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扬, 李鑫, 李名义, 阴悦：“双一流”大学教师国际学术影响力研究——结构、评价指标及影响因素

一、 问题的提出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发展趋势日益凸显，各国在全球化进程中都力图吸引高端国际化人才。在高等教育领域，各世界一流大学正在通过多种方法吸引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教师和学者，以不断增强大学的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可见，一流大学竞争的核心是大学教师（科研人员）的国际学术影响力的比拼。

一个国家顶尖大学的最新研究成果通常代表着该国的科研水平和国际影响力。国际发表是大学教师与全世界同行进行学术交流、实现知识共享的主要渠道。准确把握和了解中国大学教师的国际学术影响力，有助于了解当前大学教师国际影响力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从而进一步在国际竞争中发挥自身的优势，并在国际学术交流中拥有更多的话语权。2015年10月，国务院印发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2017年9月，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的通知》。这些政策文件对中国的“双一流”大学和大学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要求其在国际上拥有较高的学术影响力。

如何科学评价“双一流”大学教师的国际学术影响力？“双一流”大学教师的国际学术影响力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如何提升“双一流”大学教师的国际学术影响力？笔者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二、 文献综述

（一） 学术影响力的界定

国外学者对学术影响力含义和衡量指标的研究开始较早。哈里特·朱克曼认为，科学家享有的威信主要是根据科学家被认为在其所从事领域的知识发展上作出贡献的大小来划分等级的^[1]。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学者的学术影响力源于其对高深知识的贡献，并且这种贡献必须赢得业内同行的认可。Aguinis等认为，学术影响是学术界最强的“硬通货”，传统上用论文、专著等的被引次数来衡量，他们还认为，学术影响力不仅应存在于学术界内部，而且也应存在于学术界以外^[2]。Haley等将学术影响力定义为，由研究产生的有记录可查的影响场合^[3]，主要指标为顶级期刊论文发表数量、论文被引次数、学术专著发表数量等。Hassan和Haddawy提出了国家层面的科学研究的国际学术影响的概念，即一个国家在某一研究领域所具有的被其他国家的研究者引用的能力^[4]。

国内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对学术影响力作出了界定和解释。查永军认为，学术影响力是学术实力的外在表现形式 ^[5]；周晓虹指出，学术影响力主要是以论文或著作等有形的学术成果为基础而体现出来的^[6]；赵粉侠和张坤将学术影响力界定为，学者在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程度^[7]；唐亚阳和杨果认为，学术影响力是指学者的学术研究在某个时期内对其研究领域乃至整个社会产生的影响的范围和深度，主要包括学术研究的理论影响力与现实影响力^[8]；熊渠邻等、张务农以及巫芯宇认为，学术影响力主要是指，个人或机构凭借知识因素对他人的学术思想、观点、行为等产生影响的能力，主要体现为个人研究成果在学术上被他人借鉴、采纳、接受、引发讨论等^[9-11]。上述研究虽从不同角度对学术影响力是什么进行了描述，如学术实力、学术地位、对某个领域或他人产生的影响等，但未能对国际学术影响力进行明确的界定。

在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的时代，有学者注意到了大学更具国际学术影响力。李志民和杨健安认为，大学国际学术影响力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国际一流的学科、国际一流的科研成果、国际一流的教育质量和国际一流的师资水平，同时，人力资源是学术影响力的创造主体，学科实力（包括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是学术影响力的重要载体，高水平科研成果和高质量的人才培养是学术影响力的表现形式^[12]；鲍威等提出，大学国际学术影响力是指 “在高等教育全球化背景之下，各国高等院校在全球知识网络中，通过知识建构、学术交流、人员流动对国际科技学术发展进程所施加的实际影响”，并将其分成三个基本维度，即国际学术期刊发表、国际学术会议参与和留学生吸纳^[13]。此外，也有学者注意到了学者个人的国际学术影响力，并对其进行了界定。赵勇和李晨英指出，通信作者在学术论文发表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可以通过研究国际合作发表的论文中的通信作者来分析中国学者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的学术影响力^[14]；毛一国和陈剑光认为，担任国际期刊的相关职务（如编委）是对学者的国际学术影响力的认可，由此提出从担任国际期刊编委数量的角度来考量一个国家或机构的国际学术影响力^[15]。上述研究大多从国家、机构、大学、学者群体等宏观层面来描述和界定国际学术影响力的概念，但鲜少从教师个体这一微观层面来对大学教师的国际学术影响力进行解释和界定。尽管如此，这些研究成果为笔者从微观层面去观测、分析和构建大学教师的国际学术影响力评价指标提供了基本的思路和方法。

