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志鹏（1997.08）：男，汉族，重庆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现为四川外国语大学日语学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领域：日本文学、中日比较文学。
关键词：二战时期；鲁迅传记；太宰鲁迅；鲁迅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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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因“竹内鲁迅”而闻名中日鲁迅研究界的日本鲁迅研究专家竹内好昔日曾在其著作《鲁迅》中留下过这样一段感慨：“我自以为理解这位从处女作①开始就呼唤青年的不幸老作家（即鲁迅，笔者注）之悲哀。作为被呼唤的成员之一，我之所以能对其进行理解，是因为这位呼唤者在我面前已经呈现出完美的体系”②。从竹内的话中，我们也许可以体会到一位日本学者试图接近鲁迅的强烈心境。对于中国而言，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同时，由于他不仅对中国当时的生存环境进行了反复深入的考察，还殚精竭虑地思考着中国遥远的未来，这般极为深远的思想也足以令其被称为一名思想家。正如郁达夫对鲁迅的评价那般，“我们青年在思考事情的时候，通常只能考虑到其中的某一部分。然而他（鲁迅）却能从整体上来把握思考的对象；而当我们专注于思考现实的时候，他却早已把握住了中国的古今未来。”③作为中国国民思想的指导者，“鲁迅”二字所带来的影响是不言自明的。
而在与中国隔海相望的日本，鲁迅——这一原本属于“落后中国”的“他者”——却也受到几乎无异于国民作家般的重视。鲁迅与日本有着复杂且深厚的渊源。这首先体现在他长达七年的留日经历。其中留学仙台的经历更是对其往后的思想造成了深刻且直接的影响。另一方面，这种渊源也体现在日本学界对鲁迅的持续性高度关注上。以至于毋宁说，日本学界的诸多鲁迅论反而对国内的鲁迅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上文所述的竹内好便是其中的典型例子。概言之，鲁迅确实是被作为一位极具特殊性质的文人而为日本学界所接受的。或者更准确地说，鲁迅及其文学确实有着超越国界、能够引发出他国之共鸣的某物存在。
随着日本研究鲁迅的众多专著逐渐被译介至国内，竹内好、伊藤虎丸、丸山昇、木山英雄等一批学者也已经被国内鲁迅研究界所熟知。但值得指出的是，他们中的多数都是活跃于战后的学者。即使是于战火中写就《鲁迅》④的竹内好，其真正产生影响的时间也应是1946年日本评论社将该书再版之后的事。而正如赵京华所指出，战败以后的日本面临着复杂的民族性问题，导致“鲁迅”不再是作为一位单纯的“外国文学”研究对象，而是被视为一种方法论被这批学者引入到日本战后的思想史语境中。因此，由于“面对着自身特殊的时代课题、有自己的问题意识”，他们“有时也难免‘圣化’鲁迅而多少偏离了中国现代史的实际”⑤。换言之，这批学者是带着强烈的目的性而对鲁迅展开言说的。
一、《惜别》的悖论
《惜别》的官方背景及其言说的对象导致该小说无疑成为了太宰文学中最特殊的存在。太宰治于其中涉及的种种问题，例如战争观、日本观、中国观、鲁迅观等等，均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这种复杂性也必然导致《惜别》一经问世就将经受中日学界旷日持久的激烈讨论。其中太宰治对“鲁迅”形象的塑造问题毋庸置疑地成为了学界关注的焦点。其结论至今仍呈现出明显的争议。简要地概括起来，即是以竹内好为代表的“误读”/“自画像”派与以藤井省三为代表的肯定派之间的对立。
