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龙, 息家齐：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路径研究——基于西方金融资本主义危机的历史镜鉴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落实好防范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重点领域风险的各项举措。”^[1]习近平曾明确指出：“坚持把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2]防范金融风险，尤其是系统性金融风险，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对西方金融资本积累和金融资本主义危机的形成机制进行分析，可以更深刻地理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根源、本质和传播路径。系统性金融风险，即能够引发整个金融体系和经济体系崩溃的风险，其形成机制需要联系金融资本这一主体来考察。金融资本是支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支配整个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主体。金融资本利用多种信用形式来加强其自身的剥夺性积累，造成了西方国家产业萎缩、债务膨胀、通货膨胀等一系列问题，这是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核心原因。在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依然显著，甚至不断深化的背景下，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议题，这一议题不仅关涉中国的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更关涉社会主义金融强国的基础逻辑。

一、 金融资本对多种信用形式的经营和支配

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金融资本是支配信用关系的主体。金融资本是在职能资本和银行资本垄断融合的基础上产生的总资本形态。金融资本确立了对社会生产关系的支配权，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对信用关系的支配。

（一） 金融资本通过银行开展货币经营业

货币经营业的职能是完成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的各种技术性业务，如货币的保管、往来账目登记、收付、兑换、差额平衡等业务。货币经营业减少了交易引起的各种技术活动和交易周转所需的货币现金量。货币经营者可以把暂时不用的货币贷放出去，获得利息。马克思指出：“一旦借贷的职能和信用贸易同货币经营业的其他职能结合在一起，货币经营业就得到充分的发展，成为现代银行业。”^[3]356金融资本通过对银行的支配，主导货币经营业。这使得金融资本可以动员和支配更大规模的货币资本。随着银行制度的发展以及银行对存款支付利息，所有阶级的货币积蓄以及社会范围内一切闲置的货币都会被存入银行，这些货币结合成为巨额资本，从而可以作为货币资本发挥作用。

（二） 金融资本通过银行经营商业信用和资本信用

商业信用是在生产过程中资本家互相给予的信用。在资本家互相提供商业信用的情况下，商品为了取得定期支付的凭证即信用票据而售卖，信用票据可以在生产者和商人之间流通，作为进一步的商品交换媒介。银行通过为商业票据贴现，逐渐使银行券的流通取代了商业票据的流通。马克思指出：“签发汇票是使商品转化为一种形式的信用货币，而汇票贴现是使这种信用货币转化为另一种信用货币即银行券。”^[3]483银行券是银行创造的信用符号，是“银行家签发的、持票人随时可以兑现的、由银行家用来代替私人汇票的一种汇票”^[3]454。在银行券取代商业票据的情况下，生产资本家的票据集中至银行，票据差额的抵消和清算在银行中和银行之间进行。随着银行制度的进一步发展，企业在银行开设账户，企业间的支付关系不再依靠企业间流通的票据，而是依靠银行和银行之间进行企业账户差额的抵消和清算。大银行凭借其资产规模，可以建立更广泛和更完善的支付结算体系，从而主导商业信用的经营。除商业信用之外，企业经营所需的资本信用也由银行经营。资本信用是把闲置的货币资本转化为执行职能的货币资本。在金融资本时代，集中化的银行控制了货币资本的动员，力图将一切闲置货币都收集起来。金融资本通过大银行垄断了货币资本，在资本借贷中与分散的贷入者相对立，从而主导资本信用的经营。借贷货币资本的供应通常是由“那些代表社会资本的银行家控的”^[3]413，由借贷资本供求关系决定的利息率也受金融资本家控制。

