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讯 I 米歇尔·马费索利《部落时代：个体主义在后现代社会的衰落》

中文版序言 / 1
法文第三版序.找到词语 / 1
权作引言 / 1

第一章  情感共同体：研究的论题 / 1
一、美学气氛 /1
二、伦理实验 /10
三、习俗 /18
第二章  地下的势力 / 36
一、活力论方面 /36
二、社会的神性 /48
三、民众的“矜持” /58
第三章  抵抗社会关系的社会本能 / 73
一、超越政治 /73
二、自然的“家族主义” /85
第四章  部落主义 / 97
一、情感星云 /97
二、“无角色”的共在 /107
三、“宗教”模型 /112
四、选择性的社会本能 /117
五、秘密法则 /124
六、群众和生活风格 /132
第五章  多文化主义 / 145
一、三位一体 /145
二、在场与远离 /148
三、民众的多神论，或神的多样性 /154
四、有机平衡 /160
第六章  邻近/ 173
一、命运共同体 /173
二、地点守护神 /182
三、部落和网络 /196
四、网络的网络 /205

附录  公共广场的思想 / 215
译者后记 / 236

☆利奥塔×鲍德里亚×马费索利=法国后现代社会思想三剑客

氛围（ambiance），是一个贯穿了本书的术语。因此，围绕这样安排的决定因素简单说几句，可能是有必要的。

在之前一本书的开头，我将自己置于萨沃纳罗拉（Savonarole）的庇护之下。今天，我将援引马基雅维利所说的“公共广场的思想”。对于那些阅读的人，对于那些懂得阅读的人，一项长期的思考持续地进行着，它试图通过对势力（puissance）、社会本能（socialité）、日常、想象物等概念的深入研究，来关注那些自深邃处缔造我们社会日常生活的东西，尤其是在现代正在终结的今天。此刻，安置好的路标坚定地指向了应该取其强烈意义、正在逐渐超越经济—政治过程的文化。观察的重点在于各种各样的仪式、庸常的生活、民众的两面性（duplicité）、外表的游戏、集体的感受性和命运；总之，都是一些狄奥尼索斯式的主题。如果这会引来嘲笑，请不要忘记，它们正在被当代众多研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使用着。这很正常，因为思想史告诉我们，除了知识上的模仿和先验自动承认的合法性以外，还有一些在使用时才被承认的合法性。一些人经营已有的知识，而另一些人在“发现”（inventer）知识。从词源意义上讲，“发现”指的是显现当下的东西，但实际上，在对这两种人的辨别中会有一些困难。

然而，我们没有理由为此感到骄傲，因为这种辨别并非易事。谨慎的表达是必要的，但它往往会让人感到窒息。我们的学科就是被这样一种严肃精神所统治。此外，有趣的是，这样的态度有时还会与最自负的轻佻联系在一起。此外，马克斯·韦伯在专家治国思想中所说的“运转的小齿轮”和大幅贬低自身（或他人）长期以来的观点的“我不在乎主义”（je-men-foutisme）之间是否有重大差异？事实上，它们彼此增强，而公众对此的心满意足、一致拥护很值得我们去思考。是否由此就应该像一些人所做的那样，痛斥这个肤浅无知的时代？我不会落入这种窠臼。当然，有人会为制造新闻而扮演国王的弄臣，但不管怎样，这也是社会直接经验（donné social）的组成部分。但我们同样也可以想到，也有人有其他的抱负：与那些想用自身思想思考的人，那些能在书籍里、分析中找到能够使自己茅塞顿开的帮助和跳板的人对话。这是天真，还是自命不凡？时间是评价一切的标准，只有极少的智者才可以提前知晓未来。

这就是本书的野心：采用一种既无虚假的简单，亦无没必要的复杂的不可思议的方式，与那些超越了宗派、团体和系统的、旨在研究圣贤蒙田所言的“人的业”，并以此为命运的精神共同体对话。当然，这必须是自由的精神，因为我们将看到，我们必须掌握好自己的行动以配合接下来思想冒险的蜿蜒进程。“自由飘荡的知识分子”（Freischwebende Intelligentsia）似乎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前景，但是对于那些赋予这种冒险以其应有品质的人来说，却是不乏益处的。总之，我并不想写乔治·巴塔耶（ Georges Bataille）所说的那一类书，即“以易懂来吸引读者……（从中）得到的常常是令人想逃跑或打瞌睡、含糊且无用的思想”。

