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讯 I 董卉川、张宇：《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创作论·第一辑》

董卉川，文学博士，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博士后。早稻田大学访问学者。青岛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青岛大学青年卓越人才。中国鲁迅研究会会员、中国茅盾研究会会员。在中国文联出版社、人民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专著三部。在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文学史一部。在《南方文坛》《当代作家评论》《甘肃社会科学》《首都师范大学学报》《鲁迅研究月刊》《光明日报》《文艺报》《中华读书报》《齐鲁学刊》《山东师范大学学报》《河南师范大学学报》《现代中文学刊》《中国文学研究》等报刊发表论文70余篇。参与或主持国家级、省部级项目多项。

张宇，文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特聘副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鲁迅研究会会员、中国茅盾研究会会员、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会员，《中国现代文学论丛》（CSSCI集刊）特约编辑。在《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现代中文学刊》等刊物发表论文近40篇，代表论文被《新华文摘》网刊全文转载。在《光明日报》《文艺报》《中华读书报》等报刊发表评论多篇。参与或主持国家级、省部级项目多项。

《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创作论·第一辑》选取了平襟亚、张资平、蒋光慈、沙汀、叶灵凤、张天翼、姚雪垠、罗洪、周楞伽、李辉英、王西彦、程造之、碧野、谷斯范、田涛、无名氏等十六位中国现代作家的长篇创作进行论述阐释。作为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要补充，本书意在以新历史主义为指导思想，以文学文本为原点，以史料为根基，关注长篇小说的时代经验、审美经验、文体追求，呈现出发展动态、微观全面的研究追求。不仅能完善已有的主流作家的分析以及非主流作家作品的研究，对于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研究是一种有益的丰富和补充。

导 论 (1)

第一章 被遮蔽的现实性

一一张资平长篇小说新论(11)

第二章 平襟亚现代长篇小说创作论

——以“人”系列小说为例(25)

第三章 杂糅性写作

——蒋光慈长篇小说论(37)

第四章 人类精神困境下的社会关系透视

——以《淘金记》《困兽记》《还乡记》为中心

第五章 都市爱情书写

——叶灵凤现代长篇小说论(68)

第六章 阶级意识的深度透视

——以《在城市里》《一年》为中心(79)

第七章 宗教批判·双向启蒙·情感探秘

——姚雪垠现代长篇小说论(92)

第八章 “未完成的时代力作”

——罗洪《孤岛时代》成书考略(103)

第九章 历史性·现实性·哲理性

——李辉英现代长篇小说综论(119)

第十章 20世纪30年代上海社会的全景建构

——以《炼狱》《风风雨雨》为中心(132)

第十一章 时代脉搏的反映者

——程造之现代长篇小说创作论(144)

第十二章 迷路羊·折翅鸟·静水鱼

——王西彦现代长篇小说论(155)

第十三章 原欲·命运·觉醒

——女性主义视角下碧野现代长篇小说论(168）

第十四章 谷斯范现代长篇小说文体范式研究

——以《新水浒》《新桃花扇》为例(181）

第十五章 新旧冲突·人生抉择·悲剧构建

———田涛中长篇小说论(198）

第十六章 个人心灵史诗的浪漫哲理书写

——《无名书初稿》创作论(209）

后 记(239）

西方文学传统的体裁分类法为三分法：史诗、抒情诗、戏剧诗，中国文学传统的体裁分类法则是二分法：韵文与散文。虽然未能出现在中西传统的体裁分类之中，但小说此种文体形式同样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中西文苑中独占一席，疏影暗香。

