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种版本的介绍中下面这些是最经常出现的内容：
德鲁克是“当代管理学之父”，被《经济学人》杂志称作“大师中的大师”，被《金融时报》评为世界“百大管理思想家”之首，一生著述40余本，出版的第一本书便曾获得英国首相丘吉尔的推荐；2002年获得由美国总统布什颁发的“总统自由勋章”。
今天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概念最早都是由德鲁克提出的，包括：知识工作者、目标管理、分权、人力资源、效能与效率、组织愿景、扁平组织、后资本主义社会……
那么德鲁克本人是如何评价自己的？
德鲁克对自己的身份认定是一名“社会生态学家”，这是他自己创造出来的一个名词，用以表明终其一生所关注的焦点问题：人、组织、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对自己每天的工作，他说：“写作是我的职业，咨询是我的实验室。”当有人问起“你希望被后人记住的是什么”，他的回答是：“我曾帮助过一些人取得成功。”如果由我来介绍德鲁克，我会说两句话：“我读过他的全部著作，不止一遍。他是对我的思想观念影响最大的人，没有之一。”我曾经有一位朋友，现在是大学教授，二十多年前我们都还是毛头小伙子。有一天，他喝多了酒，指着我说：“我以后要开一间足球酒吧，门口挂个牌子，写上'白领'不得入内。”当时我已经辞去教师的工作，进入了一家外企担任部门经理。我懂他的意思，性格直爽心怀天下的他，看不惯那些整天穿得人模人样，却只知道算计，心里只想着发财的“职场人士”，特别是那些还有经理头衔的。尽管如此，我还是会觉得很委屈，因为我知道不是所有他以为的人都是他以为的那样，至少我不是。但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清楚。直到2005年，我在《南方周末》上读到了一篇文章，纪念一位刚刚去世的人。文章里提到了这个人对于管理的理解和对于管理学所做出的贡献——
在这个人看来，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各种类型的组织是这个有机体的不同器官，承担着不同的功能。管理的意义在于让组织有效地发挥其功能，从而有助于实现一个“自由而功能齐备”的社会。管理不等于工商管理，企业、政府、非营利机构等各类组织都需要卓有成效的管理。读到这些之后我发现，这不就是我想要说给那位朋友听的话嘛！感谢德鲁克对管理的“正名”，我终于可以大大方方地承认自己的确是一名管理者。在随后的那些年里，我把市面上能找到的德鲁克的书读了个遍，一点点地尝试着理清他的整个观念体系并加以实践。如今德鲁克对我的影响已经渗透进了方方面面。
在兴趣和价值取向方面，我对非营利领域的关注、对创新的理解、对促进人的发展的方式的探索、对组织进化的推动……都和德鲁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很多具体的行为方面也是如此。德鲁克指出自我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时间管理，他自己还常年地使用“反馈分析法”来做自我评估和成长规划。受此影响，我连续近20年坚持记录自己的时间安排，而定期做个人的复盘反思则早已成为一种习惯。德鲁克的名声和他的很多学说，在他去世之后似乎获得了更大的传播。有意思的是，所带来的口碑却往往是两个极端。德鲁克的全部著作中，有一些相当难懂，需要的知识储备巨大（比如他的第一本著作《经济人的末日》）。这些书往往只是被谈论而很少真的被阅读，它们不在流行的范围之内。德鲁克的另一些著作则正相反，文字相当平实，观点看上去也浅显易懂。人们不仅谈论也会阅读，并且很容易就认为自己都读懂了。于是产生了两种典型反应。一种反应是“就这？”，觉得这么些大白话和浅显的道理有什么了不起的，德鲁克名不副实。另一种反应则是“天哪！”，德鲁克道术兼备，和中国传统思想还经常有暗合之妙；同时，德鲁克又经常在书中给出很多断言和经验谈，大可以直接用来指导工作，引领人生。（我经常开玩笑说，单是一本《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就养活了不知道多少家商业培训公司。）无论带来的是哪种反应，这样的流行都未必是德鲁克本人所乐见的。德鲁克的思想是一个完整细密的观念体系，流传的却往往只是几个孤立的概念和“金句”。很多人都能说上几句“德语”——那些流传甚广的德鲁克的观点。比如“管理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必须重视贡献”……如果不是置于整个思想体系中去理解，这些话听上去很像是正确的废话，或是高妙的玄谈。很多人都知道“要事优先”，都学过按照“紧急”和“重要”两个维度来划分的“四象限时间管理法”。这些今天已近乎常识的方法工具都是德鲁克最早提出来的。它们看似简单易行，但是如果不是置于整个思想体系中去理解，我们又该如何知道何为“要事”，以及什么才是“重要但不紧急”呢？