（三） 金融资本经营股票发行和虚拟资本交易

股份公司的形式具有更容易筹措资本的经济优势，因此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逐渐发展并盛行。银行作为专门的信用经营机构，可以代理股票的发行，促进货币投资于股票。大银行不但支配着股票的发行，还支配着股票等证券在虚拟资本市场上的买卖和投机。证券的买卖是一种财产分配的纯粹转移，投机的输赢仅仅产生于对利息证书估价的差别，对投机者而言，其所关心的不是虚拟资本的价格高低，而是价格变化。证券离开市场从而离开流通，既不是目的也不是结果。“真正的投机证券是经常处于流通之中的，这是往返运动，是循环，而不是前进的运动。”^[4]141由于虚拟资本本身即货币凭证，因此在交易中可以相互抵消。虚拟资本市场上的大部分交易可以通过相互抵消而得到解决，只有小部分支付差额需要用货币结清。投机者只需要预付足以补偿证券价格变化的一小部分货币，银行便可以在证券抵押的情况下向投机者提供大笔贷款。随着银行制度的发展和银行对虚拟资本交易提供信用的增加，银行逐渐取代交易所成为虚拟资本交易的主要场所。“银行的资本力量和它对虚拟资本价格的利害关系越是增长，它也就越是转到自己的交易中去。现在，虚拟资本交易大部分不再在交易所进行，而是银行将自己的顾客提出的不同要求互相抵消，只是那些不能抵消的数额才在交易所办理，或由银行用自己的股票加以补偿，……银行不再是证券交易的单纯中介，而是经营自己的交易了。”^[4]158“大银行越来越把交易所变成为自己的附属工具，按照自己的意愿左右它的运动。”^[4]159

（四） 金融资本支配国债和国家信用

金融资本家为资产阶级国家提供债务融资，管理国家债务，获得了经营国家信用的权力。马克思指出，资本“总是只寻求自己价值增殖的特殊条件，而把共同的条件作为全国的需要推给整个国家”^[5]。国家为了满足资本积累的外部条件，往往需要借助发行国债的方式筹集资金。“公共信用制度，即国债制度，在中世纪的热那亚和威尼斯就已产生，到工场手工业时期流行于整个欧洲。殖民制度以及它的海外贸易和商业战争是公共信用制度的温室。”^[6]864由于银行的集中和货币资本越来越集中至银行，大银行家逐渐承办国债，充当政府和民众的中介人。国债由大银行经营，这导致了国债管理和国家财政管理等公共权力向大银行家让渡。早在1407年，由于国家间竞争压力增大，意大利城邦热那亚共和国成立了金融机构——圣乔治公司，该公司由热那亚的私人债主控制，负责管理国家债务，并控制了国家财政。

（五） 金融资本支配中央银行以及纸币的发行

金融资本家为国家提供债务融资，国家则将财政和国债的监督管理权以及货币发行权让渡给金融资本家。金融资本家建立了管理国债和发行货币的机构，即中央银行。中央银行是大银行家的联合机构，是国家银行和私人银行的混合物^[3]454。中央银行是银行的银行。“银行业通过将其资金存入中央银行来节省其储备。作为银行的银行的中央银行的最重要的基础是为整个银行体系持有集中化的储备。”^[7]中央银行发行的银行券，最初主要充当银行之间进行清算的手段，同时也用于商业中心的大批商品交易，马克思将其称为“批发贸易的铸币”^[6]259。随着商品交易和信用关系的发展，中央银行发行的银行券逐渐在更广泛的范围执行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职能，替代金属货币和其他信用票据。“在大多数国家，发行银行券的主要银行，作为国家银行和私人银行之间的奇特的混合物，事实上有国家的信用作为后盾，他们的银行券在不同程度上是合法的支付手段。”^[3]454例如，在美国，美联储是履行中央银行职能的机构。在美联储成立之前，美国曾两次建立由国家特许、私人投资者所有的合众国银行，以执行发行货币、管理国债等中央银行职能，但这两家银行对国家信用的经营权在一段时间后都被废除。1913年，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签署了《联邦储备法》，依据该法案，1914年成立了美国联邦储备系统，以履行中央银行的职能，包括银行业监管、货币发行、货币政策制定与实施以及银行间支付清算等。因此，美联储既具有政府机构的属性, 又是私人所有的中央银行。

二、 金融资本利用多种信用形式加剧对社会的剥夺

信用是金融资本对社会化大生产进行组织调节的重要手段，也是金融资本剥夺社会的手段。金融资本利用消费贷款、操纵虚拟资本市场、房地产金融机制、经营国债和货币发行等形式，加剧了对社会的剥夺。

