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汉代墓葬被盗并遭火烧问题

盗墓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先秦时已存在，《吕氏春秋·安死》载：“是无不抇之墓也。①”汉代及以后时期，盗墓之风更盛，许多汉墓被盗，其中一些还遭受不同程度的火烧。学界就汉墓被盗问题已有较多研究，如不同时期对汉墓的盗掘②、汉墓的防盗设施③等，但关于汉墓被盗并遭火烧的问题还少有论述。本文拟以考古资料为基础，结合文献及相关资料，对汉代墓葬被盗并遭火烧问题作浅显论述，不正之处，以求指正。

一、汉墓被盗并遭火烧情况

汉代是古代墓葬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数量大，品种多，分布广，埋藏也较丰富，许多墓葬因此成为被盗掘的对象。史书关于汉墓被盗有相关记载，但对被盗并遭火烧的情况则少有描述。考古资料反映的内容较丰富，从收集资料看，被盗并遭火烧的西汉墓有 20余座，东汉墓 10余座，分布于不同地区，等级有所差异，而且均体现出同一时代早期墓葬极少，中晚期墓葬数量递增的特征。

（一）墓葬概况

西汉墓葬多为竖穴式椁墓。一是竖穴洞室墓，如山东昌乐东圈M1，石坑，由墓道、甬道、南室、北室及四个耳室组成，墓室经盗掠和焚烧④。二是竖穴内以砖或石砌墓室，内置木椁或木棺等葬具。河南永城僖山 M1⑤、河北鹿泉北新城 M1⑥等为石室，前者顶部盖条石，后者则以木封顶。山东定陶灵圣湖M1为券顶石室，遭严重火烧⑦。陕西西安凤栖原M25为砖券墓室，内设木椁，被盗严重且遭火烧⑧。山东聊城吴楼M1，系在先挖好的土圹内以砖砌筑墓室，平面形制呈“凸”字形，由甬道道、两个墓室及回廊三部分构成，墓室内有木质葬具，时代为西汉晚期，东墓室内壁上有烟炱痕，证明墓葬被盗后又经火烧⑨。三是竖穴木椁或砖椁。木椁墓较多，河南杞县许村岗M1⑩、河北鹿泉北新城 M2⑪（图一）、石家庄北郊西汉墓⑫、定县 M40⑬与三盘山 M122⑭、北京大葆台 M1 与 M2⑮、江苏盱眙大云山M8⑯、陕西蓝田支家沟西汉墓⑰与咸阳杨家湾 M4⑱等为土坑；北京老山汉墓⑲、山东平度界山 M2⑳、江苏高邮天山M2㉑等为岩坑或石坑，被盗及遭火烧情况不一。砖椁墓较少，如山东寿光三元孙M1，土坑，盗后遭焚烧较严重㉒。四是竖穴内有木椁及其他质地的椁。河北获鹿高庄M1，外为石椁，内为木椁，木椁因焚烧不存㉓（图二）。西安凤栖原M8㉔（图三）及石家街汉墓㉕均外为砖椁，内为木椁，木椁均烧成灰烬。

东汉墓葬基本为横穴式墓。一是墓葬主体为前后二室，多砖石混筑墓，如山西离石马茂庄M2㉖与M19㉗、陕西神木大保当 96SDM16 与 M24㉘等。山东临淄金岭镇 M1㉙与济宁肖王庄M1㉚亦为前后室，但规模大，墓室外有回廊、耳室等设施。山西孝义张家庄M21为砖室墓，有东西两耳室，后室设棺，有烧毁的棺板，骨骸已烧成灰，墓室周壁及顶均有烟熏痕迹㉛。陕西米脂官庄M3为石室墓，有火烧、烟熏痕迹㉜。二是墓葬主体为前中后三室，多砖砌墓，如河北蠡县汉墓㉝、石家庄北郊东汉墓㉞、安平水泥管厂 M1㉟及山东长清大觉寺村M2㊱等，少量为砖石混筑墓，如安徽亳州董园村M2㊲。三是多室墓，基本为砖砌，如河北迁安于家村M1，有前堂、棺室、左右后室、左前侧室及左后侧室等，一些室内有烟熏、焚烧痕迹㊳。

（二）火烧位置

少量为相关设施，如西安市石家街汉墓陪葬K3，坑内木椁经火烧毁。多数位于墓内，以椁室或棺室为主，这与被盗掘的位置及墓葬形制、设施设置等有关，而墓内大量的木材及其他易燃物等则是造成大面积焚烧的重要原因。也有些为附带性焚烧，如木门或其他室等。

较多西汉墓内被烧位置在公布资料中统称为墓室，如永城僖山M1、鹿泉北新城M1与M2、定县M40与三盘山 M122、昌乐东圈 M1、平度界山 M2、寿光三元孙 M1、盱眙大云山 M8、高邮天山 M2、咸阳杨家湾M4、凤栖原 M25等，或整个墓室被烧，或局部被烧，并不明确。一些墓葬遭火烧位置描述相对明确。获鹿高庄M1、大葆台M2、西安石家街汉墓等为椁室或椁室内，石家庄北郊西汉墓的墓圹二层台以内椁室东北、西北、西南部发现大量红黑色烧土，是早期被盗掘后遭焚烧的迹象。杞县许村岗M1、凤栖原M8为后室，蓝田支家沟汉墓为主墓室，老山汉墓为前室。阳谷吴楼M1为双室墓，东墓室即男性墓主墓室被烧。大葆台M1的墓室西头靠外侧题凑及中部题凑顶部被烧。

