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 宋代皖籍词人的群像刻画

宛敏灏（1906—1994），字书城，安徽庐江县人，安徽师范大学教授、研究生导师，当代著名词学研究专家，著有《二晏及其词》《词学概论》《张孝祥词校笺》等。《宋四十词人述评》（以下简称《述评》）成书于1946年，为宛先生遗作。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在整理其藏书时发现此手稿。此书封面题“宋四十词人述评”，卷首有当时中文系主任吴遁生序，其次是自序和四十词人目次。全书依刻本形式进行线装和排列书页数目，计有6万余字，以行书抄写，文字秀美。《述评》是宛先生早年治学经历见证，有助于重新认识宛先生在词学发展史上的贡献，其“以一家为中心，详考生平，论其作品”的述评式治学方法对于现代传记研究亦具有重要意义。

一、宛敏灏与《宋四十词人述评》

宛敏灏《述评》主要为宋代词人作传，且传主皆为皖籍。然而，他早年从事宋词研究，并不限于安徽地域。1934年，宛先生于安徽大学毕业，毕业论文为《二晏及其词》。这标志着宛先生以传记研究宋词的开端。此研究受到夏承焘先生高度赞赏并鼓励他“尽疏两宋各名家，汇为词史”。宛先生虽然踌躇满志，但此时只想为全宋词人作新传，并无尽疏名家、汇为词史意愿。

最终促成宛先生集中为皖籍词人作传的契机有二：一是安徽省图书馆约稿要求，二是好友唐圭璋建议。1930年，安徽省图书馆创办《学风》杂志，其宗旨是“整理中国文化、阐发安徽文献、培养民族意识、倡导良好学风”。1933年，《学风》增设《安徽文化消息》栏目，后又改成《安徽文化史料》，越来越注重安徽本地历史文化梳理。宛先生为《学风》所撰稿件也须“阐发安徽文献”。他后来回忆说，由于“编者指定须有关本省文献，故所述皆皖人”。《学风》所刊登宛先生文章凡9篇，除第一篇《二晏及其词》外，其余8篇所述涉及33位皖籍词人，构成《述评》一书的主体内容。可惜的是，《学风》此后因抗战而停刊，宛先生的传记研究也不得不中断。

唐圭璋先生于1937年底写信给宛先生，认为其文“兼及考证，可一洗明清官私书籍之陋，何不扩之为‘皖词征’或‘两宋词人小传’？”。在朋友的鼓励下，宛先生虽有扩充之意，但正值日军全面侵华，已经无暇顾及于此。直到1940年，宛先生任教于重庆的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才又开始了扩充工作，总体方向是《两宋词人小传》。但是，由于各类书籍资料缺乏，不得不转向“皖词征”方向，仅就安徽省范围内所知两宋词人进行梳理考证。1946年夏，他初步完成两宋40位安徽词人梳理工作，命名为“宋四十词人述评”。

严格来说，《述评》还只是一部未完成稿。宛先生1947年自序称，此稿完成于1946年夏，此后几十年中一直被增订修正，似乎并未最后定稿。以1946年为界，此著作成书过程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36至1946年，主要是从单篇论文到结集成著作。《述评》共收宋代皖籍四十词人，《学风》所刊8篇文章涉及33人均已收入。单篇文章撰述多以地域为标准，如方岳是祁门人，胡舜陟、胡仔、汪晫、汪梦斗是休宁人，汪存、汪藻、朱松、朱熹、王炎是婺源人，梅尧臣、汪辅之、周紫芝、吴潜、吴渊是宣城人，张孝祥、张孝忠是和县人，王之道是无为人，阮阅、朱翌是舒城人。其中，所谓“休歙十词人”是休宁、歙县两县之人，即程大昌、吴儆、程玭、汪莘、程先、朱晞颜、孙吴会、聂冠卿、罗愿、方有开。这些文章结集后，完全打乱地域格局，只按照姓氏笔划多寡为序。从1938到1946年间，又补充另外7人，分别是吕希纯、吕本中、吴舜选、何大圭、叶祖义、魏庭玉和魏杞。宛先生的梳理延续之前方法，先考证生平事迹，尤重里贯、科第和家世；次辨析词集版本流传，作品存佚和艺术特色；后选录词作。此书还作两个附录：一是词人生平事迹和活动年表，二是词人所属里贯表，与前面的论述构成互文关系。