（一） 金融资本利用消费高利贷对民众进行剥夺

金融资本大量释放消费信用，让缺乏购买力的民众透支未来的收入提前消费，从而保证资本周转的正常进行。在历史上，产业资本家和商人反对高利贷的斗争创造了现代银行制度。“现代银行制度，一方面把一切闲置的货币准备金集中起来，并把它们投入货币市场，从而剥夺了高利贷资本的垄断。”^[3]686而在当代，金融资本为民众提供消费贷款，并通过各种广告和营销活动，诱导民众使用消费贷款进行过度消费，造成了民众负债的膨胀和消费高利贷的产生。消费贷款往往伴随着高额的利息和其他隐藏费用。大型金融机构往往利用复杂的合同条款和计算方式，使借款人难以察觉实际承担的债务成本，进而过度借贷。当民众无法按时偿还贷款时，利息和滞纳金将不断累积，导致债务总额迅速增加。借款人往往被迫不断借新债还旧债，形成恶性循环，最终陷入高利贷的困境。

（二） 金融资本利用对虚拟资本市场的支配进行剥夺

金融资本占有的股票等虚拟资本是其对社会财富的索取权和所有权凭证。金融资本的所有权凭证随着兼并过程而不断膨胀。“大企业，尤其是大银行，不仅直接吞并小企业，而且通过‘参与’它们的资本、购买或交换股票，通过债务关系体系等等来‘联合’它们，征服它们，吸收它们加入‘自己的’集团。”^[8]122“在工业高涨时期，金融资本获得巨额利润，而在衰落时期，小企业和不稳固的企业纷纷倒闭，大银行就‘参与’贱价收买这些企业，或者‘参与’有利可图的‘整理’和‘改组’。”^[8]144金融资本通过持有虚拟资本，即所有权凭证，索取了大量社会财富。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企业部门利润中用于支付股息的比例越来越高。20世纪60年代，美国公司的平均股息支付率为42.4%，而截至1989年，股息支付率上升至57%^[9]。虚拟资本投机也是金融资本剥夺性积累的方式之一。金融资本凭借其对虚拟资本价格变动的把握甚至操纵，在投机中总是能够掠夺中小资本家和劳动群众的财富。马克思指出，在虚拟资本投机中，“成功和失败同时导致资本的集中，从而导致最大规模的剥夺。在这里，剥夺已经从直接生产者扩展到中小资本家自身”^[3]498，“它再生产出了一种新的金融贵族，一种新的寄生虫，——发起人、创业人和徒有其名的董事；并在创立公司、发行股票和进行股票交易方面再生产出了一整套投机和欺诈活动”^[3]497。

（三） 金融资本利用房地产金融机制进行剥夺

金融资本释放大量贷款，吸引普通民众和中小企业将资金投入房地产市场，并基于房地产贷款创造了多种形式的有价证券。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产证券化愈发普遍，对于传统上不能被证券化的资产（如住房贷款），金融资本也将其证券化。以美国金融市场为例，贷款机构把住房抵押贷款打包出售给房地美和房利美，两房公司以住房抵押贷款为标的发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MBS），大量购买MBS的投资银行再以此为标的发行债务担保凭证（CDO），吸引中小投资者。金融资本利用房地产金融机制吸引了大量资金进入房地产市场和相关虚拟资本交易市场，使房地产贷款和基于房地产贷款的虚拟资本的规模愈发膨胀。2008年3月，美国房地产抵押贷款组合市场总值达到6.06万亿美元，在银行信贷总额中占比为69.6%^[10]。2001—2007年，MBS的发行量由1.6万亿美元增长至7.4万亿美元^[11]。房地产贷款和基于房地产贷款的虚拟资本膨胀使金融资本从普通民众和中小资本家手中掠夺了大量财富。