（二） 学术影响力的评价指标

学术影响力基本评价指标主要是指学术论文的发表及其被引用的情况。苏新宁认为，学者的学术影响力主要来自其所发表的科研成果及被他人引用的情况。学术成果主要以论文和专著为主，而论文和专著的学术影响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论文和专著由较具影响力的学术期刊或出版社发表或出版；另一方面，被大量研究论文和专著所引用^[16]。应用较多的学术影响力测评指标是被引次数。1927年，Gross和Gross提出了运用论文被引次数来衡量学者的学术影响力^[17]，此后，高被引次数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重视。Hirsch则提出用H指数来测评学者的学术影响力，H指数是指一名科学家发表的N篇文章中有h篇每篇至少被引用h次，而其余的N－h篇被引次数均小于或等于h^[18]。

目前，文献计量学中通常只通过引证数据（即被引次数）来研究学者论文的学术影响力的大小，这种方法相对较为单一，因此，也有学者建议对各类指标进行综合应用^[19]。笔者也认为，只依靠一种评价指标衡量学者学术影响力大小的方法不够全面。

综上可知：首先，国内外研究较少以大学教师个体的学术影响力为研究对象；其次，评价学术影响力的研究较少关注国际学术影响力；再次，国际学术影响力的评价指标以可量化的被引次数为主，较为单一；最后，学术影响力评价主要关注具体测评方法，较少关注各类具体影响因素。

三、 概念界定及理论分析框架

（一） 概念界定

笔者基于上述文献梳理，将大学教师的国际学术影响力定义为：大学教师基于学术上的原创贡献，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中体现出来的国际性的学术价值及其得到国际同行认可的程度。

关于大学的主要职能，学术界一般认为经历了三个阶段。在1810年柏林大学创建之前，大学的职能主要表现在人才培养方面, 起着传播思想、文化、知识的作用。19世纪初，洪堡筹建了柏林大学，其提出的“学术自由”和“教学与研究相统一”以及强调大学追求科学发展的办学思想，极大地影响了其他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科学研究逐渐开始作为传统大学的一项功能。1862年，美国颁布了《莫里尔法》，以威斯康星大学的办学理念为指导，将高等院校有助于社会发展作为大学的重要职能。威斯康星大学使“为社会服务”成为现代大学不可或缺的职能之一 ^[20-21]。总之，虽然关于大学职能的具体内涵学术界仍存有争议，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是较为公认的大学的三大职能。因此，中国大学在迈向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必然需要在这三个方面提高国际学术影响力，而其中必然离不开大学教师的积极参与并发挥影响力。大学教师的工作不应局限于国内，而应放眼全世界，这也是学术职业精神应有的表现。大学教师通过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能够扩展知识、开拓视野、实现学术水平和教学水平的提高。笔者认为，大学教师的国际学术影响力也可以借鉴这个框架来进行评价，即考察大学教师在国际人才培养、国际科研合作和国际社会服务这三个方面的学术影响力。同时，笔者在研究过程中还咨询了三位来自“双一流”建设高校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中的专家，他们也基本认可和肯定了这个三维度框架。

（二） 国际影响力的理论分析框架

根据大学的三大传统职能理论，大学教师的主要工作也是围绕这三个部分展开的，即开展教学工作，进行科学研究，为社会提供一定的服务。国际影响力方面，大学教师需要在这三个维度的基础上展开国际性的工作，如到国外大学开展国际教学，开展国际性合作研究，以及为国际学术界、团体和机构服务和作出贡献。同时，笔者也对高等教育领域的上述三位专家就评价框架进行了访谈和咨询，他们认为，结合大学的三大功能理论建构评价框架较具合理性。因此，笔者构建了大学教师的国际学术影响力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四、 研究设计及数据分析

（一） 问卷设计与样本

笔者设计的问卷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个体特征、访学经历等变量。其中，个体特征变量包含了性别、年龄、职称等变量。第二部分是国际学术影响力的评价问卷，这部分题项是按照表1中大学教师国际学术影响力评价指标体系进行设计和编制的。其中，国际人才培养指标包括10个题项，国际科学研究指标包括12个题项，国际社会服务指标包括6个题项。

