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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月底的最后一天，如约收到了《永远的老省长》一书。主编之一在其署名文章中写到：“……纪念文集中，有刘亭所撰长文，他说‘追怀老省长既要彰显其人格力量，作为一位政治家，还要突出其思想理论和创新实践对国家和社会的贡献’”。以我与老省长的交集，并没有更多可写的故事。但正是出于上述理念，我写了《老省长与浙江民营经济——浙江做对了什么？》一文。
在我看来，“纪念老省长最好的礼物，莫过于将他未尽的事业进行到底。老省长是精心培育浙江民营经济成长的园丁，是照亮民营经济前行的烛光。有的民营企业家带着深厚的感情说起，老省长就是‘浙江民营经济发展之父’。对此，我在心里是认同的。浙江作为全国民营经济的先发地和标杆地，老省长关于浙江民营经济的实践真知和理论洞见，也具有全国性的意义”。
原文较长，拟分数篇编发。这也是我在老省长逝世周年、纪念文集新书发布之际，送上一份对他深深的景仰与怀念……
2023年9月20日成稿，后有删减
上接之三 个体、私营经济的破土而出，促进了乡镇集体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集体经济的改制搞活，又促进了国企改革。所有制结构的改革，就是这样一个波浪式向前发展和不断完善的过程。1999年世纪之交，老省长在参加全国政协九届七次常委会发言时指出，有人觉得浙江的国有企业发展得不好，微不足道，“但其实大为不然（注12）。”然后老省长以详实的数据加以证明：20年来浙江国企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近10%，比全国高出2.3个百分点；资产总规模增长近30倍，年均增长19.8%，远超全国平均水平；在全国各省市中，国企的资产总额、国有资产总额为第7位，净资产总额为第6位，销售收入为第5位，利润总额、资产负债率为第4位，总资产报酬率、净资产利润率为第2位，仅次于上海。
浙江是实行计划经济时期国家投资最少的一个省份，改开以来也没有得到什么特殊的政策倾斜，那为何浙江的国有企业发展总体情况相对比较好呢？那主要是非国有企业的发展，为国企发展带来了一个真正的市场竞争环境，迫使国企更好地面向市场，不吃“大锅饭”；深化企业内部改革，打破“铁饭碗”。这也为国有经济总体布局的战略性调整创造了条件，使它们更多地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集中投向基础产业和主导产业。与此同时，非国有企业也可以参与国企改革，形成混合所有制经济。乡镇集体企业的改革，为国企改革提供了干部思想观念和社会舆论转变、职工安置和产权流转等多方面的经验借鉴。
老省长强调打好国企改革攻坚战，“既是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但搞好国企改革的路子，一定不能是国企本身的自拉自唱和自娱自乐。“只有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才能做到不同所有制经济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才能夺取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性胜利。”
还是那次在对浙江乡镇企业后来居上、成为全国第一的谈话中，老省长以更宏观的视野和更深层的眼光，论及“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还得从制度上找答案。”“对我们来说，制度问题的实质，是一个是不是真正依靠人民群众，能不能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每个人的聪明才智，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浙江的成功之处就是以往近二十年的实践里，一直抓住这个制度问题不放，把它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牛鼻子’来抓（注13）。”
这是对浙江之路成功原因的透底之论，也是对浙江经验的科学总结。浙江为什么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游崛起、走在前列的？很多人都在做，都在说，但其实并没看清楚、想明白；有时即便是说上了一箩筐的话，也没有抓住实质和要害。老省长的逻辑简要而明了：人民是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历史进步的主体，执政党只有顺应老百姓脱贫致富的愿望，顺势应时地变革一切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不合时宜的旧制度、旧模式，一个国家才能真正崛起。体制改革创新的成效，已被实践证明是有效地调动了主体内生的积极性并切实发展了生产力，那就是我们把事情做对了。现在回过头来看，浙江做对了的事情，就是坚定不移地大胆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就是推进乡镇集体企业产权制度的变革，就是推动整体经济所有制结构的改革，就是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就是形成多种所有制平等竞争、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乡镇集体企业改制的过程中，不是没有曲折，也不是没有缺点，包括有人说过的所谓“集体和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但若是拘泥于个别问题而动摇改制的决心和方向，那就要犯历史性的错误，因为传统的体制解决不了企业发展的内生和可持续发展的动力问题。大锅饭、铁饭碗，管卡压、等靠要的毛病，如果不能从体制机制的根上去除，企业然后是产业包括整个区域经济，都是发展不起来的。如果单靠翻身解放一时激发的政治热情来驱动，最终也难以解决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
老省长从浙江的实践经验出发，在世纪之交讨论国家“十五”计划时，积极建言中央把“体制创新放在第一位（注14）”，“首先是调整所有制结构”。“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和多种形式的股份经济、混合经济，做到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2000年，全国政协经济委组成浙江调研组，指派老省长和刘鸿儒两人为组长，对浙江现象进行分析解剖，总结提炼。这篇调查报告虽由调研组成员共同署名，但其实是老省长亲力亲为，吸纳各方意见，亲自撰写成文。并起了一个言简意赅的题目：《浙江之路》。
当时在浙江的工业总产值中，非国有工业已占到89%；个体私营经济在二、三产业中也已占“半壁江山”。乡镇集体企业和地方国营企业，普遍进行了改制，“基本上改变了官办经济性质（注15）。”许多个私企业走上了股份制的道路。当初不规范的股份企业，已经大批完成了规范化转型，多数成为有限责任公司；一部分转为股份有限公司，并出现了一批大企业、大集团，发展势头强劲。（下接之五）
附注：
12、1999年9月24日，老省长在全国政协九届七次常委会议上的发言。
13、见1999年6月3日，老省长在听取省乡镇企业局工作汇报时的讲话。
14、见2000年3月20日，老省长在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讨论“十五”计划时的发言。
15、见2000年5月6日，老省长撰稿的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浙江调研组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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