转变’、‘五个提高’的重要报告，感慨良多。如果我们一直能像习总书记那样，对民营经济爱之既深、又寄望甚高，那该有多好！稳预期，尤其是稳市场主体、特别是稳民营企业家的预期最重要。浙江只有在民营经济发展方面创出独树一帜、全国最优的人文和政策环境，持久地激活和吸引民营企业家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让他们不但用心办好现有的企业，还愿意不断创新、继续投资、踊跃投身于现代市场经济和数智化变革的大潮，那浙江经济的基本盘就一定能稳得住，老百姓期盼的高品质生活也一定能‘富得起’”。（接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