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峰明, 杨文文：经济绿色发展对资本主义“自然悖论”的超越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按照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落实好宏观政策，积极扩大国内需求，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1]这表明，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课题中，应统筹兼顾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同时也需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促进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的协调发展。该观点，是习近平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汲取人类历史进程中各种有益的生态思想、传承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中国化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创造的重要理论成果^[2]。

上述内容提出了解决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一般性要求，刻画了人与自然关系最优状态的属性。以此作为思想认识上的基本遵循，首先需要明晰的是在不同的经济关系与生产关系中，即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环境作为自然界中原本存在的自然物质与经济建设活动中创造的经济物质的组合，所具有的不同内涵、外延和价值属性。在明确环境基本内涵和商品价值的本质规定的基础上，具体地、历史地看待环境产品和服务是否可以转化为商品以及这种转化的合理性问题。

一、 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自然悖论”

（一） 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两方面特性

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二者相互依赖、相互制约。同时，人类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产物与有机组成部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自然环境。这表明，经济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作为生产力构成要素的自然物质基础。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始终坚持的准则之一是“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实现社会生产力持续发展和提高人们生存质量的重要基础”^[3]。然而，自资本主义诞生以来，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出现了悖论性的矛盾对立。资本这一人类社会发展特定时间段的外在的生产关系形式，作为影响着身处其中的人、事、物的“以太”和“普照之光”，具有巨大的统摄能力^[4]。这表明，在资本主义时代生态环境必然会受到其商品化特点的影响，最终也会受到资本化的影响。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资本主义历史发展具有两方面的特性：一是资本主义巨大的文明面，“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5]36资本主义在推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巨大发展和进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资本主义社会相较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进步一面就是使人类摆脱了受制于自然的状态。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蕴藏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6]208这表明，劳动实践使得人们更加自由地掌握了自然力与劳动力，资本在其发展过程中广泛地开发和利用各种自然力量，资本主义大工业完成的重要一步就是将科学和自然力运用到生产过程中，促进了历史的进步。

二是资本主义生产使得人与自然物质能量变换断裂，也使得受到破坏与污染的生态环境成为否定人、反对人和敌视人的异物。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是价值增殖，因而其为了获得巨大的财富和利润将不择手段地掠夺、剥削自然与工人。对人的掠夺导致人口危机，对土地的掠夺则造成土壤衰竭。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6]579-580资本主义生产虽然提高了生产力和生产的技术，但是造成了土地肥力的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恶化，同时还对工人的身体与精神的健康造成了不可逆转的危害。

（二） 资本主义“自然悖论”的产生

一方面，资本主义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因为劳动本身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过程，一般的生产活动抽象的社会形式也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离开了自然，劳动就割断了和自然的关系，因而现实的劳动在不同的生产关系中离不开自然。另一方面，从本质层面来看，资本主义具有剥削性、掠夺性和无偿占有的属性，其运行体系并未发生任何改变。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越是不成熟就越会依靠对绝对剩余价值的剥削，否则将依靠对相对剩余价值的剥削，但是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并非绝对分开，资本主义往往是在剥削相对剩余价值的同时尽可能地剥削绝对剩余价值。由此表明，没有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资本价值增殖的买卖，就没有真正的杀戮和伤害。但是，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让自然更深层次地服从市场和买卖规则，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本性的固有矛盾也就外在表现为多重的“悖论”形式，这种悖论性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就是资本主义必然面对的“自然悖论”。

因此，资本在开发和利用各种自然力量的同时，造成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不可避免的“物质变换断裂”。“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6]579这表明，资本再生产过程追求的是价值增殖，资本的周转和流通速度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对原材料的利用越来越频繁，由此也造成了越来越多的“废物排放”，破坏了人与自然、人与人物质变换的周期和规律。可见，人对自然、资源等利用得越充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变换越无法实现。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大工业更多地在滥用和破坏劳动力，即人类的自然力；按照工业方式经营的大农业则更加直接地滥用和破坏土地的自然力，“大土地所有制使农业人口减少到一个不断下降的最低限量，而同他们相对立，又造成一个不断增长的拥挤在大城市中的工业人口。由此产生了各种条件，这些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联系中造成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于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费，并且这种浪费通过商业而远及国外（李比希）”^[7]919。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是价值增殖，资本主义的发展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与生产技术的提升；但资本主义也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阻碍，即技术在不断进步的同时也造成了自然环境的进一步破坏。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资本主义的“自然悖论”产生。