竹内好是最早对《惜别》展开评论的日本学者。他在《惜别》出版后曾多次对其加以批判。从最开始，竹内就指出太宰治对“幻灯事件”的理解不足，甚至于歪曲鲁迅思想，令其礼赞儒教⑦。其后，竹内再次提出著名的“自画像”说。即《惜别》“与其说是公然无视鲁迅文章，只凭作者主观臆造出来的鲁迅像，恐怕不如说更像是作者本人的自画像”⑧。该论点影响非常深远，以至于提出此论的竹内好“基本奠定了批评和研究的基调，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日本的关于太宰治《惜别》鲁迅形象批评或研究大都沿袭了竹内好的观点”⑨。到最后，竹内更是表明“作品本身如何暂且不论，仅就其中对鲁迅思想的严重误读这一点而言就必须对其进行抗议”⑩。概言之，在竹内好看来，《惜别》是太宰治对鲁迅的严重“歪曲”，是太宰治自身心境的“他者”反射。而他在中国文学以及鲁迅研究领域所确立的学术地位又推动其观点形成了《惜别》研究长期以来的固定范式。
在国内，学界对《惜别》同样在长时间内持负面的态度。并且，鉴于“鲁迅”二字之于中国的重要意义，加之对于战争的惨痛的民族体验，导致国内学者对《惜别》的批判立场也更为坚决。例如王向远就将其视为彻底的“国策文学”加以批判。其观点可以概括为两方面：一方面在于太宰治扭曲了鲁迅对于日俄战争的态度，使其站在日本军国主义的立场上，支持日俄战争；另一方面在于太宰治误读了鲁迅有关日本的友好言论，将其理解为对日本“忠义一元论”的赞美⑪。而王光民则就小说中对鲁迅弃医从文的叙述指出“为了追求‘独立亲和’的效果，作者在一些问题的处理上过于简单化、一般化了，是作者为了实现其‘独立亲和’的创作主题的必然结果。对此，必须给予深刻的批判”⑫。但总而言之，上述观点都是对太宰治“误读”、“歪曲”现实鲁迅的指摘。它们仍处于竹内式批判的框架之内。
从根本上颠覆竹内式批判对《惜别》研究基调之垄断的是中国文学研究者藤井省三。他通过对比竹内好与太宰治的鲁迅观，围绕竹内的论点提出了以下三点反驳：首先，竹内好“否定了太宰治在战争期间受言论管制等因素限制而导致‘曲笔’的可能性”；其次，竹内好认为的太宰治对鲁迅思想的严重误读，实际上是“基于其自身对鲁迅的误读所产生的偏见”；最后，太宰治不曾“公然无视鲁迅文章”，或是“主观臆造鲁迅形象”，而是在“认真通读过《大鲁迅全集》之后”创作出的《惜别》。藤井的反驳在打破传统的“自画像”说基础上，重新赋予了《惜别》以积极的意义。他认为“太宰治对鲁迅的刻画更接近真实鲁迅的心境”，并指出对鲁迅五音不全的描写体现出太宰治“敏锐的洞察力”；“像商家的少爷一样俊俏”的鲁迅形象也是得力于“太宰治出色的想像力而形成的逼真描写”。综上所述，藤井将《惜别》视为“优秀的‘初期鲁迅’论”⑬。
在国内，与藤井省三持相同立场的是以董炳月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在董炳月看来，“太宰治借助于大胆的想像和颠覆创造了独特的‘鲁迅’—与‘竹内鲁迅’不同但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太宰鲁迅’”。针对鲁迅/太宰二元性的矛盾，他指出这是由于《惜别》本身存在着传记/小说的二元性，所以才体现出真实/虚构的交融。同时，董炳月基于对太宰治本人的日本观、中国观以及亚洲观的考察，对太宰治“从根本上把握了日中关系之核心”的精神也给予了肯定⑭。
即使是从上述完全不同的两种主张中，《惜别》本身所带有的强烈悖论性色彩也是不言而喻的。尤其讽刺的是，在太宰治创作《惜别》的准备阶段，在他所借鉴、通读过的鲁迅研究的先行著述中，竹内好的《鲁迅》正是其中的一部。而且这部《鲁迅》还是竹内本人在出征前特意叮嘱出版社寄送给太宰治的。可以认为，竹内好将这部凝聚了自己思想与生命的《鲁迅》寄送给太宰治，其本人至少是对太宰治如何言说鲁迅抱有期待的。然而最终结果却是竹内好对太宰治大失所望，以至于反复多次地对其表示批判。可以认为，在竹内好看来，《惜别》脱离了其本应遵循的轨道，发生了异化。而要考察这种异化，就有必要将《惜别》与在此之前问世的、小田岳夫的《鲁迅传》与竹内好的《鲁迅》加以比较，辨别出其中的异同。
二、延长线上的《惜别》