（四） 金融资本利用国债和国家信用对社会进行剥夺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谈道：“公债和与之相适应的财政制度在财富的资本化和对群众的剥夺中所起的重大作用。”^[6]867在经营国债的过程中，金融资本家将自己持有的货币转化为国债形式的资本，一方面获取国债利息，另一方面在国债投机中获利。“国债债权人实际上并没有付出什么，因为他们贷出的金额转化为容易转让的公债券……于是就有了这样产生的有闲的食利者阶级，充当政府和国民之间中介人的金融家就大发横财。”^[6]865通过国债发行动员起来的货币资本也优先提供给了资本家尤其是金融资本家，因此，“包税者、商人和私营工厂主也大发横财，因为每次国债的一大部分成为从天而降的资本落入他们的手中”^[6]865。此外，“国债还使股份公司、各种有价证券的交易、证券投机，总之，使交易所投机和现代的银行统治兴盛起来”^[6]865，从而方便了金融资本利用证券发行和证券投机进行剥夺性积累。马克思指出：“每一次新的公债都使金融贵族获得新的机会去盘剥被人为地保持在濒于破产状态的国家，因为国家不得不按最不利的条件向银行家借款。此外，每一次新的公债都使他们获得新的机会通过交易所活动来掠夺投资于国债券的大众。”^[12]81

（五） 金融资本利用中央银行进行剥夺

金融资本支配中央银行，利用中央银行发展出一整套剥夺社会的机制。以英格兰银行为例，马克思阐述了作为中央银行的英格兰银行的成立逻辑：“用国家的名义装饰起来的大银行，从一产生起就只不过是私人投机家的公司，它们支持政府，依靠取得的特权能够把货币贷给政府……英格兰银行开始营业的第一笔生意，就是以8%的利率贷款给政府。同时它由议会授权用同一资本铸造货币，这同一资本又以银行券的形式贷给公众。它可以用这些银行券来办理期票贴现、发放货物抵押贷款、购买贵金属。过了不久，这些由银行自己制造的信用货币又变成了铸币，英格兰银行用这些铸币贷款给国家并代国家支付公债利息。”^[6]865英格兰银行的第一笔生意是经营国债，其作为国债发行的中介机构，贷款给政府获得国债券并将国债券销售给公众。在这种情况下，英格兰银行获得了政府财政和国债的监督管理权以及货币发行权。英国政府的新增国债以税收为抵押，英国政府必须将税收存于英格兰银行，经手英格兰银行缴纳至国库的税款也不断增多^[13]。英格兰银行以自己发行的银行券贷款给国家，获得国债。国债易于流通，对于银行家而言，国债的作用与现金一样。正如马克思所说：“它一只手拿出去，另一只手拿更多的进来，这还不够，当它拿进来时，它仍然是国民的永远债权人。”^[6]865在美国，美联储作为信用枢纽和经营国家信用的机构，也是金融资本借以对民众和国家进行剥夺的机构。金融资本通过中央银行增发纸币获得铸币税，不仅可以利用增发的货币优先为大型金融机构和垄断企业提供成本更低的资金^[14]，还可以通过支配货币发行直接瓜分财富。例如，美联储会通过注销关系户的不良债务，把美元白白送给他们，有学者推测大量印制出来的美元甚至被金融寡头私下瓜分^[15]。因此，金融资本滥用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权，制造通货膨胀，这是最直接、最便捷、最隐蔽的剥夺大众的方式。

三、 金融资本借助信用所强化的剥夺性积累导致了系统性金融风险

从表面现象出发，人们往往认为信用是“熨平”社会矛盾、解决危机的手段。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信用业——它的完善的表现是银行业——中出现一种假象，似乎异己的物质力量的权力被打破了，自我异化的关系被扬弃了，人又重新处在人与人的关系之中。”^[16]如前所述，信用是金融资本对社会化大生产进行组织调节的重要手段，也是金融资本剥夺社会的手段。金融资本利用信用对社会的剥夺，造成了产业萎缩、债务膨胀以及二者相互加剧的困境，而金融资本借助国家信用摆脱这种困境的努力，又进一步加深了这一困境。西方社会在产业萎缩和债务膨胀相互加剧的陷阱中越陷越深，这逼迫着金融资本主义走上暴力化的道路，而这一道路将把金融资本主义引向崩溃。金融资本主义的崩溃是西方社会真正的系统性风险。