笔者的研究对象为“双一流”建设高校的教师，来自北京、上海、陕西、湖北、湖南、河南、重庆、四川、河南、黑龙江的23所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以及14所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且抽取的教师全部来自这些学校的“双一流”建设学科。问卷发放方式主要为邮箱推送和微信群发放，利用问卷星在线平台进行数据收集，研究人员根据问卷回答情况进行审核，在收集过程中将无效问卷剔除，共收回1201份有效问卷。由于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一流建设学科相对较多，如北京大学（41个）清华大学（34个）、中国人民大学（14个）等，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的一流建设学科相对较少（一般为1～2个），因此，抽样样本主要集中于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由于“双一流”学科以理工科居多，样本中的理工科和男性教师较多。样本中教师以中、高级职称为主（副教授和教授），占比为85.8%，年龄段以中年教师为主（36～55岁），占比为67.7%，具体情况如表2所示。

（二） 理论模型实证检验

为了检验划分维度和指标设计的合理性，笔者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和Amos 23.0软件对构建的大学教师国际学术影响力模型进行了验证性因子分析。

笔者根据上文中的维度、指标和抽样数据，进行了大学教师国际学术影响力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指标适配度标准为RMSEA<0.08、CFI>0.9、GFI>0.9等。由表3可知，模型1中的多项拟合指标均不够理想，因此，笔者对该模型进行了调整，对部分二级指标进行了合并，一是将本校外语授课和留学生指导两个因子进行合并，二是将国际科研发表和国际科研合作两个因子进行合并，具体如图1所示。其后，根据MI值进行残差连线调整，最终使各拟合度指标均有所提升，并基本使模型2达到了结构方程模型拟合的临界标准。因此，表3中结构方程模型拟合的结果说明，大学教师国际学术影响力的三维度结构划分合理，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

五、 国际学术影响力测算与分析

（一） 国际学术影响力主观评价

笔者通过调查问卷对“双一流”大学教师进行了抽样调查，其国际学术影响力自评情况，如表4所示。由表4可知，自我评价为国际学术影响力“较高”和“很高”的大学教师的占比仅为13.1%，而将近一半（49.0%）的大学教师认为自己的国际学术影响力“一般”，35.2%的大学教师认为自己的国际学术影响力“较低”和“很低”（37.9%）。由此可知，超过8成（86.9%）的大学教师认为自己的国际学术影响力在“一般”及以下水平，只有1成多一点儿的大学教师认为自己的国际学术影响力“较高”和“很高”。由此说明，大多数大学教师对自己的国际学术影响力的评价偏低，缺乏自信。

（二） 国际学术影响力客观评价

由于表4中的自评结果相对较为主观，笔者同时采用了客观的指标和数据来分析大学教师的国际学术影响力。

笔者首先采用层次分析法来确定各评价指标的权重，然后进行国际学术影响力测算。层次分析法是一种将与决策有关的元素分解成目标、准则、方案等层次，并在此基础之上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的决策方法。定性分析前期需要对具体题项进行两两比较排序，然后根据已有数据进行定量分析和测算。对于难以完全定量的复杂系统，层次分析法将该系统分解成不同的元素来进行判定，并根据不同的属性对元素进行分组。相应元素由低层次的元素来进行判定，同时其又可以对高层次的元素进行判定。这种自下而上的判定形成了递增关系，因此，可以通过一系列的元素定义及分类，从低层开始往上逐步进行分析。一般位于最高层的元素为总目标，中间层次为对应的准则和子准则，最低层则是对应的措施或方案。因此，层次分析法可以根据问题的性质和最终目标要求，利用不同元素及其之间相互关联影响和隶属关系，将不同元素按照不同层次进行排列比较，最终得到最低层元素相对于最高层目标的相对权重。

对于研究中的定性排序部分，笔者邀请了5位国内外高等教育国际化和教育测评研究领域的专家，对“双一流”大学教师国际学术影响力指标进行排序，并根据排序结果来确定指标的权重。最终确定的大学教师国际学术影响力指标排序结果，如表5所示。需要说明的是，数字越小代表指标越重要。