《惜别》问世于鲁迅逝去（1936）后的第九年。在这九年时间里，日本学界对于鲁迅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当惊人的进展。它们成为太宰治创作参考的直接来源。根据考证，可知太宰治在创作《惜别》之前已经通读过1937年改造社出版的《大鲁迅全集》、小田岳夫撰写的《鲁迅传》（1941）以及竹内好撰写的《鲁迅》（1944）。为探究二者对太宰治创作的影响，应该首先明确二者在各自著述中所体现出的鲁迅观。
小田岳夫所著《鲁迅传》的核心观点在于，鲁迅是改变中国历史的伟大人物，其地位应该同孙文并列。根据其论点，鲁迅“应同孙文一样被人铭记，他是能与孙文匹敌的重要人物……如果说孙文塑造了新中国的外形，与之相对的，鲁迅则是为了充实新中国的内核而终生苦恼着”⑮。值得一提的是，在小田之前，日本学界还有一位鲁迅研究者——增田涉。增田本人与鲁迅来往密切，交情甚笃。他于杂志《改造》1932年4月号发表了日本最早的鲁迅传记——《鲁迅传》，对鲁迅整个生涯的思想变迁及其全体作品进行了介绍。作为日本最初的鲁迅介绍者，增田所描绘的鲁迅像给当时的日本社会造成深刻的印象，以致于小田本人在撰写《鲁迅传》时也承认受到过增田版《鲁迅传》的影响。
而在竹内好的鲁迅观中，“回心”论应是其最重要的思想。在其著作《鲁迅》中，竹内好对此论点进行了如下叙述：“目前我的目标不是作为思想家的鲁迅，而是作为文学家的鲁迅。我想站在这样一个立场上，即把鲁迅文学的源头置于某种本源性的自觉上——硬要说的话，这种自觉与宗教意义上的原罪意识相近。”（竹内，1977：11）简言之，竹内在此关注并追问的是鲁迅文学的本源问题。他以“回心”的概念强调出鲁迅“不变”的一面。在竹内看来，“文学家的自觉”孕育出了文学家鲁迅，而在“文学家”身份之基础上，作为“思想家”“革命者”身份的鲁迅才得以成立。
可以认为，通读过上述作品的太宰治，不仅对鲁迅文学以及不同时期鲁迅思想的发展有了宏观的把握，也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小田岳夫以及竹内好的研究成果。但正如他在《惜别》后记中的自述那般，“尽管小田先生已经撰写出《鲁迅传》这部‘春花一般甘美’的著作，可我仍然开始了小说的创作。而就在这之前不久，出乎我意料的是，竹内好先生又把他最近刚出版的，‘犹如秋霜一般严厉’的著作《鲁迅》惠赠给我……我终于鼓足犹如少年一般的勇气，开始了这项工作。”⑯也就是说，即使太宰治从小田岳夫、竹内好的鲁迅传记中得到启发，然而与二者那种以研究的视角，站在一定高度冷静地观察作为“他者”的鲁迅不同的是，太宰治更倾向于以“小说家”的身份去贴近鲁迅。他在预想到自己的创作“可能会像盲人摸象一般，遗漏某些非常重要的地方”⑰的同时，又拒绝将鲁迅塑造得“有如陌生人一般”，力图“把事实如实叙述出来”。最终，太宰治在作为“他者”的鲁迅基础上，重新构建出了独特的太宰式鲁迅像。而透过《惜别》可以发现的是，太宰治对鲁迅的这种独特性理解在他对鲁迅弃医从文之原因的言说这一点上体现得尤为明显。而这种独特性理解同时也推动了太宰治对“幻灯事件”进行重构。
众所周知，鲁迅在仙台留学时代的末期遭遇了“幻灯事件”。这一经历后来被他写进回忆性散文《藤野先生》中。在文中，鲁迅是这样记述该起事件的：
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⑱
“幻灯事件”与鲁迅的弃医从文向来是鲁迅研究者绕不开的关键问题。对于立志以青年鲁迅为创作题材的太宰治而言也同样如此。然而在《惜别》中，太宰治对鲁迅弃医从文的决断却是这样解释的：
他并不是因为看到那盏幻灯片才忽然立志从事文艺的。一言以蔽之，他早就喜欢文艺了。虽然这只不过是平庸如我之人的极为浅薄的见解，甚至连我自己都觉得这一理由十分扫兴。但是，对于我这种人来说，却只能作出如此判断。（太宰，1973：286）
