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8月16日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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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浙江经济》办刊已经整整四十周年了。本来这只是一本浙江省计划与经济委员会的内部刊物。但从您到任开始，杂志社独立建制，杂志也转成向全社会公开发行的期刊。您作为所谓的“创始社长”，对当时的情况还有一些记忆吗？
我们曾做过一些当时也算是比较新潮的事情，比如我们在北京组织了“跨世纪发展战略与城市化问题研讨会”，邀请到了杜润生、朱厚泽、董辅礽、肖灼基等30多位专家、学者深度参与，共襄盛举。我们还连续举办了“新世纪论坛”“制度创新与结构调整研讨会”“浙江省城市化战略研讨会”“跨世纪企业经营战略研讨会”“浙江经济十大事件评选”等活动，显著扩大了杂志的社会影响力。1998年，《浙江经济》被省新闻出版局评为“浙江省一级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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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在那些年里，您主持办刊主要的想法是什么？
而要做到这一点，我理解主要还是要学会审时度势、因势利导、顺势而为。我们除了要很好地完成未竟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这“老三化”的任务，还要顺应新世纪扑面而来的数智化、绿色化和人文化的“新三化”趋势。我们怎样才能遵循“八八战略”所蕴涵的与时俱进和守正创新的导向，切实擦亮浙江区域发展的民营经济、生态经济、数智经济和人文经济等“四张金名片”。区域经济特色竞争力的形成和增进，是与其发展进程中特定之资源禀赋、基础条件、人文传承等因子紧密相关的。这些在特色竞争优势提升发展战略指引下日趋成熟的主体经济形态，不但是浙江继往开来的“传家宝”，更是我们当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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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后来您转任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院长，但始终对《浙江经济》给予高度的关注。我们和您商量，能否在杂志上开设一个专栏，得到了您的理解和支持。您组织董波和庞亚君两位年轻人，从每个人的名字中取一字用谐音“柳博隽”作为笔名，开始撰写“浙经时评”系列。您在专栏文章写作中主要关注的是什么点位？
当时多数专栏文章还是请两位年轻人执笔的，涉及产业、环保、城市化、公共政策等方方面面。而发展和创新理论，则是我研究和写作的聚焦点。说起来，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是一个地方、一个国家最大的正事；同时，它也是我所长期供职的发展与改革委的部门职责所在。在我来看，由科学发展、转型发展和创新发展三个关键词所建构的“三个发展论”，是把发展的阶段论，同发展的目标、路径及动力融为一体的发展理论。其中，科学发展是目标，是一个很高的境界，有点类似共产主义，可以这样去要求，但却不可能一下子就立马达成。转型发展是路径，科学发展天上掉不下来，地里也长不出来，只能由我们从司空见惯、习以为常、轻车熟路的传统发展模式“转型”而来。创新发展是动力，转型能否转得起来，并转得到位，还是要靠改革创新，靠生生不息的持续创新。
至于进一步讲到创新，我还有“三个创新论”。也就是面对纷繁复杂、形形色色、众说纷纭的种种创新，如果我们对其进行合理的高度抽象，就可以极简化地将它们归结为科技、制度和人文这“三个创新”。一般来说，和生产力发展相联系的创新，大体可以归为科技创新；和生产关系变革相联系的创新，大体可以归为制度创新。人是最活跃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则是人和人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社会关系，而人又是有思想、有意识，有价值观偏好和追求的。因此，只有人文创新了，才会拓展到相应的科技和制度创新。这就好比45年前，当时如果没有开展“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没有出现以解放思想为标识的人文创新，那也就不可能推出以“大包干”为代表的农村改革的制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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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就您而言，在长期撰写专栏的过程中，您对这种体裁的驾驭，有何与大家分享的体会？
从“形”的角度来看，此类文章的要义是以小见大，从个性中把握共性，即所谓的“切口要小、开掘要深”。行文中既要有国际的视野，“胸怀祖国”，但更要有地方的特色和浙江的特点。既要有历史的纵深感，更要有当下的时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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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在采访行将结束之际，能否请老社长对《浙江经济》杂志的未来送上几句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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