在中国，“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此处的“小说”并非文体的“小说”，而是“浅陋的言辞”之意。在《汉书》中，班固也论及“小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此处的“小说”已近似文体的“小说”，却并无“现在所谓小说之价值”。班固指出小说家所做之事是记录呈报民间的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言。先秦诸子派别中，有儒、道、墨、法、阴阳、纵横、名、杂、农、小说十家影响较大，流传较广，小说家虽然自成一家，却被视为不入流者，故有“九流十家”之说。由此可见，正事归为史，“逸史即变为小说”。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小说日益成为中外作家激扬清浊、寄兴寓情的重要载体，以及普通民众喜闻乐见、情之所钟的阅读对象。而长篇小说更是成为小说中的冠冕，它的创作发表是中西文坛中引人瞩目的文学现象，“长篇小说超过一切其他种类的文学，独赢得社会的垂青：社会把长篇小说看作是自己的一面镜子，从它认识到自己，从而完成了自我认识的伟大过程”，中国与西方均涌现出了诸多传世的长篇之作。西方长篇小说于文艺复兴中茁壮发展、在启蒙运动后独占鳌头之势，“西方长篇小说走向成熟之后，这一崭新的近现代艺术形式，在欧美大陆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几乎成了占主导地位的一种文化景观”，从18世纪开始，西方的长篇小说便迎来了大发展时期，从19世纪30年代起，西方的长篇小说更是开启了辉煌的历程。

中国的长篇小说虽然也有像《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演义》《金瓶梅》《红楼梦》《儒林外史》等佳作，但小说在传统文体之中一直处于支流之位。直至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的文学体裁分类实现了从古典到现代的彻底蜕变——打破了传统二分法的体裁分类体系，现代四分法体裁分类体系开始流行，小说才真正登堂入室，成为“文学之大主脑”。而在新文学的草创期，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艺术成就却无法与中短篇相提并论，“发端于五四时期的现代长篇小说，并非如短篇和中篇小说那样一开始就涌现出如《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这样一批显示出极高起点的标杆之作，它不仅出现的时间晚，内容上显得极为浅显，形式上也显得极为简单，作家们缺乏自觉的长篇小说的文体意识，多将长篇作为篇幅长的小说来创作……可以说，五四时期的长篇小说起步迟、起点低、成就平是不争的事实”。随着长篇小说创作水平的日益提高、技艺的日臻成熟，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最终成了艺苑之中最为夺目的头魁。

在《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创作论·第一辑》中，笔者选取了平襟亚、张资平、蒋光慈、沙汀、叶灵凤、张天翼、姚雪垠、罗洪、周楞伽、李辉英、王西彦、程造之、碧野、谷斯范、田涛、无名氏的长篇创作进行论述阐释。

一、以新历史主义为指引

经历了创作的发轫期后，卓越杰出、脍炙人口的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层出叠现，遂成为学界持续关注和不断深耕的研究对象，学界研究的焦点始终集中于此类创作之上。回溯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史，不难发现，那些被视为经典的长篇佳作在整个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创作历程中所占据的比重极低，反而是那些众多被遮蔽、被忽视的长篇作品成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创作的主干和基石。以往学界对重点作家作品的深度研究自有其合理性、科学性与必要性，不过，这种固化的经典筛选机制，必然存在着瓶颈和缺陷。

任何一本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均无法完整重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全貌，无法覆盖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全部作家作品，“历史一旦成为文本，就每每以一元化的、整体连续的面目出现。然而，这种一元化的正史文本不可能将历史过程的丰富多样性一网打尽”。入史的作家作品，特别是那些能够分章立论的作家，在思想与审美方面有其代表性，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些没有入史、或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仅寥寥数笔或一笔带过的作家作品，不具备过人之处。历史书写不可能是绝对的客观公正，因此，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史的论述应该以新历史主义为指导思想，重新打开论述的空间。