东汉墓葬中，后室（基本为棺室）被烧者较多，如临淄金岭镇M1、离石马茂庄 M2与 M19、神木大保当96SDM16、石家庄北郊东汉墓、长清大觉寺村M2、孝义张家庄M21等。济宁市肖王庄M1除后室被烧外，与之相关的木门扇及枋木也被烧成灰烬。神木大保当96SDM24的火烧位置为前后室，后室遭火烧严重，前室铺地砖上有焚烧所致的灰烬；迁安于家村M1的火烧位置为前堂与后室，棺床遭严重火烧，前堂部分砖面有烟熏痕迹，二墓的前室可能因后室被烧而引起附带性破坏。一些墓葬则为其他室，米脂官庄M3为前室，安平水泥管厂M1为前室与中室。亳州董园村M2为中室，可能是盗墓者将后室的棺拖至中室，实施盗掘后再焚烧的。蠡县汉墓为前中后三室，墓门、前室后壁门、后室三处被烧，部分不相连，可能是分烧所致。

（三）墓内设施焚烧状况

墓葬形制、燃火点、火烧位置与之关系密切，墓内木结构、葬具及相关物品的可燃性也是重要因素，而地域差别、时代差异亦可造成墓内设施焚烧状况的不同。

1.西汉墓

墓室遭火烧者多。鹿泉北新城M1墓室内木结构遭焚烧严重，室顶被烧毁，M2的棺椁全化为灰烬，墓底被烧，呈砖红色，墓室内有较多红烧土块和烧结块。定县M40后室内的黄肠题凑已焚毁，具体情况不详。平度界山M2墓室底部散布较多木炭灰和红烧土块、灰白色结石块，东、西、北面的石壁被火烧成赭红色。定陶灵圣湖M1墓室石壁爆裂，剥落严重，石缝中有火烧烟熏的痕迹。咸阳杨家湾M4墓室被焚毁，上端横陈木已焚烧，棺椁难复原。蓝田支家沟汉墓主墓室内的木结构因火焚毁，葬具结构与尺寸不详。

椁室或椁室内被烧的墓葬有一定数量。获鹿高庄M1石椁多处坍塌，石板被烧流结块，椁底石板裂损严重，木椁因火烧不存，葬具已成为一堆木炭。大葆台M2木椁内中心有红烧土，一些已被烧成琉渣。寿光三元孙M1砖椁上有大量木炭灰，木质葬具无存，部分填土烧成红烧土。西安石家街汉墓椁室经大火焚烧，底存留有大量灰烬，发现木炭等。杞县许村岗M1后室内木椁遭人为毁坏及火烧严重，整体塌陷，结构不清。

大葆台M1较为特殊，题凑局部被烧，黄肠木被烧毁或成炭状。

2.东汉墓

后室被烧的墓葬较多。临淄金岭镇M1后室被烧，有的铺地砖、基石被熏为黑色。离石马茂庄M2后室墙被烟火熏黑，M19后室顶全部坍塌，壁面呈烧后灰红色，有红烧土地面。神木大保当96SDM16后室铺地砖上有火烧木灰，“填土”及铺地砖上有火烧痕迹。济宁市肖王庄M1后室地面和棺床上有未燃尽的木炭，相关的木门扇及枋木烧成灰烬。石家庄北郊东汉墓后室有红褐色烧土，长清大觉寺村M2后室存少量铁棺钉及大量黑灰烬。孝义张家庄M21的棺被烧毁，墓室周壁及顶均有烟熏痕迹。有些墓葬后室之外的其他设施亦遭火烧。大保当96SDM24的后室木门、木柱、木板等被火焚烧，难以辨认，前室铺地砖上有焚烧所致的灰烬。迁安于家村M1的棺床被焚，前堂部分砖面有烟熏痕迹。蠡县汉墓后室地面有红烧土，墓顶因火焚而坍塌，灰皮剥落，墓门处有木炭、板灰和烧流铁钉，前室后壁残留烧焦的过木。

其他墓葬也有不同体现。米脂官庄M3前室西北角有火烧痕迹，西壁经烟熏已经颜色发黑。安平水泥管厂M1的前室、中室四壁均有烟熏痕迹。亳州董园村M2中室有大量烟熏痕迹，壁画全部脱落，漆棺被烧成炭片。