第二阶段是1946年后，主要针对本书进行修订。最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传主的替换和增补。比如，原先选入的叶祖义在修订时被删掉，究其原因，其籍贯是婺州（今浙江金华），因误为婺源（旧隶安徽）。从本书所附里贯表看，宛先生实际上的研究已不限于40人，书名却一扔其旧。里贯表中增加7人，也并未体现在目录中。这表明宛先生可能有扩大四十皖籍词人研究的想法，但实践未果。二是在眉批和附识增补传主生卒、科第和仕途材料。如叙汪晫赋词而逝，眉批曰：“《徽州府志》卷十七，绩溪，赠通直郎汪晫墓，在县南上里良安乡坑村之源，今十里牌也。”引地方志注明词人墓地情况。附识内容一般较长，如“第二十九张孝祥”后，题曰“附识：文通书局有拙著《张于湖评传》一书，评述较为详尽。”简要说明张孝祥研究与《张于湖评传》的继承关系。三是年表部分增订很多材料。年表分四栏，第一、二栏是“宋元”和“公元”，标明宋元年号和公元纪年；第三栏是“生卒”，注明各词人生卒情况；第四栏是“纪事”，阐明各词人的登第、仕宦、词作系年等。增补较多的是第四栏，增加年份二十多条，主要以吴潜、程玭和方岳三人内容为多。

宛先生到晚年还一直重视《述评》。1988年，安徽省组织编纂《安徽古籍丛书》，宛先生是编审委员会的学术顾问之一。他撰《关于〈安徽古籍丛书〉宋词部分今后如何整理的几点想法》一文，表达其对于丛书如何整理古籍的五条意见。他想借编纂《安徽古籍丛书》机会，将四十词人中词作较少的辑录汇编，而以《述评》为附录。为配合《佚词集》编纂，宛先生又有继续修订《述评》的想法，主要是想新增部分作家和扩充《述评》原附年谱、里贯二表，但并未实施。

《述评》一书前后经历超过半个世纪，一直伴随宛先生整个治学生涯，体现他从未放弃为宋代词人立新传的夙愿。从成书过程看，以传记形式开展宋代词学研究构成了宛先生治学特色。

《宋四十词人述评》书影

二、张孝祥研究的一个节点

宛先生研究的宋代词人中，以二晏和张孝祥最为著名。《二晏及其词》自1934年在《学风》连载后，其基本面目已定。宛先生用力最深、前后投入时间最长的是张孝祥研究。

从宛先生立志一生耕耘于词学研究领域起，便注定他与张孝祥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结缘。这项研究始于1934年完成二晏研究之后的两三年中，此时宛先生开始为《学风》杂志供稿。宛先生研究张孝祥起点早、跨度长。同时代的毕寿颐和岩子系都做过张孝祥研究，但都是偶一为之，而宛先生的研究从20世纪30年代持续到90年代，先后发表很多研究成果。

宛先生的张孝祥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新中国成立之前，主要代表作为《张于湖评传》《于湖先生张孝祥》（1937）《宋四十词人述评·张孝祥》（1946）等，全面梳理张孝祥生平；新中国成立之后，主要代表作有《张孝祥年谱》《张孝祥怀念弃妇词考释》《张孝祥词校笺》等，对于张孝祥词作与生平事迹进行细致考证。《述评·张孝祥》事实上成为宛先生张于湖研究中承上启下的一环。这几种研究成果联系非常紧密，在叙述顺序和逻辑有明显的沿袭之处。如《张于湖评传》分为七章，分别是“叙言”“家世”“里居”“交游”“年谱”“学艺”“词论”，《述评·张孝祥》则选取了“家世”“里居”“年谱”“词论”中的部分文字进行压缩和适度改写。如生平梳理部分以“年谱”中的仕宦经历为参考，而词集词作考辨部分则对应了“学艺”中的“文学”部分。《张孝祥词校笺》前言更是基本沿用《述评》的逻辑顺序，前10个部分与《述评》顺序一致，只有第11个部分是后来新加。当然，随着宛先生研究的深入，其撰“前言”也更加详细严密。