定量数据部分，笔者对数据进行清洗，按照每个题项回答结果的正态分布图的相对位置进行重新赋值，用层次分析法计算权重。具体过程如下：第一步，建立层次结构模型。将顶层目标、影响因素以及对应的问题按它们之间存在的关系分为最高层、中间层和最低层，其中，相邻两层之间，高层为目标层、底层为因素层，由此依次绘制出层次结构图。第二步，构造两两比较判断矩阵。由于将所有因素放在一起比较存在较大困难，因此需要使用一致矩阵法来确定各层次因素之间的权重。通过将因素进行两两比较，同时为了减少性质不同的因素比较时存在的困难，利用相对尺度进行归一化。第三步，进行层次单排序及其一致性检验。第四步，得分计算。根据绘制得到的层次结构图，通过一系列层次单排序得到最低层相对于最高层的相对权重，按照该相对权重对最低层所有问题得到的分数进行计算，最后得出总分，从而根据不同个体完成的相同问卷问题中得到的分值进行比较，最终测算的影响力满分为10分。大学教师国际学术影响力直方图，如图2所示。

由图2可知，笔者测算的大学教师国际学术影响力整体较符合正态分布，平均值为3.93分，相较于总分（10分）还是偏低。平均值之上的分数占比为50.7%，平均值之下的分数占比为49.3%，最大值为8.03分，最小值为0.32分，差距较大。由此表明，大学教师的国际影响力总体呈正态分布，但个体差异较为明显。

六、 国际学术影响力的影响因素

为了分析大学教师国际学术影响力的影响因素，笔者构建了回归模型来进行统计分析。在回归模型中，因变量为国际学术影响力（上文中计算所得的大学教师个人的国际学术影响力得分），自变量主要包括大学教师的性别、年龄、专业领域、职称、访学时间和访学次数。模型回归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

第一，性别。男教师的国际学术影响力平均值是女教师的约1.1倍，这可能与男教师大多数是理工科教师有关。

第二，专业领域。研究分为理工科和人文社科两类，结果显示，理工科大学教师的国际学术影响力平均值是人文社科大学教师的1.26倍。可能的原因是，理工科大学教师的国际学术论文和专著的发表数量和质量都相对较高。

第三，职称。包括讲师、副教授、教授3个层次，标准化系数为正，表明大学教师的职称越高，其国际学术影响力也越高。可能的原因是，大学教师的职称越高，其国际发表、国际访问、国际合作等方面的经历也越多，因此，其国际学术影响力也就越高。

第四，访学。一是访学时间。该变量系数为正，说明大学教师的访学时间越长，其国际学术影响力越高。二是访学次数。该变量系数为正，说明大学教师的访学次数越多，其国际学术影响力越高。访学时间和访学次数越多，往往表明大学教师与国际学术圈接触的时间和次数就越多，大学教师在访学期间可能与访问学校的学者等有更多的学术交流、学术合作以及参加国际学术研讨的机会，同时也可能会有更多的进行国际学术论文、专著等发表的机会。

由表6可知，只有年龄这一变量在回归模型中呈现负向显著，即大学教师年龄越小，其国际学术影响力越大。原因在于，近年来，年轻大学教师中“海归”越来越多，在回国之前往往已经发表了不少的学术论文、专著等发表，同时与国外导师也往往有更多的机会进行联系和合作。

七、 研究结论与建议

（一） 主要结论

1.  大学教师国际学术影响力评价指标可分为三个维度

根据大学职能理论，笔者设计了大学教师国际学术影响力的主要维度，即国际人才培养、国际科学研究和国际社会服务，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进行验证。研究结果表明，根据大学职能理论将大学教师国际学术影响力分为三个维度（一级指标）是可行的，但二级指标可以适当简化。笔者后续的研究还可以尝试基于不同的理论框架去分析大学教师学术影响力的指标体系。

2.  大学教师国际学术影响力平均值不高且差异较大

从大学教师国际学术影响力的自评结果来看，大多数大学教师认为自己的国际学术影响力“一般”，认为“很高”的占比仅为1%，超过90%的大学教师认为自己的国际学术影响力在“一般”及以下。由此表明，大学教师对自身国际学术影响力的主观评价相对较低。在客观评价方面，笔者运用层次分析法对大学教师国际学术影响力作了测评分析，结果显示，该平均值也偏低，且个体差异较大。结合主观自评和客观评价的结果来看，大学教师国际影响力的总体平均值偏低，而且个体差异较大。由此可见，大学教师国际学术影响力整体水平仍有待提升。

