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讯 I 周游：《唐宋八大家与清代古文研究》

周游，1989年生，江苏泰州人。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为江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入选江苏省“青蓝工程”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江苏省“双创博士”，江南大学“我最喜爱的老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唐宋古文和清代诗文，在《文学遗产》《文艺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二十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一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一项。

唐宋八大家在中国古代散文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而清代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系统总结期，考察清人对待唐宋八大家的态度，既可勾勒出八大家在清代的接受史，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清代古文发展脉络，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总结整个传统散文世界学习八大家的经验，有助于完善和建构古代散文的批评话语，具有相当的开创性。

此书以清人对待唐宋八大家这一文学典范的态度为研究对象，探索清人学习八大家散文以及利用八大家话题建构文学理论的历史状况及其成果。全书以“唐宋八大家”话题为中心梳理清代古文的发展脉络，不仅勾勒主脉，还特别关注每个时期的“异见者”，以展现一个多层次的古文发展态势，大大增加了论述的深度；又从观念史角度入手，探究韩柳苏重要文论在清代的发展，保留了阐释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同时，选取了长期被忽略却极为重要的个案进行重点研究，进一步深化了主题。

本书以唐宋八大家与清代古文研究为题，旨在探索清人是如何学习八家散文以及利用唐宋八大家这一话题构建自己的文学理论的。拟分两方面展开。一方面关注唐宋八大家典范在清代古文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作用，涉及不同时期文人的古文典范选择以及他们对八家作品的阐释旨趣等内容。另一方面则关注韩柳的重要古文观念在清代所产生的诸多阐释，在众声喧哗中勾勒出清代文论的发展线索。

在有关前者的研究中，笔者发现文风的变迁往往就伴随着典范的转移。晚明以来由于科举制度的影响和士人精神世界的转变，三苏文章愈加受到重视，甚至逐渐超过了此前在古文圈极具影响的欧阳修文。而到了明末，天下多故，士人勇于任事，经世成为他们心中的首务，这反映到文学领域就是当时处士横议，流行慷慨雄恣的文风。此风气也延及清初，在那个政局不稳、人心动荡的时代，士人同样需要用议论来排遣胸中的愤懑，或是追悼前尘，或是指点当下。如此，带有纵横家、兵家味道的三苏策论仍旧迎合着许多士人的需要。

与此同时，文风也在悄然变化，明末以来士人出于多种目的学习三苏文所带来的文章弊病也已十分明显，在世人心中，苏文风气与明人习气在某种程度上有了重叠，其中包含着率尔的表达、放纵不羁的态度，有时还带有戾气，这些都渐渐遭到清初一批知名文士的批判，很多人开始重新提倡回归欧文的雅正传统。

于是，苏文逐渐受到了冷落，不再像晚明时期那样受到普遍的推崇。到了乾嘉时期，无论是影响力日趋扩大的桐城派，还是看似与之对立的、代表着学术主流的考据学家，在谈及古文时，都更喜欢标榜自己所传承的是欧、曾之古文。以姚鼐为代表的前期桐城派古文家的文章在后世评论家的描述中，也主要继承了欧、曾那种立意雅正、行文迂徐柔缓的文风。

但桐城派单纯继承这种迂徐的、偏于阴柔的文风，取径过于狭隘，发展久了弊端自然显现，时人便常有文笔懦缓之讥，文派也渐趋衰落。到了咸丰、同治年间，曾国藩试图重新振起桐城派，他引入扬雄、司马迁、韩愈等人的文风来给古文创作注入雄直的风格，他的后学于八家中也就代代重视韩文，并形成了带有文派特色的阐释趣味。此外，这一时期的桐城派还重视学习与韩文同属阳刚风格但更为简峭的王安石文风，但这一学习过程是暗暗进行的，大家“心摹手追”却“口不敢道”。

综上，我们以典范转移为视角简要地梳理出一条清代古文发展的线索。简言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晚明到清初，欧、苏占据主流，而风气逐渐从苏转向欧；接着苏文继续淡出，到了清中期，欧、曾开始成为主流；再到晚清乃至民国，则是桐城派以韩、王补充欧、曾成为文坛的新主流。本书的章节安排也基本以这样的典范转移为背景。第一章对应第一阶段，讨论在晚明以来苏文盛行的背景下，钱谦益倡导的一种不同于时俗的苏文观念。第二章对应第二阶段，第三、第四章则对应第三阶段。但笔者并不倾向于完全沿着这样的框架展开直接论述。