（四）尸骨及相关物品损毁情况

除相关设施因火烧破坏较为严重外，墓主尸骨及相关物品也遭受不同程度的损毁。

1.尸骨与敛葬物品

墓室是盗墓者盗掘的主要场所，墓主的棺椁多不能幸免，并成为被烧的主要对象，墓主的尸骨与敛葬物品也因此多被焚烧。寿光三元孙M1人骨仅见火烧后的碎块，临淄金岭镇M1主室扰土中有焚烧过的零星碎骨，济宁市肖王庄M1后室尸骨因火烧朽碎过甚，离石马茂庄M2后室有烧后炭化的骨骸少许，米脂官庄M3前室地面零散见人骨，蠡县汉墓后室内的人骨骸被烤焦，孝义张家庄M21的骨骸被烧成灰。鹿泉北新城M2墓室内的玉衣因火烧变色（图四），凤栖原 M25墓室出土一些玉衣残片，亳州董园村M2、石家庄北郊东汉墓内玉衣片均有被烧过的痕迹。还有很多墓葬的棺椁因火烧仅留有灰烬，墓主尸骨及敛葬的纺织品等可能已被焚烧殆尽。蓝田支家沟汉墓因火焚毁墓主葬式不明，迁安于家村M1棺床上有焚烧过的棺灰，另有凤栖原M8、离石马茂庄 M19等。

2.相关陪葬品

墓例较多。大葆台M2木椁内较多陶器因遭火烧很难修复，鹿泉北新城M2墓室内的玉璧因火烧变色。咸阳杨家湾M4墓室内一竹笥被烧，另有较厚而质细的灰烬，很多随葬品难复原。石家庄北郊西汉墓椁室西北部的铜鼎及外棺东侧底部的铜器座，因火烧已部分变形。定县M40后东室中的器物大部分被扰乱和烧毁，1件炭化的竹笥中有炭化的丝织品，另1件炭化的竹笥中有铁削、砚及炭化的竹简，竹简炭化成块，残碎严重。临淄金岭镇M1墓室内的丝织品或经焚烧，或腐朽，均仅见灰痕。蠡县汉墓内的随葬品几乎损毁殆尽，后室填土中夹杂烧流铁器，很多铁器、漆器由于火焚变形或朽烂，不能分辨器形，骨尺出土时断为四截。还有很多墓葬或设施内留有大量灰烬，除相关设施木材燃后的灰烬外，还可能是漆木器、纺织品等被烧后的遗留，如西安市石家街汉墓陪葬K3，因火烧残存大量灰烬。

二、汉墓被盗并遭火烧时间

关于汉代墓葬遭火烧的相对时间，考古资料多叙述为被盗后经火烧或经盗掘并火烧等。有些墓葬多次被盗，但遭火烧时间基本与早期被盗有关。鹿泉北新城M2，墓室东北部为墓室焚烧前的早期盗洞，因焚烧严重不太清楚，西墓道东端也有1盗洞，为焚毁后所为；M1发现4个盗洞，3个盗洞时代较早，是焚烧前进入墓室的。因此，相关墓葬当是在较早时间被盗掘过程中或结束后遭受火烧的，二者有先后关系，关联密切且时间上有连续性。考虑到木材及其他可燃物在地下埋藏时间较久多会朽腐，很难引燃，更不能引发或形成破坏性极强的大火焚烧，推测大多汉墓被盗并遭火烧的时间应距离埋葬时间不会太久，这与相关简报或报告中推测的早年（早期）或入葬后不久被盗并遭火烧等基本相符。被盗并遭火烧墓葬内的木质葬具、设施及可燃的陪葬品众多，因盗掘时间距离下葬时间短，原有结构和置放状态保存较好，尤其是墓室结构未有坍塌，相应的空间设置既便于盗掘，也利于墓内相关物质在引燃后的焚烧，若相隔时间太久，墓内结构坍塌，可燃物与填土叠压混合则很难引燃，这在西汉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被盗并遭火烧的汉代墓葬中，两汉王朝早期的墓葬极少，统计资料仅4座，石家庄北郊西汉墓的时代为西汉早期偏早，杨家湾M4及临淄金岭镇M1、石家庄北郊东汉墓的时代分别为西汉早期偏晚或东汉早期偏晚阶段。较多墓葬时代为两汉的中期或晚期，并以晚期墓葬居多，这种情况当与墓葬被盗并遭火烧的时间有关。早期墓葬的入葬时间与被盗时间可能相距较长，许多墓葬内的材料及物品等已不易焚燃。考虑到早中期之间相距较近，早期墓葬极少有被烧者，推测两汉王朝中期的盗墓者即使对同时代墓葬进行盗掘也很少有焚烧行为，这也说明多数墓葬在早中期被盗并遭火烧的可能性不大。江苏徐州狮子山汉墓为西汉早期某代楚王的墓葬，在王莽篡政时间段被盗的可能性较大㊴，但未见火烧痕迹。山东济南腊山汉墓为西汉早期的列侯夫人墓，有1盗洞时代较早，很可能在埋入不久即被盗掘㊵，安徽巢湖北山头M1的时代为武帝初或稍早，下葬后不久或稍后的几十年遭受盗掘㊶，二者亦未见火烧迹象。河北定县北庄M1为东汉中期偏早的中山王墓葬，盗洞内有较多盗墓者遗留的铁质工具，与东汉时的同类器物相似，被盗时间可能为东汉末，也存在稍早的可能，未遭火烧㊷。两汉中晚期墓葬的入葬时间与被火烧时间相距可能较近，相关材料及物品等易于点燃，进而形成焚烧，排除多数在中期遭盗掘并被火烧的可能，相关墓葬中的大多数最有可能在两汉王朝的晚期或稍晚阶段被盗掘并遭火烧。河北鹿泉北新城M2为西汉中后期某代真定王的墓葬，早年遭盗掘且焚毁严重，西汉末年或稍晚阶段被盗并遭火烧的可能性较大。山东平度界山M2的时代为西汉中期偏晚，埋葬后不久被盗并遭严重焚烧，破坏时间应在西汉晚期或稍晚阶段。河北蠡县汉墓为东汉中期某代蠡吾侯墓葬，早年遭严重火焚，有一具烤焦的人躯干骨骸，应在下葬后不久，即东汉晚期或稍晚阶段遭受火烧。山西离石马茂庄M2的时代为东汉晚期，早年被盗，后室有烧后炭化的骨骸，推测应在东汉末或稍晚时期遭火烧。早期墓葬被盗并遭火烧时间也多为两汉王朝的晚期或稍晚阶段，如临淄金岭镇M1，被盗之后又经焚毁，从盗洞中发现的铁铲等来看，始被盗时间约不晚于东汉末。另外，较多遭火烧汉墓中的玉器等未被盗走，也与其被盗时间较早可能有关，这在其他被盗较早但未遭火烧的汉墓中也较常见，如上文所举狮子山汉墓等。究其原因，由于墓葬被盗时间早，玉器等在此时还被视作相关人员身份地位的象征，而对盗墓者而言，其实用价值不高，且使用和出售这些玉器均要承担较大的风险，故多有遗留。北京大葆台M1为西汉晚期的诸侯王墓葬，题凑等遭火烧，发现的尸骨被拖至棺外，但骨骼位置大部分尚未散乱，表明盗墓者向外拖尸时，尸体的肌肉尚未腐烂，而死者佩戴的较多玉器未被盗走，证明墓葬被盗较早，时间在西汉末或稍晚时期较为合适。定县40汉墓的墓室被盗且遭焚烧，黄肠题凑的具体情况已不清楚，但玉衣基本未被破坏，且有较多玉器存留，墓葬应在墓主下葬后不久即被盗掘，时间大致亦应在西汉晚期或稍晚。当然，也存在盗墓者为便于抽取缕线将玉衣整体或局部盗走的可能，一些墓葬如大葆台M2的盗洞内即有玉衣片出土。