（三） 资本主义“自然悖论”的根源

“自然悖论”的根源在于资本逻辑和生态保护是相互矛盾的。马克思认为：“因为资本的增殖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目的。”^[7]270资本家为了获得高额利润会尽可能利用自然界的一切可获得的资源，当生态保护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时，资本家在此过程中只会顾及符合自身利益和价值增殖的方案，因而其优先考虑的是如何消除障碍而不是放弃自身利益去保护环境。

第一，从资本的本性来看，资本无止境的增殖本性使其不断对“原材料”“厂房”等不变资本进行无止境的掠夺和剥削。资本主义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不仅对雇佣工人不断压榨和剥削，还对自然进行无限制的掠夺。“价值增殖——即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创造的追求——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客观内容，也是资本家阶级的目的和动机，但是资本为了实现价值增殖就必须通过‘雇佣劳动’与工人发生雇佣关系，这种雇佣劳动体现的却是一种‘死劳动’对‘活劳动’的单向度和不平等的支配权，其作为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权力关系’，本质上是一种资本为价值增殖而对雇佣工人造成的剥削关系。各种不费分文的自然力，也可以作为要素，以或大或小的效能并入生产过程。它们发挥效能的程度，取决于不花费资本家分文的各种方法和科学进步。”^[8]这表明，资本家将自然力作为“被免费馈赠的生产要素”并入生产过程，并进行无限掠夺和剥削。直至今日，仍然有较多学者同意此观点——“所有涉及生态系统服务于经济的自然过程，都以保护环境和气候变化的名义，在市场上进行交易以获取利润。这代表着主导经济范式的理论转变达到了高潮，该范式旨在无限积累总资本，‘自然资本’亦被囊括其中。其结果是加强了本世纪以来针对查尔斯·达尔文的地球‘复杂关系网’的横征暴敛”^[9] 。这表明，当前资本主义对全球生态的掠夺更加具有隐蔽性和遮蔽性，资产阶级将自然资本化和金融化作为解决环境制约因素的一种手段，看似在保护生态环境，实则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的正常运行以获取更多利润。

第二，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的生产不是为了价值形成和创造使用价值，而是超过一定点形成价值增殖。价值形成是创造出价值，但是创造价值不等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必须超过一定点产生剩余价值、实现价值增殖。因此资本主义生产不仅仅是劳动过程，还是价值增殖过程。“一方面，‘资本的趋势是，为了增加相对剩余时间，必然把生产力提高到极限’。因此，资本具有‘无限度地提高生产力’的趋势。另一方面，资本又‘具有限制生产力的趋势’，资本会‘不断地成为生产力的障碍’。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界限是资本家的利润，绝不是生产者的需要’。因此，‘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包含着生产力自由发展的界限’。这表明，生产力的发展必须以获得剩余价值从而实现价值增殖为前提，这个前提作为一种边界是不能超越的，它是生产力发展所必须遵守的‘纪律’。当生产力的发展与价值增殖目的发生冲突的时候，资本主义就宁肯阻止和破坏生产力的发展。”^[10]同时，从资本主义角度来看，内化环境破坏的成本是用外在的东西规约资本主义的本性，但是资本主义生产就是为了利润和投入成本计算。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是资本的成本项与投入项，不变资本是资本家购买生产过程的物，买卖者双方形成对物的交易，但是这与破坏环境无关，因而这并不是一个经济问题，不能将外在的要素置于内在的体系中。

第三，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与“手段”、“劳动”与“资本”以及“人”与“自然”的颠倒关系来看，要实现的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能够合理调节自身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并将其置于社会化的人的共同控制下，而非让其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要在消耗最小的力量以及在最适合于人类本性的条件下，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物质变换，实现这个领域内的自由^[7]928-929。但是，资本剥削具有无偿占有、无限性和隐蔽性的特征，并且资本积累具有两个方面的动因：内在的价值增殖与外在的竞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条件下，对资本主义本身而言，只有财富才能实现价值增殖。因而，这就离不开原始积累的基础作用，在生产力发展与财富积累的过程中产生了规模经济与规模效应。在全球化时代，生态危机的另一大根本原因是资本的产业结构升级。一些中心国家依赖技术优势转移外围国家的剩余价值，同时也将发展造成的生态代价转移到了外围国家，进一步加速了生态问题的扩展和危害。原本是为了更好地利用自然力以实现人的本质和自由发展的目的却沦为了手段，目的变为实现价值增殖，并不断损害着劳动力、自然肥力以及生态环境，造成了各种“城市病”和“文明病”。因此，无论是资本与生态的矛盾，还是技术创新是否能解决问题，都要从具体层面历史地、一分为二地看问题，将事物与其特定的历史发展和社会关系、经济关系以及生产关系联系起来，才能认清事物的本质而不被现象迷惑。