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历史观，强调野史、小历史、小叙事对于传统宏大叙述、正统叙事、经典叙事的颠覆与消解。当下，学界借新历史主义阐释的主要是作家的文学创作，或是文学批评家对于新历史主义创作文本的评论，或是对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的考察。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史的论述，受到新历史主义的影响较小。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史观层面，新历史主义历史观的渗透愈发微弱，也就是说，我们常常用与宏大历史相对的“小历史”“微历史”“民间史”“野史”“稗史”等理论视角去解读那些带有新历史主义倾向的作品，但学界尚未有意识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中贯穿这种历史观念。以新历史主义观来统摄文学史的写作，可以追溯到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传播以及“重写文学史”的实践。“重写文学史”运动开展之后涌现出的不同版本、各种类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就是将过去那种意识形态史、政治权力史、一元中心化史，变成多元文化史、审美风俗史和局部心态史，其目的在于瓦解过去正史的意义”。这亦是新历史主义思潮影响下的必然趋势，“史家的兴趣开始从重大战争、君主序列、英雄领袖转向普通大众的婚丧嫁娶、宗教信仰、礼仪风俗等社会文化的‘诸历史’，发掘那些被湮没者和被边缘化者的历史，新历史主义承继了这一新传统”。在新历史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在“开放型书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以往大量被边缘化、被遮蔽的作家作品重回大众视野。在新历史主义思潮的指引下，应力求尽可能的“全面”“客观”和“公正”。本书将目光投向那些历经多次撰史，依然被遮蔽、被遗漏的中国现代长篇创作，关注“重写文学史”运动开展之后，依然被界定为支流或暗流的作家。“新历史主义向那些游离于正史之外的历史裂隙聚光，试图摄照历史的废墟和边界上蕴藏着的异样的历史景观……新历史主义发现，任何一部历史文本都无法客观而全面地覆盖历史真理，文本不可避免地受话语虚构性和权力性的编码。历史的真理性散播于各种文本之中，因而需要通过多元化的文本来共同体现”。

以作家平襟亚为例，早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他就以武侠、言情等通俗短篇小说的撰写登上文坛，但直至1927年1月，以笔名“网蛛生”写作、由新村书社出版发行的长篇小说《人海潮》的洛阳纸贵，才使平襟亚成为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作家之一，由此跻身通俗文学名家之林。但在以往，学界对平襟亚的研究甚少，无法同其他通俗文学家如包天笑、范烟桥、苏曼殊、徐枕亚、张恨水等人相提并论。并且学界对平襟亚的长篇创作研究也主要集中于他的代表作《人海潮》之上，却忽视了《人海潮》的续篇——《人心大变》，以及《人海新潮》（又名《明珠浴血记》）的研究。因此，著者以平襟亚三部用“人”命名的长篇小说为切入，既论述其代表作《人海潮》，又阐述其被忽视的两部长篇作品《人心大变》《人海新潮》，由此再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尤其是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上被遮蔽的作家平襟亚的创作风貌。通过横向比照、纵深开掘和独特阐释，发掘“各种复数的小写历史”，“小写历史的丰富具体性让微弱沉寂的历史事件发出了声音，让大历史丰碑遮蔽之下的人和事浮出了历史地表”。

二、以文本为原点

通观当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大多还是他律型的文学史，遵循“文学运动史——文学思潮史——文学体裁史——社团流派论——重要作家专论”的由外到内、由大到小的体例模式。而这种撰写范式预定了叙述框架的方向和前提，却忽视了文学本身的主动性，降低了作家的能动性、主体性和创造性。文学的反作用力、文学独特的规律都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这种“从外到内、从大到小的叙述弊病和先理论后创作，先思想后形式的思维定势”，使文学史中的核心单位——文学文本（文学作品）被置于末位。

本作就是在新历史主义指导下完成的一部微观且试图全面的论著。现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基本是以历史为纲，虽然愈发呈现出对小写复数历史——作家作品的重视与倾斜，收录的作家作品愈发充实、完善，但仍有大量的作家作品被一笔带过甚至难觅其踪。现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在本质上，仍是一种强调一元性、整体性、宏观性的大历史和单线历史书写。本作是以文学史中最小的单位——文本为中心，讲究微观的文学史。以文本去再现并观照历史，通过不断扩充、不断增殖新的文本，最终使宏大的单数历史彻底蜕变为小写的复数历史。通过对文本的不断打捞钩沉、编排整理、重新配置，才能对文学史的问题作出全新的论述和阐释，这也是新历史主义的题中之义。“历史除非以文本的形式才能接近我们，换言之，我们只能通过预先的（再）文本化才能接近历史”。