相关墓葬被盗并遭火烧时间与两汉社会的发展有着一定关系。西汉及东汉的早中期，政治、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社会秩序趋于稳定，相关法律逐步健全，墓地管理也得到完善和加强。法律方面如《淮南子·祀论》所载：“天下县官法曰：‘发墓者诛，窃盗者刑。’”㊸在这种情况下，盗掘墓葬者极少，即使有，也为少量隐蔽性的偷盗，而且焚烧墓葬的隐蔽性相对较差，因此两汉王朝的早中期基本不见盗掘并焚烧相关墓葬的行为。就东汉早中期来讲，距离西汉中晚期尤其是西汉晚期墓葬的入葬时间较近，存在盗掘并焚烧相关墓葬的可能，但据上文所述，这种可能性也是极小的，而东汉王朝对于西汉陵墓的保护较为重视，也使得盗掘并焚烧其他西汉墓葬的行为极少发生。两汉王朝的晚期，社会发展趋缓，各种矛盾出现，一些人出于追求财富或其他目的去盗掘所属朝代的一些墓葬，并对相关墓葬进行焚烧。这种破坏在西汉或东汉王朝的末年均得到较大发展，除上述原因外，各种战争的爆发、中央统治的无力、法律制约力的降低及墓葬管理机构遭受严重破坏等均在很大程度上促使盗掘墓葬行为的发生，尤其是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及地主或军阀战争，分别为西汉及东汉末年盗掘及焚烧墓葬的行为提供了契机，而相关战争的持续和不稳定因素也使得盗掘与焚烧墓葬的行为延续至王朝灭亡之后的稍晚阶段。就多数西汉墓葬被盗并遭火烧来讲，西汉晚期尤其是西汉末年有较多发生，下限则可延续至东汉王朝的建立之初；多数东汉墓葬亦是在东汉晚期特别是东汉末年被盗并遭火烧的，下限则会延续至三国及西晋时期。另外，三国西晋时期，盗掘东汉画像石墓后直接或稍加修葺重新葬人的再葬画像石墓较为常见㊹，说明这一时期针对一定规模东汉墓的盗掘行为还较普遍，其中一些遭受火烧亦在情理之中。

三、墓葬等级特点与地域特征

被盗并遭火烧的两汉墓葬有着较突出的等级特点，并在分布上体现出较强的地域特征。

（一）等级特点

被盗并遭火烧的两汉墓葬墓主身份有诸多不同，墓葬等级也有较多差异，但在总体上体现出相对较高的特征。

考察墓葬形制及相关设施，遭火烧的西汉墓葬基本都有棺椁，部分为多重棺椁，很多还有其他设施，如定县M40为多重棺椁，北新城M2墓室内原有大规模木结构；被焚烧的东汉墓分别为前后室、前中后三室或多室，多有其他配套室，有的还有回廊等，而其他单室墓虽多被盗但不见被烧现象。与形制相对应，被盗并遭火烧的两汉墓葬规模一般较大，形制简单、规模较小的墓葬基本未遭火烧。敛、陪葬品等也有体现，如象征身份地位的玉器、玉衣片等因被烧变色或残碎。

