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亭：温故知新：实事求是+人民至上

2024年8月24日

文中生动地回顾了上世纪80年代之初，浙江开始推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某些重大事件和演进过程，并强调了“把责任制选择权归还给农民”“问题的症结就是在于姓资姓社纠葛”。以史为鉴，温故知新，读后颇有几分感触。

就浙江省委而言，长兴县就是基层，县委书记丁文荣就是基层领导了；就长兴县委而言，长城公社就是基层，公社书记宋忠孝就是基层领导了；就长城公社而言，狄家斗二队就是基层，队长徐意群也就是基层领导了。对于拥有1430平方公里的长兴县域来说，在大旱之年再抢种好区区24亩地上的油菜，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但幸运的是，正是这么一桩小事，遇到了心里装着乡亲们的徐队长。他和大伙儿商量如何“共渡难关”的办法后，决定“化整为零，把田分到户里，由各家分头解决。”

中国语境下的干部，再敢“为民做主”，也都知道大小还得向自己的“顶头上司”作个汇报和请示，否则那就是“僭越”的大逆不道了。再次幸运的是，公社宋书记没有说“不”，而是现实地认为：“也没有别的好办法，就同意他们试一试。”试验的结果很快就出来了：“各户劳动热情空前高涨。结果二队的油菜获得了空前丰收，亩产达创纪录的240斤，完成了国家任务的2.5倍（当时国家对农村粮油等大宗农产品，可都是有“皇粮国税”的）。”

故事若是到此为止，也就没有多少“讲头”了。“有样学样”是中国农民最朴素的创新逻辑——“尝到了甜头，社员们又把早稻、晚稻也试了包产到户。继而里塘、二界岭、和平、长潮等公社的一些社队纷纷效仿，也都实行了不同程度的联产承包。”

这不，“人随王法草随风”。风已经刮起来了，逼得“王法”要有一个说法，要有一个态度。面对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纷扰，关键时刻中央发布75号文件，肯定了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大方向。人们翻寻文件的字里行间，总想找得对长兴式做法一板一眼、丝丝入扣的依据，却“踏破铁鞋无觅处”。

好在那时候的领导，似乎还没有那么多被“追责”的阴影，面对“姓社姓资”的争议，也没有那么多的躲闪腾挪、犹抱琵琶——县委书记丁文荣说走就走，马上亲自带队下去调研了。在社员“一包就灵”“包到哪里，灵到哪里”一片叫好的基础上，他领衔写出了调查报告，总结了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十大好处，以此促成了县委一班人的共识，在全县顺势推开了大包干的农村改革。

一个多月后，《浙江日报》相继发表了《联产到劳真灵》和《怎样搞好联产到劳责任制》两文，肯定了长兴的做法，于是全省各地干部纷至沓来、上门取经。再不到3个月，《人民日报》发表了《长兴县干部群众齐心协力落实生产责任制》的报道，同时配发了《不能和群众“顶牛”》的短评。

人民群众的敢想敢干，基层干部的尽心尽责，上级领导的勇于担当、中央决策的方向指引、主流媒体的旗帜鲜明，都反映了当时从中央到地方、从领导到基层、从实践到理论、从社情到媒体，方方面面、从上到下，整个社会弥漫和浸润的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求真务实的行事作风。

当然，长兴县委的“变法”，只是八十年代浙江农村改革的一个“新锐”。其实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1956年下半年），浙江永嘉县就在全国搞过新中国“头一份”的包产到户。因为政治上的“不正确”，当时永嘉县委书记李云河因此被撤职查办，直到1983年才得到平反（翻看周其仁先生的《改革的逻辑（修订版）》，对此多有追述）。即便是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以后，对是否实行包产到户党内也是存在极大争议。1980年9月召开的中央各省市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还曾为此向另一位“封疆大吏”反对者发出断喝：“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和取得的巨大成就，随口可以总结出个十条八条经验来。但我感到，如果归结到最根本的一条，那还就是实事求是、求真务实。记得两年前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总结中共百年走过的历程，我也是这样来看待的：“实事求是不是一阵子的事，而是一辈子的事，是贯穿我们党千秋伟业的生命线。历史早已证明：什么时候我们坚持了实事求是，我们的事业就会顺利起来，停滞和曲折就会少一些；什么时候我们丢掉了实事求是，我们的事业就会不那么顺当，折腾和挫折就会多一些。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仍然如此。”

这个道理，其实大家都懂，但为什么就是知易行难，明白而做不到呢？从国际共运和我们党的历史来看，大体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认知偏差。譬如空想主义、主观主义、本本主义。那些人对于共产主义的理想是真诚的、信念是坚定的，也拥有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终生的吃苦精神和献身精神。他们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是一批近乎纯粹的赤子和“圣人”。但是，他们对社会的真实状况，对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对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等等，却缺乏真切的了解和科学的把握，他们书生气十足，只凭着朴素的热情和对美好世界的向往一往直前，结果就是超越阶段、急于求成之后的碰壁和败北。这些人可悲、可怜，在特定角度上还有一点可歌、可泣甚至是可敬的意思。

但是，更多的一种是居心不良、心术不正。他们早就知道我们党历来的思想路线是实事求是，倡导的行事作风是求真务实，但是他们并不真学、真信、真去践行，是一帮虚伪的骗子。本世纪初我曾谈及我们面临的最大危险是什么？是心口不一、知行脱节。这八个字，不是指外部，而是指内部；不是说群众，而是说领导，是指党员领导干部一旦丢掉了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思想作风，将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所造成的颠覆性危险。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人生观、价值观、政绩观出了问题。在一些人心中，早已不是人民的利益高于天了，而是如何千方百计地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仕途顺遂、升官发财。他们所参与的任何从政行为，事先都得摆上心中那杆“精致利己主义”的秤，掂过了份量、权衡了得失，然后再来决定是否真的要全心全意地去践行，抑乎只是采取半心半意、虚情假意甚至是“昧着良心”的态度。

这样的领导干部及其作为虽然还是少数现象，但渐成顽疾、影响很坏，党的思想作风会因此受到极大伤害。现在我们的经济发展，遇到了比较突出的预期弱化和信心不足问题。固然与外部势力对我的围堵、打压有关，也有一些是经济周期性、结构性的问题。但目前最大的挑战，恐怕还是出在思想理论、意识形态、舆论氛围、思想作风等非经济因素上。这也或许也是“进一步全深改”《决定》，一再强调“把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政策都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的深意吧！

记得浙江的老省长沈祖伦2008年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座谈会上，曾貌似突兀地的讲过一段话：“一定要了解老百姓的苦难，我们才能知道为什么要改革开放、为什么要解放思想。”其实这段话，再深刻不过地说明了“改革是怎样发生的？（同年3月4日成文，见《刘亭随笔》公众号总814）”，同时也在不经意间，透底地揭示了实事求是和与人民至上内在的必然联系。

在“对邓小平同志最好的纪念、就是把他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时刻，重温一下卓文中给我们讲到的故事，回顾一下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是怎么化被动为主动、党和国家的命运又是如何转危为安的，其实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要“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情”。而自己事情中又最具决定性意义的一条，还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发扬求真务实的行事作风，同时要拥有一大批人民至上、无私无畏地去加以真正践行的领导干部！

▲ 背景文章来源：卓勇良 《实事求是关键是尊重群众实践》 2024年8月22日 微信工作号：《卓勇良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