虽然《惜别》的主线大致以鲁迅的原文《藤野先生》为基轴展开，但在最重要的“幻灯事件”与弃医从文的关联性问题中，太宰治却选择以自己的理解对其展开言说。在他看来，“幻灯事件”固然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却并不是“周君”投身文艺的决定性转机，而只不过是其体内积攒起来的、对文艺的热情得以爆发的契机。为了体现这一见解，在小说中的“幻灯事件”发生之前，“周君”曾多次向友人“我”讲述其文艺观，而“我”也在听完其讲述之后，产生出“周君终于要下定决心投身文艺运动了”的想法。但这般解释所带来的后果正如上文所介绍的那般，它招致了以竹内好为首的众多学者的批判，认为这是对鲁迅的“误读”。
然而，对于“幻灯事件”的见解，果真只有太宰治一人抱持着这般独特的视角吗？其实并非如此。从太宰治所参考的两本著述中可以发现，小田岳夫与竹内好同样对“幻灯事件”表示出相同的观点。小田对“幻灯事件”的理解是：
鲁迅燃烧着文艺运动的热情回到了东京。在此需要补充的是，他投身文艺的志向并不一定是自其看了那盏幻灯片以来才突然产生的……也就是说，他的内心早就有从事文艺这一想法的萌芽了。（小田，1941：68-69）
换言之，在他看来，“幻灯事件”并不足以构成鲁迅弃医从文的全部动机。类似的见解还可以见诸于他翻译的《阿Q正传·故乡》的解说部分。根据其说法，在“那一瞬间，鲁迅学医的想法迅速地减退……他燃起了返回东京进行文艺运动的决心。”⑲言下之意可以理解为，当时的鲁迅在心中一直存在着“医学”和“文艺”之间的角力，只是“幻灯事件”的发生才使得他最终下定决心选择“文艺”。
而竹内好的看法也与之相似。正如上文所述，竹内强调的是鲁迅作为文学家的自觉。他关注的是鲁迅“不变”的一面。因而在此基础上，竹内对“幻灯事件”的“神话”提出了质疑。他认为鲁迅从事文艺的志愿与“幻灯事件”之间“并无直接联系”。形成鲁迅“离开仙台的动机不仅有‘幻灯事件’，还包括在此事发生之前的一个事件”，即“泄题事件”。“幻灯事件”所带给鲁迅的，是与“泄题事件”“性质相同的屈辱感”，这种屈辱感“在形成他的回心之轴的种种原因之中又增添了一个要素”（竹内，1977：69-70）。
所以事实上，在太宰治之前，日本的鲁迅研究者们大多认为，“幻灯事件”并非鲁迅从事文艺的根本原因。太宰治对鲁迅“弃医从文”之原因的解读，其实是位于日本先行研究者们论点延长线上的、与之一脉相通的产物。并且，该解读与其说是对鲁迅的“误读”，毋宁说正好相反，是更加贴近真实鲁迅的心境。首先，青年鲁迅逃离东京去往仙台这一行为本身就带有消极否定国民性的意义，它已经从侧面充分反映出当时鲁迅对于改造国民性的关切。其次，鲁迅确实是在初抵东京之时便开始留心文艺。根据姜异新的考证，当时的鲁迅热衷于从八方搜集、阅读并翻译外国文学，“这样的接受与输出，正如鲁迅所言，乃出于尚武之精神，希望之进化，借小说之力，开启国民智识”⑳。如此，断言太宰治的解读是对鲁迅的“歪曲”也难免与事实不符。
因此，从现实的鲁迅角度出发可知，太宰治与小田岳夫以及竹内好同样，并非肆意捏造鲁迅形象。而从主观一侧思考，三者之所以能够保持一致的看法，则与当时日本的言论环境密切相关。正如赵京华所指出的那般，1920年代起，无产阶级文学的冲击导致日本文坛滋生出“政治与文学”之间旷日持久的论争。直到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至1945年日本战败期间，迫于法西斯主义的压制，该论争的焦点逐渐变质为“文学如何更直接地与政治相结合”。但在另一方面，“也有一些抵制和反感这种为‘国家政治’服务的文人以‘文学主义’为旗帜默默地与之抵抗”㉑。显然，小田岳夫、竹内好与太宰治就属于后者群体中的成员。他们对于“政治优位”原则均抱持着抵抗心理。因此，正如小田、竹内坚持鲁迅文学性的一面那般，太宰治也在《惜别》中将“周君”描绘为一名对“革命运动”持消极看法，转而高呼通过文艺启蒙国民的青年。这一立场推动了太宰治对鲁迅弃医从文之契机的重构。其出发点便是“文艺至上”的意识。
然而，原本将太宰治视为“同道中人”的竹内好后来却对其表示失望，甚至发出了“一言以蔽之，太宰治吸引我的地方，正在于他坚守艺术的抵抗姿态。……但《惜别》给我的印象却相当差，它有违我对于至少太宰治不会陷入战争泥潭的期待。太宰治，你也如此吗……我立马就讨厌太宰治了。”（竹内，1981：65-67）这般近乎于遭受背叛的感叹。竹内好究竟因为《惜别》的何处感到失望？笔者认为，其原因正在于《惜别》在坚持“文学”的同时，又无可避免地四处受到“政治”的掣肘。它具体体现为太宰治与鲁迅之间的“相互反射”。