两汉帝陵暂未发掘，是否遭火烧尚不可知。已知资料中，被盗并遭火烧的西汉墓葬墓主有诸侯王，如永城僖山M1、获鹿高庄 M1、鹿泉北新城 M2、三盘山M122、定县M40、石家庄北郊西汉墓、大葆台M1、高邮天山M2等，杞县许村岗M1墓主据发掘者推测可能属诸侯一级；大葆台M2、老山汉墓、昌乐东圈M1的墓主为诸侯王后；定陶灵圣湖M1墓主存在分歧，有学者认为是西汉晚期定陶王后丁姬㊺，《山东定陶县灵圣湖汉墓》一文则推测灵圣湖M1规格属诸侯王级，墓主可能为西汉晚期定陶王，而2010发掘的M2为丁姬墓葬㊻；鹿泉北新城 M1、盱眙大云山M8及定县三盘山、昌乐东圈的个别高等级墓葬墓主属诸侯王夫人或相关人员；咸阳杨家湾M4、凤栖原M8的墓主及阳谷吴楼M1的男性墓主为列侯，西安石家街汉墓、平度界山M2的墓主为列侯级别，凤栖原M25墓主为列侯夫人，蓝田支家沟汉墓墓主与西汉皇室有密切关系，级别不低于侯一级；寿光三元孙M1墓主为大贵族或上层官吏。东汉墓葬中，临淄金岭镇M1、济宁市肖王庄M1墓主为诸侯王；蠡县汉墓、亳州董园村M2、石家庄北郊东汉墓、长清大觉寺村M2的墓主为列侯或列侯级别人员；迁安于家村M1墓主地位较高，安平水泥管厂M1墓主为当地富豪大贾；离石马茂庄 M2与M19、米脂官庄 M3、神木大保当96SDM16与M24、孝义张家庄汉墓的墓主为地方官吏或地主豪强。可以看出，被盗并遭火烧的两汉墓葬墓主身份存在时代差别，西汉墓葬墓主身份普遍较高，东汉墓葬部分墓主身份稍低，为地方官吏、地主豪强或富豪大贾。这种情况与两汉社会政治的发展有着一定关系，西汉诸侯王、列侯、高级贵族与官吏的政治权利普遍较高，墓葬的特殊性也较突出，东汉诸侯王、列侯等的政治权力大减，地位下降，墓葬的特殊性削弱，而地方官吏、地主豪强或富豪大贾等在丧葬方面逾制现象普遍，甚至规模更大、埋藏更丰，这也是其被盗并遭火烧的原因之一。

两汉时厚葬盛行，等级较高者的厚葬特征较其他人更为突出，东汉时得到较大发展的地主豪强或富豪大贾等亦不例外，“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金缕玉匣，襦梓楩柟，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务崇华侈。”㊼厚葬特征和内容的充分彰显使得其墓葬成为被盗掘的目标，正如《吕氏春秋·安死》所载：“视名丘大墓葬之厚者，求舍便居以微抇之，日夜不休。”㊽而其复杂的结构、齐全的设施及众多的陪葬品等又为火烧提供了可能。

（二）地域特征

从考古资料看，被盗并遭火烧的西汉墓葬主要分布于陕西西安市区及周边、河南中东部、河北中部、北京西南及西部、江苏省中部、山东大部；此类东汉墓主要分布于安徽北部、山东中西部、河北中北部、陕北、晋中及西北地区。对比来看，西汉墓葬的分布地域相对较广，但基本集中于社会政治、经济较发达的京畿地区及统治区中东部的王国、侯国境内，墓主身份地位较高；东汉墓的分布与西汉墓有相似之处，但京畿地区不见或极少，且整体位置偏北，如政治经济得到相应发展的北部和西北部皆有一定数量，而与之对应的墓主身份地位也有了新特点，即新增了地方官吏或地主豪强墓葬，且有一定数量，这应是地域特征的新体现。

从大的地域看，被盗并遭火烧的汉代墓葬基本分布于长城以南，长江以北，陕西咸阳以东的地区，除高邮天山M2在淮河以南较近距离外，其余均在秦岭—淮河线以北，自然地理上属暖温带半湿润气候区，降水量相对于南方地区偏少。这一地域的很多汉墓为保护棺椁、尸身及陪葬品等，采取了较多的防排水、防潮措施和手段。定县三盘山M122的墓室上覆40厘米瓦片，下有8厘米木炭层，外椁与墓圹间积瓦，内外椁间积炭，棺椁间有淤沙充塞，M40与之较接近。济宁肖王庄M1，甬道内石墙与甬道壁间有为排水而设的空隙，前室中下层铺砖间铺40厘米的木炭，回廊底下部填充木炭，上部填充白灰土混合物，表面夯实，用于防潮。气候条件及防水、防潮措施等为盗掘后火烧提供了相对合适的环境条件，而墓室内及相关设施使用木材量大，加之葬具、漆木器、纺织品等，又为火烧提供了充分的物质条件。我国南方地区多雨，墓坑或墓室内积水较为正常，可燃物吸水后基本不能燃烧。湖北江陵凤凰山M168，椁室四壁板上还遗留有早年积水的升降痕迹，最高水痕高达132厘米㊾。很多墓主下葬时可能已认识到这一点，采取了与北方不同的做法，如在棺室内置水以保护尸身等，长沙马王堆M1的棺内有相关溶液，使得尸体全身湿润，保存较好㊿。

