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视“收缩期”的现实存在，是我们保持清醒头脑的必要前提。停留在“厉害国”和“遥遥领先”幻影中的认知，很难回归“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据以制定相应求真务实的应对思路和策略……
2024年3月31日成稿
近日不同场合读到清华孙立平老师的一篇文论：《2024：中国经济决定性的一年》。这篇东西看起来比较宏观、比较长远，貌似“远水救不了近渴”，但其实有很强的针对性。如果对文中点到的三个问题没有想明白、做到位，很可能多少年以后回过头来看，真的还就是错过了对于中国经济来说“决定性的一年。”
先来看看第一个也是他对未来一个发展阶段总的结论性研判，即中国经济将“经历一个并非短暂的经济收缩期。”其中的关键词，是“收缩期”三个字。至于“并非短暂”究竟是指“三到五年”、“五到八年”还是“八到十年”，孙老师没有说明，但我想起码也得需要一个五年规划期，即涵盖整个“十五五（2026-2030）”时期。
他分析这个阶段的特征有五条：经济增长低位徘徊，问题不是暂时现象，经济活跃程度降低，社会预期变差和信心不足，存在螺旋下降压力。我理解他的意思：主要就是多年来一帆风顺、高歌猛进的好日子，看来真的是过去了；而盘桓不前、稳中求进的紧日子和苦日子，将成为了人们不得不接受的新常态。
大约十年前，最高领导人到河南考察经济工作，意外地使用了一个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缓慢复苏以来才刚刚走红的词汇：新常态。并要求我们“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几日后，我在浙江日报上撰文，题为“新常态及其‘适应’”。文中没有采用当时通常为“8%左右、中高速增长”的描述，而是更为“现实”一些，认为“在经历了长达30余年近10%的高速增长之后，宏观经济进入了一个6%-7%的中速增长轨道。”“现在的问题在于，不限于那些表面的经济增速下滑趋势的显性化，而是从中国目前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和体制来看，中国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然走到了尽头；再不通过大规模而深刻的转型升级，整体经济将会缓慢滑入‘中等收入陷阱’”。
彼时喊“狼来了”，人们似乎还没有什么切肤之痛。此后十年来的转型努力虽也取得了可喜的进展，甚至涌现了像“新三样”那样傲视全球的亮点，但是就我们这么大一个体量的经济体而言，加速转型升级以有效应对新常态挑战的自觉性，应当说还是极其有限的；所取得的相应进展，总体上也难以尽如人意。以2016年中美贸易战开打为标志，国际上对我的围堵和打压愈演愈烈；加之三年世纪疫情的严重冲击，各种地缘政治冲突的此起彼伏、连绵不断，以及美西方在全球范围内不同形式深化的“合纵连横”、“统一战线”，显著压缩了我们回旋腾挪的战略空间，从而使得推进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轨道的难度骤然加剧，其与维持当前经济稳健运行之间的矛盾，也更为突出。
2022年末，中央果断实行新冠疫情防控工作的“转段”，去年全国经济取得的5.2%恢复性增长，实属不易。但也要看到，这种调整只是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前提条件，并不就此等于转型升级本身。正如我十年前所写：“适应新常态，首先是思想上要‘适应’，不能一根筋想问题、一条道跑到黑，而是要‘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识时务者为俊杰’；其次在速度上要‘适应’，不能总还是想着要连奔带跑、一路高歌，而是要容忍中速、重在转型；再次在模式上要‘适应’，不能再沉溺于低成本、低价格的低档货‘横扫世界’，而是要靠永续创新的‘头口水’效益‘笑傲江湖’；不能再靠拼土地、拼资源和拼优惠政策来‘争先进位’，而是要靠拼教育、拼人才和拼成熟制度来保持区域竞争力。最后在体制上要‘适应’，不是靠高度离散主体的无序竞争‘赚钱’，而是靠互利共赢市场的良性互动‘生财’；不是靠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打肿脸充胖子’，而是靠现代治理下主体内生的创新创业动力‘走四方’、‘雄视天下’”。
现在矛盾最尖锐的，是当近年来的互联网革命，积累到去年人工智能技术开发和应用出现大爆发的关键时刻，我们却遭遇到“小院高墙”式的围堵打压和脱钩断链。尽管拜登总统一再口头宣示，不谋求与中国的“全面脱钩”。但在事实上，从芯片供应到阿斯麦光刻机维修的禁令，从越拉越长的“实体清单”到英伟达人工智能芯片“阉割版”的推出，更为及时而有效的“精准脱钩”，就从来没有中断过、弱化过，而且因为大大小小针对中国“小圈子”的搭建及阵营“选边站”策略的实施，形势显得愈发严峻。
外部环境的逼仄，也极大地增加了国内政策选择的难度。数年来疫情管控“疤痕效应”的消除，看来决非“一日之功”；其留给我们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上的诸多“后遗症”，还顽强地据守着往日的阵地；相当普遍滋生的“躺平”“避责”情绪，以及如廯疥般顽固的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使得任何要靠“主动进取、勇于担当”才能有所作为的事情，变得无人认领、无人攻坚，从而鲜见实质性突破。这不但是造成“收缩期”的重要成因之一，还大大延宕了破解“收缩期”的有利时机。
正视“收缩期”的现实存在，是我们保持清醒头脑的必要前提。停留在“厉害国”和“遥遥领先”幻影中的认知，很难回归“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据以制定相应求真务实的应对思路和策略。从比较宏观的角度看，大面上坚持比较宽松和包容的政策取向，是切实可行的，非如此不能活跃市场和主体，并籍以保持当下最可宝贵的适度增长。与此同时，也必须像当年抓好“两弹一星”那样，集中“优势兵力”，“有限目标，重点突破”那些对于国运具有关键性意义的科技和产业创新。当然，这种新质生产力发展实践所基于的，仍然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组织、协同，交易和分配机制，而不是回到实行“计划经济”和所谓“斗私批修”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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