本作通过作家作品论的形式，探寻被遗忘、被忽视的中国现代作家作品。以笔者选取的作家程造之为例，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失踪者，长期被学界忽略，在各大文学史和研究论著中罕见其名。杨义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以区区一页及半的微小篇幅进行过论述，提及的也仅仅是程造之的两部长篇《地下》和《沃野》的写作，“《地下》加《沃野》，总字数为六十余万，其分量在孤岛文学中是不容忽视的。它写残酷的战祸，写血的反抗，以这种祸与血去包孕一种原始的坚韧的灵魂，一种原始的粗野的人生方式”。程造之除了撰写过剧情相连的两部抗战长篇小说《地下》和《沃野》外，还有一部长篇小说《烽火天涯》，同样是对抗战时代的力度描摹。在本作中，著者结合程造之的创作生涯，对他的抗战三部曲——《地下》《沃野》《烽火天涯》进行了细致阐释，由此重审了程造之的文学史地位。

又如周楞伽、田涛，也是文学史上典型的被遮蔽者。与周楞伽相比，在一些文学史和论著中尚能发掘田涛之名。杨义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将田涛视为京派作家，剖析了《荒》《离》《沃土》等作品中的“悲凉”感，周锦在《中国新文学史》中分析了《潮》《沃土》《流亡图》等小说中的女性形象，陈思广在论文《冀中平原的现实主义歌者与苦吟人——田涛新论（1934-1949）》中，以“乡土”和“抗战”为主题论述了田涛的作品，并用苦吟概括其审美风格。不过，从整体上看，学界对田涛的研究依旧十分匮乏。在本作中，著者对田涛的长篇创作进行了细致梳理，剖析了他的长篇小说与现实人生、时代浪潮的紧密契合，揭示了田涛长篇小说中新旧农民的代际冲突，对青年人的人生抉择的密切关注，对底层民众人生悲剧的关怀透视。而学界对周楞伽的研究更是罕见，本作揭示了周楞伽的现代长篇创作所呈现出的上海社会复杂多样的社会矛盾、黑暗的社会世相、病态的国民精神，是对1930年代的上海社会进行的全景式建构与描摹，并由此剖析复杂的社会架构与社会关系，批判及反思病态的社会和病态的国民精神，企盼着民族的蜕变与新生。此外，本作还对周楞伽、田涛长篇小说的版本问题进行了翔实的梳理和论述。

三、以史料为根基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建构，必须破除陈旧的文学史概念，建立全新的阐释体系。不仅应拒绝现有文学研究中习惯使用的各种固化的文学史观念，同时也要拒绝使用不同历史时期偶然出现、又被文学史接受甚至强化的概念。这些固化的概念，在创立之初就带有误解、混同和偏离，在传播过程中又被加强了错讹的趋向，名实不副，不仅带来研究上的偏误，也导致了接受者的一再误读，尤其对现有作家作品的阐释论述陷入了陈旧、固化的模式。因此，在撰写文学史时，对于这类固化、僵化的文学史概念、观念，理应大胆扬弃。“文学史上似乎已经形成公论甚至定势的概念术语，需要我们今天以客观的眼光来加以考量”。这些概念或者命名，在诞生之初具有强烈的现场性，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少已经失去了原来的阐释作用。

从“偏见型书写”到“政治型书写”再到“开放型书写”，中国现代文学史历经数次写作范式的演变，在每一次写作范式确立之后，都会进入相对静态期。而本作试图以动态的史学观为指引，不仅要让边缘的文本入史，以文本为中心进行阐释论述，对文本进行“再解读”，破除已有的“神话”，回到历史现场，充分呈现历史的复杂性，由此建构一种新的阐释体系，“在有限的范围内通过对历史遗留物的重新配置和编排来‘接近历史过程’并对历史问题作出重新解释”。