几年前，笔者曾与友人骑行至奈良北部的平城京遗址。在韩愈的少年时代，这里是邻邦日本的政治中心，繁盛异常。而千载之后，旧日的宫阙荡然无存，只剩下无数的柱础，棋子一样整齐地排布在广袤的荒野上，它们的位置曾无一丝变动。置身遗址中，极目远眺，我们可以感受到宏大的氛围，能够目测曾经存在的建筑的面积以及建筑与建筑之间的距离，而除此之外，则并不能感受到其他真实而有温度的存在。笔者当时脑海中浮现出的就是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名作《奥西曼提斯》（Ozymandias）中的句子：“此外无一物，但见废墟周围，寂寞平沙空莽莽，伸向荒凉的四方。”后来，笔者每次在面对研究对象的时候总能想起当时的体验，归纳出的文风变化脉络，有着一个个时间的节点，就像荒野上排布的柱础，我们仅仅是用线条将一个个柱础联系起来，也仍然无法窥见当初的“宗庙之美，百官之富”。而现有的太多研究所做的工作就是这样一个点到点的连线活动。笔者希望呈现出的研究是能够在柱础上或多或少地还原出柱子，还原出柱子的颜色，有些地方纯粹而鲜艳，有些地方暗淡而斑驳，也还原出柱子上方犬牙交错、勾心斗角的房梁结构。有勾心斗角，木头们就自然不是指向同一个方向。

回到文学研究中，笔者不希望研究仅仅是驱使材料去支撑自己归纳出的总框架，让这一典范转移的路径变得愈加清晰，愈加不可动摇。“中通外直”并不是绝对的理想状态，枝枝蔓蔓才更符合历史的实际。框架本身对笔者来说仅是一个参照，文风发展的真正样貌是极为复杂的，任何明晰的脉络描述都不可避免地是对历史原貌的简化，对此，研究者应该保持高度警惕。

那从什么角度可以对本书的主题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并将枝枝蔓蔓的部分呈现出来呢？此时，笔者想到了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讨论观念史的论文集《反潮流》。这部论文集中所收的文章讨论了西方历史上许多有伟大创见的知识分子，但就像这本论文集的名字一样，这些人的思想在当时是反潮流的。他们作为所处时代的“异见者”，自然会受到当时人们的忽略、误解和嘲笑。但伯林并没有像过去的人们一样放任他们躲藏在历史的角落中，他关注到了他们，在论文集的编辑者看来伯林“具有一种独一无二的领悟力，能够感受到在一个时代的思想貌似合理的表面背后，人类精神的更深层次的骚动和变化，以及晦暗而不安的孕育期”。他的研究对我最大的启发在于采用了一种对立的模式。这种模式划分出的两个世界：传统的世界与异见者的世界。传统的世界包裹着异见者，对于异见者来说，传统或主流的声音会给予他巨大的压力，把他置于某种处境，有时候异见者并非公开宣扬自己的主张，但是他在他自己的处境中会纠结、犹豫，最终也许会放弃自己的意见，也许会更加坚定自己的主张。而异见者的存在也是对传统世界的挑战，传统世界会采用各种手段来压制他，或者忽略，或者嘲弄，甚至采取更为极端的措施，组织舆论去声讨他，让他身败名裂，利用政治势力打击他，让他身陷囹圄。当然也存在这样的现象，传统的世界在与意见者的斗争过程中慢慢地发现了自身的问题，它也慢慢开始了转变。在双方的对立中，无论是异见者面对主流声音的压迫所作出的选择还是主流的声音在遭遇异见者挑战时采取的抵御措施，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种权力的运作机制。事实上，权威只有在面临挑战时，我们才能真正了解到它是否真正具有力量，了解到它能够在多大范围内使用它的权力，了解到它使用权力的方式，以及它自身存在的弱点。