这不是心灵状态方面的问题，而是在传统的学科划分不再受尊重时需要给出的程序的问题。这自然会使学科不再像通常那样提供知识安全感。这也是研究对象本身要求的背反。实际上，我们很难对正在研究的社会存在进行概念划分，这也是当前越来越被接受的认识。就让我们把划分留给那些知识的记录员吧！他们认为科学就是对每个人应该做的事情进行的分类，而根据阶级、社会职业种类、政治观点或其他一些先验确定的事物进行的划分已经不再那么重要。用一个有些粗略的，但我将不断努力，以求更为明确地展现给所有人的术语来说，我们将努力坚持一种“整体论”（holistique）的观点：一种恒常的可逆运动合并了整体（社会与自然）和构成整体的不同部分（环境与人）。从这个角度出发，相当于同时抓住了一条绳索的两端：一端是存在的本体论，另一端是最简单的琐事。前者如同光束，使后者的种种表现都熠熠生辉。

显然，从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的“分离”（la séparation）的角度来看，上述过程是令人担忧的——人们总是倾向于使用一些专题性的研究方法或一些刻意讲求理论性的研究方法。然而，我会抛开由分离视角带来的智识愉悦感，相信某些“不合时宜”的考虑可能与它们所处的时代完全符合。为此，我将以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的观点作为注解：我们不应夸大魔法与科学之间的经典划分，通过对“感性直接经验”的强调可以得知，魔法在科学的发展过程中并非毫无用处。就我而言，我将尝试把这种比较推向其逻辑终点；或者，至少将其应用到极性相近的其他类型上。我会在本书最后一章更加全面地解释这一点，但在我看来，这里似乎存在着一个可以充分发挥的悖论，这个悖论能够让我们更好地认识到，社会整体结构越来越建立在先前具有分离倾向的事物之间的协同作用的基础之上。

学术思想与大众良识之间的矛盾似是显而易见的。当然，对于前者来说，后者无论如何都是有缺陷的：即使它不被形容为一种“虚假意识”，也会被认为是羸弱的。对“天真汉”（anima candida）的蔑视是判断知识态度的试金石。我曾解释过这种现象，而我现在想要表明，它可以解释我们为何没有能力去理解某种事物——在没有更好的术语的情况下，我们称之为“生活”。笼统地提到“生活”这个术语会带来一定的风险，尤其是可以导致无垠的幻象；但只要采取之前所说的“感性直接经验”的视角，我们就能够抵达脱离了空论的、具体的存在之岸了。与此同时，保持深海远航的可能性也十分重要，我们可以由此“发现”新的土地。而这正是由笼统的范畴实现的。这也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协同效应的关键：提出了一种流浪的，但并非没有目标的社会学。

从形式主义（le formisme）到移情的可逆运动同样可以解释当前从本质上是机械性的社会秩序到以有机性为主的复杂结构的重要转变。因此，我们正在目睹线性历史被冗余神话取代的过程。这是一种活力论的回归，我们将努力展示它的各种调性变化。此外，我所提到的各个术语之间是相互联系的。“有机性”，指的是亨利·柏格森所珍视的“生命冲力”（élan vital）和“宇宙生命”（la vie universelle）；我们不要忘记，他还提出了一种“直接的直觉”（intuition directe）来解释这一点。马克斯·舍勒和格奥尔格·齐美尔也有过类似的“生命的统一性” 观点。我经常会回到这样的观点，因为除了可以使我们理解当代小群体所表现出的“东方的”泛活力论（panvitalisme）之外，它们还可以让我们注意到使这些小群体最终得以形成的情绪或“情感”维度。