据上文，汉墓被盗并遭火烧的时间距离墓主下葬时间不是太久，且以两汉王朝的末年最为严重。两个王朝的末年又是战争频发时期，西汉京畿、统治区的中东部及东汉统治区的中北部均是农民起义与相关战争的多发或重点涉及之地。由于战争，墓葬管理机构被破坏，社会制约削弱，法律制裁几乎不存，许多墓葬被盗，其中一些会因不同原因遭受火烧。有的地区如河北中南部，盗墓之风原本就很盛行，《汉书》即载：赵与中山一带，“丈夫相聚游戏，悲歌忼慨，起则椎剽掘冢。”（51）在王朝末年较动荡的社会背景下，盗墓行为更为普遍，这也许是该地区被盗并遭火烧汉墓数量较多的原因之一。

另外，被盗并遭火烧汉墓的分布区域内有一类西汉诸侯王使用的墓葬形式—横穴崖洞墓，多数遭严重盗掘，但少有被火烧资料公布，推测与墓葬整体较长、墓室多且相对独立、除葬具外其他设施使用木料相对略少、墓内常有渗水致使环境较潮湿、通风条件差不易引燃等有关，而盗掘者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也可能是原因之一。

四、焚烧动机

遭盗掘的两汉墓葬数量众多，盗后被火烧的墓葬仅为其中的一部分，盗墓者以火焚烧相关墓葬当存在一定的动机或目的，部分目的性或针对性较强，部分则动机简单。

（一）达到政治需要

据《汉书·外戚传》载，王莽为加强王氏权力，派人“开丁姬椁户，火出炎四五丈，吏卒以水沃灭乃得入，烧燔椁中器物。”并称“丁姬死，葬逾制度，今火焚其椁。”后又派人掘平丁姬故冢，“周棘其处以为世戒云。”（52）定陶灵圣湖M1存在为丁姬墓葬的可能，而且从发掘情况看，该墓遭人为火烧的可能性较大。考虑到M1与M2位于同一墓地，且有上述历史背景，该墓的被烧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相关人员为达到政治需要而进行焚烧破坏的动机。

（二）复仇或者报复

因盗墓者与被盗墓葬墓主之间存在着潜在仇恨，在复仇心理的作用下，会对墓葬或墓主尸身等进行焚烧，以达到报复的目的，遭火烧尤其是墓主尸骸被严重烧毁的两汉墓葬中可能存在因复仇而遭火烧的墓葬。但考古资料表现出的报复特征并不明显，而是与其他一些动机作用下的焚烧特征有较大共性，因此很难确认。考虑到这一动机具有特殊性，相关墓葬不会太多。另外，进行复仇或报复具有较强的目标性，即焚烧者对墓葬归属大致明确，这也说明墓葬遭盗掘及焚烧的时代较早。

（三）防止鬼魄侵害

神鬼思想在汉代获得较大发展，普遍认为有地下世界存在，江陵凤凰山西汉M168出土简文中即记有“敢告地下丞”等（53）。与之相对应的是有鬼魄存在，盗墓者对汉代墓葬的盗掘会打破灵魂鬼魄地下生活的平衡，一些等待升仙的灵魂也可能因此转化为鬼，这些鬼魄可能会作祟生人，尤其是盗掘其墓葬者。盗墓者用火焚烧死者灵魂鬼魄所居的墓室，更甚者会烧毁灵魂鬼魄依附的尸身，以期驱鬼祛恶、消除鬼魄，进而避免死者鬼魄对其侵害等目的。相关墓葬内尸骨被烧或与之有关，且多是连同葬具及其他设施和物品一起被烧，一些葬具被烧毁，仅残余少量人骨，如寿光三元孙M1、济宁肖王庄M1等，有的全部烧成灰烬，如凤栖原M8、石家庄北郊东汉墓等。