因此，笔者打算在清代古文领域也寻找一些“异见者”，关注他们的声音与主流声音发生碰撞的地方，然后分析在他们所处的时间段古文圈的实际情况。本书有三章都涉及异见者和他们不同于主流的声音。很多时候我们容易将异见者想象成一群命运蹇涩、屈处下僚的人。其实未必如此，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异见者。就文学领域而言，居于主导地位的文派内部也可能会产生各种不同的声音。一个时代的文坛领袖往往是才智卓越之人，他很可能既是一个时代主流文化的代言人，同时身体内也躲藏着蠢蠢欲动想要反叛时代的另一个自我。

在介绍完本书主体部分的一些视角后，笔者有几个在写作过程中特别留心的地方，也有必要说明一下。首先是对集体概念的警惕。比如本书第二章所提到的汉学家概念。这是一个远比桐城派古文家松散的整体概念，桐城派内部成员虽然也有很多差异，但是他们还是有共同坚持的为文标准。而一个人之所以被称为汉学家，简单来说，可能只是因为他的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与汉儒接近而远于宋儒。但如果细究其中每个人的学术范围和研究方法，又会发现很多差异。而汉学家的头衔本身与是否写作古文无关，虽然由于大多数桐城派古文家是热衷于宋学的，与汉学家在治学旨趣上有冲突，并且一部分汉学家崇尚骈文，与崇尚古文的桐城派也有实质上的对立，但是我们仍然不能简单地将汉学家与古文家视为两个对抗的群体。否则，群体中的每个人都将淹没在超越他们乃至轻视他们的整体性之中，群体本身会粗暴地成为群体中每个个体的代言人。事实上汉学家内部的不同人对待古文的态度千差万别，很难一概而论。在本书中为了行文便利，笔者仍然使用“汉学家”“古文家”这样的整体概念，但将尽量不把这类概念简化处理，而是具体考虑到其中每个个人的独特性。

其次是尽量谨慎地思考“影响”这个概念。“影响”在大多数时候都暗示了一种连续性，人们总是对能够连续叙述下去的历史感到放心，似乎只有连续叙述才能代表他们真正理解了那段历史。诚如法国学者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言，在经典形态的历史学中“非连续性是时间性离散的耻辱，历史学家的职责就是通过历史学压抑它”。笔者并不赞同这种“压抑”，当所要描述的历史事件间存在真实的断裂，我们就应该认真描述这种断裂而不是要压抑或掩饰它。就影响问题而言，有时候后代人看似继承了前代人的某种思想，但其实可能只是一种借尸还魂：前代思想的名称被借用，但内容却完全被替换了。在这种情况，后者可能仍然部分地受到了前者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并不标志着二者之间是延续的。在本书的第一章中，笔者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钱谦益先提出了“苏文有得于《华严》”的观点，后来王士禛在讨论苏轼诗歌的时候借用了钱谦益的说法，将苏文有得于《华严》转换为苏诗有得于《华严》，这两个观点之间看似存在一种连续性，王士禛似乎受到了钱谦益的影响。但由于诗与文形式差别太大，钱谦益所悟到的《司马温公行状》《富郑公神道碑》在文字结构上与《华严经》的相似处，苏诗不可能具备。于是将“苏文有得于《华严》”转换到苏诗上，钱谦益的创造性意见实际上被消耗掉了，王士禛等人所继承的只是一个空洞的结论。

第三是笔者在研究具体问题的时候会尽量让自己带入到当时的环境中，从研究对象的处境出发去罗列他能够具有的选择，最终再思考他为什么在诸多可能的选择中选择了这个而不是那个。如在第四章中，桐城派为了救治文章专学欧、曾而带来的柔弱气质，选择了以王安石为师法对象。笔者当时感到疑惑的是，仅以八大家而言，代表阳刚文风的就有韩愈、柳宗元、苏轼、王安石，为何其他三家没有成为他们重点学习的对象呢？于是笔者将自己带入到桐城派中，以他们的视角进行逻辑推演，最终将韩愈、柳宗元、苏轼三人一一排除，证明了桐城派确实只可能选择王安石作为师法对象。这是一个比较完美的例子，因为在这个例子中，历史的发展结果与逻辑的推导结果是一致的。其实在许多其他的研究中，因为我们没法完整地还原研究对象的真实处境，所以我们对研究对象在其处境下可能有的选择所做的逻辑推导结果很可能与历史的最终发展并不一致，遇到这种情况并非意味着我们的逻辑推导没有价值，思考二者为什么不一致，又会给我们的研究引出值得思考的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