二、 绿色发展理念对“自然悖论”的超越

（一） 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在经济发展的指导理念上，习近平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其中绿色发展理念强调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指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这种绿色发展道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超越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的“自然悖论”提供了条件。

第一，以绿色发展理念为指导的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应有之义。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明确指出，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单独存在的，并且离开了自然界，人与人的关系也将失去其物质基础，在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交互关系基础上产生了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掠夺和剥削着自然和工人，只有彻底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经济关系和生产关系，才能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和谐永续。因而，中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更加注重这一问题，提出了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战略方针，“其中之一就是我国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注重同步推进物质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十四五’时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保持战略定力，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来谋划经济社会发展，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统筹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促进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11]2。

第二，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了制度基础。先进生态文明是所有社会形态中的一个发展的方向，然而，由上文分析可知，并不是任何的社会形态都能为生态文明的发展提供合适的制度环境和社会条件。相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生态危机，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则体现出其具有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先进性，这也说明只有社会主义与生态文明在本质上是相互融合的。在全球性生态环境危机与社会经济起伏不定的世界历史进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出现了历史性和全局性的变化，并且作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之一的生态文明建设，尤其强调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绿色发展理念，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对优质生态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甚至破坏自然必然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我们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12]

第三，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生态文明理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生性和原创性内核。习近平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关系，要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通过高水平环境保护，不断塑造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着力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有效降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持续增强发展的潜力和后劲。”^[13]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理念最初是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被提出的，其内在地包含了生态和谐的内容，这也是建立和谐社会不可忽视的方面，这就明确了生态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自然物质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其最终的成果即生态文明。美国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肯定了中国生态文明理念在世界生态文明思想中的独特性，他指出：“生态文明概念最早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的苏联。中国的生态文明概念既不同于苏联的生态文明概念，也独立于更广泛、更抽象的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生态文明概念。中国的生态文明观主要内生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既吸纳了源自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马克思主义，也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中国生态文明的目标是中国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强调增进人民的福祉而不仅限于经济发展。”^[14]35这表明，生态文明的概念是在全球性的历史背景中被明确构建的，也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被鲜明提出的，这集中体现了人类对工业文明的弊端的反思以及对未来社会文明发展的科学探求。

（二） 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辩证统一

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强调互利共赢与绿色共享，因此经济建设追求的物质文明发展与生态建设追求的生态文明发展并不是矛盾的。“对发展和环境这两个关键问题的战略，必须设想是一个共同的战略。”^[15]一方面，生态环境是绿色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条件，另一方面，绿色经济发展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和改变会进一步影响自身的发展与人的发展。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只有将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和改变维持在生态环境可承受的范围内，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与绿色经济发展的相互发展与统一。“随着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改革也面临新任务，我们将拿出更大勇气、更多举措破除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将不断提高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的能力和水平，转变发展方式，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加快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完善公平竞争制度，让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充分涌流。”^[16]这也表明，不同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无限扩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同时，中国绿色经济发展中的产业结构调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久久为功、功成不必在我”的耐心和毅力。习近平指出：“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有一个过程，传统产业所占比重依然较高，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尚未成长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能源结构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重点区域、重点行业污染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任务艰巨，资源环境对发展的压力越来越大。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是国际潮流所向、大势所趋，绿色经济已经成为全球产业竞争制高点。一些西方国家对我国大打‘环境牌’，多方面对我国施压，围绕生态环境问题的大国博弈十分激烈。”^[11]2这意味着，当前首要的任务是发展，生态效益是绿色经济发展的基础，经济效益是绿色经济发展的手段，社会效益是绿色经济发展的目的。同时，生态建设应该注重经济效益并且自觉地服从和服务经济建设的大局，进而将生态建设看作是促进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的重要保证。