宛先生在撰《述评·张孝祥》后，研究的心理情感有所转变，即从家国情怀到个人偏好。虽然他早期研究张孝祥出于皖籍名家词人需要，但身处抗战背景下，他积极响应《学风》杂志“整理中国文化”“培养民族意识”宗旨，更加看重张孝祥的爱国情怀。

宛先生在《评传》中说：“张孝祥‘振聋发聩之功，固不在稼轩下也’‘诗人呼声，足以转移社会风气，关系国家盛衰，于湖词之伟大正即在此’”。抗战初期，宛先生从东部辗转来到祖国大西南，其迁徙与宋人南渡时的心情必然异代同心。抗战期间，宛先生创作很多诗词，取材于重大事件和人物，叙述爱国情怀、表达抗战必胜信念，体现一代知识分子与时俱进的精神风貌。因此，宛先生研究爱国词人张孝祥蕴含其情绪和精神表达的需求。《述评》叙述张孝祥生平，特别指出其“恢复”志向：“痛陈国家萎靡之弊，谓靖康以来，惟知和战两言，遗无穷祸，要先立自策以应之，当同心戮力以副恢复之志。……孝祥方第，即上疏言岳飞之冤，请表其忠义。”末尾选词三首，其中两首即著名的《六州歌头·长淮望断》和《水调歌头·闻采石战场》，皆有感于恢复。

张孝祥晚年寓居芜湖捐田造湖，即今芜湖市镜湖。宛先生在这一部分特别介绍镜湖的历史变迁，深切表达古人胜迹难寻的惋惜之情。这是由于宛先生一生与芜湖结下不解之缘，在安徽师范大学教书育人超过半个世纪，而其正门前的镜湖是宛先生常去的地方，因而，他对镜湖有一种特殊感情。因张孝祥事迹而偏爱镜湖，又因生活在镜湖边上更重张孝祥。这种带着情感的传记研究方式，成为宛先生晚年张孝祥研究的突出特征。

宛先生长期关注张孝祥，通过评传、年谱等方式，描述了最真实、最生动的张孝祥形象。这不仅在于对其生平事迹和家世、交游的考证分析，还在于解读词作时呈现出传主的性格、心态和形象等。同样，作为传记的研究者，宛先生也将自身性格和情感注入其中。因为评传者始终要设身处地去想象传主的生平经历和语言行为，所以与传主有关的一丝一毫都牵动着研究者的情感，从而将自己的生命感受注入其中。总之，张孝祥是宛先生于《述评》中极力突出的一位词人，不仅文字篇幅较多，而且评论多带感情，是其四十词人新传中的一个典范。

三、以“评传”刻画中小词人群像

宛先生所述四十词人，除张孝祥、方岳外，皆为小词人。但是，《述评》以“评传”的方式刻画中小作家群体群像成为一种重要的研究范式。

采用“评传”方式研究作家是宛先生有意追求。一方面古代典籍虽多，但各类记载错漏芜杂，亟需重新整理；另一方面，以人物为中心的评传类研究并不多见。所谓“评传”就是“详考生平”和“论其作品”。宛先生指出，“评传之第一目的，为考定身世”“评传之第二难题为评论作品”，考定身世与评论作品是评传的内容和目的，但又具有极大的困难。宛先生不惧艰难，努力爬梳文献、考订史实，对二晏和张孝祥做了细致准确的艺术评论，将自己关于“评传”的理念付诸实践。这种研究方法，也成功地应用在《述评》的两宋中小词人研究中。

首先是生平梳理。在宛先生之前，要了解这四十位词人生平事迹，多借助宋元史料笔记或明清方志家谱等。但它们叙述较为简单，缺乏考订辨析，往往以讹传讹，多有互相矛盾之处。宛先生根据各类文献，依次梳理词人字号、生卒、籍贯、科第、仕途和家世等，遇到需要辨析之处，则详细说明。宛先生的词人生平梳理，纠正前人不少错误，能为进一步研究宋代词人提供比较可靠的基础。宛先生对于传主的生平梳理，特别注重各类材料对比，由此得出的结论也比较审慎。唐圭璋先生称宛先生的考证订误“一洗明清官私书籍之陋”是有道理的。