由此，上述警示的价值在于：虽然社会的动力学不再沿着现代性的道路前行，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不复存在了。循着我所指出的人类学轨迹，我们能够发现一种“几近动物性的生活”深深地根植在社会本能的各种表现之中。这就解释了对于“依赖”（la reliance），对于宗教情感（la religiosité）的强调——它们是我们要思考的部落主义（tribalisme）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不需要引入任何教条，就可以讨论社会关系的真实神圣化，实证主义者涂尔干将这种神圣化称作是“社会的神性”（divin social）。对我来说，我正是以这种方式来理解社会本能的势力如何通过弃权、沉默、狡计等方式对抗经济—政治的权力。我将借用从卡巴拉（kabbale）中得到的启发，即“势力”［质点（ Sefirot）］构铸神性的观点，来完成“社会神性”的路径。根据格尔肖姆·朔勒姆（Gershom Scholem）的观点，这些势力是“一切真实事物赖以建立”的基本要素，因此“生命向外流溢并激发创造，同时又以深邃的方式向内凝聚；其运动和脉搏的神秘节律，即为大自然的动力学法则”。这则简短的寓言总结了那些在我看来是社会本能的事物：在一向存在、有时会占据主导地位的既定形式以内或以外，存在着一种可以保证社会生活持久性的、没有形式的地下集中（centralité souterraine informelle）。我们应该将视线转向这个事实：我们对此并不习惯，我们的分析工具也已经过时，但是大量的线索——我想在本书中形式化这些线索——向我们指出，正是这样一片大陆适合我们去探索。这也是未来几十年的关键问题。众所周知，人们总是在事后（post festum）才会认识到“是什么”，但我们仍需保持足够的清醒，不要抱有太多智识上的偏见，以确保这段时间不会太过漫长。

事实上，我们应当尽可能使自己的思维方式与我们想要研究的新生（或再生）对象保持一致。我们是否就会提到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有可能。但无论怎样，为了让自己易于接受新的现状，我们就必须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相对主义来。

起初，我们或许应该主动表现出自己的无用，以便采取与现代性的普遍态度截然相反的主张。我们应当脚踏实地，不走捷径，拒绝分享工具性的认识。在这里，我想起了一个被人们奇怪地遗忘了的例子：那些社会学的创始人——按照这一学科的优秀历史学家罗伯特·尼斯比特（ Robert Nisbet）的说法——“从未停止成为艺术家”。我们也不要忘记，但凡之后可以被结构化为理论的想法，最初都是来自“想象、幻想、直觉的领域”。尼斯比特的这个说法是恰当的，因为如果回到 19世纪，那些相关的思想家，亦即今日典范的缔造者，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提出许多中肯的社会分析的。当我们迫于实际情况，也就是说当我们面对任意（重）新出现的社会问题时，采取某种理论上的“放任自流”的态度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正如我所指出的那样，这并不意味着放弃思想，也不意味着鼓励智识上的懒惰和自负。在我所遵从的理解传统中，人们总是以不太确切的真理行事，而在日常生活领域尤为如此。在那里，我们会比在别处更不在意有可能成为终极真理的东西。真理是相对的，取决于情境。它是一种复杂的“情境主义”（situationnisme），因为观察者同时也作为参与的部分，融入了他所描述的情境之中，能力（compétence）和欲求（appétence）齐头并进，而解释学就是以“我们属于”（l’on en est）我们所描写之物为假设的，它需要“有某种观点的共同体”。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一直都在强调这种现象，现在是接受它并观察我们周围现实的时候了。

正如所有的新生事物都是脆弱、不确定、不完美的那样，我们目前的研究方法也有着同样的瑕疵。尽管它存在着一些小问题，但未知领域需要相应步伐的探索，因此，在社会本能的浪潮上“冲浪”并不是一种羞耻。这甚至是一种可以提高效能的明智的方式。与这一方面完美契合的是隐喻的使用。它不仅拥有华美的文字，并因此出现在所有欢腾年代的知识著述中，它还能让模糊的、暂时的真理形成特殊的结晶。据说贝多芬就是在大街上找到他最美丽乐句的灵感的，可见其效果非同小可；那么，我们为何不在同一片沃土上谱写自己的篇章呢？

就像日常生活这座剧场里戴着面具的人物一样，社会本能在结构上是狡黠的、不可知的，这就导致了学者、政治家和记者们的混乱——他们相信自己已经勾勒出了社会本能，却又发现它其实在别处（ailleurs）。在这样的混乱中，他们之中最诚实的那部分人开始偷偷改变理论，并制造一个全新的完善的解释系统来重新把握它。难道正如我前一刻刚刚讲过的那样“属于”（en être）和运用狡计不是更好吗？也就是说，我们不直截了当地证明或批评不可捉摸的社会直接经验，而是采用一种微妙的战术（tactique），从侧面进攻。这类似于否定神学的做法，即我们只能以间接回避的方式讨论上帝。因此，与其以一种虚幻的方式牢牢抓住对象，解释和耗尽它，不如满足于对其轮廓、运动、犹豫、成功和各种挣扎的描写。而由于一切皆有关联，这种狡计也可以应用在我们学科传统所使用的各种工具上，保留它们仍然有用的东西，同时克服它们的僵化。在这方面，我们想做的事与另一位“局外人”戈夫曼所做的事非常相似。他是一个发明概念的人，但他时常更为喜爱“给旧词赋予新义，或者把旧词组合成古怪的新词，以摆脱笨拙的新词用法”。他更喜欢“迷你概念”（mini-concepts）或已具有确定性的概念，即使这样会使人不快。在我看来，这似乎保证了一种知识观念，这种观念希望尽可能地接近所有社会生活都具有的一种属性——坎坷前行。