（四）消除盗掘痕迹

盗墓行为既违反法律也有悖于社会道德，一些盗墓者为消除自己的盗掘痕迹，可能会对被盗掘墓葬进行火烧，因此而遭受火烧的墓葬可能会有一定数量。

（五）盗取相关物品

汉代墓葬内的许多物品对于时代较早的盗墓者来讲十分便于盗取，也有少量物品需采取相关方法才能获取。据《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载：“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至乃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是焚如之刑，岂不重痛哉！”（54）由此可知，当时的盗墓者通过火烧的方法来获取汉代玉衣的缕线，结合考古资料，被盗取的缕线除金缕外还可能有银缕，甚至有鎏金铜缕等。两汉帝陵是否存在烧取玉匣金缕的情况还不可知，但两汉王侯及相关人员的墓葬则有相应体现。鹿泉北新城M2的棺椁被烧，玉衣片因火烧变色；石家庄北郊东汉墓出土玉衣片表面有火烧痕迹，散落于中后室；亳州蕫园村M2的漆棺可能被拖至中室，玉衣片有烧过的痕迹，推测这些墓葬内的玉衣存在被烧取缕线的可能。综合考察被盗且有玉衣敛葬的汉墓，较多并未被烧，如徐州狮子山汉墓、盱眙大云山 M1与 M2、洛阳地区的部分东汉玉衣墓（55）、淮阳北关M1等。较多遭火烧的汉墓中也见玉衣遭严重破坏但未被火烧的情况，如杞县许村岗M1、济宁肖王庄M1等。大葆台M2的盗洞内出土有未被烧的玉衣片，大葆台M1墓主的尸骸被盗墓者拖至他处，并未遭火烧，留有玉衣残片等。这说明，有的盗墓者并非通过焚烧玉片来盗取缕线，部分可能如上文所言，是将玉衣盗走后再抽取缕线。一些考古资料反映出部分汉墓被盗后是棺椁或漆棺等与玉衣、尸身并烧，焚毁较严重，如蠡县汉墓等，当非为取缕线而烧。另外，经大火焚烧，金缕或银缕可能会焚毁或融化，基本无法获取。综合来看，烧取玉衣缕线的行为可能存在，但也有较多不是通过火烧的方法获取，而较多汉墓被烧亦非因烧取玉衣缕线，而是在相关动机的驱动下，亦或是由简单动机下的焚烧引起，并造成相应的焚毁和破坏。较具代表的为定县M40，墓室遭火烧严重，但金缕玉衣保存相对完好，可见该墓遭火烧并不是因为烧取玉匣金缕。

（六）简单动机下的焚烧

有较多汉墓在时代、等级、分布地区及被盗时间等方面与被焚烧汉墓较为相似，但未被焚烧，西汉长安、东汉洛阳的周边均有较多类似墓葬，另如河南淮阳北关M1，为东汉中期某代淮阳王的墓葬，东汉末年被盗掘，未被火烧（56）。更多的是与被焚烧墓葬位于同一墓地，等级或高或略低，亦遭不同程度的盗掘，但无被焚烧迹象。西汉墓如盱眙大云山M1（57）与M2（58）、高邮天山M1（59）及西安凤栖原墓地、寿光三元孙墓地中的部分墓葬；东汉墓如米脂官庄与神木大保当、亳县董园村、长清大觉寺、离石马茂庄、安平水泥管厂等墓地中的墓葬。山东聊城吴楼M1更为特殊，男性墓主墓室被烧，女性墓主墓室则未被烧。另如大葆台汉墓，M2木椁内被烧，M1则是部分黄肠木，且为题凑的外侧或顶部，而M1墓主尸体被位移，但未被焚烧。以上说明，较多墓葬遭火烧的动机较为简单，是相应条件或环境促成盗墓者对墓葬的焚烧，如直接或无意将照明的燃烧体丢弃于墓室或相关位置，在一定条件下引燃墓内的木材或其他可燃物，一些则引发大火，造成大面积的焚毁。

第（一）种动机较特殊，但其与第（二）种动机均有较强的目标性；第（五）种动机具有一定的针对性，是盗掘者目的性的体现，而第（四）种动机也具有一定的目的性；第（三）种动机与当时人的思想信仰有关，同时也是盗墓者心理的体现；第（六）种动机的目的性不强，但在某种程度上造成的破坏力极大。大致来看，第（三）、（四）、（六）相对普遍，而上述动机造成的焚烧方式和结果既有与之对应的特点，又与其他动机造成的焚烧方式和结果存在较多的共性或相似之处。

综上所述，遭盗掘与火烧的汉代墓葬作为被盗掘破坏汉代墓葬的组成部分之一，既与其他被盗掘墓葬之间存在一些相同点，又体现出诸多的不同及其特殊性。汉代墓葬被盗并遭火烧现象既反映出埋葬之后墓葬的保存与破坏状况，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相应的社会内容与历史背景，同时也对研究汉代乃至古代墓葬的被盗或破坏等提供了相应的参考。

注释：

①㊽（东周）吕不韦等编撰：《吕氏春秋·安死》，许维遹集释、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第225-226页，中华书局，2009年。

②a.殷啸虎、姚子明：《盗墓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b.王子今：《中国盗墓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c.秦树景：《汉唐时期盗墓现象研究》，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4月。

③a.杨爱国：《先秦两汉时期陵墓防盗设施略论》，《考古》1995年第5期；b.周金波：《汉代墓葬防盗手段述论》，《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c.赵赟：《简析西汉崖洞墓的防盗设施》，《文博》2011年第1期。

④潍坊市博物馆、昌乐县文管所：《山东昌乐县东圈汉墓》，《考古》1993年第 6期。

⑤商博：《永城芒山发现汉代梁国王室墓葬》，《中国文物报》1986年10月31日第1版。

⑥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鹿泉市文物保管所：《鹿泉市北新城汉墓M1发掘简报》，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省考古文集（五）》，第 70-80页，科学出版社，2014年。

⑦a.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菏泽市文物管理处、定陶县文管处：《山东定陶县灵圣湖汉墓》，《考古》2012年第 7期；b.杜长印：《定陶县力本屯石室大墓考证》，《菏泽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1期。