以张资平长篇小说研究为例，以往学界多关注张资平创作中的“多角恋爱”问题。这源自鲁迅的论述：“我将‘张资平全集’和‘小说学’的精华，提炼在下面，遥献这些崇拜家，算是‘望梅止渴’云。那就是——△”。“△”也是当时评论界对张资平小说创作较为统一的评价，如史秉慧指出：“他的小说，据说有一个公式，便是三角或多角的恋爱”，又如钱杏邨指出，“他发表的几个长篇固然都是属于恋爱小说一类……所描写的大都是三角四角的恋爱”，汪倜然也评价道，“可以用公式来表明，就是：甲爱乙－爱丙－爱丁－爱戊”。因此，前人的论断或多或少影响到了今人的视野。诚然，浪漫的多角恋爱是张资平长篇小说创作的一大特质，这也成为文学史公论，但张资平的长篇创作实则还蕴含着诸多的其他因子，需从不同角度切入，打破旧有固化的研究观念，进行重新阐释，以发掘其全新的意义。

在本作中，著者抛开“多角恋爱”的固化标签，重新解读了张资平各个长篇小说的文本，论述了张资平长篇创作中表现出的对现实人生的观照与批判，“他的作品带有了极显著底写实色彩”。张资平在其长篇小说中呈现了大量的社会现实问题。他关注青年人特别是大学生阶层堕落糜烂的生活状态（《糜烂》《青年的爱》《无灵魂的人们》《天孙之女》）；表现幼童和妓女在黑暗乱世中的悲惨命运（《明珠与黑炭》《红雾》《天孙之女》），揭示远在南洋的华裔劳工、流落都市的失地农民以及城市底层劳动人民的苦难人生（《最后的幸福》《长途》《跳跃着的人们》《欢喜陀与马桶》）。在众多的社会现实问题书写中，张资平对宗教问题、革命问题、国民性问题尤为关注，在其长篇小说的创作过程中进行了细致描摹、深度批判和理性沉思，展现出了现代学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这便是以往学界研究中所忽视的一个重要维度，也是重读张资平小说所能打开的新的空间。

结语

中国现代长篇小说自张资平1922年2月的《冲击期化石》肇始，到1949年9月费林和荒云的《烽火代》、王林的《腹地》、周而复的《燕宿崖》竣事，虽仅仅历经了未及三十年的创作期，却也孕育出了上千部的作品，其中的传世之作更是不胜枚举。重读平襟亚、张资平、蒋光慈、沙汀、叶灵凤、张天翼、姚雪垠、罗洪、周楞伽、李辉英、王西彦、程造之、碧野、谷斯范、田涛、无名氏等人的长篇小说，揭示这些作家在长篇体式上的贡献，体察复杂的时代经验与人心叙事，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现代中国所走过的沧桑历史。他们或是饱含忧患之情，或是谐谑地讽刺，或是观照市井生活的世相人心，或是在通俗叙事中蕴藏着启蒙追求，或是还原历史的宏大与壮阔，或是在浪漫哀艳中探秘情感的复杂……不管是在人物的塑造、社会的呈现、题旨的追求、结构的创新上，这些作家都注入了独特的美学经验，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发展与成熟做出了重要贡献。

与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短暂的创作历程相比，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则跨越了百余年的历程，尤其是对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阐释论述形成了某些特定的书写范式，带来了某些评论模式的固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撰，曾在政治性中迷失，曾在审美性中走向偏至，曾在思想性与历史性上取舍两难，也曾在专业性与普及性上顾此失彼。作为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要补充，本书意在以新历史主义为指导思想，以文学文本为原点，以史料为根基，关注长篇小说的时代经验、审美经验、文体追求，破除陈旧的文学史概念与写作模式，导向发展的、动态的、微观的、全面的新型研究论著。通过更新已有的主流作家的分析以及非主流作家作品的研究，力图补充完善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研究的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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