其次是作品评析。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词集词作考辨，二是评论词作。二者在古代分散于不同性质的文献中，前者多是目录学著作，后者多是词话谈艺类著作。宛先生则将二者结合了起来。

关于词集词作考辨，宛先生注意先考察词集的存佚和版本，然后确定作品的真伪和数量。在词集词作考辨中，宛先生常常介绍赵万里《校辑宋金元人词》和唐圭璋《全宋词》的研究成果。这里点明了赵、唐著作辑词来源，甚至指出《全宋词》所用底本，则非行家不能道。当然，词集词作考辨，并不是研究的最终目的。文献梳理本质上是为作家作品研究服务。宛先生在考辨词集之后，紧接着就评析作品。

关于评论词作，宛先生采用选录和词作举例的形式，且多“知人论世”。宛先生在《词学概论》中辟专节论述词作欣赏要“搞清本事或写作背景”，并特别举例指出，张同之夫妇墓志中反映的张孝祥与李氏关系对于《念奴娇·风帆更起》一词理解有重要意义。因此，宛先生每评必有举证，或摘例句、或录全篇，同时强调词作本事。

宛先生早年研究“二晏”就开始采用以“评传”论人的方式，《述评》则刻画宋代中小词人群像，展现其性格面目和形象品格，进一步确认并拓展了“以一家为中心，详考生平，论其作品”的治学方法。

结语

1935年，夏承焘先生序《二晏及其词》曰“能见其大”。其不仅指出宛先生的二晏研究在词人辨订方面的突出成绩，还强调其著述方式上的创新。宛先生对此亦早有自觉：“实感于评传词人者之沉寂，欲聊凑热闹，以引起世人之同情，庶几得改椎轮为大辂，而积水以成增冰也。”这段话虽然是在《二晏及其词》中提到的，但也适用于《张孝祥评传》和《述评》。显然，宛先生对于自己所用“评传”方式的开拓性和前瞻性非常自信。因此，在其整个学术生涯中，他都坚持不懈，致力于为词人作传。

《述评》的“评传体”研究法则可成为考察中小作家群体的研究范式，不仅在现代词学研究史上应得一席之位，而且在现代传记研究上也有导夫先路的贡献。

第一，宛先生较早的将作家生平考论和作品评析结合起来考察，全面具体地论述作家作品。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学掀起了传记文学创作的热潮。这是中国古代传记传统和“五四”新型“人的文学”思想相结合的产物。胡适《四十自述》、郁达夫《达夫自传》、朱东润《张居正大传》、吴晗《朱元璋传》、唐圭璋《蒋鹿潭评传》等，是其中的佼佼者。但或以述生平事迹，或评析作家作品，与宛先生对于“评传”的理解有所区别。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评传”著述迅猛发展和成熟，以山东大学主编的《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和南京大学主编的《中国思想家评传》等丛书为典型代表。这些著作大多还是采用宛先生生平梳理和作品评论相结合的撰述方式。

第二，中小词人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述评》采用生平考证、作品选录和词人活动及作品的编年相结合的形式，为中小词人作了群传。其创新之处是：前面的生平作品考论是以人为纲，后面附录的年表是以编年为主，二者结合形成了一个互文的关系。比如，吴潜的生平梳理部分提到其与姜夔有唱和词四首，年表则将二人的两次相会的年份清晰展示出来。年表本是史学研究之法，王国维撰《清真先生遗事》附《清真先生年表》，较早将年表引入词学研究领域。宛先生则将此法融入评传之中，创造了独特的研究范式。总之，《述评》“使祖孙、父子、兄弟同为词人者，得以相次。而另作年谱、里贯两表附诸卷末，借觇时代之先后与夫地域分布。”将众多词人汇集在一起，纵横交织，在名家词人之外，勾勒出部分宋代中小词人群体的历史风貌，构成一种特别的宋代安徽地方词史。

点击购买，即可进入购买详情界面↑↑↑

点击购买，即可进入购买详情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