3.  国际访问是影响大学教师国际学术影响力的重要因素

研究发现，性别、专业、职称等个体特征变量对大学教师国际学术影响力具有显著影响，而且这些因素很难改变，但国际访学时间和访学次数 是两个重要且相对容易进行改变的因素。研究还发现，访学时间较长和访学次数较多的大学教师，其国际学术影响力也往往较大。通过分析发现，大学教师在国外访学期间跟所访问的国外学者的接触机会较多，而且有些还经常参加这些学者组织的组会，与这些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和合作等，这都大大增加了大学教师与国际学术界接触的机会，也为其提高国际学术影响力提供了可能。

（二） 对国际学术影响力提升的建议

1.  培养大学教师基本的国际能力和素养

笔者研究发现，外语能力不足是掣肘大学教师提升国际学术影响力的重要因素之一。主要表现为，外语沟通能力较差、外语文章写作存在问题等，由此说明，大学教师的口语能力和写作能力都仍有待完善。笔者建议，大学教师从自身外语水平现状出发，明确自身外语能力中存在的短板，有针对性地参加相关培训课程和练习，如去英语国家进行访问交流、积极尝试撰写英文论文等。一方面有助于提升外语交流能力，另一方面有助于加强外语写作能力。

2.  鼓励教师进行国际流动并参与国际合作

研究结果表明，访学活动对大学教师国际学术影响力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因此，笔者建议，应多为大学教师提供制度上和资金上的支持，促进大学教师进行国际学术交流和国际访学交流。调查结果显示，抽样教师整体上发表论文、专著等的数量虽然并不少，但是高水平的学术成果并不多。在发表过国际学术论文的大学教师中，42%的大学教师的论文被引次数为0，40%的大学教师的论文中最高被引次数为10次以内，论文被引次数为10次及以上的大学教师的占比仅为14%，论文被引次数在50次及以上的大学教师的占比仅为2.3%。而国际上相关研究发现，国际合作的论文比非国际合作的论文具有更高的国际学术影响力^[22]。因此，除了要重视研究的质量，还应鼓励大学教师加强与国外学者的学术科研合作，发表高水平的学术论文，提升自身国际学术影响力，争取在国际学术舞台上获得更大的话语权。

3.  引导人文社科领域大学教师加强国际交流合作

研究发现，相较于人文社科大学教师，理工科大学教师的国际学术影响力普遍较高。通过访谈，笔者了解到，理工科大学教师所从事的科研工作与国外相关领域的科学研究较少存在文化差异，从理论到方法基本是相通的，因而进行合作和交流也相对比较容易；而人文社科大学教师的科研与国外相关领域的科学研究往往存在较大的学术文化差异，因而不容易理解和沟通。因此，人文社科大学教师应努力克服文化差异和语言障碍，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在国际化舞台上努力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的文化、经济和政治制度。

4.  充分重视高校的相关制度和环境建设

大学教师提升国际学术影响力会受到高校资源平台、支持力度、晋升考核制度、相关出国服务等外部环境的影响。高校的出发点是促进本校以及关键学科更好更强地发展，达到国际一流水平。因此，在充分重视制度环境的建设、设计和完善时，应考虑不同性别、职称、学科等的大学教师的个体差异性，如在一些大学教师研究经费不足、生源不足的情况下，为其提供必要的资助，鼓励其进行出境访学交流，同时，搭建校内与国际合作平台，让大学教师能有机会参与到国际活动中。高校国际影响力与大学教师国际学术影响力息息相关，因此，高校应积极克服政策滞后性，为大学教师提升自身国际学术影响力提供良好的平台和其他相关支持。

5.  进一步增加对国际合作的经费投入和资助

由于部分教师对于参加国际学术交流和国际会议的需求十分明显，但受制于制度和经费等因素，使其很难发挥内在动力。因此，从政府层面，可以为国际会议的举办和发展提供更多的资助和经费，解决部分教师科研经费不足的问题和困难，这对于其国际学术影响力的提升具有重要的意义。

总之，随着中国经济和科技的飞速发展，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交流与合作正在不断扩展和加强。因此，政府和高校应抓住契机，积极采取措施加强高校与国外院校的交流与合作，同时促进和加强大学教师与国际同行的交流与合作，将中国的研究成果不断推向国际学术圈，扩大中国高校和中国大学教师的国际学术影响力，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