三、共鸣与曲笔
所谓“相互反射”，即《惜别》不仅是太宰治对鲁迅的单方面描绘，而是在此之前，鲁迅的思想也或多或少地反过来对太宰治造成了影响。如此，《惜别》内部就同时存在着融入鲁迅思想的太宰治形象（以下简称“鲁迅式太宰”）以及有着太宰治投影的鲁迅形象（以下简称“太宰式鲁迅”）。前者虽然主体仍是太宰治自身的思想和言行，但这其中却掺杂有大量“鲁迅”的元素。仿佛鲁迅本人及其思想附身于太宰治，并在最大限度上与太宰治本人的思想形成结合，使太宰治原本的“自画像”被“鲁迅化”。而后者的主体则自然是鲁迅，然而其中却融合进大量“太宰治”的元素。正是因为混入这些元素，一个与原本的鲁迅相异的、新的鲁迅像才被构建出来。一言以蔽之，“鲁迅式太宰”是被鲁迅化——亦即中国化——的太宰治的思想与言行；而“太宰式鲁迅”则是被太宰化——亦即日本化——的鲁迅的思想与言行。
在《惜别》中，“鲁迅式太宰”显然就是叙事者“我”。因为“我”在作为太宰治本人之代言人的同时，也与“周君”意气相投，对其思想表示出高度认同。这种认同感在小说中有多处体现。首先，“周君”由于“自我厌恶”、“一看到自己同胞们的笑脸，就觉得不好意思、讨厌、难受”，所以选择离开清国留学生扎堆的东京，而来到几乎看不到中国同胞存在的仙台。与这一心境相似，“我”也是因为目睹“医专的学生成群结队地在街上一边走路一边放声大笑，头上的角帽也因此变得毫无尊严，看上去既愚蠢又肮脏”，才变得“越来越孤独”，并“将借宿的地方也定在离学校很远的县政府背后，与同届的学生们几乎没有任何亲密的交往”。另外，“周君”虽然支持东京的留学生们积极参加的“反清兴汉的政治运动”，却也同时抱持着“未必非得现在马上就投身政治运动”的想法。与之相同的是，对于当时日俄战争之际，“国民的雄心壮志已经将敌人吞没，四处飘荡着充满朝气又有些可笑的爱国情绪”这一日本国内的情景，太宰治借助“周君”之口表达出“日本的爱国心实在是太天真了”的讽刺，而它在身为日本人的“我”看来却“毫不过分”。
更重要的是，太宰治还将早期鲁迅的文学观——“文章的无用之用”适用于自己对“大东亚战争”的立场——“不参加的参加”上。鲁迅最初抱持着“文艺救国”的决心选择弃医从文，然而他却从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国民革命等经历中萌生出“文学无用”的观念。鲁迅深感“如果先挂起一个题目，做起文章来，那又何异于八股，在文学中并无价值”，并发出“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㉒的感叹。虽然鲁迅也曾热心地参加、支持孙文在日本进行的革命活动，但却反对以文学为根据进行救国革命的运动。他早已痛感，若是作为政治革命的手段，文学原本的作用往往会发生改变，成为宣传抗战救国或爱国报国的途径，然而这种文学对社会的变革而言毫无作用。
反观太宰治，虽然他在战时严格的思想统制下依然展开了旺盛的创作活动，也多少体现出“艺术之抵抗”的姿态，但其作品群却不乏言说战争的痕迹。太宰治确实没有沦为政治的附庸，没有直接讴歌战争。然而透过其一系列作品群，却能体会出其中蕴藏着“不参加的参加”这一战争立场。例如在创作于1944年的小说《散华》中，对于小说角色“三田君”从出征地送来的信件，太宰治是这样书写的：
您好吗？
从遥远的天空问候您。
我已顺利抵达上任地点。
请为了伟大的文学而死。
我也将赴死，
为了这场战争。㉓
受此诗的触动，“我”为之由衷感慨：“不是为了自己去死，而是出于一种崇高的献身觉悟……在将纯粹的献身视作人世间最美丽之物，对其怀抱憧憬并付出努力这一点上，无论是士兵、诗人，还是像我这样身处陋巷的作家，大家都是没有区别的。”（太宰治，2009：299-300）这难道不正是太宰治自身心境的真实写照吗？也就是说，鲁迅“无用之用”的二元矛盾对立之文学论，被太宰治完美地替换为自己“不参加的参加”这一二元矛盾对立的战争立场。从而在形式上，太宰治达成了与鲁迅文学论的互文呼应。太宰治试图通过与鲁迅的思想达成融合，向读者表示自己对“周君”以及中国现状的理解。然而它能够如愿使中国的读者产生“日本也有我们的理解者”之感怀吗？其最终效果是存疑的。