很多人都听说过“目标管理”，并将之视作后世诸如KPI和OKR这样的管理方法的滥觞。可是有多少人知道德鲁克用了一整个章节阐述的是“目标管理和自我控制”，而“自我控制”的观念又和他对于“知识工作者”的洞察有紧密联系，也体现着他对于“管理”的三重功能的理解。如果不是置于整个思想体系中去理解，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望文”便可以“生义”的平庸概念，甚至在实践上带来的是完全背离德鲁克本意的影响，变成了自上而下层层分解目标，变成了组织操控员工的工具。上述还只是德鲁克的“管理”思想。要知道德鲁克并不认为自己（只）是管理学家，他是一名“社会生态学家”。如果不是置于“人、组织、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之中，我们便很难准确理解德鲁克的很多观点。比如：为什么德鲁克说“管理是一门通识教育”？如何理解德鲁克认为“创新是社会停滞和暴力革命之外的第三种选择”？德鲁克的很多著作，用我前不久带过的《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共读班上一位伙伴的话来说，“好读而不好懂”。在我看来，今天我们学习德鲁克，是在三重维度上进行学习。维度一：理解德鲁克的整个思想观念体系，由此理解那些重要的观点和行动建议。德鲁克一生写过四十多本著作，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组织管理、个人成长等各个领域，体裁则包括专著、专栏合集，甚至两部小说。每一本著作都有特定的主题和很多观点，相互关联，合在一起逐渐生长出了德鲁克完整的观念体系。想要准确而深刻地理解每一个主题和观点并加以实践应用，必须将之置于整个体系之中。关于这一点，在上文中已经有所涉及，在此就不多展开了。维度二：理解德鲁克的成长方式、思想的形成过程，以及体现出的思维方式和特点。这个维度，学习德鲁克的人中还很少有人意识到。如果说上上述的德鲁克思想观念体系是一个成果，维度二的学习则是在理解这些成果是如何出现的。我们完全可以学习和借鉴类似的过程去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思想成果。关于这个维度的学习，内容同样可以有很多。我做过很细致的梳理，下面分享几个。德鲁克的思想体现出了很明显的“整合式”的思考方式。德鲁克的知识面极广（他除了在大学教授管理学，还教过政治学、经济学，甚至东方文化与日本艺术），思考问题经常不囿于特定学科，而是把要分析的问题置于丰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之中去观察（纵向），综合考虑时代和社会的影响以及技术和人口发展的变化（横向），运用跨学科的知识和思考角度，对照各种真实的实践经验，做系统性的思考。读德鲁克的书需要大量的知识储备，这很有挑战，但也很有乐趣，能够享受到一种阅读快感：去体验如何打破学科的疆域，如何把信手拈来的丰富素材进行富于洞察的关联，并用以分析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最终形成深刻的见解。这个过程也会有助于我们理解今天熟知的事物的来龙去脉，加深理解，形成更多洞察。德鲁克非常重视从“外部视角”来看待和分析问题。对于个人而言，衡量自己的价值不是看你掌握了多少知识，拥有多少权力，取得了多少头衔荣誉，而是看你为他人带来了多少的影响和改变。爱因斯坦也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他说：“一个人不一定非要成为一个成功的人，更重要的是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对于组织的绩效而言，也是如此。比如对于创新，德鲁克的定义是“创造新的用户价值”，这也是明显的外部视角。一旦跳出了自我中心，从对外部的贡献和价值角度来看待问题，我们就会重新审视自身的工作和自身存在的意义，重视责任和贡献。德鲁克也非常重视“优势视角”。对个人而言，是“发挥所长”；对组织而言，就是“用人所长”，关注能做什么，而非不能做什么。他还强调组织要重视未来的机会胜过解决过去的问题，要从每一个出现的问题中发现创造和改变的机会。这既是视角的转变，也意味着心态的转变。德鲁克善于洞察。他特别擅长观察已经发生的未来，形成对时代的洞察。如果我们用“worst times（最糟糕的时代）”为关键词在谷歌上搜索，有2千万个搜索结果。我们会发现各个时代都是最坏的，也是最好的。历史学家钱穆说过一句名言，“过去未去，未来已来”。每一个大转折的时代都可以套用这句话。如何看清楚时代的变化，小则对我们如何安身立命，大则对我们如何参与乃至引领时代变迁，都至关重要。德鲁克说过：“任何人都无法预测未来，我唯一能做的是以旁观者的身份，观察已经发生并对未来可能产生影响的重大事件。” 德鲁克反复强调，形成洞察不能只靠定量的数据分析来决策和预测，而要去亲自接触真实的世界，去和真实的人打交道。用群岛在“服务设计课”上的话来说，就是形成洞察不仅要有定量的大数据，还要有定性的“厚数据”。