以上是粗笔勾勒出的一般框架，随后各种各样的社会学思考将在其中进行。一个时代的氛围，必然会带来一种研究的氛围。这种氛围已经持续了好些年。在通常情况下，临时性的成果会在法国或许多国外大学里的同事或年轻学者的身上得到“证实”。这种氛围基于一个重要的悖论：

恒常的往复运动建立在不断增长的群众化和被我们称之为“部落”的微观群体的发展之间。

这是一种创始性的张力；在我看来，它是20世纪末社会本能的特点。一方面，群众，或民众，不同于无产阶级或其他阶级，他们并不基于同一性的逻辑；因为没有明确的目标，他们不是历史进程的主体。另一方面，至于部落的隐喻，它可以解释去个体化的过程、个体内在功能（fonction）的饱和，以及对每一张人格面具（persona）在这个部落中都必须扮演的角色（role）的强调。当然，正如大众永远处于攒动状态那样，如此结晶形成的部落也并不稳定，组成这些部落的人可以从一个部落转向另一个部落。

正是基于这种双重假设（转变和张力），并忠实于我自己的思考方式，我将引入在我看来是有助于这项讨论的各种理论文献和实证研究。就像我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没有理由大搞歧视，除了社会学、哲学或人类学作品以外，小说、诗歌或日常生活中的奇闻异事也应占有一席之地。关键是要得出一些“形式”。它们或许是“不真实”的形式，但是可以让我们在术语最严格的意义上理解构成社会本能的大量情境、经验和有无逻辑的行动。

在所要分析的形式中，当然包含了部落主义的形式。这是本书的核心。在本书中，它位于创造了它的情感共同体、势力和社会本能等形式之后，位于它所创造的多元文化主义、邻近等形式之前。为了那些对此感兴趣的人，在本书末尾，我提出了一种理论“方法”来引导我们进入由部落主义所导致的丛林。当然，本书所涉及的主题具有一定的单调性和冗余性，这主要取决于所研究的对象。就像在任何文学、诗歌和电影作品中都可以看到的“萦回性意象”一样，每个时代都会以令人厌烦的方式围绕着一些著名主题出现大量重复的变体。因此，对所涉及的每一种形式，我们也都有着同样的担忧——担心只是发生了某种说法上的改变。由此，我希望能够描绘出社会整体多彩的方面。在一篇抵制因果机制的出色文章中，吉尔贝·迪朗谈到了“背诵理论”（théorie du récital），这将是转译神话叙事、其对偶结构及其所传播的变体的冗余的最合适方式。这一理论非常适合我正在阐述的日常“认识”，它满足于识别和（重新）背诵活力论的兴盛及其反复出现的混杂；这种活力论通过循环往复地重复自身来对抗对死亡的焦虑。

然而，这种有些美学色彩的背诵理论并不是为那些相信阐明人类行动的可能性的人准备的，更不是为了那些混淆了学术和政治，并认为有可能采取行动的人准备的。相反，这是一种寂静主义的形式，它只是满足于简单地重新认识“是什么”“发生了什么”。这是一种“生存第一”（primum vivere）式的评估方式。正如我前面所说，这些书页注定是要留给那些快乐的少数人。重新认识到群众和部落的高贵是某些思想贵族的行为，但我想说的是，这样的思想并不是某个社会阶层或职业团体所特有的，更不是专家们所特有的。通过演讲、座谈和讨论，我发现这样的思想在相当数量的学生、社会工作者、决策者和记者中间是均匀分布的；当然，也别忘了那些可以被简单地视为有教养的人。我将与这些人对话，向他们指出，这本书是对深入“是什么”的简单入门。如果它是假想的，也就是说它走向某种逻辑的尽头，那么它只是“发明”已经存在的东西，并自然会阻止它在未来提出任何解决方案。另一方面，通过尝试提出本质性的问题，它引发了一场辩论，这场辩论既不容许含糊不清的推辞，也不允许平庸的赞同，当然更不允许那些隐秘的沉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