上述的“鲁迅式太宰”，是太宰治自发地表示自己是鲁迅思想以及中国现状之理解者的手段。而至于“太宰式鲁迅”所描绘的，则是太宰治自己心目中的鲁迅像。在《惜别》中反映出来的“太宰式鲁迅”，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点在于“周君”对待日俄战争的态度。正如王向远所论述的那样，鲁迅从一开始就看透了发动日俄战争的日本的意图所在，并表现出强烈的反对态度。鲁迅排斥战争的态度在其作品《“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中有明显的表示。对于日本政府提倡的“中日亲善”的实质，鲁迅指出“日本的勇士们虽然也痛恨苏俄，但也不爱抚中华的勇士，大唱‘日支亲善’虽然也和主张‘友谊’一致，但事实又和口头不符”㉔。然而上述这般反对日俄战争的鲁迅在《惜别》中却摇身一变，成为日俄战争的狂热支持者。在小说中，太宰治驱使“周君”针对日俄战争发表了如下言论：
我认为这场战争没有问题，日本一定会赢。国内的氛围如此活跃，不可能会输。虽然这只是我的直觉，但与此同时，自开战以来，我一直被非常羞耻的心情所侵袭着。（太宰，1973：215）
从以上引文中可以发现，太宰治将明确反对战争的鲁迅，按照自己的意志变换为支持战争的“太宰式鲁迅”。其中体现的正是太宰治本人的态度。
第二点在于“周君”关于日本“国体论”的思想源头——“忠义”观念的言论。《惜别》中有一处情节，描述的是“周君”围绕一位日本小女孩为身处日俄战争战场上的叔父书写的慰问信而展开的对日本人纯洁的爱国心的讨论。太宰治在那封书信上写下“我衷心祝愿您能为天皇陛下、为大日本帝国尽忠”的话语，并由此让“周君”感受到贯彻于书信中的、鲜明的忠义之赤心，令其感奋于日本举国上下至纯的爱国心乃至“朝野一心”的、忠义一体化的日本国体。这显然是太宰治通过将自己的爱国感情投射到鲁迅身上，令其代为表达自己对日本国体的赞美之情，从而使鲁迅成为日本国体的“理解者”。最终太宰治在小说中成就了完整的“太宰式鲁迅”。
四、对中日关系的构想
太宰治通过与鲁迅之间的“相互反射”为《惜别》所意在传达的“中日亲善”构建起舞台。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将自己对中日关系的思考融进了小说。但此举又难以避免地会与真实的鲁迅思想发生冲突。
对于战时的中日关系，鲁迅早已洞察出日本图谋“东亚霸权”的野心。他极力反对并始终主张两国友好对等的往来。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希望建立中日友好关系的日本国民，鲁迅是抱有好感的。1933年6月9日，殷切期盼中日之间和平友好的西村真琴博士给鲁迅寄来了一幅意在象征“中日友好”的鸽子绘画。在同月21日回复西村博士的信中，鲁迅写下著名的《题三义塔》一诗：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㉕
从上述诗歌——尤其是最后一句—中，可以看出鲁迅对建立兄弟般和平友好的中日关系的希冀。同时，鲁迅也对军国主义日本对中国的图谋表示出激烈的反抗。这一点在其《“友邦惊诧”论》一文中有着明显的流露。文中鲁迅强烈地指责“友邦”日本“维持他们的‘秩序’的监狱，就撕掉了他们的‘文明’的面具”，“要我们人民身受宰割，寂然无声，略有‘越轨’，便加屠戮”㉖，揭露出军国主义日本对待中国的本质意图。
那么，太宰治又是如何将鲁迅对中日关系的美好愿景以及对军国主义的强烈抵抗进行理解，并体现在《惜别》之中的呢？