总而言之，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经济发展过程中，只有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基础上，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的辩证统一，才能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又好又快发展。一方面，“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依托，也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基础”^[17]；另一方面，“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13]。当下的现实状况，是中国的生态环境保护的“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尚未根本缓解”“生态文明建设仍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13]。因而，需要在更高的站位上、更广阔的视野中以及用更强的力度，来谋划和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三） 在唯物史观视域中促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要在科学的理论指导下看待绿色发展理念指导下的现代生态文明建设对资本主义“自然悖论”的超越问题，就要看到“自然悖论”的克服必须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虽然肯定了中国绿色发展理念在世界生态文明思想中的独特性，但是其对生态文明思想的把握仅限于生态马克思主义视角，认为当代意义上的生态文明观实际上是生态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产物^[14]35。其观点所强调的是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生态文明，只在抽象的人类一般历史形态角度看待生态文明建设，未能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克服“自然悖论”，其思想基础是正统马克思主义而非生态马克思主义，制度基础是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道路，因而该观点是存在误区的。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往往认为，正统马克思主义没有为克服“自然悖论”、建设生态文明贡献智慧。虽然，生态马克思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中原本就包含着生态学的内容和解决问题的方案；但是，部分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存在生态学的“空场”，“试图用异化消费理论补充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异化理论、用生态危机理论补充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用资本主义的第二类矛盾（生产力/生产关系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自然的矛盾）补充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矛盾理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生态马克思主义称之为资本主义的第一类矛盾），而没有看到是劳动异化造成了消费异化、是经济危机造成了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的第一类矛盾造成了第二类矛盾，因此，生态马克思主义是存在着致命的内在缺陷的。显然，生态文明是不能建立在这种理论基础上的”^[18]6。这表明，不能将生态文明这一思想理念局限于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因为生态马克思主义本身具有曲解马克思生态思想和劳动异化理论的缺陷，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唯物史观的思想来审视、构建和规范生态文明。

在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绿色发展理念有力说明了正统马克思主义已经包含了克服“自然悖论”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文明理念以唯物史观为哲学基础和指导思想，科学地体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社会历史性质。“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19]这表明，中国式现代化强调的是社会的系统性和协调性，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这成为中国在唯物史观基础上建设生态文明的具体选择和现实路径。也正是在唯物史观的视野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强调生产力的发展是促进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实际能力，是人类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基础上实现保育和修复自然的能力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三、 绿色发展道路的时代意义

（一） 维护“生态正义”

面对同样的生态危机与自然灾害，低收入阶层受到的损害远远大于富有阶层。因此，一方面，生态变革需要真正实现生产方式的根本转变；另一方面，需要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全方位的生态反贫困，真正关注以人为本的生态伦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强调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关注作为“物”的他者的价值，也提出了关注“人”的他者的诉求，即强调人民性与自然性的统一。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重点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20]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不仅仅关注自然科学领域的绿色发展的问题，还关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社会正义与环境正义相结合的必要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把社会责任、社会正义和环境责任、环境正义统一起来。为此，必须切实保障所有人的人权和广泛的民主权利。否则，就不可能实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和生态健全的生态文明目标。‘因此，停止剥削穷人，让所有人都拥有获得健康与福祉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社会正义这一价值观给环保运动的启迪在于让人理解到，环境的确就是环绕于我们身边的境遇。’”^[21]这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包含着“穷人生态学”的正义原则。因为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中，低收入阶层不仅处于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劣势，也处于生态弱势的地位。只有坚持人民的主体性地位、社会主义公有制以及绿色发展的基本前提，才能真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绿色发展、补齐阶层短板，实现环境正义和社会正义的融合发展。

（二） 超越现代社会“文明病”

资本主义的“自然悖论”实际上是其系统性“文明病”的一个维度。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指出，资本主义具有“文明病”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也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使得工人越劳动却越贫困，导致“人”与“物”相互颠倒。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造成了贫富两极分化与贫困人口增长，这使得人们为了生存更加肆无忌惮地开采和利用自然资源，不断加深加重贫困问题与环境问题的恶性循环，由此环境正义问题和社会正义问题就更加无从谈起。