（一） 金融资本借助信用所强化的剥夺性积累，导致了产业萎缩

金融资本的剥夺性积累导致了民众贫困化和市场规模缩小，造成了投资减少和生产的进一步萎缩，加剧了产业萎缩。产业萎缩进而导致了民众失业和收入长期停滞，加剧了民众贫困化和市场规模的进一步萎缩。1978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为1 933万人；截至2022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至1298万人，全部就业的比例仅为8%，处于历史最低水平^[17]。在金融资本的剥夺性积累机制下，发达国家的地租、劳动力成本、技术和管理费用等制造业成本日益提高。迈克尔·赫德森和蒋林认为：“在美国，由债务推动的住房成本如此之高，以致于即使所有美国人都免费获得实物消费品——食物衣服，等等，他们也仍然无法与大多数其他国家的工人竞争。这是美国经济去工业化的一个主要原因。”^[18]122此外，金融资本追求短期利润的投资倾向也使港口、铁路、供电系统等盈利周期长的基础设施领域长期缺乏投资，以致基础设施日渐老化，这又进一步提升了制造业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大量转移到海外或者在竞争中被淘汰。

（二） 金融资本借助信用所强化的剥夺性积累，导致了债务膨胀

金融资本利用信用的剥夺机制，导致民众、中小企业和国家背负债务膨胀。有学者指出，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促进里根时代经济复苏的根本动力并非存款而是债务，即靠借钱度日。无论是联邦政府还是个人，统统都是在借钱和花钱”^[19]。金融资本将家庭和个体作为榨取利润的对象，使普通民众深陷债务之中。1971—2007年，美国民众的消费信贷额从1200亿美元增长至2.5万亿美元，如果加入11.5万亿美元的住房负债，美国民众总共负债14万亿美元，平均每人负债近5万美元^[20]。美国“各种类型的债务（为保持系统平稳运行，少量这类债务是必需的）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撑点，债务占GDP的比例也从1980年的150%增至大衰退发生前的超过350%。在同一期间，家户债务占GDP的比例也相应从45%增至95%”^[21]。除此之外，中小企业的债务负担也十分严重。2005年，一个典型的美国公司，其利润的一半以上要用于支付利息^[22]。“家庭和工业企业正变得债务缠身，拖欠金融、保险和房地产行业的租金和债息。这种食利者的开销使得可用于商品和服务的工资和利润收入减少，并终结了美国和欧洲自二战结束以来长达75年的扩张。”^[18]118

（三） 金融资本借助信用所强化的剥夺性积累，导致了产业萎缩和债务膨胀的相互加剧

金融资本的信用剥夺机制导致债务膨胀。为了避免债务违约和经济危机剧烈爆发，金融资本利用国家信用向市场大量注入流动性。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降低基准利率，推动货币和国债超量发行。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美联储多次降息，2008年12月16日联邦基金利率区间下调至0%～0.25%，正式进入零利率时代。欧洲央行在金融危机后，也实施了零利率甚至负利率政策，鼓励金融机构增加贷款。在单靠低利率政策不足以缓解危机的情况下，金融资本采用量化宽松政策，增发货币购买国债和其他有价证券，使政府通过巨额财政支出的手段救助大型金融机构。这些手段虽然暂时缓解了大范围债务违约，但导致普通民众、中小企业和国家背负债务的进一步膨胀。债务负担使劳动群众的消费能力和中小资本家的投资能力降低，加剧了产业萎缩；而产业萎缩使劳动群众和中小企业的偿债能力降低，国家财政收入难以增长，导致债务负担更加沉重。在产业萎缩的情况下，金融资本不得不释放更多贷款来维持需求规模，这加剧了债务膨胀。国债膨胀也加剧了产业萎缩。随着国债规模不断增大，政府为了偿还国债利息不得不削减公共支出和社会福利，导致民众在医疗、教育等社会福利部门的开支逐渐增加，消费能力进一步降低，使市场缩小和产业萎缩趋势加剧。总之，金融资本的剥夺性积累不仅造成了产业萎缩和债务膨胀，还造成了二者相互加剧的趋势。