首先在于太宰治对“泄题事件”的理解。在这一事件上，可以说正如竹内好所批判的那般，太宰治将鲁迅曾经所体验到的屈辱感稀薄化了。在《惜别》中，对于带给鲁迅屈辱感的“泄题事件”的主谋“矢岛君”，“我”将其解释为“东北人特有的道德洁癖性”。同时太宰治还虚构出“矢岛君”主动向“周君”认错的结局，使“我”肯定到这是“因为他信仰的基督教令其体会到了反省的美德”并给予其行为以认可。甚至得出“矢岛君”是一个“相当正直之人”的结论。经过如此改写，太宰治不仅淡化了鲁迅在这次事件中所受的屈辱感，更借此赋予了当时日本人将中国人进行差别对待这一行为以正当性。至于后来的“幻灯事件”，太宰治在书写当时“周君”的心情之时，也仅仅强调了其目睹同胞麻木的表情时所受的刺激，而对于同胞被日本人所杀一事以及周围的日本学生高呼“万岁”的情景，这两者给予周君的屈辱感却被太宰治巧妙地忽视了。也许太宰治在将“周君”描绘为“中日亲善的先驱”之时，是抱持着对日本的半句批判也不能允许的态度吧。
五、太宰治笔下的“同盟”
太宰治通过将鲁迅对中日关系构想进行曲折阐释，并在此基础上使其表达出对日本的“理解”，从而营造出和睦的“友邦”关系。而使这种意图得以顺理成章地进行下去的思想性基础便是《惜别》中难以忽略的“同盟”关系。正是该“同盟”的存在，显示出太宰治试图解构鲁迅为救国而“打破同盟”的苦心，进而构筑出新的“太宰式同盟”之动机。
针对鲁迅有关“同盟”的思想，拙著《〈阿Q正传〉的作品研究》中有过相关阐释。简言之，鲁迅对近代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之思考集中体现在他发表于1927年的寓言性小说——《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中。对于近代中国变革的诸多问题，鲁迅将之统一置于“聪明人、傻子、奴才”三者之间的连带关系下进行思考，并洞悉出三者以“主人”这一封建社会的种种制度以及道德规范的化身为中心纠缠在一起的复杂关系。原本可能成为中国革新之原动力的“奴才”以及“傻子”，前者被“主人”和“聪明人”驯化成彻底的封建文化之“奴才”；本带有破坏之可能性的后者则被牢牢锁在由“主人”“聪明人”和“奴才”构成的同盟关系之中，使之成为“奴才性”的、不对此同盟构成威胁的“傻子”。而“主人”和“聪明人”单凭给“奴才”以精神安慰，就不仅不费吹灰之力地固守住了各自的地位，甚至还成为“奴才”口中所谓令人敬佩的“先生”。这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现实。鲁迅究其一生苦苦思索着如何唤醒和解救固锁在同盟关系中的“奴才”。最终他认为，只有打破这种根植于国民心里的“集体无意识”的精神同盟，解救近代中国才有希望。这是鲁迅哲学以及文学中最重要的概念，即“不破不立”之思想。㉗
而在《惜别》中，“周君”对同胞们“不学习……聚在一起轰轰烈烈地准备反清兴汉，大有抛下学业乃至不惜一切代价的气势”感到不满，以至于“无法忍受再与这些秀才在一起”，最终选择离开清国留学生群体。该记述所体现出的“远离同胞”思想，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即是太宰治对鲁迅“打破”思想进行把握的一处体现。也许可以认为，与鲁迅同为文学家的太宰治，在通读《大鲁迅全集》的过程中难免会对鲁迅寄于文学作品中的“不破不立”之救国思想有所察觉。然而在《惜别》中，察觉到鲁迅思想的太宰治却俨然构筑出了一个崭新的、稳固的同盟关系，即以“东洋本道”精神为中心的、维系“藤野先生”“周君”和“我”的“日语不自由同盟”。在这个同盟中，“藤野先生”极力推崇所谓的“东洋本来之道义”；“我”是彻底的“藤野先生”以及“东洋本道”之崇拜者；而“周君”则成为默认并赞成“东洋本道”的局中人。一生为打破同盟关系而“横眉冷对千夫指”的鲁迅，却在《惜别》中转变为另一种同盟关系的守卫者和赞美者。这难道不是莫大的讽刺吗？为了表达自己内心深处的爱国精神，太宰治不惜虚构出这样的同盟关系，并将“周君”置于其中，最终使鲁迅成为了自己小说创作的牺牲品。可以发现，位于该同盟中心地位的“藤野先生”，其形象已经完全地脱离出鲁迅本人所追忆的那个怀着无私的国际情义的教师形象，而成为以“东洋本来之道义”为信条，希望“周君”与其他同学以此建立友好关系的“东洋精神”鼓吹者。《惜别》中所描绘的藤野先生，是站在与近卫笃麿相近立场的，对大东亚建设充满希望的，同时受到“周君”“我”以及另一名登场角色“津田君”三人尊敬的“伟大贤者”。