⑧㉔a.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凤栖原西汉墓地田野考古发掘收获》，《考古与文物》2009年第 5期；b.张仲立、丁岩、朱艳玲：《凤栖原汉墓西汉大将军的家族墓园》，《中国文化遗产》2011年第6期。

⑨聊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山东阳谷县吴楼一号汉墓的发掘》，《考古》1999年第11期。

⑩开封市文物管理处：《河南杞县许村岗一号汉墓发掘简报》，《考古》2000年第 1期。

⑪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石家庄市文物研究所、鹿泉市文物保管所：《北新城汉墓M2发掘报告》，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省考古文集（四）》，第 111-134页，科学出版社，2011年。

⑫石家庄市图书馆文物考古组：《河北石家庄市北郊西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80年第1期。

⑬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定县 40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 8期。

⑭郑绍宗：《定县三盘山122号汉墓》，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北考古重要发现：1949～2009》，第 162-165页，科学出版社，2009年。

⑮大葆台汉墓发掘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葆台汉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

⑯南京博物院、盱眙县文广新局：《江苏盱眙县大云山汉墓》，《考古》2012年第 7期。

⑰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蓝田支家沟汉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 5期。

⑱陕西省文管会、博物馆、咸阳市博物馆、杨家湾汉墓发掘小组：《咸阳杨家湾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10期。

⑲王鑫、程利：《石景山老山汉墓》，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2001年》，第104-105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

⑳青岛市文物局、平度市博物馆：《山东青岛市平度界山汉墓的发掘》，《考古》2005年第6期。

㉑（59）梁白泉：《高邮天山一号汉墓发掘侧记》，《文博通讯》1980年第 32期。

㉒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寿光县三元孙墓地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6年第2期。

㉓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鹿泉市文物保管所：《高庄汉墓》第3-11页，科学出版社，2006年。

㉕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柴怡、张翔宇、孙武：《西安东郊石家街发现汉代列侯级别墓葬》，《中国文物报》2013年8月16日第8版。

㉖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吕梁地区文物工作室、离石县文物管理所：《山西离石马茂庄东汉画像石墓》，《文物》1992第4期。

㉗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吕梁地区文物管理处、离石县文物管理所：《山西离石再次发现东汉画像石墓》，《文物》1996年第4期。

㉘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榆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神木大保当—汉代城址与墓葬考古报告》，第36、第71页，科学出版社，2001年。

㉙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临淄金岭镇一号东汉墓》，《考古学报》1999年第 1期。

㉚济宁市文物管理局：《山东济宁市肖王庄一号汉墓的发掘》，考古杂志社编：《考古学集刊⑫》，第 41-112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㉛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孝义张家庄汉墓发掘记》，《考古》1960年第7期。

㉜榆林市文物保护研究所、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米脂官庄画像石墓》，第22页，文物出版社，2009年。

㉝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蠡县汉墓发掘纪要》，《文物》1983年第6期。

㉞石家庄市文物保管所：《石家庄北郊东汉墓》，《考古》1984年第 9期。

㉟衡水市文物管理处：《河北安平水泥管厂东汉墓》，《文物春秋》2005年第2期。

㊱济南市考古研究所、长清区文物管理所：《济南市长清区大觉寺村一、二号汉墓清理简报》，《考古》2004年第 8期。

㊲安徽省亳县博物馆：《亳县曹操宗族墓葬》，《文物》1978年第8期。

㊳迁安县文物保管所：《河北迁安于家村一号汉墓清理》，《文物》1996年第 10期。

㊴狮子山楚王陵考古发掘队：《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8期。

㊵济南市考古研究所：《济南市腊山汉墓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4年第8期。

㊶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巢湖市文物管理所：《巢湖汉墓》，第92、第 137页，文物出版社，2007年。

㊷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定县北庄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第2期。

㊸（西汉）刘安等：《淮南子·祀论》，何宁：《淮南子集释》，第 976页，中华书局，1998年。

㊹周保平：《徐州的几座再葬汉画像石墓研究-兼谈汉画像石墓中的再葬现象》，《文物》1996年第7期。

㊺杜长印：《定陶县力本屯石室大墓考证》，《菏泽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1期

㊻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菏泽市文物管理处、定陶县文管处：《山东定陶县灵圣湖汉墓》，《考古》2012年第 7期

㊼（东汉）王符：《潜夫论·浮侈篇》第 2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㊾（53）纪南城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发掘整理组：《湖北江陵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9期。

㊿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第32页，文物出版社，1973年。

（51）（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第 1655 页，中华书局，1962年。

（52）（东汉）班固：《汉书·外戚传》，第 4003-4004 页，中华书局，1962年。

（54）（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魏书·文帝纪》，第82页，中华书局，1959年。

（55）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发掘的四座东汉玉衣墓》，《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 1期。

（56）周口地区文物工作队、淮阳县博物馆：《河南淮阳北关一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第4期。

（57）南京博物院、盱眙县文广新局：《江苏盱眙县大云山西汉江都王陵一号墓》，《考古》2013年第10期。

（58）南京博物院、盱眙县文广新局：《江苏盱眙大云山江都王陵二号墓发掘简报》，《文物》2013年第1期。