（四） 产业萎缩和债务膨胀相互加剧的陷阱，是金融资本主义下寄生阶层专政的结果和表现

“金融资本是一种存在于一切经济关系和一切国际关系中的巨大力量，可以说是起决定作用的力量。”^[8]169金融资本的剥夺性积累造成了一个不参与生产、寄生于社会之上的阶层，如金融贵族、职业管家、家仆、不良政客以及维护金融资本利益的管理人员，等等。列宁指出：“帝国主义就是货币资本大量聚集于少数国家，以‘剪息票’为生，根本不参与任何企业经营、终日游手好闲的食利者阶层大大地增长起来。”^[8]186寄生阶层不断膨胀，使金融资本的剥夺性积累越来越系统化、自主化，使金融资本的寄生性和腐朽性更加突出。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金融贵族，不论就其发财致富的方式还是就其享乐的性质来说，都不过是流氓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上层的再生罢了。”^[12]83

（五） 寄生阶层专政下产业萎缩和债务膨胀相互加剧的陷阱，将把金融资本主义引向崩溃，这是西方社会真正的系统性风险

随着危机的不断深化，危机逐渐从社会再生产领域蔓延，国家货币的信用危机、国家财政危机、主权债务危机形成。2021年起，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规模财政货币刺激政策，发达国家通货膨胀率快速上升，已经由结构性转变为持续性和全面性通胀^[23]。2022年6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达到9.1%的峰值，成为四十年以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这样严重的通货膨胀意味着金融资本对货币发行机制的滥用已经达到了破坏国家货币信用的程度。庞大的国债规模和持续低迷的经济使美国国债的信用愈发受到质疑。2022年上半年，中国、日本、德国、法国、沙特阿拉伯、印度、以色列等20多个美国国债的主要海外持有国家，均加大了抛售美债的力度^[24]，这使美国国债的信用状况进一步恶化。美国两党关于财政赤字、债务上限等关乎国家信用的关键问题的争斗逐渐激烈，政府部门不时停摆。随着危机的深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也逐渐激化，由联合合作陷入了对立和互相掠夺的境况。例如，美国凭借其货币霸权地位，通过干预汇率的方式遏制其他国家的发展。2015年，美国财政部将“汇率操纵国”的标准进一步具体化，利用汇率借口向其他国家央行施压，间接操纵美元汇率。2019年5月，美国将汇率操纵观察国名单扩大至包括中国、日本、韩国、德国、意大利、爱尔兰、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等9个国家^[25]。这些国家不仅包括欠发达国家，还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甚至美国的传统盟友。面对日益加剧的系统性危机，金融资本开始纵容甚至支持右翼民粹主义。“右翼民粹主义是在尖锐的社会对立下西方金融资本试图以种族主义身份政治继续掩盖其阶级政治的表现。右翼民粹主义的支柱是金融寡头中的右翼势力与底层无政府主义激进民众力量的联盟，其最终目标是某种反动的帝国主义幻想。”^[26]右翼民粹主义加剧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向保守和反动方向的转变，这是金融资本主义统治的反动形式，也是金融资本主义自我反噬的统治形式，其崛起将创造条件，使金融资本主义自身走向崩溃。这是西方金融资本主义真正的系统性危机。

四、 中国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现实路径

为了防范西方金融资本主义运行中所必然导致的系统性风险，中国应该坚持社会主义金融强国的制度基础和制度逻辑。

（一） 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习近平指出：“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全面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水平，是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政治制度的优势。”^[27]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中国逐步构建起以“两委一行一局一会” ^①为主体的结构完整、功能齐备的全国金融工作治理体系；同时，地方党委金融委员会和金融工委充分发挥作用，落实属地责任，形成全国“一盘棋”的金融风险防控格局，这使金融监管工作得以协调地开展。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中国不断完善金融安全网建设，在市场准入、审慎监管、行为监管等各个环节严格执法，实现金融监管的全面覆盖，强化金融风险防控能力，这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制度保障。

