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法] 埃米尔·涂尔干
译者:渠敬东
出版年:2024-10
丛书: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新版)
ISBN:9787108077967
作者简介
译者简介
内容简介
社会学奠基人之一埃米尔·涂尔干的开山之作,最初出版于1893年,至今仍是社会学经典文本之一。
面对现代社会中的动荡与冲突,涂尔干对劳动分工扩张的社会现象、影响及其与道德秩序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深刻解释了分工形成的社会根源以及分工特有的社会功能,对现代社会的结构构建提出了新的愿景。在这部著作中,涂尔干既提出“社会团结”“道德密度”“社会分化与社会整合”等一直为社会学界沿用的概念,也通过对“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环节社会”与“分化社会”的二元划分,探讨了历史演进的基本规律。书中对重整社会秩序、重建社会团结的回应,与今日人类所面对的问题息息相关。
目 录
译者前言
第一版序言
第二版序言
导言
第一卷 劳动分工的功能
第一章 确定功能的方法
第二章 机械团结,或相似性所致的团结
第三章 分工形成的团结,或有机团结
第四章 上述理论的另一证据
第五章 有机团结的递增优势及其结果
第六章 有机团结的递增优势及其结果(续)
第七章 有机团结和契约团结
第二卷 原因和条件
第一章 分工的进步与幸福的进步
第二章 原因
第三章 次要因素——集体意识逐渐形成的非确定性及其原因
第四章 次要因素(续)——遗传性
第五章 上文的结论
第三卷 反常形式
第一章 失范的分工
第二章 强制的分工
第三章 另一种反常形式
结论
附录一:参考文献
附录二:人名对照表
附录三:涂尔干基本著作
附录四:涂尔干生平著作年表
译 者 前 言
作为与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的齐头比肩者,埃米尔·涂尔干同样被誉为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之一,其特殊的理论地位和思想影响是不言而喻和不容置疑的。《社会分工论》发表于1893年,它不仅仅是一篇涂尔干为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而提交的论文,更是他最初确立其思想理路的开山之作,其重要性是毋需赘述的。
在这部著作中,涂尔干既提出了“社会团结”“集体意识”“功能”“社会容量”“道德密度”以及“社会分化与社会整合”这些后来一直为社会学界所沿用、修正和争论的概念,也通过对“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环节社会”与“分化社会”以及“压制性制裁”与“恢复性制裁”的纵向二元划分,探讨了历史演进的基本规律。概言之,涂尔干的社会学主义之基本立场在本书已初现端倪:一切存在与现象的根源,皆为“社会”。
本篇前言无意于对涂尔干生平简介、基本思想及其发展脉络进行重新追查和梳理,有关于此,读者可以通过各种中译本、英译本,甚至法文原本以及大量有关涂尔干思想的理论研究著作进行深入了解。这里,我只想对与本书相关的几个问题加以澄清,以供商榷。
三联书店出版各版本的《社会分工论》书影
(从左到右分别出版于2000年、2008年、2013年、2017年、2024年)
尽管《社会分工论》是涂尔干社会学思想的奠基性作品,但它不能代表其基本思想的全貌。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部著作中,涂尔干是从法的角度来具体阐释集体意识的社会作用的,社会结构还仍然充满了浓重的斯宾塞色彩和强制性意涵。但是,涂尔干1900年以后发表的《图腾崇拜论》《分类的某些原始形式》以及《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却标志着其思想重心的重要转向:涂尔干越来越突出强调宗教在社会构成和运作过程中的作用,并特别阐明了分类图式和象征仪式与“集体表现”之间的紧密关联。因此,我们在对涂尔干社会思想的把握中,不仅要看到其以《社会分工论》《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以及《自杀论》中所贯彻的基本原则,还要看到其后期思想的发展对早期思想的不断调整、深化和修正过程。
《社会学方法的准则》,[法] 埃米尔·迪尔凯姆 著,狄玉明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自杀论》,[法] 埃米尔·迪尔凯姆 著,冯韵文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既然社会分工是本书探讨的核心问题,我们就不能不对如何在社会学意义上来研究分工现象的问题作一简要说明。事实上,涂尔干的研究视角与某些经济学家的着眼点是不同的,当然对于古典经济学而言,这种差别并不是绝对的,我们可以在《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的相互联系中看到亚当·斯密与涂尔干之间的许多契合之处。