另一方面，位于同盟之中的“我”虽然最初并不理解“东洋本道”“独立亲和”等思想，只是对“周君”抱有一种“孤独者”的共鸣感。然而在“藤野先生”的“驯化”之下，“我”便因为一种凌驾于“日语不自由”观念之上的，不知是“互相尊敬”抑或是“邻人爱”的“宏大之物”而感到莫名的安心。这正是“我”受到“东洋本道”“独立亲和”之精神束缚的体现。而“周君”则不仅在该同盟之下得到了毫无障碍的交流环境，其本人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东洋本道”之精神的赞美者。可以认为，拥有这般互相信赖、互相没有“嫌恶”之交流环境的同盟关系，正是太宰治的“曲笔”所在。太宰治在《惜别》中完美地复制出鲁迅在《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中所构建的同盟关系。这种新型同盟关系正是以集“东洋本道”“独立亲和”等要素为一身的“主人”为中心而建立、联结起来的。由于这种同盟关系的存在，对于周君遭受的一系列不平等待遇，“我”才努力地为这些事件的始作俑者——“津田君”以及“矢岛君”的所作所为的正当性进行辩护。不仅如此，在客观世界中因受日本学生的歧视对待而备受耻辱、深感痛苦的“周君”，反而在小说中通过这些事件收获了与日本学生之间宝贵的友谊。原本坚持不搭战争顺风车的太宰治，却在无形中利用虚构出的“日语不自由同盟”，使“藤野先生”“周君”以及“我”在无形之中成为日本国策——“大东亚精神”之鼓吹者。这可谓太宰治别有意图的“曲笔”。
综上所述，太宰治将鲁迅记忆中的“藤野先生”这一无私的教师形象强行嫁接到“东洋本道”的道德同盟之中，并削减了鲁迅所具备的“一流的尖锐与辛辣”性，将他对军国主义的批判转化为对日本国体的赞美。至于对“周君”所经历的不公平待遇而愤愤不平的“我”，也在“藤野先生”以“东洋本道”的教诲之下得以解消不满并接受这一道义。“独立完成”《惜别》的太宰治可谓煞费苦心，将鲁迅试图予以打破的不平等同盟关系进行特意的“曲笔”，最终在小说中构筑出了其理想的、坚定稳固的“大东亚独立亲和”之同盟。
六、结 语
诞生于战争时期的小说《惜别》，揭示出在战时这一特殊时代背景下日本知识分子对中国近代文学之先驱——鲁迅的接纳方式。作为受日本当局官方委托而创作的小说，《惜别》确实在多方面受到时代语境的束缚，以至于或多或少地偏离了鲁迅的真实。这也导致《惜别》自问世以来就始终饱受争议。但从另一方面看来，《惜别》与在其之前出现的小田岳夫版《鲁迅传》以及竹内好版《鲁迅》之间却不乏观念共通之处。在理解鲁迅作为“文学家”的自觉这一点上，太宰治与小田、竹内同样，对此进行了充分的把握。而正如日本战后一批鲁迅研究者带着自身强烈的问题意识，将鲁迅作为方法论来解决本民族问题那般，战时小田、竹内、太宰之所以特意强调鲁迅作为“文学家”的自觉，其中就包含着三者以“文学”抵抗“政治”的意义。可以预想的是，在文化、思想均受到法西斯主义严格统制的战时，坚持“文学”抵抗之姿态本就相当艰难，遑论在受官方委托而创作的小说中将此进行显现。正因如此，《惜别》内部才蕴含着明显的悖论性。它所体现的，也许正是当时日本知识分子在“公”与“私”之间的艰难挣扎。这也正是《惜别》之所以能够区别于在其之前以及在其之后出现的所有鲁迅传记，成为其中如此特殊之存在的原因所在吧。
* 本文系2020年度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日本中国学的‘五四’文学研究文献资料的搜集与翻译研究(1912-1945)”(项目编号：20SKGH078)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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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陈云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