有一些领域是德鲁克特别关注的，经常出现“已经发生的未来”，包括：人口结构的变化、技术的发展、让你意外的事（成功、失败、没想到）、人们如何应对生活变迁等。德鲁克非常善于提出问题，他经常用提问的方式来做咨询和对话。比如记者问他“闲暇时间都干些什么”，他反问道：“请告诉我什么是闲暇时间？”一个问题就体现出了思考范式和生活方式的差异。当有人问他某个人是否适合做机构的高管，德鲁克的反馈是：“请问你会愿意让自己的儿子为这个人工作吗？”当年通用电器的新任CEO杰克韦尔奇专程飞来德鲁克家里咨询公司的战略发展，德鲁克一共就提出了两个问题：“如果一项业务当年没做，你现在还会开展吗？如果不会，你现在应该怎么做？”德鲁克的学生问他做咨询的秘密。德鲁克回答说：“无他，问对问题而已。”他的学生又问了：怎样才能问对问题呢？德鲁克说：“无他，带着无知去而已。为什么以无知切入？简单地说，第一，你所知道的往往是错的。第二，寻求答案先要抛开任何预设。比如德鲁克问韦尔奇的第一个问题，其实就是在让韦尔奇思考战略时先抛开一定要留在该行业的预设。关于德鲁克的思考方式和特点，还有很多可以展开，限于篇幅，先说到这里。在这里我想只说一点，但却是非常重要而有启发的一点。德鲁克写过一本自传，取名《旁观者》。从前面的介绍中，我们已经很清楚地感知到到德鲁克显然非常关心个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关心全人类的命运，为何他要自称“旁观者”？这得从一件德鲁克小时候的往事说起。德鲁克在《旁观者》一书的前言里写过，在维也纳纪念一战结束的游行队伍中，他当时作为护旗手走在最前面。他看到了前方的地面上有一大滩积水，他并不想从上面走过，但是却被队伍裹挟着一直往前走。游行结束，他立刻交出了旗子，离开了人群。他在文中写道：“就在我14岁生日的前一个星期，我惊觉自己已成为一个旁观者。那天是1923年的11月11日——再过8天就是我的生日了。” 哲学家齐泽克说过，真相必须经过“绕道”、通过“斜视”才能被触及。为了更好的观察思考真相，德鲁克选择了离开。选择了一个旁观者的角色，选择了广场或者舞台之外的生活。这里的旁观者，更像是福柯所谓的“不与强权者进行权力游戏的人”，是一个不放弃独立思考的人，是一个不媚俗的人，是一个尊重人性价值的人。旁观不是过客。旁观，是为了仍旧做一个完整的人、一个自由的人。选择成为一名旁观者，就意味着选择了孤独。旁观者既不媚上，也不从众。他心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是观察者、思考者、见证者、守护者、谏言者。他对时代和社会抱有温情与敬意，同时也始终保持着“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选择成为一名旁观者，就意味着选择了在很多时候做一个“不讨喜的人”，或者用我的话来说，一个“永远的反对派”。在人们普遍觉得岁月静好的时代，德鲁克呼吁要重视技术的发展并从中对未来形成洞察，看起来德鲁克是一个技术的鼓吹者；而当计算机日益普及，德鲁克又一再提醒管理者不能迷信计算机，不能用计算机来代替人做决策，因为计算机处理的是定量的数据，而重要的是对人的了解，因为计算机处理的是可以被数字化的信息，是过去的信息，而忽略了那些更微妙更有深意的信息。此时，德鲁克又很像是一个技术的警惕者。我对此感同身受，因为我也经常如此。在主流教育质疑那些对教育变革的探索时，我主张哪怕自己不认可也应该鼓励大胆的多元的尝试而避免限制打压；此时我在主流教育眼中像是一个激进的鼓吹教育创新的人。而当教育创新变成了一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的时候，我则明确指出以“创新教育”之名进行的实践并不必然带来更好的教育，任何教育变革的尝试都需要在尝试的过程中探讨和明了教育的底层逻辑，以及教育的根本目的。此时，在一些人看来，我又像是在对创新教育提出质疑。还有更多类似的情形。在中国，“项目制教学(PBL)”的流行在很大程度上和2017年Aha引进了《极有可能成功》这部纪录片有关，Aha也发表过很有影响力的文章《为什么PBL是通向自由的教育》。此时，我们很像是这种教学法的大力倡导者。而当教育创新言必称PBL的时候，我们又指出PBL只是一种教学法，还有很多教学法和教学设计框架值得去尝试；同时，还更近一步的指出，当下很多的PBL教学只是徒具形式，在传统教学上加了一些花头而没有改变其实质。此时，我们又很像是这种教学法的反对者。这是一种多么容易被误解，且不讨喜的举动啊。但是，这是自己的选择。当知道有德鲁克这样的人也是一样选择的时候，自己会更加坚定而有力量。好了，这篇文章已经很长了。如果你之前对德鲁克不了解，希望这篇文章可以让你有兴趣去多一些了解。如果你之前已经对德鲁克有了一些零星的了解，希望这篇文章可以支持你去做更多更深入的了解，并逐渐理清德鲁克的思想脉络。- 三次线上集体共学（7月8日、8月1日、8月31日晚20:30-22:30）；- 从《德鲁克日志》一书中选取40篇日志共读共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