社会学研究并不单单以利益(不管是个人利益还是集体利益)出发,它所关注的是能够将个体维系起来的社会纽带,即涂尔干所说的具有道德特性的集体意识或共同意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涂尔干批判了古典经济学和古典法学把分工研究完全建立在“私利”与“公益”,或者是“私法”与“公法”基础上的研究取向,并反其道而行之,深刻揭示了分工形成的社会根源以及分工特有的社会功能。诚然,社会学这种与众不同的取向,既是其长期无法获得合法地位的缘由,也是其谋致独立地位的根据所在。
就像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一样,涂尔干为本书撰写的《第二版序言》也堪称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献。这篇序言不仅像所有再版序言那样具有特殊的后置效果,而且对诸多与社会现实密切相关的问题进行了澄清。首先,是对社会急剧变迁所导致的欲望膨胀、行为偏差和社会混乱的失范问题的讨论;其次,是对如何消除社会病态,恢复正常秩序的整合问题的探索。
在文中,涂尔干亦像在《自杀论》结尾那样,为摆脱社会危机开出了一个救世良方,即通过职业群体(或法人团体)的组织方式彻底拯救日益败落的伦理道德,并以此搭建起一个功能和谐与完备的新型社会。因此,我们在这篇文献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社会学家由衷而发的社会关怀及其与思想倾向之间的微妙关系。
初版时的初审报告讲述了这部译稿坎坷的诞生过程,酝酿于80年代末,94、95年启动翻译,90年代末定稿
倘若我们借助这篇序言作为牵引,便会很容易发现失范现象或反常现象似乎是涂尔干社会思想中的一道难解的谜题。实际上,这也是涂尔干社会思想始终面临的困境。我们在本书三卷的结构安排中可以看到,第三卷所讨论的分工形式迥然不同于前两卷,很显然,所谓失范的、强制的或反常的分工形式并没有划归分工研究的中心议题,相反,它们常常被当成存之无用、弃之可惜的“鸡肋”,被排斥在边缘角落。对涂尔干来说,这种做法并非出于偶然。《社会学方法的准则》明确指出,各种特殊的、反常的和病态的现象不能算作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它们在对社会事实的考察中并不具有合法地位。
因此,基于这种方法论原则,涂尔干断然拒绝将各种反常现象看作是社会分工自然造成的结果,同时也剥夺了研究反常现象之社会根源的权利。由此可以看出,涂尔干以社会本质主义为基础构建的理论大厦,不可避免地需要以纯粹的社会整合作用作为支架。然而,一旦它遇到社会变迁及其连带的“反常”现象的强烈挑战,便不能不面临大厦将倾的危险。
一种思想之所以会有生命力,并不是因为它可以通盘解决各种问题,而是因为它为后人铺陈了各种活生生的问题。就此而言,涂尔干社会思想对今天的意义,不仅仅表现为他所确定的各种概念、假设和命题,更重要的是,它始终蕴涵着“必要的张力”,为人们思考他所切身感悟的各种问题提出了各种可能的途径。
在这个意义上,涂尔干的社会思想并不像平常人想象的那样,是一个自圆其说的整体,恰恰相反,它总是包含着各种矛盾和罅隙。在这部著作中,我们所能体会到的不是行云流水似的思想脉络,而是涂尔干始终在物质论与观念论、经验论与决定论、实证主义与唯理主义以及个体主义与本质主义之间的徘徊和犹疑,以及搅扰其中的阵阵苦痛。这是我们在走进其思想世界的过程中不能不注意到的问题。
在中国,涂尔干的社会思想可谓命运多舛。解放前,涂尔干学说曾经一度占据着主流地位,他的某些主要著作甚至在二三十年代就已经绍介过来,如许德珩译《社会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1929年)和王了一译《社会分工论》(商务印书馆,1935年);涂尔干的名字在社会学及其他社会科学的讲堂上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然而在50年代,由于社会学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取消,涂尔干及其思想也渐渐杳无踪迹了。即便是在80年代社会学被“平反昭雪”以后,许多学者也往往把目光移向别处,或者转向新的思想潮流,对涂尔干的冷落亦无多少改观。然而,随着社会生活的迅速变化和社会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把目光投向过去,密切关注基础问题及其贯穿的内在线索,涂尔干又再次走上前台了。
许德珩译《社会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1929年)
王了一(王力)译《社会分工论》(商务印书馆,19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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