资本主义既是一种建立在商品生产基础上的生产方式，又是一种建立在阶级剥削基础上的生产方式。对于前者，资本家作为货币商品的占有者，工人作为劳动力商品的占有者，资本家与工人之间是普通的买者与卖者的关系；而对于后者，资本家作为人格化的资本，工人作为雇佣劳动者，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是一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对于前者，资本家与工人的交换遵循商品等价交换规律，既是自由的又是平等的，因而是正义的；而对于后者，工人则必须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从而实现资本的价值增殖，他们之间的关系既不自由也不平等，因而是非正义的。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二重性，决定了其正义的悖论性和自反性。这表明，资本主义的正义是具有悖论性和自反性的。原因在于，在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一方面，从商品生产和交换的一般规律来看，资本家与工人分别作为商品占有者与交换者，在交易中具有正义的一面。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生产的决定性目的和动机是最大程度地榨取剩余价值。虽然资产阶级自身确立了通过劳动获得所有权，但是又无偿占有工人阶级的剩余劳动，资本剥削具有无偿占有、无限性和隐蔽性的特征。因而资产阶级违反了自身的原则，使得所有权原则转向了占有原则，显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非正义的一面。这恰好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相互矛盾与自我否定的两个方面，这种悖论性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反性。

对于这种“文明病”，其根源在于以价值增殖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必然导致两极分化、物质主义膨胀、对外扩张掠夺、人与自然割裂等问题。可见，以资本这一“活生生的矛盾”为中心的结果，是随之产生了更大规模的破坏性后果与生态危机。“全球变暖、臭氧层破坏、物种灭绝、遗传多样性减少、热带雨林丧失、沙漠化、废料扩散、海洋污染、环境健康下降等。虽然这些问题在许多方面是各自独立的，但它们之间却是相互联系的，其中商品经济对自然的影响是其重要渊源，因为无论是通过成本外化还是自然内化于经济，都是为了资本的无限增长。”^[22]

（三） 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资产阶级理论家试图将文明与资本主义捆绑在一起，认为充满“文明病”的所谓现代文明就是人类文明的终极状态。他们没有看到，“自然悖论”等“文明病”的存在，恰恰说明了资本主义构建的文明只不过是人类发展过程中一个历史性的阶段。资本主义制度不仅掠夺与剥削着人与自然，同时也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日益恶化，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因而，马克思恩格斯在进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批判时，不乏科学的革命的生态批判。可以发现，社会制度是影响人与自然之间内在关系的真正原因，并且只有在未来社会图景中才能实现生产与需求的直接联系、个体利益与人类利益的统一，以及通过计划经济从人的需求出发组织生产。因此，只有实现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过渡，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通过发展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来克服资本主义文明中包含的诸多“文明病”，人类文明可以被推进到崭新的形态。一方面， 未来社会“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总之，是社会个人的发展。”^[23]。这表明，未来社会中关于财富的基础、尺度、创造财富的目的发生了改变，未来财富的创造既不依靠人的直接的再生产过程、人力的耗费，也不依靠竞争时间，而依靠的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从历史进步的意义上来看，就对自然的了解和统治而言，真正实现对自然的统治的就是资本主义大工业，因为其将科学技术和巨大的自然力纳入生产过程为人服务。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和生产关系的背景下，想要说服资本家建立道德的价值观、保护环境，而非掠夺与剥削环境以获得巨额利润，是不现实的。“资本主义的总体危机只能通过无产阶级的总体革命才能解决，但是，无产阶级的总体革命指向的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意识的提高，而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18]524这表明，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的目的是物质需要和文化需要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是以人为本、绿色发展的需要，目标包含的是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如果不爱护环境只会损害百姓的生产和生活，此时环境问题已经是内部问题，自然会考虑价值观和道德观的变革，并且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立和谐社会不仅包括建立社会的和谐，还包括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

可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不解决，就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如贫困问题和经济的两极分化等资本主义的内生性问题。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提出的：“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因此，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这里所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它将失掉它的阶级性质。”^[5]46这表明，资本本来就是公共的和社会的力量，具有特定的社会性，即以剥夺他人的财产为前提并且自己获得财产。因此，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私有财产并非个人向社会、私人性向社会性的转变，而是要改变这种社会性财产的社会性质。这里的社会性就是阶级性，即消灭资产阶级的阶级性。通过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走向共产主义，人们会更加合理地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作为自身的内在追求，从而进一步提升生态文明发展的新境界。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24]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等多种文明的协调发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大成果。构建在多种文明协调发展基础上的，是超越了必然包含“文明病”的旧式人类文明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走绿色发展道路，不仅具备克服“自然悖论”的能力，同时具备系统性地攻克资本主义所具有的各种“文明病”的能力，从而将人类文明从充满悖论的病态推进到一个崭新的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