（二） 加强金融工作中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导向

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2]。中国的发展是惠及全体人民的发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实现长期稳定发展的必由之路。社会主义的中央银行在执行管理国债、发行货币、调整货币政策等关键职能时，秉持以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准则。在管理国债方面，由国家所有并掌控的中央银行可以确保国债发行的合理性与可持续性，助力国家财政的稳健运作。在货币发行方面，中央银行可以充分考虑市场流动性需求、通货膨胀预期以及经济增长目标等多重因素，制定出既符合当前经济形势又兼顾未来发展需要的货币政策，使货币政策既能服务经济稳定发展，又能促进就业和民众收入增长，缩小收入差距，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

（三） 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基础上巩固国有金融机构在金融运行中的主导地位

马克思指出：“信用制度固有的二重性质是，一方面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用剥削他人劳动的方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并且使剥削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人数越来越减少；另一方面造成转到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3]500金融资本的剥夺性积累及其导致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与危机，只有通过彻底地变革生产关系，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得到克服。社会主义革命实现了劳动者对社会化的生产资料的联合占有，消除了金融资本对生产关系的垄断性支配，也消除了金融资本剥夺性积累及其导致的一系列消极后果。马克思曾设想：“政府建立一个国家银行并把全国信用事业置于国家监督之下。”^[12]93在社会主义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下，由国家所有并掌控的中央银行，是全国信用事业的枢纽，是管理和调控信用的核心机构。国有金融机构是信用体系的骨干力量，能够实现对资源的合理配置，积极支持国家重点产业发展和关键技术进步。同时，国有金融机构在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方面具有较为完善的体系和机制，其执行金融监管要求也更为坚决。因此，国有金融机构的主导地位对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四） 金融运行以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为目的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28]2023年10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以金融高质量发展助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9]实体经济是中国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基础，金融应把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主要目的。社会主义金融强国要发挥信用在生产技术进步、资源配置效率提高方面的积极作用，推动科技创新，使中国制造业能够掌握技术研发和产品设计等国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从而打破美西方集团的科技垄断。社会主义金融强国应引导金融工具为具有发展潜力的初创企业提供融资服务，助力技术创新和制造业升级；应完善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提高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进行货币资本配置的效率；应利用信息技术、数字技术助力金融服务，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使金融机构降低金融交易成本，及时提供更加智能化、差异化和高效的金融服务。社会主义金融强国的国债制度，应筹集资金以支持关键领域技术进步、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提升等。例如，2024年，中国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就是专项用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的，其资金具体投向领域包括“十四五”规划中的重大项目、网络安全建设、智能化信息化建设等。

（五） 避免剥夺性积累逻辑支配金融运行

在西方国家，金融资本在生产社会化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剥夺性积累机制。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金融运作中应避免追求剥夺性积累的逻辑。社会主义金融应加大对非法网贷和高利贷活动的执法力度，防止民众债务与虚拟资本相互杠杆化导致的债务和虚拟资本过度增长；应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竞争力和经济发展质量，增加就业机会和居民收入，从根本上减少因经济压力导致的民众对消费贷款的过度依赖。以削减民众收入和福利、诱导民众超前消费为代价服务资本积累，或许可以在短期内获得经济增长，但从长期来看，民众收入降低导致有效需求不足，进而引发生产和供给过剩，最终将阻碍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五、 结论

在金融资本主义主导的西方国家，信用、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对立关系，集中体现了剥夺性的积累逻辑。金融资本借助信用所加强的剥夺性积累逻辑，造成了西方社会产业萎缩和债务膨胀相互加剧以及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困境。要打破这一困境，需要生产关系的根本性变革。中国是实现了这一生产关系变革的国家，具有在公有制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金融强国的制度优势。增强社会主义金融强国的制度自信，巩固社会主义金融强国的制度基础，发扬社会主义金融强国的制度逻辑，发挥社会主义金融强国的制度能力，这是中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避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根本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